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单向街书店
白先勇的一生是个传奇。他生于显赫的将军府，是白崇禧格外宠爱的儿子；20 多岁就出版了著名的小说集《台北人》，被视为当代华文世界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是文学奇才却不“不务正业”，很早就几乎停止创作，潜心研究教授《红楼梦》，一教就是三十年。对待个人生活，白先勇的态度不可谓不超前，在八十年代就毫不避讳地公开谈论自己的性取向；而对于美的感悟，他又回归古典，近年来致力于昆曲的推广，渴望传统美学的精髓能得到继承和传播。从白先勇的文字中或可一窥其人，平静细腻得令人心惊，淡然的表象下却是无限的勇气、深情与执着。
▍下文转载自单向街的好姐妹微在（ID：wezeit-daily）
他是个传奇。
他出生在民国显赫的军阀家庭，父亲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他不到 30 岁时就写出伟大的小说，被誉为文学奇才；他在 80 年代就公开了自己的性取向，引起轰动；无论怎么看，他都像个当代贾宝玉，他就是台湾小说家——白先勇。
1999 年，香港《亚洲周刊》杂志评选“ 20 世纪中文小说百强”，白先勇的《台北人》排名第七，前六是鲁迅《呐喊》、沈从文《边城》、老舍《骆驼祥子》、张爱玲《传奇》、钱钟书《围城》和茅盾《子夜》。
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说，“五四以来，在艺术成就上可和白先勇匹敌，或超越他成就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也不过五六人。”放在今天，活着的中国小说家里，白先勇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而他写出《台北人》时，才 20 多岁。而且，他还长得很帅。
真是一个纯天然又不公平的杰克苏人设。
似水流年将军府，如花美眷恰少年。
白先勇从小敏感，心思细腻，他家曾经处在权力的顶峰，那些历史书上如雷贯耳的名字，都是家里的常客。他前半生辗转桂林、南京、上海、台北，最后跑到美国加州，经历了几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和社会：他的少年时代在国民党官僚家庭度过，见过先辈的显赫和上流的气派；到了台湾，他又目睹了国民党的没落和普通百姓的挣扎；在美国，他体会了海外飘泊的痛苦和对传统文化的思念。这种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的人，灵感都更喜欢降落在他们身上。
白先勇小时候像个小林黛玉，体弱多病，得了四年的肺结核，在当时差不多是绝症了。还好因为家境好，有牛奶喝，天天打针，才慢慢好起来。因为家里孩子多，所以他从小就被隔离，天天关着，胡思乱想，好在可以听收音机，听《红楼梦》。直到小学四年级，他才被“放”出来。
白先勇的父亲白崇禧，是统一广西的著名军事家，曾经是“中华民国国防部长”，国共两党共同尊敬的“抗日英豪”，被日本人称作“中国战神”。他在家是个严父，立了很多规矩。10 个孩子的家庭地位，都是按成绩单排的，所以白先勇拼命念书，考试考得很好，也因为他身体弱，所以父亲对他格外宽容。
白崇禧
白崇禧的全家福，前排左一为白先勇
姹紫嫣红韶光贱，相思入骨台北人。
白先勇二十多岁就写了本小说集《台北人》，文笔细腻得出奇，情绪平静得可怕。小说里有形形色色的男女老少，他们本来来自大陆的不同地方，也属于不同的阶级，后来撤退到台湾，一下子像是照片显了影，无论外表怎么光鲜，他们都背负着一段沉重的乡愁过往，衰老得让人心酸。没有一个人得到真正的幸福，零落成泥碾作尘，命运随风飘散。过去的繁华和今朝的落魄一对比，好一出胸口堵大石：
从前逃难的时候，只顾逃命，什么事都懵懵懂懂的，也不知黑天白日。我们撤退到海南岛的时候，伟成便病殁了。可笑他在天上飞了一辈子，没有出事，坐在船上，却硬生生的病故了。他染了痢疾，船上害病的人多，不够药，我看着他屙痢屙得脸发了黑。他一断气，船上水手便把他用麻包袋套起来，和其他几个病死的人，一齐丢到了海里去，我只听得“嘭”一下，人便没了。打我嫁给伟成那天起，我心里已经盘算好以后怎样去收他的尸骨了。我早知道像伟成他们那种人，是活不过我的。倒是没料到末了连他尸骨也没收着。——《一把青》
2015 年台湾电视剧《一把青》
白先勇是个悲剧感的完美主义者，他熟读《红楼梦》，明白最大的悲哀不是嚎啕大哭，而是面无表情。那句“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用来形容他小说里的人再合适不过。于是他笔下的人物也是这样。
金大班突然觉得一腔怒火给勾了起来，这种没耳性的小婊子，自然是让人家吃的了。她倒不是为着朱凤可惜，她是为着自己花在朱凤身上那番心血白白糟蹋了，实在气不忿。好不容易，把这么个乡下土豆儿脱胎换骨，调理得水葱儿似的，眼看着就要大红大紫起来了，连万国的陈胖婆儿陈大班都跑来向她打听过朱凤的身价。她拉起朱凤的耳朵，咬着牙齿对她说：再忍一下，你出头的日子就到了。玩是玩，耍是耍，货腰娘第一大忌是让人家睡大肚皮。舞客里哪个不是狼心狗肺？哪怕你红遍了半边天，一知道你给人睡坏了，一个个都捏起鼻子鬼一样的跑了，就好像你身上沾了鸡屎似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白先勇笔下的大部分女性，都是精明世故、纸醉金迷、呼风唤雨，其实骨子里悲哀可怜得很。她们背后的头破血流，他不写，他只写她们表面的虚伪光鲜，和男人对她们的遥远而空洞的崇拜，注定让她们永远不会被完整地理解与接纳。
1984 年，台湾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里的蔡琴
村上春树写过，“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你要听话，不是所有的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每个不动声色的“大人”背后，都藏着成长的的眼泪。哀莫大于心死，如今的从容，只因为对苦难麻木。
白先勇从来不刻意煽情，因为叙述巧妙，写法白描，反而悲凉压抑，让人久久沉溺，不能自拔。他有一种张爱玲和汪曾祺雌雄同体的感觉，故事像张爱玲的，文字像汪曾祺的。
晚风吻尽荷花叶，任我醉倒在池边。
白先勇的长篇小说只写了一部，就是《孽子》。1977 年，《孽子》开始在白先勇主办的杂志《现代文学》上连载。
小说聚焦在 60 年代台北一群沉沦的同性恋少年身上，讲述的不仅是同性的情感，还有少年的叛逆，父子的矛盾，社会的阴暗，反映了同性恋者在绝望里挣扎，被家庭、社会和国家放逐的处境，从父子间的冲突，扩大到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小说一问世，就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2003 年台湾电视剧《孽子》
书里有一对又虐又狠绝的“龙凤”情侣，读完让人倒吸凉气。
我十五岁那年在公园里出道，头一次跟别人睡觉，就染上了一身的毒，还是你带我到市立医院去打盘尼西林的。我对他说：我一身的毒，一身的肮脏，你要来做什么？他说：你一身的肮脏我替你舔干净，一身的毒我用眼泪替你洗掉。他说的是不是疯话？我说：这世不行了，等我来世投胎，投到好好的一家人家，再来报答你吧。郭公公，我又要溜掉了，飞走了，开始逃亡了！” 阿凤失踪了两个多月，龙子找遍了全台北，找得红了眼，发了狂。在一个深夜，那还是一个除夕夜，龙子终于在公园的莲花池畔找到了阿凤。阿凤靠在石栏杆上，大寒夜穿着一件单衣，抖瑟瑟的，正在跟一个又肥又丑、满口酒臭的老头子，在讲价钱。那个酒鬼老头他出五十块，他立刻就要跟了去。龙子追上前拼命拦阻，央求他跟他回家，阿凤却一直摇头，望着龙子满脸无奈。龙子一把揪住他的手说：“那么你把我的心还给我！”阿凤指着他的胸口：“在这里，拿去吧。”龙子一柄匕首，正正地便刺进了阿凤的胸膛。阿凤倒卧在台阶的正中央，滚烫的鲜血喷得一地——
我们共同有的，是一具具让欲望焚炼得痛不可当的躯体，一颗颗寂寞得发疯发狂的心。这一颗颗寂寞得疯狂的心，到了午夜，如同一群冲破了牢笼的猛兽，张牙舞爪，开始四处狺狺地猎狩起来。常常在午夜里，在幽冥中，在一间隐蔽的旅栈阁楼，一铺破旧的床上，我们赤裸着身子，两个互相隐瞒着姓名的陌生人，肩并肩躺卧在一起，陡然间，一阵告悔的冲动，我们会把心底最隐秘最不可告人的事情，相互吐露出来。我们看不见彼此的面目，不知道对方的来历，我们会暂时忘却了羞耻顾忌，将我们那颗赤裸裸的心挖出来，捧在手上互相观看片刻。
白先勇为整个台湾对于同志的认同垫下了基石。书里同性恋聚集的台北“新公园”，如今改名叫 228 公园，还是有许多同志群体在那里活动，成为台北的同志地标。
据说五月天的《拥抱》是一首写给同志的情歌，“晚风吻尽荷花叶，让我醉倒在池边”，就是以《孽子》里同志聚会的新公园荷花池为灵感。
《孽子》里写了几对有象征意义的父子，其中三位父亲都是军人出身，他们总是板着脸、追求纪律与服从，在父权的压迫下，同性恋少年们的命运各不相同，或者离家出走，或者饮弹自尽，或者杀人远逃。
1963 年在台北松山机场，白先勇和白崇禧最后一次会面。
在最近的《十三邀》访谈里，许知远问白先勇，如果父亲在世时看到《孽子》这本书（白崇禧在 1966 年离奇身亡），会有什么反应？
白先勇回答，我写《孽子》是 1976 年，发表是 1982 年，里面写同性恋的主题，其实更大的是写父子关系，写整个社会。我和父亲没有谈过这方面的事情，但是我想以父子之间的了解，他心里或许明白。如果他问，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否认的。但是我们没有说过。我想他知道我的性向的。
他也曾经坦白，其实我没有特意选择去公开，如果你问了我，我会如实说。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完整的人，面对自己，没有任何需要说谎和隐瞒……同性恋的问题是整个人类必须面对的，我想有一天，中国大陆也必须面对，这是人性的一部分，不能回避。
彩云易碎琉璃脆，世间好物不坚牢。
白先勇在写《孽子》的时候，已经 40 多岁了，是一个年过不惑，拥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作家，在闭塞的 80 年代，敢于通过作品公示自己的性取向，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魄力？白先勇的桀骜不驯，其实潜伏在他看似温良的外表之下。他把同性恋公然摊开在台北的大街小巷里，是为同志发出声音，也是为自己的爱情做出证明。他自己身体力行地证明了，同性爱从来不比异性爱低贱和脆弱，他和伴侣王国祥 38 年的感情，一直到王国祥去世才终结。
他俩 17 岁相识，一起读书，一起去美国生活，相伴 38 年。这对很多异性伴侣来说，都是非常持久的关系了。他们之间的爱，虽然不像张国荣和唐鹤德那样惊天动地、撕心裂肺，也干干净净、熠熠生辉，只不过直到王国祥去世 6 年后，他才写出来。
1992 年，王国祥因为“再生不良性贫血”复发去世，《树犹如此》是一篇白先勇写给他的悼文，文章真情流露，絮絮叨叨地讲着作者的思念，从他们乔迁新居写起，描述了他们在美国生活的日常，怎么布置庭院，怎么饮酒煮蟹，怎么种下三棵柏树，柏树怎么生长凋零，国祥的病又是怎么一步步加重，白先勇又飞往天南海北寻医问药，直到王国祥病故身亡。
“星期天傍晚，我要回返圣芭芭拉，国祥送我到门口上车，我在车中反光镜里，瞥见他孤立在大门前的身影，他的头发本来就有少年白，两年多来，百病相缠，竞变得满头萧萧，在暮色中，分外怵目。开上高速公路后，突然一阵无法抵挡的伤痛，袭击过来，我将车子拉到公路一旁，伏在方向盘上，不禁失声大恸。我哀痛王国祥如此勇敢坚忍，如此努力抵抗病魔咄咄相逼，最后仍然被折磨得行销骨立。而我自己亦尽了所有得力量，去回护他的病体，却眼看着他的生命亦一点一滴耗尽，终至一筹莫展。我一向相信人定胜天，常常逆数而行，然而人力毕竟不敌天命，人生大限，无人能破。”
文末，他写：
“冬去春来，我园中六七十棵茶花竞相开发，娇红嫩白，热闹非凡。我与王国祥从前种的那些老茶，二十多年后，已经高攀屋搪，每株盛开起来，都有上百朵。春日负喧，我坐在园中靠椅上，品茗阅报，有百花相伴，暂且贪享人间瞬息繁华。美中不足的是，抬眼望，总看见园中西隅，剩下的那两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露出一块楞楞的空白来，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
他俩的照片不多，都是一脸微笑，白先勇（左）微微歪头。
很多人不知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是怎样一种裂法，答案藏在《红楼梦》里，贾宝玉就是块被女娲弃之不用的顽石。白先勇后来在一次《红楼梦》的讲座里说，那块石头将来要补的是“情天”，那是比天裂更大、更难补的洞口。
白先勇认为，《红楼梦》中存在着两股力量。一股是重视世俗理法的儒家思想，以贾母和贾政为代表，另一股是重视性灵的佛道思想，以贾宝玉代表，看起来诸事一无所成，却有对众人的悲悯之心。白先勇性格里的悲悯，与天性和经历都有关系，因为从小生过重病，对别人的痛也能感受到，觉得人生无常，彩云易散琉璃脆。再美的花都挨不过秋冬，越美的东西，越不容易保存。他说，写作是为了把人类心灵无言的痛楚转换成文字。
让人费解的是，这些年，白先勇的文学创作几乎停止了，他在美国加州大学教《红楼梦》，一教就是 30 年，在国内，他以一己之力推广昆曲《牡丹亭》。许知远在节目中直接问他，这么做是不是过于浪费文学天赋了？
白先勇回答，“好像我的这一生就准备着做这几件事情，不管是《牡丹亭》或者《红楼梦》，这两本书是我一生的最爱，这两个作者，我都替他们做了一些事，也是奇怪。好像有一双手指导我这样走。这是偶然的，不能不相信命运。”
白先勇 10 岁的时候，在上海看到了梅兰芳跟俞振飞的《牡丹亭》、《游园惊梦》，从此昆曲就跟着他一辈子，影响了他一辈子。牡丹缘，就从那时候开始。后来，白先勇说，“我的爱情观和汤显祖一样，是情真、情深、情至。目前为止，能打动我心灵的作品还是这类的。”
人生好比大观园，兴衰过程皆自然。
白先勇制作了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在大陆苦苦推广，他最想告诉观众，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曾经有过这么灿烂辉煌的成就，我们要重新认识“她”。
“《牡丹亭》勾起了民族的文化乡愁。我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都非常薄弱，我们的声音失掉了，是一个失声的民族。这和教育有关。教育体系里对传统美学教育的忽视，其实是隐性歧视，年轻人会觉得是因为这些不好，没意思，所以学校不教。比如昆曲，年轻人对《牡丹亭》的热烈反应就证明，不是他们不爱，而是之前没有欣赏过好的。”
“观众感动的原因是觉得美，而这么美的东西竟然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无论《牡丹亭》在哪里演，热烈程度都一样。”白先勇大刀阔斧地改动了《牡丹亭》，但精髓没变：水磨腔的优美、笛声的悠扬、唱词的韵味、表演的四功五法，这些保留了昆曲的灵魂，诗意和精致。
看到大学生的热烈反响，今年 80 岁的白先勇高兴也很心痛。他们感动掉泪，是对古典美学的皈依，他们之前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好的东西。现在看来，传承是有希望的，昆曲在他们心中已经播种了。
白先勇这几年为了让传统“还魂”，推广昆曲花掉了几百万元，“都是我们自己去找来的钱，我的人情支票开得精光。台湾那些一流的工作人员，基本上是义工。在物质上的投资，我永远收不回来，我的回收是观众得到的教育，美的享受，美的喜悦。”
在这些百折不回的时刻，白先勇觉得自己和父亲很像，有一股蛮劲。从前的“孽子”开始回忆自己的父亲，2012 年，他编著了《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书写父亲的生平。他觉得，那也是给中华民国立传。大陆视民国为败军，向来很少了解，今天的台湾又急欲遗忘这段历史。
“如果记忆死去了，整个民族等于患了失忆症了，过去糊里糊涂怎么回事都搞不清。我到处演讲，替父亲写传记，也是想从我父亲身上反映一段民国史。”
白先勇说，《红楼梦》是一首史诗式的挽歌，是十八世纪乾隆盛世以下，我们中华文明衰落的一首天鹅之歌。再没有一部能够达到它一半高度的文学作品。那些传统文化里的思想精髓和审美观，正离我们越来越远。
如果说曹雪芹是那个高唱挽歌的人，那么白先勇就是那个竭尽全力让挽歌响得久一点、再久一点的人。问题是，在这样的时代里，还有多少人愿意去听一曲挽歌呢？
本文由知事 转码显示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