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唐朝叛将安禄山、史思明向唐朝中央政府发动内战，与唐朝皇室争夺统治权。这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造成唐代藩镇割据。由于反唐战争的发起者以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故事件被称为“安史之乱”。亦称天宝之乱。

这次变乱是如何发生的呢？

这要从长远的根本因素和短期的偶然因素说起了。

节度使制度可以视为安史之乱的祸根。在初唐之时，节度使仅负军事之责。太宗、高宗时期屡次开疆拓土，中央朝廷为加强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于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在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节度使们同时掌管军政大权，他们雄据一方，成为唐室隐忧。到了天宝中期，边镇兵力达50万。而安禄山一人更兼任三镇节度使，光是账面上的兵力即达18万余，实力强大。相反，中央兵力还不满13万，这种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留下了地方威胁中央的隐患。

除了节度使制度形成的边将骁勇之外，河北地区从初唐到唐玄宗天宝年间，也在经历一个“胡化”的过程。唐太宗至唐高宗、武则天时平定东突厥及契丹各族后，将其内徙至河北北部一带，这里成为胡汉杂居之地。唐室为了便于统治，倚重能通多种胡语及了解外族民风者。天宝年间，李林甫出任宰相时，为巩固权位，杜绝边将入相之路，称胡人忠勇无异心，建议玄宗任用胡人节度使镇守边界，而且又放任他们拥兵自重。因此安禄山等胡人取得权力，具备了叛唐的实力。

节度使制度的隐患和河北地区的胡化是安史之乱最根本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偶然因素，这就要归因于唐玄宗后期的政治昏庸和安禄山个人的野心上去了。

开元末年，承平日久，唐玄宗丧失向上求治的精神。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发腐败。唐玄宗更耽于享乐，挥金如土，宠幸杨贵妃。他又把国政先后交由宰相李林甫、杨国忠把持。“口蜜腹剑”的权臣李林甫凭着玄宗的信任专权用事达十六年，杜绝言路，排斥忠良，以致谄媚当道、民不堪命。其继任者杨国忠更是只知搜刮民财。权臣间的争权夺利，让安禄山有了可乘之机。

安禄山拥兵边陲，其手下骁勇善战，甚获玄宗宠信，引来杨国忠忌恨。两人因而交恶，而唐玄宗又对此不加干预。安禄山久怀异志，加上手握重兵，就以讨杨国忠之名举兵反唐。于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公元755年12月，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内部维系了一百多年的和平被彻底打破。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安史之乱的经过。

首先是唐军抵抗，长安失守，玄宗退位。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安禄山趁唐朝廷内部空虚腐败，拼凑唐兵及胡人共约15万士兵，号称20万，以讨伐杨国忠为借口于范阳（今北京）起兵。河北州县立即望风瓦解，当地太守、县令或逃或降。唐玄宗于十一月十五日得知安禄山反讯，犹豫后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今辽宁朝阳）节度使，准备防守；命皇六子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东征。

唐玄宗于十一月十五日派特使毕思琛往东都洛阳募兵防守。安禄山的大军虽遇阻碍，但由于杨国忠的无能，安禄山于同年十二月十二攻入洛邑。东京留守李憕和御史中丞卢奕不降，为安禄山所杀。河南尹达奚珣投降安禄山。负责守卫洛阳的封常清、高仙芝采取守势，坚守潼关不出。唐玄宗听信监军宦官诬告，以“失律丧师”之罪处斩两人。天宝十五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

朝廷处死封常清、高仙芝之后，又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唐室本可利用险要地势暂时死守，保卫京师；但唐玄宗与杨国忠急于平乱，强迫哥舒翰领20万大军出战，最后以失败收场。潼关一破，都城长安震惊，失陷在即。

唐玄宗于六月十三日凌晨逃离长安，到了马嵬坡（今陕西兴平西北23里）。途中士兵饥疲，六军不发，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率兵请求杀杨国忠父子和杨贵妃。杨国忠已经被士兵乱刀砍死，玄宗本欲赦免杨贵妃，但士兵继续喧哗，在高力士苦劝之下，玄宗缢死杨贵妃。

与此同时，太子李亨在灵州（今宁夏灵武）自行登基，是为唐肃宗。郭子仪被封为朔方节度使，奉诏讨伐。次年郭子仪上表推荐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联合李光弼分兵进军河北，会师恒州（今日河北正定），击败安禄山部将史思明，收复河北一带。

接着，叛军内部动乱，战争结束。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安庆绪杀父安禄山，自立为帝。命史思明回守范阳，留蔡希德续围太原。同年，长安为唐军收复，安庆绪自洛阳败逃退据邺（今河北临漳），其部将李归仁率精锐及胡兵数万人，溃归范阳史思明。因契丹、同罗等族组成的精兵大部归史思明，安庆绪谋除史思明，史思明遂以所领13郡及兵8万降唐，唐封其为归义王，任范阳节度使。

唐廷对史思明存有猜疑，欲策划消灭之，不料计划外泄，史思明复叛，与安庆绪遥相声援。乾元元年（758年），安庆绪为郭子仪等统兵20余万所围困，后增至60万。次年得史思明之助，大败唐九节度使的60万兵马，邺城之围得以解除。宦官鱼朝恩谗毁，郭子仪被召还长安，解除兵权，处于闲官。不久安庆绪被史思明所杀，史思明接收了安庆绪的部队，兵返范阳，称“大燕皇帝”。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思明军队内讧，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所杀，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代宗继位，并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逃往莫州（今河北任丘北）。宝应二年（763年）春天，史朝义部下先后献莫州、范阳投降。史朝义走投无路，于林中自缢，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唐王朝的中央军无力平叛，不惜招抚安史降将，分封为节度使、观察使，允许其保留所据地区与兵力，于是藩镇数量激增，全国各地均置节度使。而安史叛将的旧有军力得以维持，因此便割据一方，控制了地方的政务。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形成藩镇割据的问题，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导致了唐朝的灭亡和其后五代十国的混战。

安史之乱的影响绝不只限于唐朝本身。政治方面，安史之乱导致了长安、洛阳的衰落与中国政治重心的转移。自秦汉以来，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一带均为政治首都，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所在地。自安史之乱后，这一带因战乱持续而残破不堪。故五代之中只有后唐定都洛阳，其他四朝乃至北宋以后的各个皇朝均不再定都两地。

在经济方面，华北，关中一带的经济凋敝，经济重心再度南移，南方取代北方的经济地位。安史之乱主要蹂躏唐朝人口稠密和经济发达的地区，北方人民多流徙，北方的经济大受破坏；相反，江南一带的经济得以保全。而且大量中原人民南迁，为南方带来劳动力，使江南经济日益发达，最终凌驾于中原之上。而且伴随着西域地区的逐步丧失和安史之乱后兴起的排胡风潮，唐中后期开始文化整体转向保守，不复盛唐时代的包容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