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医人 | 严仁英辞世，百年人生守卫中国母婴健康-搜狐

　　“中国围产保健之母”严仁英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4月16日13时2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4岁。

　　韩启德院士赞誉她为：“中华知识分子典范，我国围产保健之母”。在一个世纪的人生路上，严仁英用她的一片医者仁心，守护了我国千万母婴的平安与健康。

　　让我们一同走进严仁英的百年记忆……

　　1913.11.26 生于天津

“我出生于民国初年，6岁丧父，随寡母和兄姐们生活在大家庭中，略处于弱势。祖父较开明，重视子孙辈的教育，家教也很严。这样的环境造就我顺从、宽容、乐观、知足和勤俭的习惯和心态。”

　　严仁英祖父严修

　　我国近代教育先驱

　　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创办者

1920年幼儿园毕业

　　“在学习上，我从幼儿园到大学可谓是一帆风顺。”

　　由于祖父在家中办有幼儿园和小学，严仁英的早期教育未出家门就完成了。她儿时的老师韩咏华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

　　1920-1925年严氏女学

小学时期四姐妹合影，前排左一为严仁英。12岁前，严仁英很少有机会离开高墙大院，因而充满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1927-1932年天津南开中学

“我在南开学习得轻松活泼，没费什么劲儿，从来没有死啃书，就能牢固掌握，这都得益于优秀的老师……南开还培养了我乐群活泼、与人合作，喜欢帮助人，南开教育我一辈子都热爱群体，与同志们打成一片，能与别人团结合作，这样我才能干成许多事情。”

　　南开中学演话剧《反正》

　　严仁英（左一）女扮男装演一位将军

　　1933-1935年清华大学

“家里没有人搞医，我想学医的初衷是希望能给家里人看病。后来听从母亲建议，我先去清华读了生物。清华生物系的老师都知道我想学医，就允许我选修协和医预科的必修课程。”

　　在清华三年，严仁英是校篮球队和排球队的队员，她认为“球打的并不特别好，主要是自己个子高”，但文体生活为她一生的健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图为清华大学生物系1932班女子篮球队合影。

　　1935-1940年协和医科大学

　　毕业典礼上严仁英与母亲合影

1935年，严仁英考入协和医学院，并拿到奖学金。经过五年“没有商量余地的淘汰制”的学习，1940年夏，严仁英获得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

　　1940-1942年协和医院妇产科住院医师

“快毕业的时候，妇产科和小儿科的主任都找我谈过，想留我做大夫，我最终选择了妇产科。因为妇产科是“一个人进、两个人出”的甜蜜事业。我在恩师林巧稚教授的指引下，留在协和医院妇产科任住院医师。

　　但是好景不长，1942年美日宣战，协和医院被迫停办。”

　　在林巧稚的安排下，严仁英来到了中国第一位女医学博士杨崇瑞创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附属产院。在这里，严仁英开始体会到“预防”和“保健”的重大意义，为她日后走上“围产保健”之路埋下了伏笔。图为：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大门。

　　1943-1946年王光超的私人诊所

　　王光超是严仁英的大学同班同学，他在实习时的一次急诊经历给严仁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2年，二人喜结连理，婚后，严仁英辞去工作和丈夫在家开业，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个体户”。在北平不断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刻，夫妻二人将私人诊所作为革命根据地药品输送站，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为党组织传送医疗物资。

　　1946-1947年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现北大医院）妇产科住院总医师

“1945年日本投降，原由日本人执教的北平大学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停办。1946年初，医院由原协和医院的教授们接管，我也于此时到这里工作。”

　　1946年，林巧稚担任北大医院妇产科主任，把严仁英招来做住院总医师。

“我从协和毕业后，充其量也只做了两年妇产科的临床，要是没有林大夫的鼓励和丈夫的支持，我也下不了这个决心。林大夫说她会定期来查房，手术也会带着我做，还说只要有困难可以随时给她打电话，不分昼夜……”

　　1948-1949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进修

1948年，在林巧稚的帮助下，严仁英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妇产科内分泌学一年。图为，在美读书时，王光超（左一）、严仁英（左二）与李宗汉、郁知非、马月青、赵英等在一起。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严仁英等中国留美学生乘克利弗兰总统号轮船回国。

1947年-1952年，北京医学院（现北大医学部）妇产科讲师

“一天同事说，要去给妓女们查体，问我去不去，我说‘当然去’！原来我想，我们过去给她们查体就当做是行善好了，但结果我们却很受教育。自己最初对妓女的印象是片面的，她们之中很多人是被生活所迫，不得以才走上这条路的。”

回国后第一项工作是给妓女们查体。1949年，北京市长聂荣臻一声令下，封闭了北京八大胡同224家妓院，收容妓女1286人。严仁英到教养院工作了四个月。图为，妓女教养院。

　　“不光要做会看病、会教书的医生，还要会搞研究。”

　　1951年，在林巧稚的带领下，严仁英参加了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并参与《中华妇产科杂志》的相关工作。图为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北京分会成立。前排右二为严仁英。

　　“半个多世纪来，我虽然大部分时间从事教学、科研和临床工作，但也有不少时间“不务正业”。

　　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调查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北部发动的细菌战罪行，我曾两度去朝鲜，回国后整理材料，办展览和出专辑，共历时三年多。”

　　严仁英在细菌战罪行展上向国外观众讲解美国用小降落伞投放有害细菌的情况。

　　1952-1963年 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妇产科副教授、教授

“此后又多次参加全国妇联组织的出国访问团，到亚洲和欧美多国访问。我就是英文好、身体棒、个子高又不裹脚，活生生一个新中国妇女的好样板儿，人家一看我这个‘板儿’，就会觉得中国妇女解放了，真的解放了！”

　　严仁英在国际人口会议上

　　1954—1979年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现北大医院）妇产科主任

“那时我切身体会到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妇女们遇到非意愿妊娠时所面临的危险和采取的冒险行为。为产妇接生，一把土剪子是唯一的工具，有点知识的还先烧一烧，所以产妇的死亡率特别高。那时的农村连最基本的预防注射都没有。”

　　1964年，在毛主席‘医药卫生工作重点应该面向农村”的指示下，严仁英奔赴北京远郊密云县，两年下乡办学：一边办学习班，一边治疗妇女病。图为，严仁英与同事在乡下。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撤销一切行政职务。但大家对我有点恨不起来，因为我们一起工作了那么多年。王光超到锅炉房去推煤，我是在产科病房里当卫生员，我心里还想，我原来当主任时，就没想到这个卫生员这么辛苦，我跟很多卫生员也交了好朋友了。他们后来说，就属严大夫做卫生时，那厕所最干净了。”

王光超是王光美的哥哥。身为刘少奇的嫂子，一夜之间，严仁英的头上便扣来一顶莫须有的大帽——“刘少奇插入北大医院的黑手”。当时的严仁英正患着甲亢，人又黑又瘦，同事们开玩笑地叫她“甘地”，有不少病人就是在厕所里向这位“圣雄”求医的。图为：70年代中的严仁英、王光超夫妇。

“文革后，我恢复医生工作。看到计划外妊娠和人工流产给妇女造成的伤害和痛苦，我决心研究非手术方法终止妊娠的途径。一方面求教于生理学家，同时也从草药方面找出路，终于为今天的药物流产打下了基础。”

1975年刚刚恢复正常工作的严仁英与恩师林巧稚在妇产科学术会议上合影

70年代，严仁英在北大医院开设了外阴门诊，专门解决广大女性的难言之隐。她还开发出终止妊娠的药物，成为我国药物流产技术的先行者，并率先在妇产科增设了“早孕门诊”。图为严仁英教授与生理教研组合作，探索中草药的避孕。

　　1979年—1983年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现北大医院）院长

“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看到预防工作社会效益大的特点，我决心脱离临床转向预防研究，特别向农村妇女保健方面转移，为降低我国围产妇女死亡率闯出一条路子。”

1979年，严仁英当选北大医院院长。上任后，她将自己的事业从临床转入当时被认为最无前途的预防保健。1988年，北京大学妇儿保健中心成立。图为：1989年，妇儿保健中心被WHO命名为“世界卫生组织妇儿保健研究培训合作中心”。

　　1983年之后北京医科大学妇儿保健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名誉院长

“五十年代参加北京市妇女健康普查期间，我就开始意识到，在未感觉有病时早期发现妇科肿瘤，容易根除疾病。相反，那些到门诊就医的晚期子宫颈癌患者，我们则一筹莫展，那副惨状，真令人痛心。

　　从临床转到保健，这一点可能有点革命的性质，我革了临床医学的命，但这样的一个转变，我觉得应该值得推广。我觉得所有的临床大夫都可以这样子，可以伸一条腿到群众中去，做一些保健工作。这样的话对他的教学规律，对下一代的培养非常有帮助，它是个方向性的问题。”

20世纪八十年代，70岁高龄的严仁英决定要在她后半生，为中国幼儿保健事业办3件事：在北大医院建成一座妇儿大楼；建立全国围产医学会；创办全国性围产医学杂志。图为第一届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委员合影（前排左三为严仁英）。

　　严仁英被誉为“中国的围产保健之母”。在她的大力推广下，围产保健技术应用于全国。我国围产儿的死亡率也由1988年的千分之15.13,降低到1997年的千分之10.93，大约每隔三年下降10%。严仁英率先提出了将社会因素纳入孕产妇死亡高危因素的观点，并据此从改善孕产妇周围的社会环境着手，在河南省建立健全了农村三级妇幼保健网，这种采用综合方法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观点一直延用至今。

　　图为：1989年，严仁英在河南农村孕产妇保健调查现场

　　1990，严仁英带头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合作“中美预防神经管畸形合作项目”，通过大量的人群研究证实了新婚和准备生育的妇女服用小剂量叶酸增补剂，可以减少70％神经管畸形儿的发生，通过三年普及、两年提高的步骤使中国神经管畸形的发生率下降了50％。图为：1992年，严仁英参加中美预防神经管畸形合作项目工作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