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究竟是怎么提出来的？

2023年1月2日凌晨，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福明同志逝世，享年87岁。

我对于胡同志的粗浅认识，完全来自于一份报纸。

在《我的师承：怀念一位让我抑郁的语文老师》一文中，我曾谈到，在上世纪90年代那个物质文化供给完全跟不上需求的年代，报刊杂志是人们重要的精神食粮。当时我最爱的三种报纸之中，居然有一份是理论性很强的：

《光明日报》。

可以这么说，在一大堆官媒报刊中，《光明日报》在“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序”方面是做得最好的，没有之一。而它的最高光时刻，无疑是1978 年5 月11 日以头版头条发布的特约评论员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胡福明同志，就是这篇文章的主要作者之一。

因此，虽然与胡同志之间没有什么交集，但我对他依然保持着肃然起敬——能在那个关键时点说出如此振聋发聩的话语，说明胡同志不但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还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伟大人格。

正是因为兼具理论品格与强烈人格，自改革开放以来，胡福明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为广大人民所铭记。

从昨天下午起，广大官媒与自媒体都推出了大篇幅的回忆性文章，让我们对胡同志的生平事迹有了更多的了解；但美中不足的是，这其中的某些文章，调子起得太高，过于强调“准备坐牢”的悲壮。然鹅：

作为一个从小就阅读《光明日报》的大好青年，为了共同学习、努力提高我们的理论姿势，理解思想动态偶然性中的必然性，是时候说一说该文的来龙去脉，探讨这一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结论是如何提出的，相关人员又做出了哪些贡献了。

而所有的一切，都要从“真理”这一哲学问题谈起。

❶ 真理标准为何重要？

我们知道，发源于古希腊的哲学（属于自然哲学），是一门“探求真理的学问”，而真理恰好是哲学的具体研究对象。迄今为止，哲学是唯一一个研究真理的研究学科。

哲学意义上的真理，是指客观/自然在人类思维中的映射，也就是哲学家试图探寻“我们”感知之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由什么构成、有什么底层运行规律。

可见，对真理的定义与认识，是指导所有理论与行为的纲领，因而在社会科学中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教员同志在理论文章中，就使用大白话对此进行了生动的解释。例如：

但是，哪怕是实用主义哲学家（例如杜威）也承认，真理是常识与信念的总和，但常识并不必然构成真理。而在认识论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在整体上是符合论的，即认为只有反映并符合事实本质与规律的认识才会触及真理。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符合事实本质与规律”不只是一句轻飘飘的哲学思辨，而是在长期残酷斗争与发展壮大中得出的铁律——拒绝这一认识就极可能在现实中被淘汰。

而如何达成“符合事实本质与规律”，早在1937年，教员同志在《实践论》中就写得明明白白：

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对于我党而言理应不是一个新问题。哪怕是当年中苏交恶后不那么严谨的批苏“九评”，也单独列有一评是这样的：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然鹅，在十年文革中， “一句顶万句”之类的认识论，在党内与群众中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哪怕是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对思想路线、真理标准的认识，还存在诸多桎梏。

例如江苏省教育界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人谈到由于教学秩序被破坏，教育质量出现下降。一位负责同志当场就表态：

事实是这么个情况，但如何表述还需要斟酌。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毕竟张C桥、姚W元的相关文章，主席是圈阅过的。

认同“句句是真理”还是“实践出真知”，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当1977年2月，两报一刊刊发了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Two Whatevers”：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而此时，距离拨乱反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有一年半。如果光想着“等风来”，时代还经得起“万马齐喑”吗？

正如而历史上每一次路线之争、认识之争，不但关系着人心向背的正朔之争，还与组织凝聚力、道路自信密切相关，中国的历史又发展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全面遵循原有路线还是冲破思维枷锁？全国各地的有识之士都在积蓄力量，等待一次全社会的大讨论，期待迎来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

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发表的时代背景。

❷ 胡同志写了什么？

1955年，20岁的胡福明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梦想当一名“为民请命”的新闻记者。但胡同志在学习过程中发现，新闻工作需要敏锐的头脑与强大的沟通能力，而这与他谨慎而专注的性格不符。于是，他主动去哲学系旁听，并在毕业后进入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深造。

胡同志认为，要真正融会贯通马列主义，就必须重视原著的学习。在3年学习期间，这位年轻人阅读了众多“大部头”，不但逐章逐节地记录了大量心得体会，还把精彩的论点与原文大篇幅抄录背诵。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胡同志成为同侪中的马哲检索专家，这也是《实》文中坚实理论的重要来源。

“两个凡是”引起剧烈的左右之争，一方面固然是文革余波未了，人民群众思路还未打开；但另一方面，这也与汪东兴组织理论专家精心撰写、文章逻辑严密难以直接驳斥有关。

1977年4月，胡同志开始考虑“写一个理论文章，批判两个凡是”。作为一个从事理论工作的大学教师，胡同志充分认识到这事儿的风险有多大。于是就有了后来接受采访时的那句话：

胡同志认为，自己人微言轻，正面批判“两个凡是”激不起反响，应当发挥自己熟悉马列经典的长处，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观点，从理论高度驳斥“两个凡是”的错误根源。他认为：

1，毛主席曾在《实践论》中指出：“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两个凡是”提出，恰好与毛主席提倡的方法论相矛盾。

2，“两个凡是”的基本特征，其实是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其根本前提是认为毛主席和普通人不同，他的观点、政策不需要通过实践检验就成立。这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是矛盾的。

3，脱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必然陷入思想僵化、固步自封，否认人民对事物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如果我们的党与国家停止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的举措，它的生机就会停滞。

因此，总共约8000字的《实》文，共分为三个部分+展望，各部分的核心论点可以从小标题中直观地看出：

由于由于担心连累他人，胡同志从头至尾都是一个人单干，所有资料都是以自己笔记为索引查阅原著。甚至于为了突出文章的理论特色，全文所有观点都是引用马列经典著作的原文，作者仅对引文进行了简洁的解释。

1977年7月，在初稿尚未完成之时，胡同志在南京召开的一个理论研讨会上结识了《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同志，两人在交流过程中所见略同。王同志郑重地以《光明日报》的名义向胡同志约稿，并建议他有机会与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磋商，因为：

你们两人看法几乎完全相同。

2个月后，胡同志一次性向《光明日报》投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光明日报》的编辑认为：

这篇文章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如果把引文及解释删掉一点，加上一些现实内容，是可以刊登的。

在来来回回的修改中，胡同志与编者之间擦出了璀璨的思维火花，他们的心越来越热，笔力越来越深入，文章锋芒越来越犀利。终于，到1978年4月时，精雕细琢的修改稿得以完成，让我们看看手稿中作者是如何自由发挥的吧：

《光明日报》编辑部内，这篇文章广为传看，在获得一片赞誉之时，似乎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

这么给力的文章，等在《光明日报》下属的哲学专刊，是否有点屈才？如果换平台，又应该往哪儿发表呢？

此时，刚调到日报担任总编辑不足一个月的杨西光同志沉吟片刻，以坚定的语气道：

可以当作重头文章，在日报第一版发表。

当时，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也在筹备这方面的文章。正在中央党校就读的杨总编得知后，第一时间送去文稿，希望与对方的稿件“捏在一起”，形成一篇重磅文章。为此，杨总编甚至建议：

可以先在《理论动态》发表，《光明日报》再作为“本报特约评论员”发表。

于是，胡同志的文章，就这样进入了另一位胡同志的视线。

❸ 另一位胡同志又做了什么？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两个凡是”公开见报之后仅仅一个月，党中央重要的思想理论阵地——中央党校——迎来了一位新的副校长，他就是时年62岁的胡耀邦同志。

当时，胡校长面临着两项重要的任务。首先是在1977年秋季筹办复校事宜，为我党培训亟需的干部人才；其次是接受党中央委托，潜心研究党的历史，特别是路线斗争的历史。

据说，中央党校的党史党建研究室首先拿出了一个“揭露四人帮破坏文革”的前期方案。胡校长表示很不满意：

胡校长提出，由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牵头重新起草文稿，而研究的原则是两个，一是要用完整准确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二是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文稿起草完之后，要发给中央党校的800多名学员公开讨论，再把学员意见上报中央。

事实上，吴江同志除了担任教研室主任的职务外，他还是一个数得上名的哲学家。他反映说，在教学过程中，不同学员对实践的认识不同，因此很有必要强调实践在检验路线与真理过程中的唯一性。因此这个方案的标题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是一个神奇的巧合：在1977年4月，相隔1000多公里的南北两地，两波理论菁英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的标准”。由此可见：

另外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胡校长谈及接下来的师生读书活动：

这次读书要有针对性，针对四人帮颠倒了的东西，我们再把它颠倒过来。尤其要抓住被他们颠倒过的几个根本问题，例如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一个个和政治经济学相对照，搞问题搞清楚。

胡校长提出，问题搞清楚之后，不能束之高阁。他准备亲自筹备办一个刊物，叫做《理论动态》，专门用于发表这些重要问题的研究。

正是因为这个小插曲，经过中央党校第一期高级干部读书班学员、《光明日报》杨西光总编的推荐，胡福明的文章来到了胡耀邦同志的办公室。

看完全文后，胡校长兴奋地转发给吴江同志。同样新潮澎湃的吴同志润色、重写，最终在印刷厂排出清样，送胡校长审阅。

胡校长提出，有两个小问题是否可以改一下，例如标题选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至于其他的方面：

我看可以了。

1984年，《光明日报》评选优秀文章，《实》文作为特例放在第一篇，奖励1000元，其中，吴江没有接受拟分给他的300元奖金。

2018年12月，胡福明作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代表人物”，被评为百名“改革先锋”。

❹ 英雄史观与群众史观

综观1977-1978年创作并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来龙去脉，我们不难发现两个事实：

首先，在“两个凡是”公开之后，胡耀邦同志是发动并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顶层人物，是“自上而下”引发解放思想大讨论的主导者。

其次，广大理论工作者（如胡福明同志）与新闻工作者（如杨西光同志）以敏锐的职业感知，以及身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坚持说真话，从而“自下而上”地激发了历史的进程。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真正的历史，应当反映出当时复杂的时代背景，并表现出当时人物的局限性。

举个例子，2019年《觉醒时代》热播时，我偶尔看了几集，却始终有一种“出戏”的感觉。因为剧中的革命者，从头到尾都是那么伟大、光明、正确，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对他们接下来二十多年要做的事情深信不疑。事实上，在那个火热的年代，恩来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如果生来就看穿了一切，还用得着去欧洲寻求革命真理吗？

除了造型与台词的突兀，甚至于在镜头运用上，站在人群中的主角们永远都被打上一层蜡地纤毫毕现，而周围的人民群众则被虚化得面目模糊…

这种套路我们都很熟悉——这就是妥妥的偶像剧手法啊！而践行这一理念的作品，无疑是英雄史观的信徒。

但我只想说，暂时的彷徨、偶尔的不优雅、与后人相比的历史局限性…根本就无损于大家对英雄的理解与尊敬。

正如在波澜壮阔的真理大讨论过程中，胡福明同志是文章的作者之一，也是那段历史的重要参与者。但是，我们大可不必把所有的目光集中到“医院病房前写作”、“发表后准备去坐牢”…等孤胆英雄式的噱头上，而忽略前后做出贡献的其他人。

例如文中那位犯过错误的胡校长，就曾在党校说过一段话，数十年之后听起来都如黄钟大吕般让人心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