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新政权与基督教“三自”目标的实现
编者按
今年是上海解放70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前，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团结各阶层人士合力做好城市接管和建设工作。
近日，市委统战部专门编印了“统一战线与上海解放——纪念上海解放七十周年”论文集，邀请有关专家学者撰写文章，在回顾我党解放上海、接管上海、建设上海方面重大成就的同时，对档案史料进行仔细梳理，就当年上海统一战线的特点及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刻阐述，为今天的统战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基督教“三自”是指基督教由本国人自治、自养、自传。
三自口号由差会首先提出。19世纪中叶，由美国公理会海外宣教会总干事鲁福斯·安德森和英国圣公会差传协会干事亨利·樊提出，作为传教运动的方针加以推动，但他们均未到过中国，只能原则性提倡。在华传教士们用带强制性的、以自养换自治的方法推进，取得一定成效。但中国基督徒少且贫，自养不能实现，当然无法换得自治。
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建议差会教会推行本色化。1922年召开中华全国基督教大会，成立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大会发表的《教会的宣言》中有一节专论“本色教会”，标志着本色化理论框架的建立。在教会领导权和管理权问题上，采用“中西信徒共管”的方针。1924年，协进会成立本色教会委员会，发起并推动本色化运动，标志着本色教会进入实践阶段。一些教派在此前后纷纷成立“中华”教会。本色教会一般由差会教会翻牌或联合组成，由中西人士共组教会领导机构，差会向这个机构交权。虽不少主要职务由华人担任，但经济、人事实权始终由差会掌控。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中华基督教会。1949年，该会有17.7万信徒，占信徒总数的18.7%，组织体系完备，附属事业众多。该会典章强调自治自助自传之精神；主要负责人由华人担任。但典章又规定：所属教会的合一只是名称的、组织的、精神的、某些事工的，人事和经济均仍归各级议会自理，原本与各差会的关系不变。经济上主要还是靠各差会津贴。在自养能力最强的上海，1950年度，美国北长老会总差会资助上海相关教会及事业机构125万美元。
不管怎么说，三自口号已被提出，并得到大多数传教士的认同。华人跻身教会领导层，比纯粹由西人决定教会事务也是一种进步。
1906年，长老会牧师俞国桢在沪创办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核心诉求是挽回教权，即自治。他们与西人争教权，自然“大遭西教会之仇视”，必须寻求中国政府的保护。但清政府政权岌岌可危，怎敢“自启猜疑”？！自立会屡经努力，未得核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信仰和结社自由。自立会获得合法性，快速发展，各地响应，形成自立运动。1920年，自立会在上海闸北堂召开全国联合大会，俞国桢当选全国总会会长。1924年，发展到20多个省份及南洋，有310多个教堂；领圣餐信徒2.2万人，约占当时全国信徒的5.7%。发展势头迅猛：1920年，信徒只有万余人；4年平均递增率达21.79%。
自立会成为本色教会发展的关键性障碍。中华基督教会初由16个宗派联合组成，其中，长老会起步最早，始终是主力。1922年，长老会差会提议组织统一教会，“若得有区会三分之二赞成者，即可实行合一。”1924年，长老会有31个区会。因广东、闽南8个区会已经合一，剩下的23个区会中，15个已赞同，苏州区会一票至为关键，赞同则超过2/3，不赞同则不到2/3。俞国桢所在的闸北堂堂会是苏州区会中最彻底实现自立的大堂会，其态度直接影响苏州区会这一票。因此，1923年—1924年间，长老会掀起一场风波，将俞国桢赶出闸北堂。之后，苏州区会“居然一变而为一致赞成。”组建中华基督教会的提议立即通过。
（摄于商务印书馆）
闸北堂起初租房设堂，1903年起，俞国桢几度筹款、搬迁，建成上海第二大堂。风波中，长老会使用了教会权威、金钱、神权、法律、舆论、社会力量等办法，软硬兼施，步步紧逼。俞国桢虽得到地方政府和法院的支持，还是被迫放弃了闸北堂。风波后，自立会和自立运动逐渐衰弱；本色教会稳步发展，至1950年，仅协进会旗下就有信徒约55.9万人，占中国基督徒的58.96%，成为主流教会。
尽管自立会以失败告终，但从自治的主张和教会实践看，客观上成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先声。
1950年5月，周恩来总理与基督教代表长谈了4次，指出基督教的历史角色和解放后的政治立场问题，希望反省自身，寻找不为人民所容的原因。谈话中，崔宪详回忆起自立运动及三自口号，得到肯定。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与40名教会领袖联名发表“三自宣言”。表明了基督教将拥护共同纲领，服从政府领导，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随后征求全国基督徒的签名。9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三自宣言”和首批签名的1527名基督徒的名单，配以社论，大力支持。
右图：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全文刊登了三自宣言和首批签名的1527名基督徒的名单，并配以社论
10月18日—25日，基督教协进会将在上海召开第十四届年会，传教士准备另拟宣言，后又拟阻止讨论“三自宣言”。10月9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在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召开基督教界人士座谈会，做了准备。按新政权的有关政策，传教士无资格出席年会。年会决定号召信徒拥护“三自宣言”，吴耀宗当选副会长。随着抗美援朝的开始，12月，美、中政府先后宣布管制对方公私财产，差会津贴断绝。
1951年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积极推进宗教革新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和政府积极领导，推进三自运动，明确“任何宗教的管理权应一律确实归中国人掌握，不容任何外人操纵。”4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处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成立了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吴耀宗任主席。讨论中，有人自发批评美国势力对中国基督教的控制和利用，此后逐步形成控诉运动，从思想上消除对美崇拜和恐惧。1953年9月，签名拥护三自者达40多万，占基督徒总数60％以上。
1954年8月，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吴耀宗为主席。少数自称为属灵派的人以没有帝国主义关系、早已三自了等理由，反对和破坏三自运动，有的甚至破坏国家建设。肃反运动中，北京市政府破获王明道反革命集团；上海市政府破获基督徒聚会处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公布罪证，信徒受到教育。1956年4月，聚会处信徒参加三自。三自目标初步实现。
（一）差会和传教士的三自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三自内涵不同、性质不同。
各国、各教派、各时期的传教士对三自内涵的理解千差万别，但其着眼点都在于提升传教效果，是一种宗教行为；主流形成本色化运动。三自爱国运动对原来与国民政府保持良好关系，接受外国津贴并受外国势力控制的基督教来说，是一场改变政治面貌的大变革，“是一个有重要政治意义的群众运动。”运动改变了，也仅仅改变了教会的政治面貌。三自爱国运动的政治属性，是一些属灵派教会不愿参加，甚至反对三自爱国运动的重要原因。
（二）真正实现三自，争得治理教会之权，必须得到国家政权的支撑。
闸北堂风波发生时，中国国家主权不完整，外国势力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上海的影响极大，影响了风波的结局。按常理，地方法庭明确了该堂的权属；地方政府已接受自立会对闸北堂的备案，且公示保护，该堂已有完整合法性，不应再有权属争议。但当时中国和上海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掌控力均极弱，政局不稳。1924年1月，上海县换了3任知事，上海郊区及闸北正在进行江浙齐卢之战。战争时期，政府更显无力。于是出现政府在管辖范围内保护不了国民、法院判决无效的怪事。风波调停人中，有买办、工部局华人董事、差会教会的牧师，他们离开外国势力将无法生存，当然偏向差会。在弱政府环境中，工商界特别强势。上海广为流传的俚语说：“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因此，长老会可以无视地方政府和法院的权威，成功地用工商界的力量，压垮自立会和俞国桢。而三自爱国运动在发起、征求签名赞同、双方较量、成立组织等关键时刻，都得到党和政府的领导、支持，才初步实现了三自目标。
来源：浦江同舟，作者系上海市委统战部研究室原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