钱承军

81年前，始于北平的“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大规模的学生抗日游行示威，迅速扩及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继而引发全中国全民族抗日救亡大风暴，史称“一二·九”运动。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中，作为革命青年导师的鲁迅，虽时已身染重疴，却不顾个人健康与安危，在一些日记、杂文和书信里表达出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并公开发表谈话支持学生运动，甚至成为运动的间接参与者，明里暗里帮助学生与中共地下党，其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笔者特将近年来搜集到的有关鲁迅与“一二·九”运动关系的一些珍贵资料做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以飨读者。

运动前的思虑与预见

“一二·九”运动爆发前两三年，已侵占东北的日军又进逼关内，攫取了察哈尔和河北的大片领土，对平津形成包围态势，华北形势危急。而其时国民政府执意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准备撤出华北，并紧锣密鼓地筹划实施将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古物和团城的玉佛装箱搬迁到南方。1933年1月29日，上海《申报》号外载28日中央社电传教育部致北平各大学令，指责“北平各大学中颇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分子，讵容妄自惊扰，败坏校规”，意即不准大学生逃难。同时社会上也出现所谓大学生“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应不逃难”的言论。对于这些重物轻人的做法及不准大学生逃难的观点，鲁迅连续发表《逃的辩护》《崇实》《论“赴难”和“逃难”》《学生与玉佛》等文章给以抨击和讽刺。

针对国民党当局准备放弃一座千年文化古城，而置民众和大学生死活于不顾的不抵抗政策，鲁迅在《崇实》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如果说要保存古物，那么北平“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以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大学生虽然是“国民中坚分子”，“然而没有市价”，且又“多而新”。于是，鲁迅剥唐人崔颢《黄鹤楼》诗以吊大学生：“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其中第三联讽刺当局面对国难首先想到的是“专车队队”，对比北平前门火车站那一队队气派整齐的运古物专车，大学生们的生命还不如古董值钱。

对于指责大学生“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应不逃难”的荒唐论调，鲁迅在《论“赴难”和“逃难”》一文中明确主张：“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声称自己就是“属于‘逃难党的”。他一针见血地质问：“大学生们曾经和中国的兵警打过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现在中国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学生能抵抗么？”并说：“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赴难的一个。”在鲁迅看来，和日本人打仗主要靠军人，大学生尚非中国兵警的对手，又怎能对付得了装备精良、如狼似虎的日本兵呢？他反对“不教民战”，不赞成那种脱离实际的诸如“用死尸堵住敌人的炮口”，“用热血胶住倭奴的刀枪”之类无视生命的诗化宣传。“我们不可看得大学生太高，也不可责备他们太重，中国是不能专靠大学生的；大学生逃了之后，却应该想想此后怎样才可以不至于单是逃，脱出诗境，踏上实地去。”换言之，鲁迅希望大学生们应该脚踏实地去经受锻炼，成为有韧性有战斗精神的人，这样才能对抗日有所助益。

鲁迅是一个清醒的理性主义者，面对外部强敌铁蹄进逼，内部专制统治加剧，国家动荡不安和百姓处于水深火热的严酷局面，他握紧手中如椽之笔，既忧国忧民，针砭时弊，又对未来对人民充满着希望和信心。这在他1934年5月30日写的一首《无题》诗中得以充分体现：“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短短四句诗，表达出作者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极为深远的思虑与预见，尤其是最后一句，透过表面的“无声”，敏锐地感受到人民革命惊天动地的怒吼，可谓力透纸背的石破天惊之笔。从该诗写作时间背景上看，不仅与八年前他在《记念刘和珍君》中那句著名警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遥相呼应，而且距“一二·九”运动爆发只有一年半多一点。显然，鲁迅已经预见到在不久的将来，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必将爆发一场伟大的、群众性的抗日救国运动。

运动初期既赞赏又担忧

北平学生发起“一二·九”运动后，身居上海的鲁迅是何时知道这一消息的？查这一时期鲁迅所写的日记、杂文和书信可知，最早有关“一二·九”内容的记载日期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至十九日夜”，鲁迅写了《“题未定”草（六至九）》一文，其中讲道：“刚刚接到本日的《大美晚报》，有‘北平特约通讯，记学生游行，被警察水龙喷射，棍击刀砍，一部分则被闭于城外，使受冻馁，‘此时燕冀中学师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纷纷组织慰劳队，送水烧饼馒头等食物，学生略解饥肠……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

这段文字说明，当鲁迅从报上得知这一消息后，一方面，他十分赞赏北平学生的游行示威和广大民众对爱国运动的支持，指出革命火种不会绝灭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出于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他又对可能造成伤害学生的严重后果深表担忧。鲁迅所言重申九年前“不要再请愿”的主张，具体指他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所写一些文章中对不赞成请愿的反复强调。鲁迅认为，“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所以总是‘请愿。殊不知别有不觉得死尸的沉重的人们在，而且一并屠杀了‘知道死尸的沉重的心”。“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例外，除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买卖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根据以往血的教训，在“一二·九”运动刚爆发的个把月里，鲁迅对平沪两地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和请愿行动并非全盘肯定。1935年12月19日，他致友人曹靖华信中说：“青年之遭惨遇，我已目睹数次，真是无话可说，那结果，是反使有一些人可以邀功，一面又向外夸称‘民气。……高教此后当到处扫地，上海早不成样子。我们只好混几天再看。”21日，致信台静农说：“北平学生游行，所遭与前数次无异，闻之惨然，此照例之饰终大典耳。上海学生，则长跪于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于陨亡。”1936年1月5日在致曹靖华信中又说：“北方学校事，此地毫无所知，总之不会平静，其实无论迁到那里，也决不会平安。我看外交不久就要没有问题，于是同心协力，整顿学风，学生又要吃苦了。”

鲁迅这些言论，除一如既往对学生遭遇表示同情和关注外，也表明他对一个专制反动政府的极度不信任。无论是对过去的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他都不抱以任何幻想。他担心这次学生运动会像以前一样遭到血腥镇压，又会白白牺牲掉许多年轻宝贵的生命却激不起多少浪花，不能给予人们以警醒作用。鲁迅的担忧不无道理，他深知，向政府去请愿提要求，虽然是群众的一种斗争方式，但毕竟不是彻底的革命斗争，除能展示群众一定的意向和力量外，实际意义寥寥，即便当局迫于舆论压力表面上做出某种妥协姿态，但暗地里还是会迫害学生，关键在于要总结教训，改进斗争方式。这一点，正是鲁迅有别于很多人对学生游行示威采取一味支持和肯定态度的深刻之处。

公开发表谈话声援学生运动

随着“一二·九”运动的步步深入和影响力不断扩大，鲁迅对这次学运的看法也发生积极转变。1936年5月中旬，鲁迅带病外出，在上海四川路内山书店接受《救亡情报》记者芬君（陆诒）的采访，就学生救亡运动、联合战线、目前所需要的文学和新文字运动四个方面做了半个多小时的访谈，首谈即当时北平、上海和各地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鲁迅说：

从学生自发的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处掀起澎湃的浪潮这一个现实中，的确可以看出，随着帝国主义者加紧的进攻，汉奸政权加速的出卖民族，出卖国土，民族危机的深重，中华民族中大多数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已经醒觉的奋起，挥舞着万众的铁拳，来摧毁敌人所给予我们这半殖民地的枷锁了！学生特别是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中感觉最敏锐的前哨战士，因此他们所自发的救亡运动，不难影响到全国，甚至影响到目前正徘徊于黑暗和光明交叉点的全世界。再从这次各处学生运动所表显的各种事实来看，他们已经能够很清楚的认识横梗在民族解放斗争前程一切明明暗暗的敌人，他们也知道深入下层，体验他们所需要体验的生活，组织农民、工人，加紧推动这些民族解放斗争的主力军。在行动方面，譬如组织的严密，遵守集团的纪律，优越战术的运用，也能够在冰天雪地中，自己动手铺设起被汉奸拆掉的铁轨，自动驾驶火车前进，这一切，都证明这次学生运动，比较以前进步的多，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缺憾和错误，自然还是有的。希望他们在今后血的斗争过程中，艰苦的克服下去。同时，要保障过去的胜利，也只有再进一步的斗争下去；在斗争过程中，才可以充实自己的力量，学习一切有效的战术。

从上述这段话可以看出，鲁迅对“一二·九”运动评价相当高，字里行间充满着热烈关怀的激情，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他本人亦不再是坐在书斋里动动笔，对运动既赞赏又担忧的一个旁观者，而是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公开发表谈话，赞扬和支持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并指出不足之处，提出殷切希望。鲁迅之所以在态度上转变，行动上参与，是因为经过几个月的仔细观察与认真思考，他发现这次运动与以往大不相同了，学生掀起的抗日救国浪潮已经影响到全国，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已经觉醒奋起，挥舞铁拳，发出怒吼，他所预言、企盼的“惊雷”终于在中华大地上炸响了。尤为重要的是，鲁迅欣喜地看到学生们在思想认识上的提高和斗争方式上取得的进步，“他们已经能够很清楚的认识横梗在民族解放斗争前程一切明明暗暗的敌人，他们也知道深入下层，体验他们所需要体验的生活，组织农民、工人，加紧推动这些民族解放斗争的主力军”，又如“组织的严密，遵守集团的纪律，优越战术的运用”等。这一切，都是鲁迅过去多年来非常希望看到，一直期待到此时才得以实现的。

这里需要指出，《救亡情报》于1936年5月6日创刊，初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等五个救亡团体联办的一份秘密刊物，后成为全国救国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它大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报道全国各地的救亡运动，刊登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谈话。

《鲁迅先生访问记》刊出后，不少报刊纷纷跟进转载，如《社会生活》（1936年6月12日）、香港《生活日报》（1936年6月13日）、《夜莺》（1936年6月15日第4期）、《新东方》（1936年6月22日第1卷第5期）等。另外，一些图书出版机构也先后将其收录出版，如上海莽原书屋的《鲁迅最后的遗著》（1936年11月）、上海大夏书店的《鲁迅访问记》（1939年6月）、上海金城书屋的《鲁迅先生近作·半夏小集》（1937年4月）等，从而使得这篇《鲁迅先生访问记》在当时流传甚广，产生了重大影响，以鲁迅在国内外的声誉威望，特别是在广大革命青年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而言，他这次公开发表谈话，无疑是对“一二·九”运动强有力的声援。

笔者注意到，鲁迅在这段话里有两处谈及这次学生运动是“自发的救亡运动”，一些研究者以为此话不确切。其实，这一说法恰为当年社会客观语境的一种如实反映，完全契合学生心理状态。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国民党当局从中央到地方都放言学生是受到了共产党的煽动和利用，而学生则断然否认，予以驳斥。例如，“一二·一六”游行示威后的第二天，对学生运动采取严厉镇压措施的平津卫戍司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即发布公告称：“学生团体中颇不少共党分子，大多数纯洁学生，皆受共党分子所欺骗煽动，供其利用驱使，荒废学业，至可痛惜。”而1936年初学生南下农村扩大宣传运动后，北平师范大学教务长杨立奎也曾在一次学校全体大会上宣称北平学联受共产党操纵。

对此，北平学联在1936年2月21日发布的《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告同胞书》中诘问道：“哪一次行动，不是出于我们自发的要求，哪一次不是出于我们抗日救国热诚的表现？在大刀、枪托之下的孤苦奋斗，在冰天雪地之中的出发宣传，在重重压迫之下的积极工作，这种纯洁爱国的精神与艰苦救国的决心，到底在什么地方受了别人的利用？”并指出一些人“最聪明而又最得意的伎俩，便是利用共产党的帽子来加在每一个热心从事爱国运动的同学头上，使他们同广大的学生群众逐渐脱离”。

由此可见，广大学生对当局诸如“煽动”“利用”等说法是极为反感的，而鲁迅所说的“自发的救亡运动”，恰恰与学生们源自内心的抗日救国热望相契合。诚然，鲁迅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运动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是心知肚明的，这一说法，亦可视为在暴政施虐、言语道断的专制统治之下的一种策略性表述。

身体力行支持学生运动和帮助地下党

鲁迅对“一二·九”运动的支持并不局限于口头，更体现在行动上，一旦有需要，他便会身体力行，毫不迟疑地施以援手，尽心尽力地提供帮助。关于这段史实，当事人邹鲁风、姚依林、曹靖华等人的纪念文章及鲁迅本人的日记和书信中均有所记载，在具体时间、地点和细节方面也可互为补充和印证。

邹鲁风第一次去上海，在鲁迅帮助下完成学联交给的任务

现存材料显示，最早做出回忆的是当年东北大学的学运领导人之一、北平学联总纠察邹鲁风（曾用名邹素寒、陈蜕），他写过一篇题为《党最亲密的战友——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文中详录他在“‘一二·九抗日救亡的风暴迅速地扩展到全国的时候”，先后两次去上海，在鲁迅的帮助下完成学联和地下党组织交给其重要任务的经过情况。

从中可了解到，邹第一次去上海是受北平学联的派遣参加全国学联筹备工作，时间是1935年底，因担心在上海人生地不熟而“遭遇到敌人的罗网”，便通过东北大学教师曹靖华的介绍，找到了“熟悉上海情况的可靠的朋友”鲁迅。这次赴沪，曹靖华还让邹鲁风捎给鲁迅一点他爱吃的小米。正如曹靖华所言“把你介绍给鲁迅先生，这是再可靠不过的，一切他都会帮助你”。邹鲁风到上海后在内山书店拜访到鲁迅。当时正与内山聊天的鲁迅亲切随和地让他坐在自己身旁，同时低声说了一句：“回头到外面喝茶去。”这是为了避开书店里的一个日本领事馆的特务。俄顷，鲁迅带着他走出书店，到附近一家咖啡馆。邹鲁风回忆道：

鲁迅先生对于当前的抗日救亡运动表示极大的关心，他问我北平学生两次示威游行和学生被捕的情况，我向他详细地讲了两次示威的准备、街头上群众和军警的搏斗以及当前运动的趋势。在追述到“一二·一六”的傍晚一部分同学被大批军警围困，而许多群众却自动地给同学们送来开水和馒头的时候，自己不禁流下了几滴悲愤的眼泪。仿佛像幼年时代在外边受了强暴的欺侮，回到家里向父母诉苦时的感情。鲁迅先生沉默地看着我，没有表示什么安慰，也没有说什么教训，只是一支接着一支不停地吸纸烟。我想：他也许是回忆到“三一八”的惨剧而又一度感到极大的愤怒吧。从他那无言的沉默中，我感到一种异常炽烈的同情、和比语言更为有力的安慰和鼓励。

鲁迅与邹鲁风的谈话约两小时，主要内容是北平学运和青年读书学习方面。鲁迅还关照邹鲁风“有什么事情尽管去找他——办法呢，留一张字条在内山书店”。也就是说，邹鲁风不能直接到鲁迅家里，而先要通过内山书店约定见面时间与地点，这是防避国民党特务迫害的一种措施。出于同样原因，几天后，鲁迅让夫人许广平来旅馆看望邹鲁风，询问他等待的另一位同学是否已经联系上，同时还带来几十块钱，补助他在沪的生活开销。

邹鲁风这次“在上海停留了将近半月”。笔者查阅《鲁迅全集》中的日记和书信部分，摘与此事相关内容如下：

1936年1月4日：“得陈蜕信并靖华所赠小米一囊……”（日记）

1936年1月5日：“黄米已收到，谢谢；陈君函约于八日上午再访我，拟与一谈。”（给曹靖华信）

1936年1月12日：“得陈蜕信。”（日记）

1936年1月15日：“得陈蜕信并《艺坛导报》一张。”（日记）

将上述记载与邹鲁风的回忆对比，邹鲁风到上海的基本行程便一目了然：1935年底从北平乘火车到上海；1936年1月4日到内山书店留下字条和小米，1月8日上午与鲁迅见面谈话，1月12日到内山书店给鲁迅留下一封信（即字条，下同），1月15日又到内山书店给鲁迅留下一封信（该信内容应为邹临返北平前向鲁迅道别和感谢）和一张《艺坛导报》。

邹鲁风第二次去上海，请鲁迅帮忙转交一封重要信件给中共中央

邹鲁风第二次到上海，是为了请鲁迅转交一封重要信件给中共中央，据其回忆：

我回到北平不久，学联秘书长姚依林同志要我把一封重要的信送到鲁迅先生那里，请他转交给党中央。信是密写的，表面上是几张空白的信纸装在一个空白的信封里。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仍然拆开了手提皮箱的里层，把它糊在里面了。我想这封信一定与当前的运动有关，我是在担负着一次重要的交通，我应该用生命保证这次任务的完成。（关于这封信，直至去年和一位同志谈起才知道是北方局写给中央的报告。因为当时北方局和中央失掉了联系，所以才请鲁迅先生设法转交。）

在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就见到了鲁迅先生。依旧是在内山书店小坐之后又到了那个熟悉的咖啡馆。……说明这次来是带有一封重要的信，请先生转交党中央。鲁迅先生马上说：“可以的。”于是，我从衣袋里拿出信交给了鲁迅先生，他打开随身带着的一个小包袱，把信放在一本书的上面又包了起来……过几天，我去向鲁迅先生问回信，鲁迅先生说：信是转了过去，但回信可还是没有。这时我才感到自己的疏忽：来时竟没有问清楚，是否一定要在这里等回信，而交给我信的同志也没有把这一点向我交代。于是，我请鲁迅先生追问一下：是不是有回信和大约什么时候可以有回信。鲁迅先生说：这不大方便。看来鲁迅先生转递这样一封信也是有着很大困难的。

我在上海停留的时间，苏联版画正在上海展出。我去参观的那天，遇上了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我们当作互相不识地擦肩而过。

再来看《鲁迅全集》中的日记和书信与此事相关的内容：

1936年2月10日：“农、陈二兄尚未见过，想还在途中。”（给曹靖华信）

1936年2月13日：“下午陈蜕持来小米一囊，靖华所赠。”（日记）

1936年2月20日：“得陈蜕信。”（日记）

1936年2月23日：“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青年会观苏联版画展览会。”（日记）

1936年2月29日：“陈、静二兄皆已见过，陈有小说十本，嘱寄兄寓，日内当寄上，请暂存，他归后去取也。”（给曹靖华信）

1936年5月3日：“陈君款未还，但我并不需用，现在那一面却在找他了，到现在才找他，真是太迟。而且他们还把前信失去，再要一封，我只得以没法办理回复。”（给曹靖华信）

两相对照，即大体知晓邹鲁风此番再赴上海与鲁迅交往的情况。与上次一样，曹靖华事先给鲁迅写信打招呼，邹鲁风于2月12日抵沪，13日下午与鲁迅见面，又捎来曹靖华赠送的一袋小米，并将姚依林的信交给鲁迅。2月20日，邹鲁风到内山书店给鲁迅留下字条，约定见面时间。2月21日或22日，邹鲁风与鲁迅第二次见面，询问是否有回信。2月23日，邹鲁风在参观苏联版画展时又巧遇鲁迅，出于安全考虑未做交流。

这里有三点需予解释：一是鲁迅于5月3日致曹靖华信中的“陈君款未还”一句，意指邹鲁风第一次来沪时鲁迅让许广平送他的50元钱并不需要归还。其实，鲁迅接济青年是常有之事，邹鲁风回北平后与曹靖华商议，认为靠稿费生活的鲁迅并不宽裕，这50元钱应当退还，但鲁迅在给曹靖华的复信中却一再让曹转告邹“我并不需用”。二是鲁迅2月29日给曹靖华信中提及“陈有小说十本，嘱寄兄寓”一事。据曹靖华后来回忆，这些书是鲁迅“嘱广平同志亲往旅馆探望，送他一批当年购不到的半公开、不公开的革命书籍”，“素寒当时考虑到这些在反动派特务眼中，视为比‘恶魔还可怕的革命书籍，在路上不但检查要被没收，而且更重要的还会影响到生命的安全，所以才托鲁迅先生邮寄”。三是关于北方局通过鲁迅转交给党中央那封信的去向问题，因一直以来当事者和研究者的说法不尽相同，有必要加以理顺和厘清。现有史料显示，鲁迅和邹鲁风是直接当事人，鲁迅的书信和日记里的相关内容是即时即地的实录，邹鲁风的回忆则离事发时间最近，他俩的叙事可信度应最高。

邹鲁风的忆述表明，他在到上海的第二天（2月13日）就将信交给了鲁迅，鲁迅也及时将信转了出去。至于邹鲁风在沪期间未等到回信，不一定属于这次任务范畴之内。

1979年7月13日，姚依林谈及“一二·九”运动时说：

林枫见到我时的第一句是：北方局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现在有无办法找到鲁迅？我回答：不知道，但可以打听一下。这时打听到邹鲁风同志，他可能通过曹靖华去上海找鲁迅。林枫交给我一封写给鲁迅的信，希望通过鲁迅转交党中央。此信是由我交给邹鲁风的。他于12月31日去上海。

上述回忆距事发已有43年，其中将姚依林交信给邹鲁风的时间说成1935年12月底，系记忆误差。比照邹鲁风、姚依林忆述可以看出，北平地下党方面的林枫、姚依林、邹鲁风三人始终不清楚党中央是否收到了这封信及是否有回音，北方局后来也没有深究此事。

信的下落

关于这封信的下落问题，在40多年后似乎有了“答案”。1977年，80岁高龄的曹靖华在《“电工”鲁迅》中回忆道：“素寒带着党的密件，到了上海，把密件交给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交给宋庆龄同志。……鲁迅先生把密件代转了。素寒住到旅馆等回信，没等着，就暂回北京了。后来，第二次再去上海取回信。”几年后，曹靖华又在《怀念庆龄同志》一文中提及：“‘一二·九年代，北京地下党组织同上海的临时党中央失掉了联系，北京地下党派邹鲁风同志去上海联系，我将邹鲁风同志介绍给鲁迅，请他协助。鲁迅即通过庆龄同志，带他们接上了关系。”或因作为文化名家的曹靖华与鲁迅关系密切，与宋庆龄也有一些交往，以致他的说法被日后一些研究者所采信。

笔者仔细研读曹靖华的忆述，发现其说存在较多舛误而经不起推敲。其一，曹虽然先后两次托付鲁迅帮助邹鲁风在沪活动，起到牵线搭桥作用，但他毕竟不是直接当事人，以至时隔多年后将邹两次赴沪的不同任务及执行情况前后错乱，混为一谈。其二，曹误以为“北京地下党组织同上海的临时党中央失掉了联系”，所以要派邹鲁风赴沪接上二者关系。事实上，1936年并不存在什么“上海的临时党中央”，邹请鲁迅转交那封密信，是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曹怎么知道这封信是由鲁迅交给宋庆龄，再由宋转交给党中央的？曹本人没有说明这一点。而查这一时期的鲁迅日记和鲁迅致曹靖华的书信，均无此事记载，再查宋庆龄写于1977年的《追忆鲁迅先生》一文，亦未提到这一重要情节。看来，曹的说法含有主观推测成分。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仍有一些研究者在此问题上仅凭想象定论，如：“信件一定是安全送到了，因为党中央很快就派人跟北方局联系了，才使以后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这种缺乏事实根据的“考证”，读来令人莞尔。

其实，关于这封信的去向，鲁迅在1936年5月3日给曹靖华的信中已做明确交代：“现在那一面却在找他了，到现在才找他，真是太迟。而且他们还把前信失去，再要一封，我只得以没法办理回复。”很清楚，也很遗憾，鲁迅甘冒极大风险转交的这封密信，最终没有送交到党中央手中，而是被送信的地下交通员弄丢了，直到5月初才又折回头找鲁迅和邹鲁风，希望“再要一封”，而此时的邹早已返回北平，鲁迅“只得以没法办理回复”。

为什么邹鲁风回到北平后，北平地下党方面的林枫和姚依林没有再追问这封信的下落？笔者认为，从事态发展的时间节点上看，中央代表刘少奇已于1936年3月初到达天津，恢复了中央与北方局的联系，由是，北方局通过鲁迅找中央的计划也就失去落实意义。至于鲁迅将那封密信转交给何人，当时深谙在白色恐怖之下斗争之道的鲁迅，是绝无可能泄露半个字的，而几个月后他过早离世，此问题也随之成为悬疑延宕至今。当然，相比更重要的，是鲁迅对学生运动那种充满革命热情、“甘为孺子牛”式的支持和对中共地下党那种无私无畏、细致周详的实际帮助。这一点，后人应该永远学习和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