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2-20    作者：朱少伟

1938年冬，宋庆龄（左4）与部分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合影

“八一三”事变前后，宋庆龄在上海为营救“七君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支援淞沪会战作出重要贡献，充分体现了坚毅的爱国主义精神。今年1月27日，是这位伟人诞辰130周年，回眸她的闪光足迹，令人更充满敬仰之情。

全力营救“七君子”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的影响和推动下，北平（今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相继成立了群众性的各界救国会组织。因而，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提出应在上海设立全国各界救国会，以推动全国各地的救亡运动。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或“救国会”）在上海成立，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等40余人被选为执行委员。“全救会”的成立及其主张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给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写信，表示“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和你们合作”。

当时，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冯雪峰抵沪仅数日，就拜访宋庆龄，转达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并一起研究了“全救会”的相关工作；随后，他应宋庆龄的要求，专门为她安排了一位地下党员做交通联络工作。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全救会”迅速成为一股强劲的政治力量。国民党当局感到坐立不安，对沈钧儒等实行严密监视。11月18日，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进入高潮，日本丰田纺织公司船津总务去见上海市长吴铁城、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要求“取缔隐藏在罢工背后的赤色分子”；下午，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派领事寺崎向俞鸿钧提出：逮捕“全救会”为首人物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数人，并抓共产党员，镇压大学里的危险分子。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全救会”7位领导人（史称“七君子”事件），他们是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宋庆龄闻讯立即向新闻界发表声明：“关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位领袖的被捕，我以这个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特提出抗议，反对这种违法的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在他们身上。”而且，她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幕后指使这次逮捕，有很明显的证据……全中国的人民是不会饶恕他们的。”

在冯雪峰、潘汉年等的支持下，宋庆龄带领“全救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一些政界、军界知名人士也加入其中；国际知名人士罗素、爱因斯坦、杜威等也致电国民党当局表示“甚为不安”，要求恢复“七君子”的自由。

然而，国民党当局仍于1937年4月初对“七君子”提起公诉。4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赞扬沈钧儒等“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为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而为中国及全世界人民所敬仰”，谴责国民党当局制造“爱国有罪之冤狱”，要求释放“七君子”等全体政治犯。宋庆龄认为斗争已到了关键时刻，必须采取新的策略，遂与何香凝等16人向苏州江苏高等法院呈文具状提出，“不忍独听沈钧儒等领罪，而愿与沈钧儒等同负因奔走救国而发生之责任”，“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7月5日，宋庆龄不顾胃病发作，带领胡愈之、胡子婴等10余人来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表示如果爱国有罪，就要求陪“七君子”坐牢。江苏高等法院的官僚未料到被尊为“国母”的宋庆龄会“自请入狱”，一下子狼狈不堪，理屈词穷……

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声援下，国民党当局最终不得不承认“救国会以救国为目的，当然无罪”，于7月31日释放“七君子”。营救“七君子”的活动，促进了抗日浪潮高涨，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

支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痛感“国权凌夷，疆土日蹙”，出于爱国赤诚和对“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激愤，毅然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并联名通电全国，西安事变爆发。

自从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正确路线以来，宋庆龄一直遭到排挤。宋庆龄在上海寓所获悉蒋介石被扣留时，她最初的反应是感到兴奋，并且为这种爱国行动拍手称快。当晚，孔祥熙匆匆赶来，想请宋庆龄在一份拟好的谴责张学良“犯上”的声明上联署签字，她断然拒绝，美国记者斯诺的《复始之旅》提及：“‘张学良做得对’，宋庆龄告诉我，她是这样对孔祥熙说的，‘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的，甚至还会走得更远！’”李云的《党派我给宋庆龄当秘书》也说：“我去向宋庆龄报告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她一听到蒋介石被张、杨两将军扣留，非常高兴。她说张、杨很勇敢，做了件好事；他们采取这种办法，也是迫不得已的。”

然而，宋庆龄随即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和分析，她在第二天就清醒地意识到大敌当前，应以民族大义为重，搁置政见的争议。胡子婴在《光耀日月气贯长虹——回忆宋庆龄名誉主席在救国会时期二三事》中说：“12月13日，孙夫人叫我到她家去，把西安事变告诉了我。作恶万端的独夫民贼落入罗网，我以为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哪知她带着焦急的样子，问我能否陪她到西安去。我好奇地问她：‘去做什么？’出乎我意料的回答是：‘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她看到我发愕，就婉转地给我解释说：何应钦等亲日派唯恐中国不乱；蒋介石被杀，内战势必全面爆发，日军就可长驱直入，侵占全中国。”胡子婴对宋庆龄深感敬佩，立即表示愿同赴西安，并陪她前去邀请何香凝（因病难以出行）；由于搞不到飞机，两人最终未能成行。1993年，在上海宋庆龄故居曾发现一份用英文撰写的《宋庆龄关于西安事变的声明》，其中说：“在一份电文中，张学良称，他唯一的目的是劝谏蒋介石同意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抵御日本的入侵”“面临日本入侵我国国门的危急时刻，个人的不同政见都必须放弃”“现在，另外一场南京和西安间的内战正在有逼近的危险。我热切地呼吁每一个中国公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阻止这样一场灾难的发生。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抵抗日本侵略、保卫自己的祖国”。此件左上角标“立即发”字样，由宋庆龄签署，这可算是她对西安事变态度的原始记录。

当时，国民党当局乱作一团，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企图调集军队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趁乱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与日本妥协。中共中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认为必须使西安事变朝着有利于抗日大局的方向发展，毛泽东于12月19日致电在沪的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12月21日，再次致电潘汉年，要他向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迅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潘汉年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积极开展工作。其间，宋庆龄接受宋美龄之托，找到潘汉年，说明宋子文要求见他；潘汉年把中共中央的意见告诉宋庆龄，说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已赴西安，并请她劝说宋子文、宋美龄尽快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代表一起协商。潘汉年在与宋庆龄晤谈后，很快赶到南京秘密会见宋子文、宋美龄，阐明中共中央的主张，商定由同蒋介石、张学良关系都很好的外籍顾问端纳陪宋氏兄妹去西安。

中共代表团在12月17日到达西安后，与张学良、杨虎城恳切会谈，并接见各方人士，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等也飞抵西安。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宋氏兄妹等的谈判中，周恩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终于使各方达成协议；12月24日，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等条件。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推动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面抗日的重要历史转折。而宋庆龄在此阶段的积极斡旋，对于促成宋子文、宋美龄的西安之行有着重要影响，据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透露，他“曾再三叮嘱子文，劝妻子万万不可到西安来”；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则谓“当余心精神肉体忧劳交迫之时，孔部长（按：孔祥熙）及余两姊孔夫人、孙夫人与其他戚友，掬诚慰藉，爱护之情，至足铭感”“因此，余竭全力求赴西安”。

在硝烟中为抗敌奔忙

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疯狂进攻上海。中国驻军顽强抵抗，开始了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在硝烟中，宋庆龄不辞辛劳为抗敌奔忙。

一个多月前“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就立即向全国发出号召抗战的宣言，红军迅速集中并奔赴抗日战场。不久，宋庆龄、何香凝等以原救国会的妇女领袖为骨干，联络孔祥熙夫人宋蔼龄、张学良夫人于凤至等，在沪发起成立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后更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上海分会），该会简章和宣言规定“以号召妇女团体抗敌以及战时负救护慰劳救济工作为宗旨”，先后参加该组织的共有22个妇女团体。7月21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由江西抵沪，宋庆龄在上海寓所与他们会晤，她听取了周恩来介绍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在看过《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后，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

淞沪会战期间，在宋庆龄的直接指导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上海分会办班培训了2000余名临时护士，妇女、女学生们“都并肩在火线上一起工作。千千万万妇女都出钱、出力或者既出力又出钱”“将伤兵从前线抬回来，替伤兵们缠绷带，缝补伤员的衣服”；而且，依靠妇女们征集了大批绷带、纱布、红药水和食品等送往各医院及阵地。1937年9月24日，上海《救亡日报》报道：该分会还组织妇女们为前线赶做衣服、被褥，“除由全体会员缝制外，并请家庭妇女及难民收容所的难民妇女缝制……预备顶少要缝制成三万件”。

当时，宋庆龄曾去各处发表演讲，产生很大社会影响。如有一次，宋庆龄来到上海南洋女中，用近一小时向师生们介绍形势，号召为抗战出钱、出力；在她的鼓励下，师生们深入社区开展募捐活动，短短数日仅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一带居民就赶做出千余件丝棉背心。

宋庆龄还积极寻求国际和平民主力量对中国的支持。1937年8月，宋庆龄在美国纽约《论坛与世纪》杂志发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明确表示，“我却坚决相信，中国不但能够抵抗日本的任何侵略，并且能够而且必须准备收复失地”；9月9日，她与蔡元培等向西方各国文化科学界发表宣言，深刻揭露日军暴行；9月17日，她在《致英国工党书》中指出，“过去两个月来，你们已经看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蹂躏和屠杀”，“中华民族现在已经像一个巨人似的站起来抵抗日本侵略了”，希望英国工党“在一切行动的场合上竭力支持中华民族壮烈的抗战”； 10月14日，她致电美国总工会，希望该国工人抵制日货，阻止将军火运往日本；10月20日，她在上海美商广播电台用英语向美国发表演讲，其中说，“日本军阀必定在我们的领土上遭遇灭亡”，“我们发动反抗这些法西斯暴徒的战争，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一切仍旧爱护自由民主的人们”。宋庆龄的正义行动，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如爱因斯坦、杜威、罗素、罗曼·罗兰等曾联名吁请各国“共同抵制日货，全力援助中国人民”。 

11月12日，上海沦陷。宋庆龄无所畏惧地继续坚守“孤岛”，直到40天后接受中共中央意见，移居香港。翌年6月，她在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更广泛地争取国际友人、海外侨胞从道义上和物资上支持中国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