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喆华 周向频 吴怡婧

清末至民国时期（1882—1949年），为满足上海民众休闲娱乐的需求，商家和个人纷纷集资建造经营性私园①[1-4]并向社会开放。这类私人建造的园林在功能与作用上与租界公园相似，可成为其有效的替代品[5]。与传统私家园林不同，经营性私园有着新奇、时尚的游园体验，它的出现使沪上游园中心从豫园湖心亭转向静安寺一带[6]，商业上的积极作用推动了其在上海市区中心甚至郊县一带的发展。纵观经营性私园60余年的兴衰，其历程可被视为一部浓缩的上海近代造园史，体现了近代上海在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城市化进程中的急剧变革。目前学界对经营性私园的研究，多聚焦于公共空间属性下其在社会交往、市民娱乐、历史事件中的重要作用[7-10]，研究对象侧重于清末时期上海中心区的代表性案例[11-13]。笔者认为，考查近代上海经营性私园在清末至民国时期60余年的发展历程，关注历史层积下园林在城市空间中的变迁，对于从城市发展视角来探讨经营性私园的迁演动因及城市与园林的互动关系都具有积极意义。

1 近代上海经营性私园的兴衰和余韵

沪上第一座经营性私园——申园，坐落于静安寺西隅。申园于光绪八年（1882年）竣工开放，是以旧址上的西式花园别墅为基础扩建的私园，为文人墨客的“静安游”提供了逗留赏玩之地（图1）。此后在静安寺周边又陆续建成了西园、愚园（图2），为这一郊野僻静之地注入了大量人气。这3座经营性私园均是由私人集资开设的，而张叔和潜心经营的味莼园（俗称张园）则与之不同，是沪上首座由私家园林转向公众开放的经营性私园（图3）。同一时期，徐棣山营建的位于苏河湾唐家弄内的双清别墅（俗称徐园）也向公众开放，成为又一处游人如织的公共娱乐空间（图4）。

图1 清末申园图景[14]Shen Garden in late Qing Dynasty[14]

图2 吴友如的《愚园图记》[15]Yu Garden Stamp of WU Youru[15]

图3 张园园景[16]24-25The view of Zhang Garden [16]24-25

图4 《徐园采菊图》[17]Picking chrysanthemum in Xu Garden[17]

随着张园和徐园这两座私家园林的转型开业，晚清上海经营性私园迎来了蓬勃发展期（19世纪80—90年代）。10余年间，沪上经营性私园就有6座开业。凭借园主人丰富的社交网络，这些私园不仅集聚了沪上的达官显贵、新式文人，还作为各类团体和股份公司的户外活动及集会场地，引起了近代沪上假日休闲的风潮。此后，引翔港的大花园（1889年）、老江湾的六三园（20世纪初），以及南市西园（1907年）陆续开业，服务于各区不同的对象。在新世界、大世界等新一代公共娱乐场所出现后，经营性私园逐渐偏离早期的娱乐性质；如沪南的半淞园（1918年）和西北郊的丽娃栗妲村（1924年）均依傍自然江水，回归了山水园林的本质。民国中后期的经营性私园，以漕河泾一带的康健园（1937年）为代表，在广袤的农田和交错的河道中，以农业生产和经营作为其园林特色。

自古以来，园林的兴废与国家的盛衰紧密关联。近代上海经营性私园的发展受民国后期动荡的时局影响，发展渐至尾声。时至今日，仅有叶家花园和康健园2座园林遗存。

2 城市视域下经营性私园选址和规模的变化

在经营性私园60余年的变迁中，其园林选址和规模的变化均与近代上海城市化发展轨迹休戚相关。笔者梳理史料文献发现，近代上海经营性私园的选址分布呈现由市中心区向周边迁移的轨迹，可大致归纳为3个阶段。

1）经营性私园发展初期（1882—1899年）。经营性私园聚集在静安寺路两侧，逐渐形成具有规模的业态分布。西园、愚园、张园陆续在静安寺周边落成，为远离租界中心城区的静安郊野地带来了新的建设热点。郊野地以静安寺为核心，这一带原是当时沪人春郊走马、暑夜纳凉的游玩去处，但由于远离当时的公共租界，并未受到近代商业的辐射，仍是传统江南市镇格局。1866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在跑马道基础上修筑了第一条西式马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之后不断续修、拓路，将率先城市化的黄浦江沿岸的公共租界地与上海东西向腹地联通。在此过程中，静安寺由租界西陲的郊区逐渐成为沪西越界筑路体系的中心之一[18]。筑路后，外国人租地的空间特征由“沿浜分布”转变为“沿路分布”，以筑路为首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促成地产开发的最主要因素，路网形成格子街区格局，进而使原本的农田用地碎片化[19]。这些土地被分割出售，经营性私园便散布在这些地块上，沿着静安寺主马路与不断向腹地内拓的公共租界紧密联系。

2）经营性私园发展中期（20世纪初至20年代）。随着静安寺一带的持续发展，公共娱乐空间开始受到挤压，新辟的经营性私园陆续选址到了南市及公共租界南区北侧的引翔区一带。自上海首条公共汽车线路[12]（1908年）以环线连通静安寺与广东路外滩后，静安寺便成为租界腹地与沪西越界筑路的交通枢纽，开始聚集人气[12]16。原先空置的土地上相继出现了公馆、私宅、高档别墅和商号，地块被分割得越来越小，肌理变得稠密。为持续获取可观的收益，新的经营性私园建设选址开始避开地价不断高升的租界区，向外围区域寻求潜在商机。而大花园的经营者早于1889年便有意错开经营性私园集中的静安寺一带，将园子置于僻远且地价低廉的上海引翔港。此后六三园和南市西园分别选址于城市东北、西南区域。经营性私园在上海的整体分布呈现由聚集向扩散发展的趋势。

3）经营性私园发展后期（民国中后期）。公共租界最终格局形成，上海市中心区步入城市化成熟阶段。在这个时期，已很难在业态成熟、房屋密集的城区地段看到经营性私园的踪影，更远的县域地带成为经营性私园落址的合适选择，从而形成散布于上海周边区域的分布格局（图5）。

图5 近代上海经营性私园分布轨迹The distribution of profit-oriented private gardens in modern Shanghai

在占地规模上，经营性私园与其所在的区域有着密切关联。位于公共租界西区的经营性私园，其面积普遍在10亩（约0.67 hm2）上下。张园作为沪上第一名园，鼎盛时期的面积达60余亩（约4 hm2），在当时经营性私园中已占魁首；但对比后期选址在租界外围的经营性私园，有面积为其3倍的引翔港大花园，而其他诸多租界外园林的面积均在20亩（约1.3 hm2，表1）以上。结合前述经营性私园选址分布的3个阶段可以发现，第一阶段的私园规模要远小于第二、三阶段的私园。与建在城市中的传统私家园林一样，经营性私园的园主在面对市区与郊区土地资源和地价的巨大差距时，采用了减少园林占地面积的折中建造策略。

表1 沪上著名经营性私园占地规模Tab. 1 The scale of famous profit-oriented private gardens in Shanghai单位：亩（hm2）

3 历时性视角下园林格局与功能的转变

近代上海经营性私园在发展初期曾以其丰富多元的设施项目吸引沪上市民。最初开业的申园既保留传统文人登高品茗的雅趣，也有紧跟时尚的西式娱乐，还有歌妓吟诗助兴。除了游园赏乐外，申园还提供宴会餐膳，囊括中、西式菜肴。数种娱乐休闲项目被紧凑地安排在园内中心一幢二层洋房内。曾有文人撰文（1939年）赞许该园“是当时最时髦的茶楼兼菜馆，也像现在的茶室一样”[20]。可见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这种以分割房间来安置不同功能的手法，其本质仍是传统茶楼和餐馆的延续。相较于传统私家园林以园林为主体的空间布局，草创初期的经营性私园，其园林仅作陪衬，在整体格局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仍是汇集多种功能的建筑。

辟建于申园之后的西园同样以一座二层楼高的洋楼“印泉楼”为中心，内设中西餐饮及弹子房[4]（图6）。相较于申园直白式的商业空间，西园在园林整体格局与功能设置上，效仿古时的文人园林进行了水景营造和假山叠置。在局部园林要素上，西园园主通过添置小品如秋千、卧榻，以及饲养小型禽鸟等动物，使得娱乐功能从单纯的室内向室外拓展，强化了室外游园的娱乐性与趣味性。此后的愚园、徐园均基于中式宅园风格修葺，在园林的意境营造上颇具文心匠意[21]。至此，经营性私园不再是与茶楼、菜馆同类的公共休闲场所，其自有的园林格局已初步形成，并集结了求新、猎奇的经营内容，向具有独特个性的娱乐休闲场所发展。

图6 申园平面示意图Sketch plan of Shen Garden

光绪十九年（1893年），“安垲第”洋楼的竣工使张园迎来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为配合扩园后复合型的园林空间，园内既设置了影院、照相室、网球场、书场等场地，在经营内容上又引入了可容纳高客量的义赈会、赛珍会等大型公开展会[16]118-129，充分展示了大型园林场地的承载力（图7）。这在“宽广为沪渎诸园冠”的引翔港大花园中更是得到了充分体现。与其他经营性私园只豢养小型兽禽不同，大花园的经营者利用其开阔的场地，驯养大型凶恶猛兽，以此作为独特噱头，结合经营性私园皆有的娱乐项目，吸引游客远道而来。可见在竞争激烈的娱乐休闲业中，园林功能和项目设置上的独辟蹊径，是在同类竞品中突围的有效手段。

图7 张园万国赛珍会场布局示意图[16]120Layout of Zhang Garden’s Wan Guo Sai Zhen venue[16]120

20世纪初，地处租界区外的经营性私园不再蓄力追逐时尚潮流，而强调以特色各异的园林风格和针对不同对象的服务内容来获取固定客源。如面向虹口一带日本侨民的六三园，以及为南市居民提供“休息游观之所”的西园。但随着1915年第一座独立的大型游乐园“新世界”的落成，迎来了上海游乐园发展的高潮[22]，并顺势取代了经营性私园在上海娱乐业的主流地位。至民国中后期，分布在沪上周边郊野的经营性私园（半淞园、丽娃栗妲村）褪去城市的繁华，呈现出质朴的自然底色。更有经营性私园如漕河泾的康健园，以生产性园圃作为盈利点，在园林格局和功能上与早期娱乐氛围浓厚的经营性私园大相径庭。

4 经营性私园的迁演动因

从静安寺一带沪上最早的经营性私园开始，私人营园的风潮便逐渐自上海腹地向周边蔓延，直至更远的郊区。而其持续变迁的过程既顺应着市民娱乐的需求导向，也受到近代上海城市化、商业化的影响，展示出社会、经济、文化多元力量博弈下城市空间自发演替的过程。

4.1 休闲需求的推动

自清末以来，西式公园植入上海，促进了近代沪上市民娱乐观的转变[11]。至20世纪20年代，日渐成熟的公共娱乐观使游园成为沪上人民游憩消遣的寻常方式。新建的经营性私园在项目和功能安排上对此予以积极回应，相比早期的园林，更加丰富、充实，游乐体验富有层次性，不像申园、西园将娱乐项目都集中在一整栋建筑物中，而是在园林中引入户外游艺活动，如放风筝、观烟花、游船等，在传统的园林布局中融入新的空间功能（图8）。这些园林实践的尝试，使得经营性私园在华人自建公园出现前，一度替代了公园的角色，成为沪上人民户外娱乐休闲的最佳去处。然而娱乐行业新旧更迭迅速，经营性私园的营销手段后续逐渐乏力，客流量大幅减少。民国初期陆续兴办的新世界、大世界等综合游乐场所，逐渐形成新的娱乐业态，为大部分公共租界内的经营性私园的发展画上了句号。沪上娱乐风潮的涌现虽然曾一度推动了经营性私园的崛起，但租界区娱乐产业的密集化引发的资源转移与重新配置，也是导致经营性私园发展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

图8 张园扩建后户外节事活动举办点示意图[16]Schematic diagram of outdoor festival activities after expansion of Zhang Garden[16]

民国时期，沪上城市化发展迅猛，市中心区域屋宇林立，稠密淤塞的城市空间带来的环境问题层出不穷。受西方公园思想的影响，一些有识之士大力倡导人与自然的密切接触，而国人的娱乐观也逐渐从寻求感官刺激向追求身心愉悦转变，强健体魄的观念开始盛行。在此驱动下，经营性私园从谋求新奇的造园手法，逐渐转向与自然结合、益于身心的环境塑造。叶家花园作为医院疗养的附属园地，一年四季定时开放给游人进行游赏、野餐等户外活动；而东老河旁的丽娃栗妲村则被视为“把人的身体引入另一个世界，把人的心情引入另一个境界”的“可爱”地方[23]。这些既表明了近代沪上人民的休闲偏好，及其对于经营性私园园林风格和经营内容的引导作用，也反映出经营性私园站在风向前沿，自发调试、积极回应大众游憩需求的主动姿态。

4.2 空间演替的影响

近代沪上不少行业在城市中的发展和迁移是与租界版图的扩张趋势步伐一致的。但是通过考查园林选址和分布可以发现，经营性私园发展的中后期，受地价和商业利润驱使，在城市空间中有着类似跨越转移[24]②的过程，其分布与城市演进并不同步，而是呈现出错位的形势。由于高密集的市中心不断挤压公共休闲空间，促使经营性私园形成了偏移中心城区、不断外迁的发展轨迹。在这一过程中，公共租界的设立和扩张对于城市空间的演替与土地开发利用的影响最为显著[25]。近代上海的城市空间最先在租界这类优势区位发展，在人口流、信息流、资金流等共同作用下，形成空间集聚，并进一步向外扩散[26]。静安寺一带的城市化进程便是极佳的案例，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始，其以东地区被划入公共租界后逐渐城市化，至20世纪20年代，原本村落稀疏的静安寺郊野地区已发展成为繁华的街市，并与不断西拓的公共租界中区东西相连形成一体。

然而近代上海城市化的另一面是早期“一市三治”的政治格局，在城市发展上缺乏宏观的决策规划和有效干预，因此城市空间规模扩张的同时引发地价迅猛上涨。尽管城市中心区的商业需求更为强烈，但从经济利益考虑，构成空间交易成本的住房（土地）价格仍是制衡空间和用地规模的重要因素[26]。有限的土地资源使得城市空间在自发演替下挤压休闲娱乐场所的空间，业态与土地资源被重新更替、分配。西园、愚园和张园在歇业后，原址均被改辟为住宅里弄便是很好的佐证；而徐园从闹市迁址到环境清幽之地，同样可被视作城市化下空间更替、业态转变的另一个代表案例[27]。

4.3 商业利益的驱使

经营性私园从自身的商业利益出发，在园林风格和服务功能上顺应市场导向，创造中西杂糅的造园要素，形成丰富多样的空间组合，设置复合化的使用功能。这些都是为了集锦更多的娱乐项目，吸引游人光顾，以谋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商业利益这一因素同样与经营性私园在上海的园址分布关联紧密。尽管申、西两园的最初兴建目的仅仅是为香客们提供稍做歇息的园林场所，但随后由于人气聚集，使得静安寺境域的人流增多，继而引导资本逐利而聚，使静安寺周边经营性私园首次出现发展高潮，成为牵引静安寺一带与公共租界联动发展的驱动之一。

如前文所述，民国中后期随着中心区空置地日渐稀缺，不断抬高的地价反向制约了经营性私园的持续增长，上海市中心地带已难觅经营性私园踪影。为谋求更低成本和可持续化的商业利润，经营性园林的辟建逐渐向地价低廉的外围郊县迁移。尽管地处偏远，这些经营性私园在选址谋划上仍有其商业利益的考量。园主会综合评估区位、交通关系以及潜在商机，将经营性私园作为吸引大宗客流的热点，安置于适宜的地方。典型的案例如地方实业家李英石建造的敏园，园址位于沪闵南柘路（今沪闵路）闵行车站附近，意在为他与同僚创办的“沪闵南柘长途汽车公司”吸引外来客车和游人[28]。园林落成后，凭借山石楼阁的景致和多样的游乐设施引来不少客流，成功带动了汽车公司的业绩,二者由此形成互惠互利的关系。

5 结论

纵观近代中国的百年历史，上海以独有的地理位置获得急速的城市化发展，城市面貌日益更新。在这特殊时代背景下萌生的经营性私园，逐利而生的运营模式构成了这类园林发展与变迁的内在动力，而其亦步亦趋地跟随上海城市近代化的发展步伐兴衰沉浮。

本研究通过史料收集和梳理，阐明了经营性私园作为城市空间的组成部分，在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中自发演化的轨迹。从选址分布来看，最初经营性私园依附于寺庙周边空间而建设，为往来香客提供歇脚休憩之地，促成公共休闲空间的集聚效应。而后在优势区位（静安寺一带）发展趋于饱和的情况下，伴随着空间演替与地价抬升，经营性私园的分布逐渐向城市外围的郊县区域扩展，其规模也相应地由小而精致转向大而旷远。在功能及经营内容上，经营性私园早先被视作娱乐休闲类场所的雏形，后期顺应上海城市娱乐业态的更替以及市民公共娱乐观的转变，经营性私园逐渐成为户外公园的替代品，用以满足居民日常的游园需求，补足郊县区域公园欠缺的缺憾。

可以说，近代上海的经营性私园由兴盛至衰败的过程，都与清末至民国时期上海城市发展的节奏相呼应，也正是城市化、商业化以及公共娱乐观这几股力量的制衡与博弈，造就了特殊时代下异彩纷呈的近代上海园林面貌。

注释(Notes)：

① 对经营性私园这一概念的界定，笔者参考文献[1]中对该类园林的释义“产权为私人所有，但对公众开放，其功能近似公园”，认为经营性私园是指由私人集资或个人独资兴建，以盈利为目的，且往往有相对固定的服务对象的一类园林。需要注意的是，已有多篇文献提及经营性私园有区别于中国传统开放私园的重要特质，即园林与商业的密切关系，见参考文献[2][3]。笔者根据参考文献[4]中“营业性私园”一章罗列出的13座营业性私园，将其作为分析案例。

② 根据参考文献[25]中归纳的功能设施的空间变迁逻辑，其中“跨越转移”属于“漂移”的一种模式，指一个行业由于某特定原因，从一个地域整体转移到另一个地域的过程。

致谢(Acknowledgments)：

感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徐青在文章写作中提供的宝贵意见。

图表来源(Sources of Figures and Table)：

图1～4分别引自参考文献[10][11][12][13]；图5由作者根据《上海租界志》中“上海租界历次扩张图”为底图参考绘制；图7引自参考文献[16]；图8由作者绘制，图像资料引自参考文献[16]；其余图表均由作者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