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舍那佛为何以武则天为原型

武则天(624—705)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治理时期,社会安定繁荣,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大唐的疆域和国际地位,臻于鼎盛,可以远及现在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此时的唐朝,超越汉朝,达到了中原王朝在疆域上的历史顶峰。

大唐的佛教,在武则天时期达到了顶峰。玄奘、惠能、义净、法藏等,这些历史上卓绝非凡的高僧与她多有关联;龙门石窟的开凿,在她手下迎来第二个高峰,卢舍那大佛以她为原型,那神秘的微笑穿越时空,静静地展现大唐的自信与从容。

武则天

武则天,原名“武珝”,后来她做皇太后,自己改名“武曌”,“则天”是她的谥号“则天大圣皇后”的简称。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她受封为皇后,逐渐总揽朝政,与唐高宗并称“二圣”。特别是在660年唐高宗中风之后,实际的政治权力落到了武后手里。690 年,武则天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577—635),曾经跟随唐高祖李渊一起反隋,是大唐的开国功臣。她的母亲是隋朝皇室重臣杨雄的侄女,是一位信佛十分虔诚的贵族女性。武则天自小美貌非凡,十三岁就被选为唐太宗的宫女,外号“武媚娘”。在太宗皇帝去世以后,这位宫女被送进感业寺,被迫削发为尼。好在不久,她就被唐高宗召回,成为这位新皇帝的宠妃,最后还成了他的皇后。

在武则天的生活里,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元素实在太多:她的母亲,史书上称“荣国夫人”,一直是佛教的积极支持者,直接影响武则天的佛教信仰 ;成为唐高宗皇后才一年,她请求玄奘给自己授菩萨戒,还让自己即将出生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唐中宗,一出生就皈依玄奘,法名“佛光王”。

唐高宗咸亨三年(672),武则天捐资雕造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成了她极度信佛的标志。历史学家做了精心的统计,从唐朝建立到武则天封后,即从618年到655年的近四十年里,龙门石窟共开凿了近70座佛像。但在她实际掌权的五十多年里,从655年到705年,龙门石窟多了380座佛像。而以后的唐朝二百多年里,龙门石窟的佛像仅只增加76座。这样的数据,可以直观地表明她在唐朝佛教史上的地位。

卢舍那大佛

卢舍那大佛,位于龙门石窟的奉先寺。这尊佛像,称得上是“国宝中的国宝”,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是龙门石窟中艺术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一处佛像,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佛教造像高峰的代表作。

据卢舍那佛像座北侧唐玄宗开元十年(722)补刻的《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记载,应该是先造大佛,后修佛寺。最初在开窟造像时,并不采用全部开凿洞窟的方式,而是依山就势在露天的崖壁上雕造佛像,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浩然大气。摩崖像龛南北宽36米,东西进深40.7米,为一巨型露天窟龛。大佛像始造于咸亨三年(672)四月,此时虽为唐高宗在位期间,但武则天已经握有实权,她以皇后之名布施两万贯脂粉钱赞助修建,至上元二年(675)十二月完工,历时3年9个月。整个像龛包括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是一铺九尊式造像组合,规模宏大,气势庄严。

大奉先寺的建造,始于唐高宗调露元年(679),一直到唐玄宗开元十年,把附近一座寺院合并到大奉先寺。寺名“奉先”,表明了唐高宗或唐中宗、唐睿宗建寺有纪念父母先人的寓意。但有的学者认为,这也有可能是武则天纪念自己的父母。不难想象,这座寺院对李唐或武周具有不同寻常的象征意义。建庙的动机恐难复原,但留下的这尊大佛像,则成了佛教艺术瑰宝。这尊大佛具有雍容华贵的女性特征,因此经常有这样的说法:大佛是按武则天的容貌雕造的。有的学者甚至直接说,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就是武则天的“模拟像”。其中的真相,恐怕也只能作为历史谜团了。

卢舍那,梵语“毗卢遮那”的简称,意为“光明遍照”“遍一切处”。佛教认为,佛有三身,化身、报身和法身。按照华严宗的诠释,卢舍那佛是指报身佛,可以解释为“清净圆满”,以其无碍光明遍照法界。卢舍那佛信仰,兼具法身佛与化身佛的特点,在中国流传颇广,主要是与《华严经》有关。武则天的佛教信仰,与《华严经》、华严宗关系密切。卢舍那佛的雕造,也是一个例证。684年,武则天给自己起名“武曌”,意思是日月当空,这与卢舍那佛的含义相通。

比起卢舍那佛,武则天或许更愿意作为下凡救世的弥勒佛。这就与她利用伪造的《大云经》预言,让自己登基当上皇帝有关。《大云经》原本是地道的印度佛典,最早是北凉昙无谶(385—433)译的6卷本《大方等大云经》。其中,卷4提到净光天女,前世是国王夫人,因跟随佛听讲《大涅槃经》,今世生为天女。又说,“值我出世,复闻深义,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所统领处四分之一”。这里的“四分之一”,特指四大部洲之一的阎浮提。该书卷6,佛还预言此女将来“作佛”。

但是,武则天引以为据的《大云经》预言则是伪造的。垂拱初年(685),当时的白马寺寺主薛怀义(662—694),与僧人法明等重译《大云经》,还编撰《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简称《大云经义疏》),说武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在这部“义疏”里,收录了当时各地旨在劝进的谶语,譬如说“以女身当王国土,所谓圣母神皇是也”;“菩萨利生,形无定准,随机应物,故现女身也”。

这样一类的政治预言,在中国政治史上并不新鲜,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西汉末年,这类东西被称为“谶纬”,十分兴盛。中国的社会心理素来迷信这类预言,有时还称之为“符瑞”。唐高宗去世的第二年(684),武后就开始在民间收集这方面的素材。与其说是“收集”,不如说是鼓动各地制造祥瑞,迎合她的政治需要。譬如,垂拱四年四月,名义上是唐睿宗执政时期,武后的侄子武承嗣(649—698)派人上报朝廷,说是在洛水发现石碑,上写“圣母临人,永昌帝业”。

奉先寺造像组合

洛水在中国文化传统里具有特殊的意味,传说在大禹时代,洛河浮出神龟,驮着所谓“洛书”,大禹因此得以治水。在洛水发现的这块石碑被武则天称为“宝图”。不久,五月十一日,她组织文武大臣祭祀洛河,正式接受“圣母神皇”的称号。帮助武则天进行政治宣传的佛经,在《大云经》之外,还有《宝雨经》。

最重要的发现,是由十位僧人打着《大云经》的旗号提供的。唐睿宗载初元年(690)七月,怀义、法明等十人表奏他们炮制的《大云经》及其《大云经义疏》,大谈“神皇受命”,称武则天是弥勒佛的化身。武则天大悦,颁行《大云经》于天下,改国号为周,自称“圣神皇帝”。

在儒家的政治传统里,执政的合法性来自于“天命”。《大云经》的出现,证实了“天命”的真实性。天下各州随后皆建大云寺,并藏《大云经》,广为宣讲。

十位僧人上奏《大云经义疏》后两个月,九月初九,在出现了各种祥瑞之后,在文武百官、各界代表的劝进声中,武则天宣布大赦天下,改唐为周,改元“天授”,开始她真正意义上的女皇生涯。

佛学时代与华严宗

炮制预言和编造伪经的薛怀义,是一位假和尚。武则天对他的来历非常清楚,在她的地位稳固之后,薛怀义的下场当然很惨。处死了薛怀义,武则天并没有改变她对佛教的信仰。她在玄奘那里看到了佛教的伟大,在自己的母亲那里看到了信仰的真诚。不像她的丈夫唐高宗那样中断了大唐的译经事业,武则天延请印度、于阗等地高僧翻译佛经,地婆诃罗(613—687)、实叉难陀(652—710)受到了她的礼遇。

695年,当在外留学24年、一直以玄奘为榜样的义净(635—713)法师,从印度归国回到洛阳,这位女皇亲自到洛阳东门迎接。义净像玄奘那样,回国以后潜心译经,共译佛经六十一部239卷。

在所有的译经里,武则天对《华严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圣历二年(699),她为新译80卷《华严经》撰序,在译经的过程中她甚至还亲自协助抄写。她对以弘扬《华严经》为己任的华严宗情有独钟,对当时的华严宗代表人物法藏(643—712)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甚至可以说,法藏的全部宗教生涯得到了武则天的悉心关照。

唐《大方广佛华严经》实叉难陀译宋刊本

法藏生于长安,祖先是位于中亚的康居国人,十五岁时去法门寺礼佛,居然燃指供养那里的佛指舍利。年轻的法藏,去太白山跟随华严宗二祖智俨法师(602—668)学习,后来被尊为华严宗三祖。670年,他被推荐给武后。当时还没有得到剃度的法藏,在武后的干预下正式出家,并被聘为太原寺住持。这是武后为纪念她的母亲而修建的寺庙,法藏从此成为武则天特别依赖的法师,被赐尊号“贤首”。在中国佛教史上,法藏给武则天讲解《华严经》思想的记录,就成了宣扬华严宗教义的经典名篇——《华严金师子章》。

在武则天的年代,禅宗已经非常兴盛。五祖弘忍的嗣法弟子惠能,已经在现在的广州一带弘法。在中原地区,代表禅宗正统法脉的还是弘忍的另一位弟子神秀,在著名诗人宋之问(约 656—712)的介绍下,700年,武则天邀请神秀到京城弘法。面对这位九十多岁的老禅师,武则天居然在大殿上当众跪拜,极尽虔诚。弘忍的其他弟子,像慧安(582—709)、智诜(609—702),也被召到朝廷讲经,甚至受到了“国师”的礼遇。

法藏的祖籍在现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一带,他对那里的风土人情多少有些了解 ;他还有一位同学,智俨门下的义湘(625—702),是新罗(今韩国)的僧人,回国以后成为海东华严宗初祖。法藏是武则天最看重的法师,也是那个时代最有思想的佛学大师,并有开阔的国际视野。

《华严经》是法藏最推崇的佛经,是华严宗创宗立派的依据,出任太原寺住持以后他几乎年年讲解《华严经》。当初还没有登上帝位的武则天,把法藏召到长生殿请教“六相”“十玄”等华严宗思想要义。法师就以殿角上的金师子为喻,说:“一一毛头,各有金师子;一一毛头师子,同时顿入一毛中。一一毛中皆有无边师子,如是重重无尽。”

法藏在这里讲述了华严宗“无尽缘起”的思想。在他看来,只有认识到一切事物各自有体有用,各随因缘而起,又能各守自性,事与事看似互为相对,却又互为相应,彼此互相交涉,自在无碍而无尽,万物相融无碍,这才是最圆满的“事事无碍法界”。

作为《华严金师子章》的对话者,武则天进入了佛教思想史。华严宗,在她执政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法藏成为华严宗的集大成者,这得益于武则天的积极护持。至于武则天是弥勒佛的化身,还是自命为卢舍那佛,其实也不那么重要了。

总在摇摆的三教关系

几乎所有的书,都会把武则天说成佛教徒。她对佛教的支持几乎毫不掩饰,但这并不意味着她要排斥道教或儒家。作为一代帝王,她总是在平衡,只是有时候有些偏心。为什么武则天能够利用佛教的预言成功地为自己篡权造势?这是社会形势使然。即使是帝王,也无法左右社会心理。

唐太宗去世以后继位的唐高宗,常被说成生性懦弱,对佛教不打压也不扶持,几乎漠不关心,到了晚年他甚至把自己居住的大明宫改名“蓬莱宫”。其实不然,唐高宗很有作为,他对道教确实偏心,但对玄奘十分尊敬,保护佛教势力。674 年八月,已经全面掌权的武后被封为“天后”,她以高宗的名义下诏 :僧人与道士位列同等,不分先后。三十多年前太宗皇帝颁布的诏书中,道士高于僧人的规定终于被废除了。这曾经是压在玄奘心头的一块巨石,他在656年借自己病重曾向唐高宗求情,希望消除佛道之间的不平等。但在当时,唐高宗以“前朝旧制”为由,维持道前僧后的顺序。现在,武后改变了佛教与道教的排名次序。

武则天十分支持佛教,695年元月,武则天给自己加封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表明她既是俗世的帝王,也是佛教的未来佛弥勒(“慈氏”是弥勒的另一种说法)。但没多久,她又把自己改为“天册金轮大圣皇帝”,明显淡化了她与佛教的关系,强化儒家的天命思想。同时,她也很会拉拢道教。复杂的三教关系,总是在帝王那里摇摆不定。

历代统治者看到了佛教在民间的群众基础。他们不仅借用佛教的思想教化百姓,还用佛教徒的身份资源、关系网络积极从事民间外交,营造和巩固周边稳定的外部政治环境。无论是在东亚,还是在中亚,大唐的威望在唐高宗、武则天执政时期达到了辉煌的顶点。而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艺术等方面,武则天时期则为稍后到来的唐玄宗开元盛世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佛教完全融入了中国文化,成为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本文选摘自《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荣新江等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3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