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丨张弘

2020年，是义和团运动120周年。迄今为止，对于120年前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仍众说纷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在众多的研究之中，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尤其令人瞩目。迄今为止，本书仍是义和团运动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

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周锡瑞对19世纪山东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对中西文化的冲突进行了深入的历史溯源，尤其是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和习俗如社戏、话本、宗教、尚武、民谣等，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做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行了宏观的历史概括，认为鲁西北的社会结构、中西文化冲突和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间的“互动”、教民和中国普通民众的纠葛、西方传教士与地方官员的冲突等原因的结合，最终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周锡瑞著， 张俊义、王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

此外，周锡瑞还纠正了珀塞尔的《义和团运动：背景研究》力图说明的一个中心问题，即义和团由反清到扶清的立场转变 ，后来的大多数教科书和二手论著在描述义和团思想转变时皆追随珀塞尔。周锡瑞以最新的证据，尤其是口述历史，无可置疑地证明，义和团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勤王运动，它从未经历过反朝廷阶段。

周锡瑞对义和团运动起源的研究，始于1979年。1979年至1980年，在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支持下 ，周锡瑞到山东大学进行访问研究，得到了山东大学的路遥教授及其他同行的帮助，并给他提供了1960年代山东大学历史系师生们所做的口头历史调查的原始采访记录。从这些资料中，周锡瑞第一次得以从农民的角度了解这次大规模的中国农民运动。另外，山东大学还两次安排周锡瑞去闹过义和团的乡村地区旅行，做了进一步的采访。这些史料和经历，让周锡瑞理解了社会经济条件的地区差异的重要性——它也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因素之一。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在1987年出版后 ，立即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 ，当年就获得了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两年后，又获得了美国亚洲协会列文森奖和加州大学出版社伯克利奖，为周锡瑞赢得了极高的学术声誉。

自1840年以来，清廷在与西方列强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一次次被迫签订城下之盟。但是，备感憋屈的清廷，又对此心有不甘。慈禧利用义和团运动，向多国宣战，原因也正在于此。官府和朝廷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蔓延和扩大起到了哪些作用？义和团运动对于中国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带着这些疑问，燕京书评专访了美国汉学家、《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作者周锡瑞。借由历史的追溯和他人的眼光，或能有助于国人处理中国与世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关系。

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1942年年出生，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师从费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1966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毕业。当今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曾获得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两个最高奖——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以及加州大学伯克莱奖等。

回望：慈禧太后表态之后，义和团运动才扩大

燕京书评：你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群众性的民族主义兴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迄今为止，义和团运动至今近120周年，那么，你如何看待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周锡瑞：在中国现代进程中，民族主义起到了很基本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不应该太笼统地把它和义和团联系在一块。义和团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要说它是民族主义，也是有点过于简单。因为义和团没有民族意识，它的目标是扶清灭洋：扶持清帝、清朝，灭洋人、洋教、洋物。

尽管排外和民族主义是相关的，但不能同日而语，所以要区别开来。到后来梁启超、孙中山还有“五四运动”，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民族概念兴起，才可以说有了真正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一般老百姓中间，就是在抗战、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一般老百姓亲身体会到帝国主义的入侵是怎样以后，才产生了真正的民族主义。

燕京书评：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学典教授曾写过一篇题为《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的文章，对于百年以来，在不同的学术语境和精神气候下，学术界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与讨论，进行了认真地分析与总结。他认为，在“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启蒙语境下，义和团运动是一个迷信、蒙昧、鬼道充斥的反现代化运动，是一种落后的象征；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反帝国主义”的救亡语境下，义和团运动是一种英雄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一种“进步”的象征；在五六十年代“反西方”的冷战语境下，对义和团的评价是“救亡语境”的继续；而到了八十年代后，在“反封建”新启蒙语境下，义和团运动则被视为既具有反帝爱国的革命性质，又带有盲目排外的封建蒙昧特点的农民自发斗争。那么，你觉得应该怎样看待义和团运动？

周锡瑞：我觉得现在也有少数人盲目排外。我记得1986年来到中国参加义和团80周年的一个会议，正好那个时候开始讨论是不是反帝反封建（之前被定义为反帝反封建），有不少人说不能叫反帝反封建，根本没有什么反帝反封建。学者就在那里公开争论，大会上的发言还不肯定是不是反封建的；不过到1990年，就已经不是反封建了。到一百周年，那是2000年，那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中国要进入WTO了，根本不要谈义和团了，不要把我们划入那个时代。所以，那几乎是批判和反对义和团的一个时代了。

当然，现在还有学者说义和团有爱国主义的因素在内；不过我想，人们也不以为然了，谁都不想看到中国的爱国主义是跟义和团有关的。义和团是时代的一个表现，我们不应该老以为要做一个评价，对现在来说有什么现代的意义。

清朝船队在白河上航行。图中还能看到他们攻打欧洲人时使用的炮台。由哈勒斯登的A.T.爱德华兹和利特尔汉普顿的N.P.爱德华兹拍摄。本图由中国画报出版社提供，摘自《英国画报看庚子事变》。

燕京书评：用理性的眼光看，义和团运动中有反智主义、盲目排外的一面，但你在书中几乎没有这般强调。因为你是一个美国学者，你才这样做吗？

周锡瑞：这也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当然这个书先出版的是英文版，面对的是外国读者；外国读者之前写义和团，经常写成中国人反洋人、反洋教、欺负洋人，杀洋人，杀教民。我主要是要强调这一方面——得理解为什么中国一般的农民会这么仇恨这些教民和传教士。义和团当然有盲目排外的一面，不过我没有强调。我的意思是，要去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你要让当时的一般老百姓做一个完全现代化的民主意识的人是太不科学了。

燕京书评：有人认为，义和团是用本土宗教抵抗外来宗教，你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周锡瑞：我更强调为什么变成宗教的冲突。因为两方面都在利用宗教，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争权或是争利。一些教民入教就是因为跟哪一个人有矛盾，然后得到利益；一些老百姓反对洋教是因为教民欺负他。根本的宗教冲突，我觉得是比较少的，因为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宗教冲突。

燕京书评：有研究传教士的学者认为，宗教在中国农村遭到抵制，很大因素是因为它改变了中国农村传统的权力结构，因为教堂一旦成为乡村新的中心，教民就会挣脱宗族力量的束缚，而士绅的权威也会下降。所以，士绅和宗族势力的主宰者就会出来反对，这与你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的解释有明显的不同。对此，你怎么看？

周锡瑞：这个现象倒是有，不过跟义和团有关的比较少。义和团主要是在鲁西北和河北那一块，华北很少。我也说了义和团为什么在那一带，就是因为绅士比较少，而绅士对于农村秩序稳定的作用很大。

燕京书评：我看到有读者对你这本书的意见，认为你的著作在高层政治外交方面的史料薄弱，对运动最终扩大化的解释力不足。距离《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出版三十多年了，你现在对义和团运动的扩大化有哪些新的见解？

周锡瑞：没有，因为没有做什么新的研究。义和团运动的扩大，主要是由于官方的支持，而且主要是在满族官员在位的地方才扩大，南方没有扩大。山西、内蒙和东北都是满洲的官员，跟清廷有密切关系。具体说，主要是慈禧太后表态之后，义和团运动才扩大。

义和团一般用猪来代表传教士。竖着的牌子上是一些涉及宗教的政治画。他们到处散播这些画。 本图由中国画报出版社提供，摘自《英国画报看庚子事变》。

溯源：教民获得了教会庇护，利用优势地位欺压普通民众

燕京书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在1987年出版，柯文的《历史三调》在1997年出版，他从事件、经历和深化的角度来考察义和团。这些年来，义和团的研究有很多新成果，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仍然是很重要的一本著作，这本书从地理、气候、灾荒、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政治、外交等多角度分析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从真实角度来说，戊戌变法对于义和团的兴起有怎样的关联？

周锡瑞：义和团运动跟戊戌变法是比较间接的关联。因为义和团本身就是一个民众运动，老百姓对朝廷里头争辩的那些事不太关心。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戊戌变法为了保国而提倡民团，康有为他们要办团练，这和义和团不谋而合。

第二，戊戌运动之后，慈禧太后又掌权了，好多外国公使就反对废黜光绪皇帝，这大概对慈禧太后也有多多少少的刺激，她要考虑这些老外在干什么。她肯定不愿意失去权力，这也导致她支持义和团。

燕京书评：你在书中的比较显示，太平军和义和团都起源于经济不发达且比较闭塞的地方。那么，地理-经济因素应该是义和团运动的必备条件吧？

周锡瑞：确实是必备条件。不过，在另一方面，那些比较闭塞和偏僻的地方，政府的势力比较薄弱；义和团兴起于鲁西北和太平天国兴起于广西，地理−经济是很重要的因素。加上广西客家和本地人之间互相交错，民族分布比较复杂，他们都有民团组织，把拜上帝会加进去，他说我们来保护你们社会组织……政府的势力薄弱是很重要的原因。

燕京书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显示，19世纪90年代是帝国主义最发达的时期，中国的教徒达到了史无前例地增长。德国公使为安治泰主教要到了二品官的顶戴，使得中国天主教会成为政府中的政府。在山东，天主教会拥有很大的世俗权力。你在书中揭示了它导致的连锁反应，这些外部因素对中国的老百姓刺激很大。

周锡瑞：这是让老百姓很讨厌的事。当然也有一些人看见教会的势力大了而想利用它；也有歪门邪道的人，还有土匪入教，让天主教来保护他们。因为天主教的教义也说了，平民是善人，我们要爱护平民，大家都有罪，不能看不起这些人。所以，教会里头有时候必然会说你们要接受我们的教义，要变成好人；你过去做罪人犯罪了，我们就原谅你了。

就因为这个原因，一些歪门邪道的人进入天主教，天主教的资料记载也比较多。这些人自己也说，天主教的势力大。

燕京书评：你的研究表明，很多加入天主教的教民获得了教会庇护，因而利用优势地位来欺压普通民众，比如包揽词讼，动辄利用教会力量欺压一般民众，让他们请唱戏，请酒席并磕头认错。就常情来说，一旦教民普遍这样做，就必然导致教民与非教民的矛盾。《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揭示，这种现象很普遍，对此我有一点点疑虑：1.这种现象是否真的那么普遍？2.这种容易引发冲突和报复的行为，是否会一再出现？

周锡瑞：这种事件肯定发生过，而且教会里面有文献记载。这方面有教民和传教士，有天主教也有耶稣教，耶稣教经常喜欢批评天主教，然后天主教也爱批评耶稣教。

当然像你说的那样，教民欺负普通民众，导致后者报复，而教民又要报复回来，所以是斗来斗去的。我觉得利用教会势力欺负人的现象，不见得会特别多。因为有几件事就报复，然后对方报复回来，影响就会大起来，就会传播开来。这种逻辑肯定是有的，最后出现这么一个现象：我们帮助你们去打抱不平，导致矛盾越来越大。

被英军俘虏的义和团。根据本报特约画家约翰·舍恩伯格的速写绘制。本图由中国画报出版社提供，摘自《英国画报看庚子事变》。

真相：官府扩大了老百姓和教会、教民的矛盾

燕京书评：中国学者张鸣的研究认为，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基督教虽然开禁，被允许放了进来，但对于清政府来说，这只是高压之下的权宜之计。清廷大员们的如意算盘是明开暗禁，用奕盉的话来说，就是天主教系属异端，“虽已开禁，仍当暗为防范。”（《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因此，不仅某些官员出头限制甚至扑杀教会人士，而且一些乡绅有组织地对基督教进行抵制活动，背后也有官府的背景。更重要的是，凡是涉及民教冲突的教案，只要官府参与调停审理，多半是在两边“拱火”，刻意把双方的敌意人为地加以扩大。《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没有提及这一面，你在研究中是否发现？

周锡瑞：对，这一面肯定有。清廷让传教士到内地去传教完全是被迫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传教士往往也要建立一个教堂来吸引教民，他们经常就是要找一个比较大的合适地区，买下一些已经作废的老庙。后来老百姓发现基督教把我们的老庙买下来了就反对，其中士绅尤其反对，认为是邪教洋教在毁掉我们的老庙，所以不让传教士买这个庙。在这方面，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方案来抵制，这是我们的庙，一定要卖给你吗？不一定的，条约也没有那么说，外国说你们就是抵制我们，这个矛盾是很大的。但是，官府暗中的抵制是非常明显的。

燕京书评：关于教案，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说是官府一般都屈从于西方的压力，偏向教会一方。张鸣研究后指出，这个说法其实只说对了一半。据他查阅教务教案档的所见，事实的后一半是这样的：每当发生教案的时候，只要打上衙门，负责审理的官员开始都向着民方，有时甚至是毫无道理地偏袒，整个审理呈现一边倒的面目。但是，在这种时刻，西方国家的公使和领事往往会出面干预，这种干预有时甚至带着炮舰。在根本不对等的外交压力下，由于总理衙门的参与，案件又开始翻过来，到了这个时候，官府又开始向着教会和教民了。“教方恒胜，民方恒屈”，仅仅是一个统计不完全的结果。产生这个结果的过程，往往被人们忽略了。那么，你在书中为何没有提到这种现象？

周锡瑞：很可能就是普普通通的两个村民互相之间的斗争，为了争地争财产，你的牛吃了我的庄稼，你不赔然后打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人想要打赢，就让教士来帮，于是就入教，这个时候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就大起来了。有些教会觉得有人反洋教，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对付他们，他们就把事闹大了，小事变大事，大事变巨事，这样越闹越大。

一般而言，村民之间只有小矛盾，调解一下很容易；一有教主或者是领事来插手进去，那就不得了了。

在总理衙门门口的俄军士兵。卡顿·伍德维尔绘制。本图由中国画报出版社提供，摘自《英国画报看庚子事变》。

燕京书评：张鸣还发现，在民教案件中，“无论怎样审理，官府是绝不会让老百姓知道真相的。许许多多的指控，诸如教会淫乱、挖心、采生折割之类的谣言，在官司打完、指控者失败的情况下，并没有人来澄清事实，消除误会，给人感觉是官府屈从于洋人的压力，胡乱断案，每每令那些原本理直气壮的民方感到含冤负屈，误会不但没有化解，反而激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恨。有的教案，地方官员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冲突的民方原来对教会和教民心存善意的时候，官府反而故意小题大做，过分惩罚“肇事”的民方，同样激化了矛盾。（参见张鸣《被燎掉的大胡子》，《读书》1999年6月）官府利用信息的控制、权术的运作，基本做到了即使对西方让步，也点燃了民众对西方怒火的目的，为官府日后在和西方争斗中，利用“民气”，埋下了伏笔。同样，《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也没有论及，为什么？

周锡瑞：我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没有直接写到这一块，国外有人研究这类教案。这种说法，我觉得是完全正确、完全合理的，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确实普遍存在。你在地方上做官，最麻烦的事就是教案。你想要的是把大化为小、小化为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刚才说到，天主教变成一个国中国，它可以直接通到总领衙门，总理衙门是中央的部门，它就通到省长、县长，又来找你麻烦。

外国人一干涉的话，那就是要把事闹大，才可以满足他的教民。两边都在骗，都在说话，清廷的地方政府说谎是常事，就是想解决问题，你们好好的，不要再闹了，不要影响我的工作，所以政府会又骗外国人又骗老百姓，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他考虑的是怎样把这个问题解决。你们两边可以好好谈谈，我们来调解这个；要是两者不想调解，那最后就是我不多说话，不公布信息，也不辟谣。这确实导致了普通老百姓对传教士、教民的仇恨越来越大。

燕京书评：1899年10月平原城西18华里的森罗殿战斗中，有大批义和拳拳民死亡，恩县和平原的农民觉得刀枪不入仪式不灵，义和拳自此消亡。直到1900年夏天官方鼓励，义和拳才再度兴起。（294页）既然义和团的神灵附体和刀枪不入都已经破产，劳乃宣也在处决义和团团民时当众戳穿了这种谎言，那么清廷为什么还是觉得义和团可用？让“神灵附体，刀枪不入”这套把戏继续上演？

周锡瑞：这是宗教迷信，一直到现在还有些老百姓不想打预防针，担心打预防针会有这个毛病那个毛病，这完全是迷信，科学就完全否定这个，连现代国家还有一些人相信这些。

对于法术失灵的现象，义和团有各种解释，比如他们的仪式没做对，没有让神灵附体成功，好像犹豫了，前天晚上跟老婆做爱了……各种各样的原因，义和团说你一定要这样做那样做才对、才灵。

慈禧是否相信义和团“神灵附体，刀枪不入”谁也不知道。不过我觉得，到那一地步她就已经看到了，这套东西其实是能动员好多人，朝廷可以利用这个来动员一大堆老百姓来保护清廷。

清政府致歉代表团前往德国：9月4日，德皇在波茨坦新宫殿中接见醇亲王。皇室成员洛茨（Looz）伯爵绘制。本图由中国画报出版社提供，摘自《英国画报看庚子事变》。

反省：满族官员仇视洋人，利用义和团满足私欲

燕京书评：有人认为，毓贤的怀柔政策导致了山东义和团运动的扩大。你在书中强调，他希望公正地对待教民和拳民，并且强调了他对义和团“惩首解从”政策的失败。但你在书中也写到，毓贤到北京与王公会面时，表达了对拳民的忠诚和正义辩解，他还用一些证据证实了义和拳刀枪不入法术的魔力，这让那些苦于无法对付西方先进武器的人有一定吸引力。（319页）那么，毓贤对义和团的支持以及传播错误的消息，对于清廷后来与列强开战的决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周锡瑞：这一块我没有仔细研究，因为我是研究义和团的起源，不是研究义和团的发展。不过，毓贤这些做法毫无疑问起到了作用，尽管这方面的文字资料比较少，而且一些回忆录不完全可信。但是，毓贤在山西任职之后很残忍，屠杀了那边的传教士，包括妇女和儿童。

燕京书评： 毓贤在山西残忍杀死了传教士以及妇女儿童。是否可以说，从山东任职开始，毓贤对于西方列强的蛮横和霸道一直怀有刻骨仇恨？

周锡瑞：在山东任职时，毓贤就是因为义和团的早期没有处理好而被罢官。所以，他对对西方列强的蛮横和霸道，对传教士和洋人确实有很大的仇恨。

燕京书评：张鸣的研究显示，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想要废掉光绪，另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帝。但受到张之洞等洋务派的反对，连西方列强也反对。端王眼看自己儿子难以坐上皇帝的宝座，对洋务派以及洋人简直恨透了。于是，清朝统治集团形成了以端王为首的排外集团，主张对洋务派和列强采取强硬态度。慈禧本意想与列强讲和，但端王载漪等人利欲熏心，居然伪造西方列强逼迫慈禧还政于光绪帝的照会，这让慈禧大为震怒，于是决定和西方开战。你怎么看待他的观点？

周锡瑞：我所看到的不是当时的档案和史料，这都是个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怎么做，有好多是野史里头的记载，不过都是符合逻辑的，也是符合他们的行为，我觉得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因为慈禧确实是想废除光绪皇帝，如果慈禧这样做了，载漪的儿子就能做皇帝，由于列强都反对，这件事干不成了，所以载漪要报复。

燕京书评：在平原冲突的过程中，义和团的发展方向确定为“兴清灭洋”，“洋”的具体含义从洋教扩大到总体反对洋人和洋东西。（295页）是因为进口棉纱、轮船等经济冲击造成了这种变化吗？

周锡瑞：有些人是这么一个说法，尽管在某些程度上会有这么一些因素，不过总的来说没有多大说服力，因为义和团的发展不是在一个产棉花的大地区。

最早主张这个说法，主要是外国传教士。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推卸责任：中国人恨洋人，不是我们传教士和教会搞的，而是你们商人搞的，是经济原因。所以，对于这些记载，我是保持怀疑的。真正的有洋纱且影响比较大的，就是上海郊区那些地方，但那个地方就没有义和团。所以，这个说法是不大符合逻辑。

慈禧太后

燕京书评：你强调，每当农忙的时候，土匪和义和团运动就式微。1900年4月，鲁直边界下了一场雨，很多义和团的团民就回去播种了。这是从经济方面做的分析。那么，由于山东农民过度的贫穷，那么他们很可能铤而走险，这里面也应该有人希望参加义和团运动而获得权力、经济和其他方面利益。但是，你在书中对此基本没有提到这一块，为什么？

周锡瑞：我稍微提了一点，因为义和拳早期的那个人（似为赵三多的师傅姚文启）是从外地来的，他也可以说是游民，有传教的意识，用这个来造成地方势力成名，他也能治病，能拉一些朋友。我觉得，随着义和团后来的发展，办一个练拳的地方，有老师在那里，他能多挣一点钱，有更高一点的地位和更大的影响。这肯定是有的。

燕京书评：义和团杀害的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你强调主要是教民。但是，我看到一些学者的研究，义和团也杀死了很多不是教民的中国人，但你在书中没有写到这一块。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周锡瑞：我主要是看山东的情况，义和团开始时就是这样的；义和团运动扩大之后，尤其在天津、北京那些地方，比如说北京的外城前门那边不是烧了一大块地方吗？那肯定是义和团人为烧起来的，很多无辜的老百姓也是受害者。不是教民的中国人被义和团杀死，这种事情肯定是有的。

燕京书评：对于西方列强而言，蛮横的帝国主义行径引发了中国人的排外和民族主义。对于中国而言，君主制对应于西方构建的世界秩序产生了严重的不适应。在义和团运动中，西方列强和中国各有那些地方需要反思？

周锡瑞：义和团事件之后，列强是有反思的，这有史料记载。西方人觉得我们还是得小心一点，要不然一爆发，老百姓全都反对外国人。

比如说赔款之后很多年，美国、英国、日本都觉得要利用庚子赔款浮溢的部分或余额，让中国学生到国外留学，而不是利用这个来欺负中国人。让中国发展，对列强的经济利益也有好处，因为中国发展后可以买他们的东西。

义和团爆发那一段，很多外国人包括中国人就以为中国可能要被瓜分了，这一块英国的，那一块日本的，这一块美国……真正把整个国家分裂。但是，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人还在谈这个话题，外国人就觉得这不行，要保持中国的统一。所以，义和团是对帝国主义起到了正面的抵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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