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逵逝世三十五周年】重读杨翠《永不放弃：杨逵的抵抗、劳动与写作》：看杨逵与叶陶 | 想想论坛

杨逵逝世三十五周年，令人感伤一个时代的结束，总是那么的仓促，也令人不舍。时光一瞬，杨逵精神是那坚毅的孤狼形象，以及永不放弃的压不扁的玫瑰，他的生命故事，也是台湾反殖民运动的历史。虽说现下中学教育已收录了杨逵的作品，但党国体制遗绪的幽灵依然垄罩于教育体制，让杨逵的身影依然在台湾社会缺席。而与他併肩面对强权压迫的叶陶，更鲜为台人所认识。

杨逵的生命路径与台中有深厚渊源，1935年台湾文学创作的风华年代，杨逵的台中生命地图，首站势必以梅枝町的首阳农园为开端。这是标志杨逵第一波文学创作颠峰的地点，也是杨逵与日本友人入田春彦警官的跨种族与身分阶级象征的地点。

关于杨逵的生平事蹟，孙女杨翠所撰写之《永不放弃：杨逵的抵抗、劳动与写作》已经多有着墨，杨翠称杨逵一生都是梦想家，都在发大梦与实践这些梦想。但大梦想家杨逵背后那条牵引着他，使他不致迷失方向，并能坚定向前的风筝线，线头却是牢牢揽在叶陶身上。

叶陶，「出生于一九O五年，高雄外海旗后町（今天的旗津）人，打狗公学校毕业后，进入台南女子公学校附设教员讲习所，受训八个月，结训后，回到母校打狗公学校任教，其后转调高雄第三公学校。」叶陶可以说是走在时代前端，日治时期，一般民众对于女性走出家庭，进入社会从事工作，抛头露面是难以接受的现象，叶陶已经自力更生，称唿她为新女性也未尝不可。

女性独立自主已经不常见了，何况是阳刚味十足、充满动盪不安的社会参与？但这些似乎对叶陶来说，不过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因为受到第三公学校的同事简吉的号召，叶陶对农民处境感同身受，因此跑在前线参与社会运动。杨逵正是在农民运动来到凤山演讲的场合遇到叶陶，两人因为叶陶请杨逵在扇子上题字而结下姻缘。

根据杨逵口述的内容：「我们认识了。她要我在她的扇上题几个字。当时日本人把我们的民族主义者叫做「土匪」……我想起了这些，就在她扇上写了「土匪婆」三个大字。因此她出名了，「土匪婆」成为她的别号。」叶陶因为受到简吉的感召而参与社会运动，「土匪婆」仿佛是杨逵送给她的身分，叶陶或是受到革命情感的激情、或是对新身分的认同，她从此与杨逵结下不解之缘。

「土匪婆」叶陶与杨逵在一九二O年代的爱情，在当代的惊世程度着实令人捏了一把冷汗，两人在尚未结婚时，就已经同居。「杨逵与叶陶在彰化组织读书会时，租屋同居，赖和医院，是他们的书房、聚会所、讨论室，更是特约医院。……在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唿声高涨的一九二O年代末期，未结婚而同居，在他们看来，也是理所当然……我们对制度和形式并不重视，人的结婚，最要紧就是双方谈话会投机，兴趣相同，志同道合。这样结婚仪式就不重要了。」

杨逵与叶陶的爱情故事，即便放到今天的台湾社会，恐怕还是难以见容于很多长辈；但是固执的杨逵、有海洋爽朗性格的叶陶，他们目光关注着更精神层次上的问题，因此俗世的传闻、仪式、礼俗等，都无法以自身的重量在这两位社运侠侣的身上套入繁复枷锁。

令人不免好奇，杨逵一生都跟贫穷脱不了关系，甚至如影随形般，手头总是难以宽裕，甚至要到友人救济的程度。那婚后的叶陶是怎么看待这一切？杨逵的作梦性格，对叶陶的婚姻生活影响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在杨逵因「罪」入狱十二年间，叶陶又是如何苦撑一个家的？

实际上女性的样貌在二二八事件以及随后而来长达三十八年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缺席的。女性需要承担的风险显然相较于男性高，除了社会加诸其身的期待与性别刻板印象，例如认为女性就应该贤淑待在家中相夫教子，受到官方盯哨一定是因为品德、行为上不检点等偏见；又或是孤家寡母的家庭，必然受到社会大众的凌辱，女性参与社会运动要付出的成本显然较男性高多了。

或许可以从友人之间的对话、青年学子与杨逵互动接触时，描述的叶陶略知一二。杨逵的友人入田春彦警官在遗书上写道：「叶陶女士：我认为最能够俐落为我处理事情的人就是妳，因此我就不客气地拜託妳了！」短短几句话，道出叶陶做事的风格态度：沉稳、俐落、谨慎且令人放心。

又或是杨逵自己描述的：「我和叶陶时常为了金钱的用度起争执。叶陶开朗乐观，一心计画生财之道；我是谨慎保守，只想简约过日子。有回，我刚借来五十圆，叶陶瞒着我，拿钱借人想赚取利息……」从这边可以看出叶陶在婚姻关系中，相较起杨逵，对子女有更多的责任感。杨逵还在想着自己可以忍受贫穷饥饿的同时，他忘记自己与孩子们是不同的个体，他能熬过贫困，孩子们不一定能。

「这是叶陶当卖花婆的开始。她从前从事抗日运动，到处演讲，认识的人不少，所以生意很好，意天可以有两圆多的收入。当时只有三个孩子，开支简单，勉强可以度日。」由此可知，比较社会普遍对丈夫／父亲角色所抱持的期待，叶陶更像一个家庭的支柱，总为家人打算；甚至在杨逵因为白色恐怖入狱服刑时，叶陶搬到淡沟里（今国立科学博物馆附近）购地，经营花园经营得有声有色。

然而，当时的社会气氛对待政治犯的家属充满歧视与偏见，暴力相待的情形普遍常见。

杨逵入狱十二年，子女为了谋生，四散各地……十二年间，孩子们接续进入青春期，面临生命困局；然而，杨逵也许无法真切理解，剥夺他们喜乐的元兇，不只是青春期，而是贫穷，以及国家暴力所营造的恐惧，还有它的衍生物。

杨逵不能想像，狱外的台湾，竟比狱中还诡谲。社会的冷漠，平庸者的邪恶，对受难者家属而言，是一副终生都无法解下的脚镣手铐。

次子杨建回忆，父亲被捕后，军警不断到家中搜查……

这段叙述可以看出，身为政治受难者当事人，无法想像在外头的家人竟受到如此不堪的对待，尤其是家中失去男主人之后，军警的肆无忌惮，以调查之名行勒索、窃盗之实，让叶陶与孩子们身心俱疲；尤其是杨逵去信要求家人寄药钱时，一家人生活被剥夺、剥削的无力感以及心理负担，只会更加沉重并造成彼此之间的裂痕而已。

杨逵的理想与性格固然使人敬佩，然而，叶陶的支持与无悔的付出才更叫人惊觉，当我们将目光放在杨逵身上时，殊不知背后那个曾经在农民运动场合意气风发、爽朗而充满斗志的叶陶，居然甘愿俯首为幼子、为丈夫忍辱负重。

次女素绢曾写下她们到东海大学老师宿舍卖花时，母亲被讲师妻子羞辱的情景：

那个女人立刻气忿忿地把花一摔，说：「你这卖花婆，卖花太贵，太爱钱了。」……想当年，妈在大街小巷演讲，抵抗日本军阀，妳还没出生哪！甚么讲师助教的太太，就这样神气。我不满意的心，表现在脸上。妈看出我的心事，淡淡地说：「我四十岁卖花，人家喊我阿婆，现在六十多了，还不真是个卖花婆。」

「土匪婆」叶陶与杨逵併肩面对强权压迫，她的生平经历值得后人大书特书，期待透过以女性为主角的书写方式，让受难者以及家属的面貌更完整，呈现给更多台湾人知道，在过去高压专制的统治下，台湾女性承受来自外部如军警、邻里的压迫而淬炼出的坚毅性格，以及对家庭孺子的温柔之情，是怎样成就了革命男性的风光，将台湾带向民主自由的方向，这些女性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