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湘、袁庚、任正非……深圳简史
以下文章来源于未来城市FutureCity ，作者关思滢
专注都市圈，以财经的视角。
1986年5月22日，天公不作美，下着小雨，深圳市政府大门前挤满了人。“老市长卸任了，我们应该来看看您！”人群中不断发出声音，“应该！应该！”
他看见群众没有伞，也把伞扔在了地上，迈着大步走到群众前面，向大家鞠了一躬。
“如果我能再生一千次，我还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我死一千次，我愿意死在这个地方。我死后，骨灰就安葬在梧桐山上，面向世界，看着深圳美好的未来！”
这是他的离职演讲。
深圳的转折点起于经济特区，而经济特区的发展是他和他的战友“杀”出来的，深圳的土壤在那几年被牢牢夯实。
他是梁湘，深圳成立副省级特区政府后第一任市长、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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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天下先”的试验田
今天，深圳经济特区40岁了。
江楚闲田畔水沟谓之圳。古语的表述颇有诗意，单看字形也似三条阳关大道。但白话译来，深圳者，深水沟也。正如设市之初，它只是一座人口不足3万、只有两条全长不过2公里的水泥路的小渔村。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中通过了由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
这一天，被称为“深圳生日”，深圳市的发展从深圳经济特区开始。有人说深圳是没有历史的城市，但走过40载，“深圳是改革开放最成功的城市”已足以为大家所公认。
如今，当人们豪情满怀、信步迈入这座现代化大都市的时候，是否还记得，特区初创的每一步都是难的，每一步都是闯出来的？
中央将深圳看作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最重要试验田，可是创建经济特区，是没有先例的，更没有现成的路可走，总设计师说“要杀出一条血路”。
1981年，摆在这群“拓荒者”面前的每一条路都是急流险滩，已是“花甲之年”的梁湘成为了这条“血路”的领军人，开始了他的“敢为天下先”之路。
当时中央对于特区政策是“只给政策不给钱”。俗话说，有钱好办事。没钱，搞城市建设无疑是天方夜谭，每一个建设项目都是要银子的。
一位副市长提出了动用银行贷款的办法解决 , 梁湘听后爽快拍板，“要把死钱用活”。利用银行贷款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办法在深圳迅速展开，租用土地的客户缴纳土地使用费 , 正在建设中的楼房、厂房实行预售以回收大笔资金 , 特区基建部门又把这笔钱投入新的项目。
资金滚滚而来，“深圳速度”拔地而起。3年内，建成总长100公里的55条马路；1800万元的贷款完成了1亿多元的工程。
这种方法现在看来不过是寻常操作，但在当时，在那个仍处于计划经济的时代，是破天荒的第一例。因此，梁湘那些年没少受批评、遭非议，但他说：“改革是一场革命 , 不改革就没有特区的前途。我们的眼睛不仅要看到327 平方公里 , 还要看到960万平方公里。”
1984年， 邓小平视察深圳等特区之后，不久中央决定开放14个沿海城市。1985年1月起，全国各地的基建投资由原来的国家拨款改为向建设银行贷款。
在深圳做的每一件事情、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都会和旧体制发生激烈的冲突。深圳顶着一股“敢为天下先”的心气闯了出来，在一次次冲突中挣脱旧体制的束缚，碰撞出新的探索。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在计划经济下，各种物资靠国家计划调拨，价格由国家统一定价。而特区建设没有纳入国家计划，便无法获得国家计划内的各种物资。不给我生产资料，那我推动价格改革，自己靠市场挣来。
1984年，代表计划经济体制的粮票在深圳特区率先退出历史舞台。在一片哗然声中，人们还来不及意识到市场经济的来临，深圳的尝试就已经推动了全国物价的改革，到1994年，全国正式取消粮票供应，不可逆转地进入市场经济时代。
摸索了7年之后，1987年，内地第一笔土地拍卖在深圳会堂紧张地进行，随着8588平方米的住宅用地被拍下，标志着中国土地有偿使用的正式开始，而随后的1988年“土地使用权可以出让”才被写入宪法。也就是说，在当时那场土地拍卖是违反宪法的。但“试验田”敢。
这种土地制度的经验源于香港，当时的房管局局长骆锦星因资金短缺，曾私下与香港朋友诉苦，“香港能把土地变成金，你们深圳怎么不能啊，要解决钱就要搞活土地”，港商的话敲醒了他。
引用学者赵燕菁的观点，在区域经济中会出现一个主要发展轴，如果这条轴线属于不同行政区，次级行政区靠近高级行政区的边界就会有更大的发展机会，位于“广东——香港”直线上的深圳正是如此，靠近珠三角的No.1香港，与香港分工。
但深圳与香港的关系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依赖，更是思想的传递与熏陶。几十万人每天在深港之间穿梭流动，香港的法治、民主、多元文化、廉洁政府、诚信透明等核心价值和生活方式，深圳接触得最早、感受得最深。
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作为全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开始集中交易。当时的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组长禹国刚一语中的，“我可以看到从香港进到深圳的金融证券的书，这是内地其他城市所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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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移民城市
早在1949年，身为两广纵队炮兵团团长的袁庚率军解放了仍处在贫困中的深圳，当时的他大概不会想到，30年后，他将再一次“解放”深圳，以经济的形式。
1978年，袁庚被委派到香港，担任招商局的主要领导。在那些频繁穿梭于深港之间的身影中，袁庚也是其中之一，每次的沿途之景都让他触目惊心。
一边是缺水少电，而另一边是霓虹闪烁。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舍了命地往香港跑，当时的蛇口是一片荒滩，时常可见外逃人员的野尸。
一定要变封闭为开放，他在心底痛下决心。
1979年1月31日，袁庚向李先念汇报了建立蛇口工业区的设想，当即得到批准，蛇口这个“试管婴儿”就此诞生。用他的话说，“搞点试验，探索一下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
为了吸引外资，袁庚在权限范围内一再简化各项流程，工作效率与其他城市拉开差距，使蛇口工业区成为外资最为满意的栖息地，自蛇口推动的劳动工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吸引了几十万劳动力，满足了深圳“三来一补”制造业的用工需求，为中国“世界工厂”的形成打下基础。
虽然打开了蛇口建设的局面，但在频繁与港商接触的袁庚看来，还是太慢了。冒着“戴帽子”的风险，“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广为流传的口号从他笔下提出。
1984年，邓小平南下视察蛇口。袁庚找人连夜赶制了这句标语的牌子，并竖立在必经之路上。车队路过时，他自问自答说：“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场表态，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 据说，邓小平和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试验没有停止，改革起于蛇口，蛇口造就今天的深圳。袁庚领导蛇口工业区大力削弱行政干预，强化企业功能。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企业束缚尽去，展现出勃勃生机。从1979年到1984年，蛇口创造了 “24项全国第一”，而这些“第一”也多数沉淀为当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常态。
这句口号也成为了深圳企业家精神的代表。它激励了十几岁初到深圳的马化腾，于是有了腾讯；任正非被这股劲头推着前进，于是有了华为；王卫、汪滔也来了，于是有了顺丰、大疆......
记得高考前语文老师曾说，深圳是一座一切皆有可能的城市，在这里，你随时可以从头再来。当时听得懵懵懂懂，却成为了我高三过后难得记住的句子。“一定要来深圳，做个自由人”，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源于个人意愿，带着个人梦想来到深圳白手起家，使尽全部的能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是一幅移民涌动、春潮破冰的画卷，深圳在这股历史洪流中不断吸纳优秀人才和资源，弥补着原本积累的不足，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
天南地北的人一起闯，打破原有的社会分层，形成了深圳特有的文化。敢来深圳闯的人，大都是有着自己的追求和理想，深圳民主法制社会的转型、政治文明的进步由他们亲手推动。
“海沧沧，荒茫茫，遥望北方想婆娘。暴雨叫来当冲凉，台风吹来好清爽。烈日暴晒筋骨壮，我为深圳建天堂。”基建工程兵坐在钢板上望着余晖，成为一剪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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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匠走向爱迪生”
在梁湘、袁庚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逆风勇行下，在无数移民者裹挟的创业浪潮中，特区迈出艰难却有力的每一步，徘徊，前进，又徘徊，再前进......
选择深圳作为试验场，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典型的经济社会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结果，深圳特区走到这里，无疑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最成功的城市。但停在这里是不会有出路的，要转型，要升级。
1995年特区办取消，深圳没有了政策红利，长期投资一减再减，工业发展后劲不足，使得深圳经济增速出现首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2002年底，著名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将深圳转型中的迷惘公然展现，再一次触动人们的危机感。但迎风而上已成为深圳特区的常态。
2003年1月19日，8：50，在广东大厦的二楼报告厅旁的电梯里，网文的作者呙中校与往日有些不同。早上出门前，他特意给头发打了点摩丝，戴上了近视眼镜。10分钟后，他将与当时的深圳市长于幼军展开一场整整两个半小时的对话。
一位市长因为一篇网文与一个普通网友畅谈城市的今天与未来，在国内至今仍是罕见之举。
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人们记得经济数据的下滑，记得95年地王大厦的封顶建成，是否还记得同年，深圳就提出要搞高科技，却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笑话。
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但深圳铁了心，只是埋头推政策，转产业。
搞“三项经费”：无论什么企业，只要开办研发机构，政府就给资助。支持供应商小企业，不看重企业规模，从而形成专业化分工的生产体系。政府成为企业贴心的“保姆”，而不是绊脚石。
2007年4月，华大基因从北京迁往深圳。那年年初，一位时任深圳领导听完华大基因事宜的汇报，说了两句话：一，他们要么是骗子，要么是疯子，看他们过去的成绩，疯子的可能性大；二、深圳的资助方法是，去Nature和Science上发论文，发一篇，深圳补贴900万。
这样的产业政策符合华大基因的方向，如果能在3年里发10篇，相当于深圳资助了9000万科研经费。再后来，华大基因一年里就发了 30多篇，以至于后一任深圳领导专门请华大基因高管们吃顿红烧肉。言下之意，我补不起了，你们也成长起来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政企环境，让深圳留住了华为。
2016年春天，“华为要弃深圳而去”的声音不断发酵。5月，华为官方发声，明确表示从未有计划将总部搬离深圳，打了无数吃瓜群众的脸。
前30年，深圳用速度震撼世界，而近10年，深圳正在转向向内修炼定力，注重质量发展。深圳原副市长唐杰在一次演讲中曾提到，“深圳要从工匠走向爱迪生”。
工匠精神即技能训练。深圳曾有5家手写笔巨头企业，控制着全球手写笔产业的90%，但突然有一天苹果说我不要手写笔了，我要直接手写。一夜之间，五家企业轰然倒塌。
鲁班是打不过爱迪生的。深圳产业从“三来一补”走向模仿，走向创新制造，走向科学制造。华为在深圳的哺育下成长为让全球惧怕的企业，深圳也在华为与众多科技企业的助力下走向未来城市的样子——「数字之城」。
两个月前，一则《新闻联播》以“深圳智能化精细化‘绣’出城市幸福感”为题，用4分10秒的时长，第二条的重要位置，聚焦深圳智慧城市建设。
节目中演示了深圳市政府与华为携手打造的管理服务指挥中心（IOC）对今年第2号台风“鹦鹉”的路径实时追踪和应急指挥反应，其中心实现了用数据驱动城市管理服务的精细化、科学化、智能化。
华为联合多家生态伙伴，为深圳构建智慧城市顶层架构。全球首个5G地铁与全国首个5G智慧公交车队落子深圳，1800多家深圳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技术聚变的新时代，深圳又一次走在前列。
2017年，深圳GDP总量首次超越香港。北环大道、深南大道、滨河大道贯穿市区，曾经的深水沟者如今真似“圳”的字形。
一位深圳市民曾对我说，深圳政府将人性化真正做到了实处。看着深南大道上的智慧公交车队，看着道路两旁野蛮生长的绿植，看着市区中心区域那一大片莲花山公园，我点点头深以为然。刚进公园便传来阵阵乐声，老爷爷老奶奶或着盛装或穿便服，头顶带着一只维吾尔族帽在树荫下悠悠起舞，眉目间只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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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2009 年终岁尾的时候，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饶有兴趣地听完深圳开发前海的设想，旋即指出，要从我国更进一步对外开放试验的角度来看前海新区。
10年前的今天，在深圳特区30年之际，国务院空前地批复了面积仅为15 平方公里的《前海总体发展规划》，前海成为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先行试验区。
昨日，深圳特区在40年之际再次迎来“礼包”，深交所创业板改革并试点首批注册企业上市，这对内地形成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更多优质企业在国内上市具有重大意义。
在新的条件函数下，深圳成为“双循环”下资本市场建设的先驱。40年野蛮生长，垂髫之年探索险路，不惑之年该是承载使命。
（作者系《财经》实习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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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梁湘、袁庚、任正非……深圳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