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凌悦扬
金融历来被誉为百业之首。中国近代金融业也在历经汇通天下的兴盛、流金岁月的繁荣后，留给了我们一笔丰厚的文化馈赠。当城市金融遇上历史建筑，又会擦出怎样的故事火花呢？【阅建筑·越金融】用崭新的视角为大家解读上海金融历史建筑，讲述渐渐湮没的金融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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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边上有条元芳弄，大楼又被称为“元芳大楼”。原为砖木结构，2005-2006年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哥特式风格的市政厅样式建筑。
19世纪中叶以后，上海黄浦江岸的一片自然滩地被远道而来的殖民者看中，鳞次栉比的西式建筑拔地而起，洋行、银行、保险公司等殖民先锋纷至沓来，外资金融机构云集于此，形成一条“远东华尔街”。这里的建筑风格异彩纷呈、优美雅致，在百年间又历经翻修，慢慢地沉淀为今天的“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在这列强侵略竞逐的核心之地，却有一栋精致的小楼挺拔屹立，述说着中国人开办第一家现代银行的风云故事，映照出大清末年有识官商的极力挣扎与沉浮俯仰，也记录下民国各方势力的风谲云诡。
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开业，这是第一家中国人自办的现代银行，由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盛宣怀创办。然而这个“第一”却并不是洋务派心心念念的“财赋皆出入于银行，是户部之外府”的国家银行，而是所谓“商股商办，官为护持”的特殊官督商办体制。其名为“通商银行”，更远比不上“中国皇家宝源汇理银行”“中华裕通银行”这些拟议时的设想来得气势恢宏。开办这第一家华资银行的重重障碍，不仅来自外国殖民者的干扰挤兑，也源于封建集团中洋务派与守旧派、乃至洋务派内部之间的矛盾。论及官方银行，其总部应在首都，而中国通商银行却选择了以上海为总部。有在上海参与创办轮船招商局的经验，盛宣怀对此应是早有筹谋，他选定的董事会成员都是上海滩的华商巨擘。与他同为李鸿章亲信的著名实业家严信厚草拟了通商银行的章程，其中明确提及“上海为总银行”。盛宣怀将修订后的章程递交总理衙门后，总理衙门当即对此提出了异议，强调银行是“奉旨开设”，直指以上海为总行这种做法“外重内轻，不足以崇体制”，提出应把京都、上海都设为总行。盛宣怀只得借银行聘用的洋大班美德伦的话，耐心劝说道：“所称总行者，因各分行生意汇总，于是不拘时日，总董有寻常会议，有异常会议，京都既非通商码头，股份不多，又无总董，势必隔膜……现议上海为中国同上第一口岸，应以上海为银行总汇之所，以便中外交易。”总行设在上海既已成定局，行屋选定在外滩6号的因由，反倒没有留下太多历史痕迹。只有严信厚曾经议及：“上海既为总银行，必须房屋宽敞，与铁路总公司相辅而行，并将江海关关号并归于银行，使其气局开展。”这却又是他想得太美了些。
外滩6号所在的地块最初在旗昌洋行名下，1863年，旗昌洋行开办的旗昌轮船公司为了竞争中国沿海和长江航运，抵押出外滩房屋的道契。会德丰拍卖行买下了地块上临江的两间仓库，开办驳船公司，但因英租界外滩泊船不便，迁往了法租界外滩，这里的房产又卖给了一个叫奥茄的人经营房产。在他经营期间于此重新建造了“奥茄大楼”，用于商业出租，即为今天外滩6号的前身。通过老照片可以判断，在1880年之前，外滩6号建筑就已经存在，并且一度成为外滩江岸最高的四层建筑。
外滩6号失火
1893年4月，《申报》报道了外滩6号遭遇大火的消息，尽管街谈巷语仍袭旧名，将这幢大楼称为“旗昌洋行”，实际上这时候它的老东家已倒闭两年了，楼内已是小型的商业租户与外籍居民。1876年，旗昌轮船公司在和轮船招商局长达三年的激烈商战中宣告失败，以李鸿章为领衔，唐廷枢、盛宣怀、徐润主持的轮船招商局当机立断，四处筹款，大刀阔斧地一举“吃下”了旗昌，旗昌公司的16艘轮船和各口岸的码头仓库尽皆并入招商局。旗昌洋行由此逐渐没落，而招商局囊括了“江海生意之大半”，次年又赢下了与太古洋行、怡和洋行的减价大战，迫使其签订“齐价合同”，真正实现了与洋商争利的初志——这场胜利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盛宣怀的精明擘划。1891年旗昌洋行停业后，招商局买下了旗昌洋行的地产，之后中国通商银行看中这座旗昌的旧产作为行屋，也是顺理成章。
大楼的窗洞别有韵味
中国通商银行开业前后，延请洋行对这幢房屋进行了修缮设计，虽然关于设计者的说法莫衷一是，但翻修后的英国维多利亚哥特式艺术框架存留至今。外滩6号采用了哥特式风格中世俗性商业建筑的设计理念，象征性地拉长窗架的高度，用平拱代替尖拱券的承重体系，而入口券柱廊及女儿墙上的小尖塔则带有罗马风格的影响。小楼的各层窗洞形态各异，自上而下分别用到了尖券、平券、弧形券、半圆券，富有变化与生趣。因大楼边上有条元芳弄，大楼也被称为“元芳大楼”。中国通商银行纸币
（银行博物馆藏）
中国通商银行的筹建几经坎坷争执，既成不了国家银行，又仰赖官长护持，它的地位就十分尴尬，政局的动荡和外资银行的排挤更让它的经营状况雪上加霜。尽管它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发行银元券和银两券，成为第一家发行纸币的华资银行，但是到20世纪初，银行业务已逐渐萎缩。入民国后，它成为一家纯粹的商业银行，风雨飘摇，惨淡经营。当时，前两任华大班陈笙郊、谢纶辉都已去世，谢纶辉之子谢光甫接任，并改称总经理。银行董事傅宗耀原为盛宣怀门下，1916年盛宣怀去世后，趁着盛氏子孙争夺财产之机，他浑水摸鱼，蚕食财产，通过各种方式低价搜购银行股份，获得了银行的实际控制权。傅宗耀成为总经理后，业务一度有所起色，但他依附北洋军阀，大量贷款，而使得银行亏损甚巨。因为他站队军阀，在北伐军来到上海时遭到通缉，在日本人的保护下避居大连。中国通商银行银两券、银元券
（银行博物馆藏）
为了回到上海，傅宗耀托杜月笙、张啸林等向民国政府疏通，于1931年得以回沪，重掌通商银行，而杜、张也进入银行董事的行列。然而，傅宗耀治下的中国通商银行成为他巴结权贵的工具，经营腐败，呆账庞大。1934年，美国高价收购白银，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酿成白银风潮，通货紧缩，社会经济陷入严重危机，通商银行遭遇挤兑。傅宗耀求告无门，只得将银行拱手让与杜月笙、张啸林，随后银行改组为国民政府的官商合办银行。杜月笙成为银行董事长，凭借他的强大人脉、鸦片烟铺和黑道生意，推动经营，而银行实际上则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控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通商银行中的官僚被没收作为公股，它成为了最早一批公私合营的银行。1952年，包括它在内的60家银行联合成立公私合营银行，属中国人民银行管辖——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在半个世纪的艰难竭蹶后，最终汇入新中国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潮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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