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份刊物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这样的机会其实是千载难逢的。”谈到“一代名刊”《新青年》杂志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独特作用，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无限感慨。

陈平原教授研究《新青年》杂志最初的契机肇始于39年前读研究生时期。“1982年念研究生的时候，我的第一篇专业论文《论白话文运动》，就使用了好些《新青年》的资料，但那时只是按图索骥，锁定若干相关论文；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所有念中国现代文学、文化、思想的学生，都会关注此杂志。”从最初将《新青年》视为一个“资料库”到逐渐将其作为一个“独立媒体”来考察，从撰写《回眸〈新青年〉》一文到主编《〈新青年〉文选》一书，39年后的今天蓦然回首，《新青年》始终在陈平原关注的研究视域之内。近日，《北京大学校报》记者专访陈平原教授，请他畅谈对《新青年》杂志的研究。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

“一校一刊”优势结合开通民智

陈平原介绍，纵观《新青年》杂志的办刊史，历时凡十一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第一卷的作者多与主编陈独秀有密切的个人交往；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开始突破作者以皖籍为主的局面，但仍以原《甲寅》《中华新报》的编辑和作者为骨干，杂志面貌日渐清晰。”

1917年2月，《新青年》第二卷最后一期出版时，陈独秀已经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故第三卷起《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从第三卷起，作者队伍迅速扩张，改为以北京大学教员为主体。作为同人杂志，《新青年》之所以敢于公开声明‘不另购稿’，正是因为其背靠当时的最高学府‘国立北京大学’。”陈平原特别指出，在北大编辑的第三卷至第七卷这中间五卷《新青年》突出的特点是将文学革命与思想改造紧密结合，不仅绝大部分稿件出自北大师生之手，更重要的是其姿态与立场与大学氛围相近、气质相通，更能代表北京大学诸同人的趣味与追求。

1920年春，陈独秀因从事实际政治活动而南下，《新青年》随其迁回上海，后又迁至广州，1922年7月出满九卷后休刊。“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八卷一号，被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另组‘新青年社’办理编辑、印刷和发行事务。政党的机关刊物，着重于立场坚定以及宣传效果。若谈论新文化运动，当以第三卷至第七卷这五卷为主。若是着眼于建党大业，则第八卷和第九卷《新青年》更值得重视，因其着力宣传社会主义，倾向于实际政治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颇有关联。”

对于1923年至1926年间出现的季刊或不定期出版物《新青年》，陈平原介绍：“此乃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不再是新文化人的同人杂志。”

陈平原将《新青年》的前九卷办刊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上海编辑的前两卷从事社会批评，中间在北京编辑的五卷致力于思想改造与文学革命，最后两卷则着力宣传社会主义，倾向于实际政治运动。

“若论开通民智，总是首推学校与报馆。”谈及北京大学和《新青年》这“一校一刊”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独特作用，陈平原说：“学校与报馆，同为‘教育人才之道’、‘传播文明’之‘利器’。北大校长蔡元培之礼聘陈独秀与北大教授之参加《新青年》，乃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事。因为这促成了‘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使新文化运动得以迅速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青年》虽不是‘北大校刊’，但却将‘一校一刊’优势的结合发挥到了极致。”

陈平原对《新青年》以“思想方式与文体创新的默契配合，共同挑战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国” 这一突出特点感触尤深。作为思想文化杂志，《新青年》视野开阔，“发起孔教问题、妇女问题、劳工问题等讨论，并采用通信、论文、读者论坛等形式，不断激发公众参与讨论的热情”，很好地发挥了开通民智的作用。《新青年》推进文学事业“更讲究策略、追求效果，相对忽略细致入微的学理分析。”在具体栏目设置上，“创造性地采用作为‘思想草稿’的‘通信’，以及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随感录’，刻意营造桀骜不驯的形象。”

思想与文学并重而“创造一个时代”

“《新青年》杂志之所以能‘创造一个时代’，其最大的特点是文体与立场、思想与文学并重。”编辑《〈新青年〉文选》一书时，陈平原在分类上将全书分为“论文”“述学”“随感”“新诗”“小说”“戏剧”“通信”七个部分。以文体分类是出于怎样的考虑？陈平原解释道：“当年编辑《新青年》杂志时，主编及‘轮值主编’都没有非常明确的文体意识，只是觉得文章好就收；如今时过境迁，回头来看，才发现当初那么多尝试，包括文体及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竟然是领风气之先。这个脉络，通过分类重编，可以看得很清楚。”

谈到指向思想革命的立场，陈平原援引1919年1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刊登的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为例：“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在鲜明的思想立场之中，文体与文学亦能与之并重，在陈平原看来十分难得：“文学史家在谈论现代文学的‘业绩’时，都会引述《新青年》，比如初刊于1918年5月15日第四卷第五号《新青年》上的鲁迅所作《狂人日记》等。其中新诗、随感以及新式短篇小说的崛起，更是意义深远。总结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编纂时，各卷都从《新青年》选取众多篇章，足见《新青年》是一个文体与立场、思想与文学并重的‘大富矿’。”

陈独秀的北京旧居

而今，从文学史的角度审视《新青年》，陈平原认为，需要关注其表达方式。“作为五四新文化‘经典文献’的《新青年》，主要集中在前九卷。如今将一份存在时间长达7年、总共刊行9卷54号的‘杂志’，作为一个完整且独立的‘文本’来阅读、分析，首先吸引我们的是各种文体的自我定位及相互间的对话，以及这种对话所可能产生的效果。比起各专业刊物、报纸副刊的设置这样言之凿凿的考辨，《新青年》中不同文体间的对话、碰撞与融合，显得比较曲折与隐晦，需要更多的史实与洞见。”

正因为《新青年》思想与文学并重的突出特点，陈平原的研究始终立足于兼及思想史与文学史：首先将《新青年》还原为“一代名刊”，在此基础上，发掘其“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所可能潜藏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新媒介”与“北大沃土”

在北大编辑的第三卷至第七卷《新青年》杂志，对于北大师生来说，是一个“新媒介”。而对于《新青年》杂志来说，北大则是一片“沃土”。

《新青年》这个“新媒介”为北大师生提供了“新舞台”。陈平原说：“学院里的思考，可以专精，但如果能与现实结合，更为接地气，不仅发挥社会改革的效果，更促使自己调整原先的立场，修正原有的论述。没有《新青年》以及受其影响发展出来的众多新文化刊物，北大师生很难有如此精彩的发挥。在这一意义上，新媒介的深入校园以及师生掌握新媒介，是五四时期北大能有如此辉煌表现的重要原因。”

“比起晚清执思想界牛耳的《新民丛报》《民报》等，《新青年》的特异之处，在于其以北京大学为依托，因而获得了丰厚的学术资源。”陈平原认为，“与北大文科的联手，既是《新青年》获得巨大成功的保证，也是其维持思想文化革新路向的前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后，北大诸教授密切配合，在《新青年》上发起新文化运动。“第六卷的《新青年》，成立了由北大教授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六人组成的编委会，实行轮流主编。”陈平原同时指出，谈论《新青年》的成功，很多人归因于北大教授，但北大学生更应引起关注。“毕竟是青年运动，日后是他们的天下，实际上也是因为1916、1917、1918这三届北大学生的精彩发挥与不断追忆，《新青年》的影响延续，且不断得到表彰，确立其历史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是‘高徒出名师’。”

（本文原载于2021年4月15日出版的第1575期《北大校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