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小棠
1、問：宋教仁案不應該按照司法程序走下去嗎？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難道不是非法？
答：說宋教仁案應該按司法程序走下去的人，並不清楚宋案到二次革命之間發生了什麼。刺客武士英在獄中被買兇犯應桂馨的朋友毒死。主使者洪述祖受袁世凱包庇逃到青島租界，從此避禍不出。上海檢察廳傳訊嫌疑人國務總理趙秉鈞，趙則五次三番拒不到庭。宋案按司法程序已經走不下去，國民黨才發動了二次革命。
其實，國民黨豈非不願或沒有按照法律解決，然而袁世凱唆使洪、趙拒不到庭，並於1913年4月1日禁止一切宋案相關郵電，實行言論管制，另一方面卻捏造血光黨嫁禍民黨。是袁世凱堵死了法律解決的途徑，是袁世凱不願也沒有按照法律解決。袁世凱才是害怕法律程序，害怕宋案水落石出的人，因為這代表他將在總統選舉中大敗。（詳見尚小明《宋案重審》）
在自由派看來，二次革命是國民黨偏激造成的，袁世凱如何偏激利用行政干預司法，他們隻字不提。袁世凱反而成了被動的一方，國民黨反而是拒絕走法律程序的一方。自由派極力批評國民黨不守法、偏激，卻絕不拿同樣的標準衡量袁。自覺地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一切革命都是非法的，反共也是非法的，因為中共不允許你反共。革命必以否定專制的合法性為前提，因為專制沒有任何合法性可言。
2、問：為什麼就不能以法律武器鬥爭下去？國民黨最終發動二次革命毀滅了司法分支建立權威的機會！
答：為抵消宋案影響，袁世凱大肆炒作血光黨，國民黨議員謝持于1913年5月17日在京被捕，檢察廳未獲任何證據，即予釋放。袁極為不滿，29日下令改組北京審判廳、檢察廳。改組後的北京檢察廳立即傳喚黃興，要求赴京對質。趙秉鈞在上海不出庭，袁卻在北京傳訊黃興，干擾司法。袁世凱能夠任意改組審檢兩廳，司法分支權威何在？
1913年11月15日，袁世凱曾逼令國會停會，司法總長梁啟超深感「司法獨立之運命危若累卵」。12月，袁世凱的政治會議「反對司法制度最烈」，梁啟超「往與辯論，不知費多少唇舌，終以其口眾我寡，未能貫徹主張。」（梁啟超年譜長編《民國二年癸丑》）1914年4月，袁世凱撤銷了全國2/3的地方審判廳、檢察廳和全部的初級審檢兩廳。是誰毀滅了司法獨立？
自由派常犯的一種邏輯錯誤，就是搭建不成立的因果關係，然後喃喃自語，展開道德秀。在袁總統不遵守司法程序的時候，奢言國民黨要「遵守司法程序」，就如同在中共不遵守憲法的時候，奢言公民需要「遵守憲法」。在沒有司法程序的條件下奢言「遵守司法程序」，往重了說叫「以身飼虎」，往輕了說叫「與虎謀皮」。
3、問：當年黃興都不支持武力解決宋案，孫中山憑什麼發兵？二次革命是一場可疑的討伐。
答：拿黃興給自己撐面，是拜錯門神。1913年黃興發布討袁通電痛陳：「徒以在下甫定，外患方殷，鬩牆之戒，乃所宜守。…乃彼豺狼之性終不可移，於各省安謐之時妄列大兵於江海。…推其用心，非至剿絕南軍、殺盡異己不止。…深悔待時留殃之非，幸有急起直追之會，當即誓師北伐，殄此神姦！」1916年，黃興促袁世凱退位，再次表明自己的悔悟：「法律不足以製公之凶惡，餘始於癸丑之秋興師問罪。」
類似地，戴季陶在《嗚呼維持大局》文中厲聲呼號：「共和國之大關鍵，即為民權。維持民權，乃真為維持大局。二年以來，民黨諸志士，一一助長民賊，反自解曰：維持大局。嗟乎！大局果能維持乎？今日者，政府竟同謀殺我國民矣！」「民賊一日不去，大局一日不寧；民權一日不張，大局一日不固。除民賊以張民權，此則維持大局之善策也，捨此惟自盡耳。」
總之，推翻袁世凱的個人獨裁才有司法獨立可言。參議院議長張繼曾發表宣言聲稱：「以武力驅除謀叛民國之元兇，以濟法律之窮，實為正當行為。」（請全體議員遷出北京電）又說：「如聽袁氏長此屍位，中華民國之立法機關雖有如無。不必計較於憲法之如何而定，總統之如何而舉，袁氏能自定憲法，袁氏能自舉總統。」（1913年7月16日民立報）後來發生的事實證明張繼是對的，還需要再質疑嗎？
4、問：國民黨不斷的革命最終毀滅了民初憲政！北洋之後只有黨軍，只有黨國，孫中山難道不是民國的罪人？
答：民初憲政就是北洋軍閥終結的，請先把民國史梳理清楚。1925年4月24日，段祺瑞藉口「法統陳跡」取消臨時約法和國會，此後再無憲法和國會，議會民主是北洋軍閥攔腰斬斷的，其後張作霖的安國軍政府更是一個軍政合一的個人獨裁政權。樸素的常識是，北洋軍閥才是破壞議會民主的，而國民黨正是護法的。
袁世凱的軍隊從來是私人軍隊，袁死後的北洋系，甚至不是北洋系的大小軍閥，都延續了這一傳統。消滅軍閥才有軍隊國家化，國民革命軍雖然不曾是國家化的軍隊，然而以主義代之軍閥的私人關係，以黨監軍，卻是向國家化邁進的一大步。抗戰勝利後，正式取消軍隊黨部（蔣中正《抗戰勝利告全國同胞書》），全國行憲。
聽任清末開始的軍隊地方化、私人化趨勢，結果就是張勛擁兵復辟，就是段祺瑞策動督軍團干政，使民主政治連存在的條件都不具備。民國時法學家楊幼炯說：「建立民國以來，約法上雖規定主權在民，但求之實際，所謂人民代表之國會、省議會、縣議會，久已成為軍閥官僚、貪官污吏之爪牙。」（楊幼炯《近代中國立法史》）豈不痛心？
5、問：聯省自治曾是中國民主的機會，當時湖南省憲法都有了，孫中山卻反對聯省自治，莫非地方自治只能由他搞？
答：孫中山之所以反對聯省自治，而主張以縣為單位的地方自治，乃在於「中國各省之土地與人民，皆比世界各小國為大，而且多……上足以脫離中央而獨立，下足以壓抑人民而武斷，適足為野心家假其名而行割據之實耳。」当时，全國的大小軍閥們狹省割據、各立山頭，從最基礎的縣級展開自治則可以防範軍閥在省內养成獨裁。
況聯省自治，始終由主張武力統一的北洋軍所反對，只是地方軍閥「合法性」的幌子。湖南趙恆惕曾以援鄂自治之名，聯合四川劉湘攻打湖北王占元，王向吳佩孚求助，打得湘軍滿地找牙。湖南「自治」僅得倖免，純係北洋、西南、粵三方牽制的脆弱結果，而其省長趙恆惕投直，借援逐走政敵譚延闓，且允直軍駐湘，所謂「自治」實乃軍治，不足為訓。
無論聯邦製或單一制，憲政都是民權結出的果實，人民若無行使民權的能力或條件，即便搞聯省自治，省內實際權力仍將落在地方官長手中。憲法學者張君勱指出：「省權向不在省民，省民亦無自握省權之能。夫以如是之省民，即有省憲法，吾不知誰為保證，而不至為豪暴所利用所蹂躪。思之惟思之，惟有股栗而已！」（張君勱：《聯邦十不可論》）
6、問：國民黨護法，北伐後何不恢復臨時約法？胡適的文章《我們何時才能有憲法》嚴厲批評國民黨謊稱憲治！
答：不恢復臨時約法，是因為它沒有規定地方自治的任何內容，是一個重大缺陷，訓政則是亡羊補牢。訓政簡單地說，就是提升黨權，扶植民權。《中華革命黨總章》對三階段論作出了總結，訓政時期「一切軍國庶政，悉歸本黨負完全責任。」「以文明治理督率國民，建設地方自治。」與此同時，是起草憲法草案，只是由於日本侵華，制憲國民大會一拖再拖，才遲遲未有憲法。
胡適指責「沒有憲法或約法，則訓政只是專制」。然而，廣義的憲政包括民主、法治、分權制衡、司法獨立等多種內涵，其中任何一項的提升都屬於憲政的發展，不局限於「三權分立」這樣形而下的政體設計。訓政具有很強的工具性，在此期間，司法和監察制度的累積完善，地方自治有條不紊地推行，都在為憲政的最終成立構造基礎，這些絕非單靠憲法一紙空文。
假如公民不具備行使民權的能力，檢察機關不具備執法力量，即便憲法的名堂再花哨，都阻止不了武人官僚越俎代庖。孟子說「徒法不足以自行」，民初的憲法層出不窮，無不被北洋軍閥蹂躪，都是明證。孫中山說：「民權發達了，平等自由才可以長存。如果沒有民權，什麼平等自由都保不住。」自由派對袁世凱「耐心等待司法分支成長」，卻對訓政徹底否定，狡猾地玩弄雙重標準。
7、問：訓政時期黨在國上，跟憲政「限制政府權力」的核心内容截然相反，靠訓政實現憲政，豈非南轅北轍？
答：訓政時期，黨政並無隸屬關係，只有監督關係。譬如國民黨中執委對於國民政府的政策有最後決定權，但並不指揮後者。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權悉歸國民政府。地方政府則攬財政和人事大權，黨部僅負責黨義宣傳。其時軍閥政權雖已推翻，然地方勢力猶存，浙江省政府曾不顧省黨部反對，取消二五減租，並逮捕省黨報總編。以黨治國是改革深入地方的手段。
訓政的目的是確保法制框架不被顛覆，避免民初軍閥毀法的政局重演，在此之下提升公民行使民權的水平。在民權尚未可期的情況下，惟有借提升黨權來鞏固政權。孫中山的設想是，民權通過地方自治的訓練，由縣而省而至全國，「雖無憲政之名，而人民所得權利與幸福，已非藉憲法而行專政者所可同日而語。」屆時黨權收回，訓政收功。民權與黨權不是衝突，而是相輔相成的。
訓政更涉及到民主化後的鞏固問題。教育事業發達程度的提高，經濟和生活水準的大幅改善，為民主政體的良好運轉提供保障。民初憲政的崩潰並非特有，英法德日、土耳其、阿根廷、巴西、意大利，民主化後的憲政都曾經崩潰。民主制的運轉需要穩定的政體，否則就是在流沙上建塔。最後，轉型從來是技術性的，自由派卻總以為只需要複制粘貼，此無異於「紙上談兵」，止增笑耳。
復國新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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