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月14日，在山西省定襄县的一户大院里，几千名上了岁数的人把宅院围了个水泄不通，甚至，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还有不少七八十岁拄着拐杖的老年人，他们颤颤巍巍地朝着灵堂里逝者的黑白遗像走去，浑浊的泪水夺眶而出，眼神中满是悲戚的神色，似乎是跟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友作最后的告别。
当凄婉的哀乐飘荡在拥挤的灵堂里，人们的思绪渐渐跨过了万水千山，飘回到了激情似火的抗日战争年代，一幕幕逝者生前的抗日英雄事迹再度清晰地浮现在了人们的追忆里。
1920年2月19日，山西定襄县砂村一户樊姓贫苦农户家里诞下一位男婴，此时距离灭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不过九年，北洋政府掌权下的民国，内有军阀混战、兵连祸结，外有英美日俄等列强们的虎视眈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没有因为清王朝的灭亡而得到丝毫改善，反倒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错综复杂和兵燹天灾，使得百姓流离失所、人民饥肠辘辘。
由于出身贫苦，父亲希望这位出生的男婴将来大富大贵、金玉满堂，因此给男婴取名樊金堂，同时，为了让樊金堂将来能够实现父辈们的愿望，8岁那年，樊金堂就被父亲送到了私塾读书，此后，初小毕业后的樊金堂考入了县立第二高小。
照理说，按照父亲设定的人生规划路线走下去，只要好好读书，将来即便不能金玉满堂，衣食无忧最起码是没有问题的。可樊金堂学习成绩不好，很小就离开了家外出求学，加上见惯了社会上的种种不公，小小年纪的樊金堂便养成了打抱不平的游侠习气。
因此，当1936年，我党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后不久，樊金堂本着“驱逐日寇、还我河山，为穷人打天下”的理想，毫不犹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团体。
打开百度APP看高清图片在加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那段日子里，游行、示威、闹学潮几乎都成为了樊金堂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1937年，17岁的樊金堂由于被校方认定思想行为“极度危险”，学校鉴于他的“不安分”的表现，便将他作劝退处理。
“七七事变”后，樊金堂由于出色的表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组建了定襄县抗日自卫队，次年，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樊金堂被任命为中共定襄县基干自卫大队3中队中队长。
然而，在抗日战争年代，面对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日寇，“日军不可战胜”的投降言论逐渐充斥着部分人的奴性思维里，堂堂中国、泱泱华夏在汉奸论调的左右下，失东北、丢华北，抗击日寇进入了士气最为低迷的时期。
也就是在这个特殊时期里，很多动机不纯、意志薄弱者，开始打着“抗日救国”这面大旗，趁机干着中饱私囊、损公肥私的龌龊勾当。而山西省定襄县基干自卫大队大队长杜志德就是这样的一个我党当中出现的败类。
1937年8月，杜志德在一次夜袭定襄县的军事行动中，罔顾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没有请示上级的情况下，杜志德莫须有的“私通日寇”的罪名，擅自查抄了当地北义井村的一户地主之家。当然，杜志德查抄地主全家并非是为了给百姓出口恶气，而是妄想从中敛财，把地主家的金银细软装入自己的腰包之中。
于是，在地主全家被抄没后，杜志德命人将地主和地主的儿子全部吊在了马棚里，杜志德则亲自进入到后院威逼地主婆交钱赎人。
不仅如此，杜志德私生活混乱，在我党明令“一夫一妻制”的情况下，杜志德强娶两名女子做老婆，时常与不同女子关系暧昧，由于令人作恶的作风引起了当地百姓的愤恨，此时又恰逢我党展开整风运动，心虚不已的杜志德于是撇下基干自卫大队大队长之职，偷偷地带走八个人，一支枪，两头骡子和两个女人，从此远走高飞，隐匿天涯海角。
杜志德叛党脱逃的行为，很快引起了中共定襄县委的极大震动，定襄县委在痛定思痛后，于是决定以思想作风过硬、政治修养忠诚的樊金堂接任自卫大队长的职务，自此，行侠仗义的樊金堂开启了一段魔性般的抗日救国传奇。
1938年8月，樊金堂正式成为中共定襄县基干自卫大队大队长，而就在他就任大队长前不久，山西定襄已被日寇侵占，日寇烧杀抢淫，无恶不作，犯下了累累罄竹难书的恶行。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樊金堂率领的基干游击队，神出鬼没，机动灵活，扒铁路、割电线、炸桥梁、袭车站、烧军粮、端据点、除奸、杀日寇，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多次表彰。
樊金堂生性好打抱不平、侠气干云，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见到祸国殃民的汉奸更是痛恨得牙痒痒。他的大队就像他本人一样，作战风格彪悍，长途行军来去如风，宛如一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侠客，神秘莫测。
尤其在夜间行军方面，他的大队更是说打哪里就打哪里，三十里五十里，转眼就到，说拿哪个据点，手到擒来。常常搞得日本鬼子顾此失彼，焦头烂额，日伪军多次与樊金堂交手，都被他打得魂飞胆丧，因此，樊金堂的大名在敌人和群众中早已如雷贯耳。
1939年4月，日军从太原、崞县等地调来4000余兵力，向五台山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春季大扫荡。为了摸清鬼子的动向，掌握日军的行动部署，上级指示樊金堂尽快活捉一个“舌头”。于是，樊金堂带着4名队员乔装成普通老百姓，翻山串沟来到一家村的骡马大店。
当时掌柜的正在吃早饭，一见竟然是樊金堂，不免大吃一惊，便说：“你是吃了豹子胆啦，鬼子大队人马刚走，你就来了！”金堂笑着说：“鬼子给咱腾下空子，咱能不来！”掌柜的刚刚给他们端上来饭菜，大伙正在吃饭。忽然听到窗外有动静，金堂示意通讯员白开阳出去看看。
小白刚拉开门，便被一个闯进屋子的日本士兵压倒在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樊金堂饿虎扑食般从炕上飞快地扑过去，骑在日本兵的背上，用吃饭的大海碗猛砸日寇的头，又顺手缴了他的枪。日寇在昏迷中已被队员们反剪双臂捆绑起来，塞了一嘴棉花动弹不得。
樊金堂便从门帘缝向外张望，只见院子里东马棚下隐隐约约黄乎乎地一大片，樊金堂以为是日本人的大部队。于是，他命令全体队员子弹上膛，架着俘虏就往外猛冲。
本以为冲出屋外恐怕是凶多吉少，可当他们呼啦一下冲出来时，却发现院子里的那群人仍是一动不动坐在那里。细看之下，原来是20多个民夫，背着日军的黄呢子衣物呆在那里。日军士兵被俘，民夫们在日寇面前定然脱不了干系，樊金堂于是急忙招呼民夫们背上东西一起撤退。
可刚出村，后面就枪声大作，原来，日寇发现他们少了一人，再仔细一盘查，这才发现了樊金堂队伍的踪迹。在被日寇察觉的情况下，要从敌人的巢穴里平安逃出生天，简直就是一件几乎都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樊金堂的举动不仅超出了队员们的预料，更是突破了日寇们的认知。
只见樊金堂让民夫打开包裹取出日军的黄呢子军服，然后让战士们立刻换上佯装日寇的模样继续前进。当他们经过火车道时，窑头椐点的日军发出联络信号。
樊金堂也举起手臂，学着对方的手势摆了几摆，敌人以为是自己人，便不再理睬。就这样，樊金堂他们避开大道，翻山越岭，终于平安从虎穴逃脱生天，顺利地回到分区所在地。后来经审问才知道，原来所获俘虏是个日军曹长，这个曹长掌握着许多日军春季大扫荡的情况，根据他的交待我军很快粉碎了敌寇企图扼杀我军的图谋。
打日寇是把好手，杀汉奸樊金堂也不含糊。东冶镇是卡在五台山根据地前的一把“尖刀”，交通位置十分重要，加上又是五台县的第一大村镇，因此，边区所需物资，特别是药品都需从这里购置。
但东冶镇早就被日军占领，为了对五台山根据地实施封锁，日寇在东冶镇的东西南北四个门上修筑炮楼，设置岗哨，严密盘查过往行人，发现带有可疑物品立即抓捕。在这四个门中，尤其以东门放哨的伪军汉奸最为狗仗人势，他们仗着有日本人撑腰，对进出的群众横加凌辱和敲诈，对凡是疑似“通共”的人一律枪毙，东冶镇伪军汉奸们天怒人怨的恶行很快引起了当地群众的强烈不满。
上级决定给伪军汉奸们一点颜色瞧瞧，让他们不敢再嚣张跋扈、为祸乡邻，这个认为自然就落在了樊金堂大队的头上。东冶镇是个大镇，日伪军防守严密，以樊金堂大队那点人马，强攻都不够敌寇塞牙缝，即便侥幸打下了东冶镇也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实在得不偿失，怎么办？
樊金堂决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乔装入城、精准打击。盛夏的一天中午，樊金堂带着两名队员，化妆成下地回家的农民，拿着镰刀，光膀赤脚，拎着装满青草的筐，草下面放着短枪和手榴弹，向东冶镇走来。他们等鬼子的巡逻队过去后，离开大道沿着围墙，来到一个坡高墙低处，从围墙翻了进去，大摇大摆地来到东门。
此时，守门的伪军吃饭去了，只留下一个伪军躲在荫凉处张望。队员小李眼疾手快，跃上去一下子就把伪军拦腰给死死抱住了。“不许动！”樊金堂的驳壳枪刹那间也已顶在了他的脑门上，另一名队员下了他的枪。
樊金堂见周围没人，于是拎起手榴弹将伪军砸死。然后又在地上写下“当汉奸的下场”几个大字，署名“五台县基游队”。匆匆收敛好现场后，他们带着缴获的步枪和子弹，出东门扬长而去。就是这样，樊金堂曾三进三出东冶镇，杀得伪军哨兵胆战心惊，自此伪军变得老实多了，再也不敢与人民群众和共产党人为敌了，边区所需的物资在东冶镇的进出从此也变得畅通无阻了起来。
随着樊金堂抗日杀汉奸的名声越来越响亮，汉奸们也对他十分害怕，摄于樊金堂的鼎鼎大名和日本人即将倒台的事实，伪军、汉奸开始给自己考虑后路，他们生怕某天在熟睡中人头不保，于是便纷纷向倒向樊金堂，向他提供各种各样的情报，在投诚汉奸们的帮助下，樊金堂更是如虎添翼常常杀得敌寇人仰马翻、自顾不暇。
大和民族向来都是一个欺软怕硬的民族，面对胆识超群、智计过人的樊金堂，日本人在被他打得胆寒的同时，更多的是对他充满了无限的敬佩。为此，当时驻扎在定襄县一带的一个日本联队长突发奇想，忽然给樊金堂写了一封信。
信的内容是：“非常敬佩樊大队长，想同樊大队长见一面，不知能否垂允？”日本人话虽然说的很是客气，但他们安的什么心？当时的战士们都没有把握，很多人都认为日本人这是在摆“鸿门宴”，指不定樊金堂去了就有去无回了。
可樊金堂的豪侠之气此刻全部展露了出来，只见他哈哈大笑：“鬼子要约我见面，我倒想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于是，樊金堂就让人给日军联队长回了一封信，落尾写道：“在下恭候，樊金堂”，意识就是说：见面的时间、地点你们来定，本大爷随时奉陪！日军的那位联队长倒也是个性情中人，会见的当天，他空着手，带着个翻译就来了，樊金堂也带了位随从如约而至，双方各自朝着敌我交界的中间会见地点走去。
随从的战士看到日寇来了很是紧张，生怕有埋伏便问： “来了两个鬼子，打不打?”樊金堂说： “别打哟!人家这是客情，咱们要以礼相待。”
稍顷，两人见面，互致敬礼，握手言欢，然后就在农村茅舍里的土炕上分宾主落座。樊金堂仔细打量着眼前的日军联队长，此人风度儒雅、文质彬彬，从他的翻译口中，樊金堂还得知此人是个中国通，熟读中国古代典籍。
而日军联队长也在仔细端详着眼前搅得他们不得安生的死对手樊金堂：这是一个怎样的人啊？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农民，身板粗壮、不善言谈，却举止憨厚，哪里像是一个纵横沙场的悍将啊！
双方甫一见面，日本联队长首先说了一大套如何敬佩樊大队长的话……樊金堂忙命炊事员炒几个小菜。接着，联队长拿出日本清酒请樊金堂品尝，樊金堂端起碗来一饮而尽，哈哈大笑道：“不过如此，还是尝尝我们中国人的老白干儿吧！”说罢，他拿出提前备好的3瓶老白干儿给日军联队长满上，对方愣了一下，随即也端起碗来与樊金堂对饮。
就这样，3瓶60度的老白干儿很快被二人一饮而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二人都喝得酩酊大醉，双方也放下了敌我设防的心理防线，相互居然以“朋友”称呼了起来。联队长就问：“今日相见，万分荣幸，我看樊大队长年纪轻轻，不知樊大队长娶媳妇儿没有？”
此时的樊金堂只有19岁，哪里想过个人大事，突然听到日军联队长这么一说，刷的一下，脸都红了便回答道：“俺还没老婆呢，但以后会有的，还要给俺生很多娃......”二人话匣子打开后就开始谈天说地，纵谈古今，就是不谈中日之间的战争，这是抗日战争史上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深刻、非常独特的场景。一个日本绅士同一个中国农民，打得不可开交，又抽空儿坐下来，互相敬酒，把酒言欢，实在是非常罕见。
更罕见的在于，樊金堂与日本联队长依依惜别之际，醉眼朦胧的联队长拍了拍樊金堂的肩膀说道：“樊大队长，有什么需要，兄弟一定帮忙，一定尽力。”没想到樊金堂居然还真开了口，他说： “我需要一挺歪把子机枪，两箱子弹。”
联队长说： “一定办到！”在古往今来的战场上，敌我双方的将领把酒言欢的确实有，比如三国时期的羊枯与陆抗之交，但向自己的死敌免费赠送军火的，实在是难以找出先例，这也超出了当时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抗日战争的理解范畴，这也为日后樊金堂的悲剧性人生埋下了伏笔，不过这都是后话了。果然，那联队长一言九鼎。
没过几天，前沿哨所报告说：“有两个鬼子，带着几个民夫，打着白旗，进山了”樊金堂命令道：“既然是打着白旗，就不要打。看他们来干什么……”进山来才知道，两个日本兵，轮流扛着一挺日本造的歪把子机枪，后边四个民夫，抬着两箱子弹。樊金堂收到这些东西，高兴极了，嘴里不停地说着： “够朋友，够朋友。”
请两个日本兵吃完饭，樊金堂写了一封意思是“收到了”的回信，交给两个日本兵。那两个日本兵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了半天才把意思说清：“联队长的命令，把东西送交樊大队长，就不用回去了，算我们逃亡了，真要回去，是要被枪毙的……”这下把樊金堂给难住了。思来想去，樊金堂于是决定把他们送去军区。那么这样一来，事情很快就传了出去，聂荣臻司令员知道这件事情后就在电话里训斥道：“这么大的事情，你樊金堂既不请示，也不报告… …’樊金堂嘿嘿一笑，只好低头挨训。
后来樊金堂对人说： “一个日本人，想见我，这有什么可报告的。”似乎这种事在他来说，好像很稀松平常。如果说樊金堂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似乎难以理解，毕竟一个中国军官与日本军官把酒言欢不说，还从人家那里收到了军火，整得明白的人倒还好，搞不清楚情况的人还以为樊金堂是私通日寇呢。
但如果从樊金堂的现实表现来通盘考察，唯一能解释的只有“侠气”二字了，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樊金堂也就是近现代的一位大侠吧！从被窝中救出日本妞日寇好对付，可汉奸难缠，尤其是对日本主子死心塌地的铁杆汉奸。华夏九州正是在大批铁杆汉奸的帮助下，敌人方能长驱直入、马踏中华，在数以千万的铁杆汉奸中，河边村维持会长曲禄祥就是一个助纣为虐，死心塌地投靠日本人的汉奸。
因此，五台县委决定让基游队设法除掉他。曲禄祥此人老谋深算，出门在外随身都有贴身保镖前呼后拥，要在他出行的时候动手，成功的可能性非常渺茫，而曲禄祥的府邸又是墙高门厚，戒备森严，要混进去也实属不易。
可樊金堂却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地认为，越是曲禄祥认为安全的地方，干掉曲禄祥成功的几率就越大。为了实施刺杀曲禄祥的计划，樊金堂带领两名队员三次化妆进入河边据点，提前查探曲禄祥的行踪。当樊金堂摸清了曲禄祥的轨迹后，连夜率6名队员从地道潜入了曲禄祥的住处，然后趁着看守不备，手起刀落，结果了他们的性命，解除了他们的武装。
当樊金堂带人冲进屋里，闯入曲禄祥的卧室，猛地掀开被窝，掏出刀子，却发现曲禄祥早已不知了去向，映入眼帘的是，被窝里赫然躺着两个穿着日式装束的少女，正吓得瑟缩成一团。樊金堂当即命人给两个女人嘴里塞上毛巾，然后用毛毯裹起来，让两名队员背着，其他队员则装扮成伪军在前面开路，他们边大大咧咧地走，边底气十足地叫喊着“给日军太太看病”，最后竟堂而皇之从大汉奸曲禄祥的大门走了出去。
这次行动尽管没有抓到曲禄祥，但给他敲响了丧钟。事后，经查证，被救出的两个女人，一个叫哈米高子的是日本人；另一个叫崔田的是朝鲜人，俩人均是在日寇的淫威之下被迫沦为了军妓。樊金堂从被窝里救出了哈米高子等人后，迅速将她们送到边区，后经教育改造，哈米高子等人参加了日本反战同盟，为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有益的工作。
樊金堂从曲禄祥的淫窝里救出了日军慰安妇，使得大汉奸曲禄祥又怕又气坐卧不安。他非常畏惧樊金堂来无影去无踪的厉害，但同时，面对着樊金堂等人竟敢堂而皇之地从他的被窝中抢走日本妞的羞辱，曲禄祥顿感威风扫地、颜面无光。
为了挽回自己在日军主子眼里的面子，1940年10月30日，曲禄祥再次勾结县城的日寇大部队窜到砂村，欲将樊金堂的老母抓走，以泄心头之恨。日伪军在大汉奸曲禄祥的向导下，气势汹汹一路直扑砂村，他们在砂村村口顺势抓住了一个当地村民带路，并威胁该村民给“皇军”带路，否则就刺刀见红，要了他的小命儿。
这个村民很是机灵，他没有跟日伪军当面硬杠，而是假意应承了下来，当他发现日伪军不熟悉路况，于是引着敌寇东弯西绕拖延时间，并且一边走一边高声叫喊：“良民百姓不要害怕，日军是来抄樊金堂家的！”他的这个做法就是在暗示人们赶快去樊家通风报信。果然，在此人的带领下，日伪军们在村子里兜兜绕绕转了几个大圈圈，最后才转悠到了樊家，而此时的樊家人早已在群众的掩护下逃得无影无踪。日伪军气得“噢噢”乱叫，索性一把火烧了樊家房院。
在与日伪军长达八年的斗争中，樊金堂始终以身作则冲锋在前线，他以过人的胆识和高度灵活的手段杀得伪军心惊胆战，打得日寇溃不成军，为我党我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事业贡献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樊金堂义薄云天、侠气干云，性格豪爽大度，颇有古之侠者之遗风，因此，当地群众称呼他是“李向阳式的抗战英雄”。
也正因为如此，樊金堂对抗日的形式不拘一格，豪侠之气贯穿于他的抗日斗争的始末。他可以深入敌人的龙潭虎穴，以冷艳的匕首结果了敌寇的性命；也可以与日军指挥官同桌对饮，促膝长谈；他可以毫不留情地舍命打入敌军巢穴，干掉人人得而诛之的叛国汉奸；也可以与反正的汉奸们打成一片，获得足够有价值的情报为抗战服务。
总之一句话，只要是有利于抗日救国，甭管哪种形式，他都可以接受，只要不违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救国初心，个人荣辱休戚，比之民族大义，又有算得了什么呢？恰恰是因为他的豪侠之气，此后不久，他就给自己招来了祸患，并使得自己的命运变得愈发地坎坷了起来。
原来，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浴血奋战，一个崭新的国家拔地而起，国家初创伊始，共产党人本应该秉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继续干好社会主义建设，可有些人自打进城以后便开始纵情声色犬马，一时间，部分地区出现了贪污腐败严重，官僚主义横行，生活作风上更是奢靡无度的情况。
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1951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结果没想到，身为后勤部长的樊金堂却“应声落马”，被认定为“贪污犯”，后来经过所谓的查证：樊金堂“贪污”的数字加在一起，大大超过了他们部队的装备和给养的总和，樊金堂也因此差点被拉出去枪毙。不过，樊金堂福大命大，竟然安全度过了被枪毙的命运，虽然死罪可免，但“活罪”却难逃，此后的历次运动，樊金堂少不了被挨整的份儿，开除、下放、坐监、劳改……来来回回被整了底朝天。
每次，樊金堂挨整理由也很充足，说他贪污公家财物的也有，说他“勾结”日伪军的也有，总之，各种令人哭笑不得的牵强理由，全部被一股脑的安插在了抗日英雄樊金堂的头上。那么，樊金堂到底有没有贪污呢？有没有所谓的“勾结”日本人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压根儿不存在！既然是空穴来风的事情，为什么到了樊金堂的头上却变得有鼻子有眼，乍看之下好像真的一样呢？归根结底，樊金堂挨整与他不拘一格的抗日侠气有着根本性的必然联系。樊金堂的挚友林鹏曾在《回想集》里就说：一次，他问定襄县的老革命周铭：“樊金堂到底有没有贪污啊？”，没想到周铭却翻了个白眼说：“他贪污个屁，他连两条裤子都不趁”周铭为什么就这么肯定樊金堂没有贪污呢？
原来，周铭很早就跟樊金堂搭档，对于樊金堂的为人，周铭是最清楚不过的了。据周铭讲述，一次行军路上，樊金堂看见一个放羊的老汉正蹲在路边抽烟，他装好…袋烟走过去： “老大爷，对个火。”把烟抽着，他也蹲下了。
“老大爷，光景怎么样?”老汉就哭起穷来。樊金堂一回头喊道： “通信员，从骡驮子上拿一捆票子来。”樊金堂把那捆票子放到放羊老汉的脚前，说： “改善改善吧。”要知道，那些钞票可都是部队的公款，樊金堂未经请示上级，就私自把一捆票子给了老大爷改善生活，姑且不论“三反五反运动”的漩涡，即便是搁现在也是坐实了挪用公款的罪名了。
樊金堂的豪侠之气的愣劲儿还不止犯了这一回。还有一次，樊金堂带着部队路过家乡，恰好赶上庙会，人们听说抗日英雄樊金堂回来了，连庙会都懒得看，纷纷跑来看樊金堂，樊金堂豪侠气概又上来了。庙会上有一排溜饭棚，他对卖饭的说： “凡来看樊金堂的，都管饭，最后我给结账。”
结果，樊金堂愣是用本该给部队的口粮全部供给了当地群众，如果说在这件事情，樊金堂作为后勤部部长还能勉强遮罩得住的话，那后来的事情就严重多了。又有一次，樊金堂碰到了一个小时候的同学，这名同学与樊金堂既是战友又是定襄县的一名干部，他看中了樊金堂腰间别着的一把手枪，于是腆着脸对樊金堂说： “金堂，我看你这手枪特别好，我挺喜欢，送给我吧。”
樊金堂说话不打磕： “ 拿去吧。”这位同学不开口不要紧，一开口后，事情就传了个遍，大凡跟樊金堂有点交情的人都来找樊金堂要枪，樊金堂也是来者不拒，连着将部队里的手枪都送出去了好几支，这下事情可真闹大了。前有送票子、送饭，今有送枪，下次会不会有送坦克、大炮呢？樊金堂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上级极大的震动，樊金堂也差点因此惹上了大麻烦，如果不是老首长的死命护持，樊金堂即便有再多的脑袋恐怕都不够砍了。
尽管在每次的豪侠之气给他招来了不小的麻烦，但每次在老首长的关心下有惊无险地趟了过去，可“三反五反运动”铺开后，樊金堂的行为就被人给揪了出来，因此，“贪污犯”、“勾结日本人”的屎盆子也就扣到了他的头上。
而也正是由于他的侠气不羁的秉性，此后他的政治生命在一次次的批斗中被一撸到底，他也不得不离开部队，并几经坎坷成为了太原市城建局副局长，此后，伴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樊金堂逐渐退居二线，终于在跌宕的抗日传奇中，平淡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谨以此文，纪念抗日先烈樊金堂同志，同时，向无数抗日先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