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乡邦的唐继尧(中)

山滇之城
23 min readFeb 17, 2019

袁世凯称帝,主要是痛感最近的胜利非但没有逆转煮虾各邦的离心倾向,反而导致桂枝各省和煮虾各省的雄藩结成针对他的联盟,错误地认为只有恢复满洲帝国的皇帝,才能阻止五族共和的邦联自然解体。他更加错误地认为:如果实行立宪君主制,就能堵塞以自由民主为理据的反对意见;如果由自己代替爱新觉罗家族,就能平息煮虾各邦对内亚各邦的传统敌意。结果证明右派(改革派)奥斯曼主义的效果,并不比极右派(正统派)奥斯曼主义好多少。袁世凯的敌人把他的行动解释为纯粹的自私,大概是不公正的,尽管他和所有政治家一样,擅长假公济私,但他的实验和失败无论目标、方式和效果,在帝国解体和民族发明过程中毫无新奇之处。同样的演化环境和同样的政治动力学,自然会产生雷同的剧本和相似的演员,正如鲨鱼和鲸鱼都会演化出同样的流线型身体,不一定需要有传承或模仿的关系。伊图尔维德在推翻了西班牙帝国,镇压了墨西哥南部各省的激进派以后,也是依据同样的理由复辟阿兹特克君统的,结果也是适得其反,加速了中美联合省的独立和帝国的第二轮、第三轮解体。危地马拉在新西班牙帝国-墨西哥联盟-墨西哥帝国扮演了云南在满洲帝国-煮虾联盟-种花帝国的同一个角色,首先以独立战争导致海外各省-内亚各邦的实质独立,然后以护国战争导致中美联合省-西南七省联盟脱离墨西哥帝国-种花帝国,最后以自身的帝国主义导致中美联合省-七省联盟解体。如果康米国际的入侵没有打乱远东的正常演化,滇、桂、粤、赣、湘、黔、蜀七省就会顺理成章地占据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的生态位。

1913年的天坛祭天

蔡锷得到唐继尧的支持,遂潜返云南。他们已经得到可靠的情报,煮虾各邦都在等待滇军打响反对种花帝国主义的第一枪,于是决定为云南父老争取这项荣誉,以“护国”(维护国体 — — 煮虾结盟的宪法契约)为这场战争的大义名分。 “北京大总统钧鉴:华密。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佥谓谁实召戒,致此奇辱,外侮之袭,实责有所归。乃闻顷犹筹备大典,日不暇给,内拂舆情,外贻口实,祸机所酝,良可寒心。窃维我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有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纲纪不张,本实先拨。以此图治,非所敢闻。计自停止国会,改建《约法》以来,大权集于一人,凡百设施,无不如意。以改良政治,巩固国基,草偃风从,何惧不给,有何不得已而必冒犯叛逆之罪,以图变更国体。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拥戴之诚,虽如一致,然利诱威迫,非出本心,作伪心劳,昭然共见。故全国人民痛心切齿,皆谓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祸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膂。盖杨度之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贵等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说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项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段芝贵、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袁乃宽等即日明正典刑,队谢天下,涣发明誓,拥护共和。则大总统守法之诚,庶可为中外所信,而民怨可稍塞,国本可稍定。尧等夙承爱待,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义,用敢披沥肝胆,敬效忠告,伏望我大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民国前途,实为幸甚!再者,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于二十四日上午十点钟以前赐答。临电涕泣,不知所云。谨率三军,翘企待命。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叩。漾。印。”

唐继尧致蔡锷电

“电去后,限期满了没有答复。于是,(联盟)开会商讨讨袁军务。唐提出愿率部出征,请蔡在滇主持一切。蔡当时表示:「起义要有本钱,就是说要有军队、器械,要有钱,尤其重要的要有人民,才能够成大功。这些本钱都是云南人民的。我是你电召来的人,只身到滇,相信你讨袁的态度坚决,我才来的,滇政非你不可,仍应由你主持。」”①于是,唐继尧留守云南。蔡锷统率滇军,渡泸援蜀。唐继尧在军事会议上,拟定了滇军的战略。计划气魄宏大,但明显超出了滇军的实力,非常符合唐继尧不可一世的才气和锐气,也暴露了他好大喜功的性格。“云南东北与川黔桂毗连,出师形势关系甚钜。兹就三省地势言之,贵阳为滇南门户,辰沅为湖南西门,以云南为根本,奋师东征,以一支上辰沅经新化取长沙;以一支由辰沅下沅水取常德,长沙取,北向岳州逾洞庭之险以有武昌;常德取,北扼虎渡规荆州以指襄阳。有武昌则长江之消息通,有襄阳则中原之消息通,不出旬月,东南大势俱属云南矣。此上策也!要之云南之险,不在云南而在西蜀,以云南为根本,大举东上,以一支出叙、沪进渝、夔下宜昌、武汉,以一支出宁远过成都上泯洮赶秦、陇,如是则以西南而忽据西北,天下视听必且一新,以为亚夫之兵从天降也。此亦上策也!若夫南宁者,广西心膂,梧州者,西江上游,由云南展膂而东,驻师梧州,以一支东下广州,封城绵远,田壤沃饶,大海南环,五岭北阻,北出则可以震动江左,东出则可以进据闽浙,以一支由梧州向桂休逾衡、永、浮湘直下,长岳既得,武汉震惊,此中策也,故据以上所论,我可发展之时机可分为三: (一)我军势力完全达到黔、桂、蜀三省。 (二)我军由黔、桂、蜀以达武汉,闽、浙、秦、陇。 (三)向闽、浙之兵以取守势,进秦陇之兵相机威迫袁军右侧,然后以武汉主力大举北向。今拟两策并用,三路出师。”②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在各界代表大会上宣布云南独立。后来,唐继尧的副官、龙云的小伙伴邹若衡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总司令对唐将军恩情太重,威信素孚,唐将军是重义气的人,因此总司令一来,他就毅然决然,竭诚欢迎,破釜沉舟,在所不计了。”③蔡锷对自己的知人之明颇为满意,回答说:“要是李鸿祥做云南将军,我也不会来云南了。”④

1、龙云:《云南护国起义简述》

2、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八十章

3、邹若衡:《护国起义前唐继尧的转变和有关蔡锷的二三事》

4、邹若衡:《护国起义前唐继尧的转变和有关蔡锷的二三事》

1915年,护国军将领在昆明的合影。左起任可澄、罗佩金、蔡锷、殷承瓛、李烈钧

唐继尧虽然渴望滇军饮马扬子江,但护国战争的胜利仍然是外交多于军事。煮虾实质独立的政治-社会基础,在于新军和士绅共同的资产阶级性质。新军的征募单位和绅商的筹款单位,都是煮虾各省(邦)。如果军官团和议绅的来源相同,就会形成滇、桂、晋类型的强烈民族主义。即使客军也会因为非常依赖本省绅商的合作,大抵以殖民始、以土断终。驻粤滇军最终变成了南粤(Cantonia)的几个档派,对祖国的政治反而漠不关心。五省联帅孙传芳对下江各邦资产阶级的尊重和保护,比档军总司令蒋介石强得多,充分证明较之军官团的有机性和土豪性,个人的籍贯根本无足轻重。护国联盟说服煮虾各邦在外交上配合滇军的成绩,比滇军及其盟友在战场上的成绩大得多。甚至保皇党孤军的统领张勋,都无法对滇军的论证无动于衷。“滇黔穷僻,尧等材复弩下,以抗袁氏,明知卵石不敌,区区之意,特为诸公负驽前驱。亦恃人心不死,当能鼓桴相应耳。夫在我辈推翻专制,改建共和,本为安定国家,可告无罪于清室。若乃食言背誓,帝制自为,微论外侮内阋,无以为国。即我辈对于清室,已忉忖无可自解。我公眷怀故君,久而弥誓,纯忠大节,海内昭然。今袁氏置国家于至危,复陷我辈于不义。下走所由偾兴,度亦从者所深恶也。且袁氏何常之有,黎、段诸公宣力效忠,可谓甚至,而拘囚窘辱,尚未知命在何时,鸟尽弓箭,古今同慨!时至今日,公犹不知所自外乎?尊处控制江淮,锁钥南北,更得我公登高一呼,必能使海内景从,中外倾听,举足轻重,立判存亡。凡此哓哓,要非过计。惟乞亮察,不禁屏营。继尧叩。印。”张勋、冯国璋随即邀请中立的十八省在南京召开和平会议,使种花帝国军队在蜀、湘前线的抵抗变得毫无意义。这两个前线国家的毒派乘机强迫桶派都督陈宧、汤芗铭宣布独立,再次证明东亚奥斯曼主义的任何一个版本都是行不通的。袁世凯的去世排除了煮虾联盟自然解体的最大障碍,复辟的黎元洪大总统毫不掩饰他对桶派的敌意。

1916年7月6日,唐继尧为召开善后会议事致黎元洪大总统电

蔡锷由于结核杆菌的折磨,未能长久地享受滇军的胜利。他怀着国际主义者的伟大胸怀,像波兰爱国者哥修斯科为美利坚合众国奠基一样,为第二祖国鞠躬尽瘁,没有亲眼目睹他珍贵的梦想,在他棺木已拱的几十年内惨遭践踏。哥修斯科将军的梦想是,他的第一祖国波兰在诸欧自由联盟的环抱之中,奠定了自由、公义与和平的不拔之基,向大西洋彼岸的亲邦伸出友谊之手,然而1899年的诸欧比1799年更远离他的蓝图,正如2016年的煮虾比1916年更远离蔡松坡将军的蓝图。蔡松坡将军的梦想是,首先为上江各邦规划百年大计,然后借助黎大总统的友谊和自己的国际威望,巩固煮虾各邦的睦邻友好关系,然后返回自己的第一祖国湖湘,让第一代泛亚主义者的理想结出果实,将湖湘建设成可以媲美明治日本的模范国家。 天不假年,对他实属幸事。否则他如果活到1937年,处境就会跟他的精神兄弟松井石根一样尴尬。泛亚主义的母国日本必须向泛亚主义的女儿KMT宣战,因为后者已经沦为康米侵略的庇护所和白手套,这种割慈忍爱、大义灭亲的含泪决绝,只有在威尔逊主义的母国退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时才能领略。LN主义的徒子徒孙在翦除护国战争的英雄蔡锷和护法战争的英雄陈炯明以前,也是无法完成冬虫夏草任务的。2116年的煮虾即使像1999年的驻欧一样起死回生,也不是蔡锷可以合理希望目睹的,所以他毕生事业的最高峰去世,毋宁说是死得其时的特殊恩典。

蔡松坡一死,他的政治遗产自然留给了幸运儿唐娃娃。“一九一六年间,造币厂鼓铸金币二种,一为伍元,一为十元,上印唐继尧肖像⋯⋯(1916、1917年),唐继尧更铸造了黄铜铜币,每枚当五十文,上铸唐像。”①铸币权是国家主权的核心部分,无论古今东西都只有国君、国家元首和国父的头像才会出现在贵金属货币上。“唐娃娃”驱逐“袁大头”,标志着滇民族主义对种花帝国主义的阶段性胜利。富滇银行作为辛亥独立战争的宁馨儿和蔡松坡财政保守主义路线的执行者,这时仍然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审慎。滇币“发行的初期,采取无限制兑现的政策,纸币的信用很好,不唯无人去兑现,反而有人拿着现金去银行换纸币。北京、上海、香港的汇兑都得到补水。昆明商人对法帝国主义者在印度支那发行的板桩银洋,英帝国主义者在上海使用的墨西哥鹰洋(俗称飞鹰)并不欢迎。兑换都要贴水,也就是纸币比现金还硬。”②滇铸半开银币从此遍布三迤,犹如滇族国家政治德性的具体化,甚至在邻邦巴蜀的主权和货币相继沦亡十余年后,仍然有能力保护云南的升斗小民免遭金圆券的洗劫,直到慈父的铁蹄破门而入,才不得不为粮票和白条让路。三迤父老怀念会泽唐公执政初年的黄金时代,虽维也纳父老忆及“昨日(1914年以前)的世界”亦无以过之之。

1、龙子敏:《近八十年来云南货币考 — — 一八七五年至一九四九年》

2、刘幼堂:《云南财政和金融的相互影响》

唐继尧纪念银币

这时,“昨日的世界”早已在欧洲心脏破裂。太阳从萨拉热窝和列日西沉以后,远东的余晖没有残留多久。凡尔登的绞肉机隆隆作响,驱使霍亨索伦家族率先抛弃维也纳会议的准则。金马克沿着三条路线流向协约国的大后方,点燃了俄罗斯布XXXX、中东msl领袖和远东KMT的割命野心。桂枝主义(东亚奥斯曼主义)者和煮虾主义(远东国民民族主义)者的新一轮冲突,给KMT和激进派提供了卷土重来的机会。袁世凯死后,东亚奥斯曼主义者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桂枝(北洋)名将段祺瑞身上。后者发动政变,推翻了滇军的老朋友黎元洪。唐继尧在黎元洪最窘困的时刻,还在敦促他切勿向段祺瑞的威胁让步,万不可解散联盟法统所在的旧国会,现在看到他和旧国会一起垮台,自然感到滇军责无旁贷,必须再次站出来领导煮虾各邦维护法统的战争。“先是唐公于八月一日,通电拥护约法。黔、桂、粤、湘先后响应。孙公中山由沪返粤,设军政府于广州,自称大元帅,以唐公与陆干卿为元帅,派章太炎送元帅印到滇。唐公正拟亲出督师,遂定于十月四日誓师出发。时广东虽设立政府,而护法各省仍各不相谋,事实上毫无联合⋯⋯至三月,滇、川、黔联军攻克成都,刘存厚败走宁羌,川军表示一致护法。唐公乃电熊锦帆(克武)兼摄军民两政。”①如果蔡锷仍在五华山督政,或许会再次选择他在癸丑赣宁之役时期的审慎政策,先据蜀口勒兵观变,但除非桂枝军队或其他客军入蜀,绝不渡泸深入以招猜忌。事实证明段祺瑞的力量不及他的前辈袁世凯,他的晚辈吴佩孚又不及他。这原系帝国超民族主义体系的演化常规,普京不可能比慈父更强。唐继尧本来只需要运用外交手段,就足以保证煮虾大多数邦国的事实独立,同时落实和巩固云南的事实独立和法理独立,更新滇法越条约和滇英印条约体系,无须过度担心桂枝(北洋)军队的威胁,但他像小宝宝不可能放过新玩具一样,不肯错过饮马扬子江的大好机会。奥斯特里茨的太阳一直照耀着年轻的幸运儿,他怎能理解滑铁卢的真实况味呢?

1、周锺嶽:《惺庵回顾续录》

护法战争时,唐继尧在圆通山

护法战争既是唐继尧个人和滇民族国家的巅峰时刻,也是他们由盛转衰的节点。蜀人为此应负的责任,不在滇人之下。蔡锷生前一直特别注意照顾蜀人敏感的民族自尊心,自然是有其道理的。法国、韩国和蜀国的外交传统都深受士大夫文化的毒害,喜欢以避免无意义的损失为借口,在真正的敌人面前卑躬屈膝,同时为了把耻辱化妆成明智和策略,反过来在盟友和保护人面前强调独立,甚至把她们的勇武和牺牲贬低为蛮族的愚蠢,以便在自己的想象世界中体验在真实世界在得不到的快感。滇小而蜀大。滇军至多会扶植亲滇的政党,或是要求分摊驻蜀滇军的费用,至于从昆明统治成都,从来都不在五华山能力或愿望所及的范围内。桂枝征服和统治巴蜀,每一次都造成严重得多的人口和财富损失,而且滇国有机会在蜀国沦陷的时期独立,蜀国却不能指望在滇国沦陷的同时独立,但蜀人经常像韩国对待日本一样对待滇人,像韩国对待桂枝一样对待桂枝。真正的关键当然是弱者喜欢记住小的伤害,主要就是因为有能力报复;假装相信重大的伤害要么是自愿的奉献,要么是超越人间恩怨的不可抗力,因为若非如此,就得承认自己是个卑劣的懦夫。下乡知青的“青春无悔”论、三百万炮灰和一千万饿殍的“川人未尝负桂枝”论,都是上述心理的典范。弱者特别容易因为失败而认知扭曲和道德败坏,然后又因为认知扭曲和道德败坏而遭到更多的失败。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倾向于假定弱者的道德天然比强者高尚,屡次因此造成伟大计划的破产。唐继尧当然不会懂得这些,体贴从来不是他的特长。他从勇敢中获得的,都从轻率中失去了。

刘存厚依靠蔡锷赶走了冯玉祥的桂枝军队,就觉得罗佩金的滇军分走了太多的饷源,打出“四川是四川人的四川”口号,要求所有客军统统滚蛋。唐继尧以护法的大义名分,将熊克武送进了成都的军府,但他漠视东道主的政治心理学,很快就把战场上的胜利丢在会议室里了。重庆会议“规定滇黔军费事,滇军每月二十八万,锦帆已完全认可,黔军王电轮(文华)要求每月十八万,锦帆只允八万,以为已有每月协济黔饷十万,电轮谓协饷系因川盐销黔,不能列入军费,相持不下。唐公劝熊暂认可,而熊亦未允。故此次会议,效果殊少也。”①唐继尧如果多为滇军要二十万,然后让滇军额外资助黔军十五万,难度大概会小得多。贝当元帅在将法兰西的三分之二交给德国以后,也是十二分不情愿将几百里土地交给意大利的。当然,这次会议只是决裂的标志,并不是决裂的原因,即使熊克武愿意接受,早晚也会有其他人指责熊克武是滇军的傀儡,连他一起讨伐的。熊克武政府是不是唐继尧政府的傀儡,是一个需要比较分级的问题。如果只有绝对的平等才算独立,那么2018年的全世界各国都是美国的附庸国。如果以财政、驻军和人事为指标,那么滇军在熊克武政权当中的地位,接近十八世纪萨克森人在波兰的地位,不及十七世纪波兰人在立陶宛和乌克兰的地位,比康米在广州国民政府的地位差得多,跟康米国际对远东各支部生杀予夺的绝对领导权毫无可比性。

1、周锺嶽:《惺庵回顾续录》

联唐又反唐、联刘(存厚)又反刘,最后投贡的熊克武

无论如何,滇军在巴蜀陷入了结盟-反目-再结盟-再反目的无限循环。云南近代化的初期积累,在这个无底洞内损失惨重。幸好桂枝主义者遭遇的困难更多,斗争逐渐从战场移向外交。唐继尧“声明须电商西南一致行动,不能单独媾和。方磋议间,冯氏又反复,并以段祺瑞为内阁总理,和议遂致停顿。” “北洋联盟派朱启衿为总代表,西南联盟派唐少川(绍仪)为总代表,于八年(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日在沪开会。唐公亦派缪延之(嘉寿)为分代表,并拟具条件,请由军政府汇交和会。南方联盟分代表章士钊、胡汉民、缪嘉寿、曾彦、郭椿森、刘光烈、王伯群、彭允彝、饶鸣銮、李述膺。北方联盟分代表吴鼎昌、王克敏、施愚、方枢、汪有龄、刘恩格、李国珍、江绍杰、徐佛苏。”“至九月,北京复派王揖唐为总代表,西南纷纷反对,军政府要求改派适宜之人,北方复电以王为最适宜,难以更易。王揖唐即偕同各代表南下,于十九日到沪。南方主张反对,未允开议。和议遂自此告终。”①谈判虽然毫无结果,但双方的联盟都在谈判期间四分五裂。统派和独派一样热衷于独立,使得煮虾主义者在战争开始时主张的宪法理论,现在显得只是各种姐体论当中比较温和的版本,越来越赶不上现实政治所必需的姐体节奏。

1、周锺嶽:《惺庵回顾续录》

1918年段祺瑞内阁成员

护国战争结束时的云南和护法战争结束时的云南形成的对比,跟路易十四登基时的法兰西和去世时的法兰西一样鲜明。“开初是财政影响金融。在唐继尧时代,经过一次护国,一次靖国,唐继尧的野心日大,为了财政的目的,采用了破坏金融的办法。筹饷局打出来的坏主意很多,这里只提到其中的两项,一是增发纸币,二是铸造低质硬币……唐继尧自一九一六年起,增发富滇银行纸币,开始是采用缓进办法,但不管如何缓进,物价指数是一个寒暑表,总有适当的反应。结果是护国成功,物价增长,对上海的汇兑,由补水变成贴水。贴水率逐年高涨,一九一七年贴水百分之五,一九一八年贴水百分之十,到了一九二一年顾品珍回滇,唐继尧出走的时候,贴水率达到百分之三十,物价涨高百分之五十。富滇银行早已停止兑现了……唐继尧在护国时期,利用《币制法》辅币成色可以降至百分之八十之规定,尽量铸造五角辅币,市面通称半开。不铸大洋,以为赚钱太少。也不铸一角二角辅币,以为费事太多。《币制法》规定辅币铸造必须受到数量上的限制,唐继尧则无限制地铸造半开。造币厂每日铸造的半开,第二日午前挑到富滇银行,作为发行纸币的保证金。这就无形中把纸币的本位,由大洋转到半开,由含纯银百分之八十九,降到含纯银百分之八十,也就是因财政破坏了金融,把币质降低一成。唐继尧哪管这些,始终把造币厂看成一个筹款机关,求之无厌,在靖国时期,竟自打破成色的限制,由八成降到七点五成。此例一开,愈演愈烈,成色继续下降,到唐继尧二次回滇以后,成色打破七成,再降到五成。”①唐继尧的帝国主义政策(他称之为“大云南主义”)不仅透支了滇府的财政基础,在外交上也是得不偿失的。他在桂枝主义者日趋衰微的时代,对云南的邻邦和天然盟友穷兵黩武,将猜忌和孤立的负面遗产留给了不幸的继承人。康米戴上桂枝主义的白手套以后,云南才真正面临袁世凯时代无法比拟的威胁,然而这时的云南正在经历财政紧缩的痛苦挣扎,国外又找不到可以信任的盟友,结果在最需要积极外交政策的时候,不得不转向坐以待毙的孤立主义,听任唇亡齿寒的邻邦陆续沦陷,最终落入康米国际的殖民统治之下。

1、刘幼堂:《云南财政和金融的相互影响》

靖国滇军军用兑换券民国十年当拾铜元壹百枚

唐继尧在云南财政极度困难的时刻,仍然没有忘记祖国的近代化事业。东陆大学建立在“东大陆主人”的私人捐助和支持之上,始终铭刻着唐继尧个人性格和价值观的印记:“自尊:志学而立,健以自强。不偏不倚,毋怠毋荒。世方万变,我自抱一。高乃自危,立乃勿踬。致知:子与有言,立乎其大。大者先立,天君自泰。何以致之,在致良知。良知吾心,吾心吾师。正义:履蹈正谊,罔涉回邪。耿介拔俗,尽扫浮夸。廉隅外砺,诗书内华。不挠不折,凛然孔嘉。力行:非知之艰,行之维艰。知行合一,允矣名言。庄敬日强,同撑大厦,愿持此言,质诸天下。”①

1、《东陆大学校训》

后来的校长董泽回忆说:

“一九一五年云南唐继尧政府初因滇、黔、蜀三邦议会倡议设立联合大学,一九一九年各界人士又向滇议会请愿,建议滇政府自行筹办。滇府本已有所重视,但终因社会情况不安定,经费无着,无法实现。

一九二零年,我们毕业回滇。唐继尧正主张废督裁兵、振兴实业和交流东西方文化。社会各界对于兴办大学颇为迫望。我们感到云南中学已较前增多,为了适应客观的迫切需要,向唐继尧提出建议,由我与唐接谈数次,讨论创办大学的有关问题,唐给予支持与鼓励,许可在经济上加以资助,遂以水月轩为筹备处,嘱王九龄与我主其事。在筹备进行中,因发生政变,唐继尧出走,遂致中断。1922年唐重掌滇政,旧事重提,仍恢复筹备处。以杨克嵘、陶鸿焘、张邦翰、杨维浚、姜荣章、李文焱、毕近斗、童振藻、邓绍先、邹世俊、王用予、刘国澍、惠我春、柏励、施俊霖、严继光、杨武勋等为筹备员,推我为处长,并议决援引欧美惯例,以创办人唐继尧的别名为校名,因名为东陆大学。这样,创办大学的工作便正式开始了。

在云南办大学,事属创始,自然会引起一些人的怀疑与反对,他们的论调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云南教育经费非常支绌,小学教育尚未普及,中学教育尚未办好,还办什么大学?抱着消极反对态度,弄得我们开始筹备时,连一个筹备地点都难找到。这一派人以在教育界资格较老的宿儒秦光玉、钱用中、李华为代表。其次是认为云南财力贫乏,军费开支还感到困难,那有钱办大学,即使勉强兴办,也找不到适当的师资,难以培养很好的人才,也同样采取消极反对的态度。这派人以自命为财政界老手和专家的徐宝泉、缪嘉寿、吴石生等为代表。但是我们的信心毫不动摇,一步一步地解决了各种困难。

当时兴建校舍,及购买各项设备所需款项,除唐继尧认捐十万滇币外,不敷甚巨,而滇财政部门又强调无钱可支,经我们反复研究,决定公开向社会寻求援助。主要对象是工商界及社会开明人士,如王莜斋(商号「同庆丰」)、蒋仰虞(商号「福春恒」)、严子珍(商号「永昌祥」)、李恒昇(矿号「恒兴利」)等都慷慨捐助。其余个旧锡务公司、个碧铁路公司(石屏陈钧时任两公司总经理,帮助甚力)。富滇银行、殖边银行等,亦捐助相当款项。另又由滇政府拨给当时不被人重视的个旧锡矿、东川铜矿的一批股票,以及滇蜀铁路公司在个旧收抵债权的一些铺面房屋⋯⋯当时东陆大学以「发扬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造就专才」为宗旨,所有科系设置、课程内容是适应云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需要安排的。”①

1、董雨苍:《东陆大学创办记》

1930年代的东陆大学

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经济困难,导致和平主义和政治改革的呼声高涨。改革派普遍认为,拉美式都督制是当前所有问题的罪魁祸首,既在国际上妨碍和平,又在国内妨碍民主。久病成良医,拉美病的解药同样来自拉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自从改行瑞士式委员会制以后,军阀主义(考迪罗主义)的症状大有改善。“南美瑞士”和她的母邦阿根廷,形成了引人瞩目的对照。广州护法军政府以七总裁合议制取代孙文的非常大总统权力,就是当时舆论政治的成效之一,但委员会制很快就证明无法抵抗鱼目混珠的LN煮臆档猥制,像“去年的雪”和上个月的流行歌曲一样销声匿迹了。唐继尧像大多数资产阶级的考迪罗一样,无法对舆论压力无动于衷,就宣布他支持诸夏各邦民众“废督裁兵”的诉求,以身作则地交出了云南军府的权力。滇议会主要由地主和商人组成,天然厌恶财政扩张主义,对唐继尧的从善如流非常满意,迅速落实到政策上。“与此同时,李烈钧来云南招兵,先去征求唐继尧同意,唐把责任推给滇议会。李到滇议会与李映川、周静溪、龚雅卿三个议长商量。三议长表示:「现在闭会期间,俟等召集议员开茶话会后,再为答复。」开茶话会时,到会议员一致表示反对,理由是:唐联帅刚才宣布废督、裁兵,实行民治主义。李先生乃于此时来云南招兵,与唐联帅的宣布是显有抵触的,绝对不能同意。”①

1、张若谷:《云南〈民觉日报〉始末概述》

护发军政府时期的大炮

公共知识分子就没有资产阶级那么通情达理,宁愿以最大的恶意推测唐继尧的动机。张东荪在唐继尧鞭长莫及的上海,机智地嘲讽道:“唐联帅虽然挂着陕、豫、鄂、赣、滇、川、黔七省联军总司令的头衔,而陕(叶荃)、豫(王天纵)、鄂(黎天才)、赣(蓝天蔚)都是滑头老将,没有什么实力。滇、川、黔三邦虽有实力,而云南是在云南督军手里,四川是在四川督军手里,所谓联军总司令还是一个空的,现在唐联帅来这样一手,跟着滇、川、黔三邦的督军都废掉了,三邦的实权也就落到联帅的手里了。废小督就大督,唐联帅真聪明极了。”①云南的激进派报纸《民觉日报》编辑龚自知如获至宝,立刻全文转载,但他就住在昆明本地,不久就遭到一伙流氓的袭击。“据说唐继尧听到龚自知被人黑打的消息,大发雷霆,以为首善之区竟然发生这等不幸事件,把负有治安责任的黄蘅秋给以撤职处分。唐的总参谋长陈维庚闻因伙同发起办报,亦被撤职。” 显然,这些流氓可能就是唐继尧或他的部下派来的。唐继尧后来的处置,可能只是为了向公众表演无辜。同样的剧本在十九世纪的阿根廷或尼加拉瓜也上演过许多次,但在KMT胜利以后就必须做重大修改了。首长大发雷霆的原因,必然是挡部为什么没有早点关闭这样的报纸。康米胜利以后就不会有任何人大发雷霆,因为这样的报纸一开始就别想通过参茶。

1、张若谷:《云南〈民觉日报〉始末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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