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95年广州起义开始，虽然各种救国组织的军事行动风起云涌，孙文和他的革命党在行动上依然没有什么进步，他们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与古代的大侠刺客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满脑子都是“太平天国”、“大刀会”这些民间壮举。

追求的是密谋策划、奋勇突击、想要靠少数人的武力，搏杀满清督抚大臣，下可夺城独立，上可一呼百应，直入皇庭，流血五步，天下缟素。孙文的偶像是洪秀全，而革命党的行为和从前博浪沙的张良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前面有一些成功或者即将成功的案例，激励了孙文和他的同行们。

比如1813年，天理教领袖林清，仅仅率领140人，就直接杀入紫禁城，攻占皇帝寝宫，若不是道光帝热河避暑，几乎就成了大功。而40年后，1853年，小刀会领袖刘丽川，借着太平军的声势，仅用7人就攻占了上海县城。其实，这些都是“特种作战”，自身人员精锐，敌方有着公务员、军官、太监之类的内应，突然发难，变生肘腋，清廷措手不及，所以才能接近成功。孙文对这种“特种作战”的模式极为推崇，他早期所有的起义，几乎都是少数人的突然袭击。

他一向认为革命党人贵精而不贵多，只须敢死队一百人，就能成功。1895年广州起义，杨衢云率领冲击总督府衙的，只有三百余人，然而未及发难，就被兴中会会员朱淇的哥哥朱湘举报，枪械被查封，敢死队束手就擒，陆浩东被捕，受尽钉插手足、铁锤凿齿等酷刑折磨，不屈而死。杨衢云事后被清廷密探暗杀。

其实，早期革命党失败的方式，大抵都是如此，准备阶段争吵不休，各方势力勾心斗角，临危之时无人决断，不是走漏消息坐以待毙，就是帮派党徒提前鸟兽散，真正的精英徒然送死。1900年前后，兴中会谋算无数，惠州起义依旧失败；自立军十万之众风起云涌，转眼土崩瓦解，革命党、保皇派、江湖帮会，每一次歃血为盟的时候总是一呼百应，总有时来天地皆同力的错觉，但每一次失败总是那么的迅速而彻底。

原因看起来千奇百怪，说到底，一是没钱，二是没人。没钱的意思不是真没钱，而是太执着于花钱办事，以至于关键时刻迁延拖沓，毫无效率。没人的意思也不是真没人，而是所用非人，组织内部各种妥协，鱼龙混杂，革命党曲高和寡，没有唤起众人。

所以，尽管反清之势风起云涌，但依旧只能前赴后继，大好男儿，时代精英，一个个白白送死。

当时虽然各种失败，孙中山先生却看到了希望，甚至有一丝幸灾乐祸的欣慰，他说：“当初次之失败也（指1895年的‘乙未广州起义’）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咀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指1900年‘惠州起义’），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

意思是——想当初我鼓吹革命的时候，天下没人理我，甚至害怕我如毒蛇猛兽，都与我为敌，现在庚子年几场大乱之后，大家终于清醒了，开始同情我们，并且惋惜我们的大事未成了，我们开始得民心了，这种感觉，快活得无法用语言形容。

孙文先生说得很有道理，自从唐才常自立军失败之后，很多青年人遭到了清政府屠杀，张之洞本人爱才，唐才常是他两湖书院的得意门生，而大通起义的领袖吴禄贞是他亲手批送日本留学的士官生，也正因为此，他不杀不行，不杀不足以洗脱他和革命党、维新派之间的暧昧和嫌疑。

张之洞这一顿杀，杀了五十多名湖南青年，彻底激怒了湖南人。在自立军失败的前夕，湖南宝庆人蔡锷从日本回到了中国，他曾是时务学堂的学生，听过唐先生的课，视谭嗣同、唐才常为偶像，这一次回国，他被一位军阀老乡黄钟浩软禁，未曾参加自立军起义，侥幸逃过一死。

得知唐才常死后，蔡锷大恸，写诗纪念：

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

湖湘人杰销沉未，敢谕吾华尚足匡。

蔡松坡这首诗很直白，直指清政府——你惹上湖南人了，然而在庚子前后，作死的大清何止惹上了湖南人，他们惹上了天下人。

这些青年才俊没有白死，他们的血让更多的人痛苦、绝望、愤怒，在清廷举起屠刀的那一刻，无论革命党、保皇党、立宪派都愤怒了，哪怕什么都不懂的迂腐书生、江湖帮派、贩夫走卒都愤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