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向清廷上奏《试办招商轮船折》。短短3天后，同治皇帝就批准了这份奏折。这意味着，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轮船运输企业和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应运而生。

轮船招商局在度过艰难创业的最初几年后，步入发展的快速道，生意越做越红火，成为与英国太古、怡和并驾齐驱的航运巨头，分局遍布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以及国外的横滨、神户、新加坡等处，每年光是水脚收入就高达190万两银子，还收购了美资旗昌轮船公司，创下了中资公司收购外资公司的先例。

李鸿章对轮船招商局的成功颇感骄傲，曾经在写给友人的信里不无得意地说: “轮船招商，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之文字。”

李鸿章在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时，任职直隶总督，在河北保定办公（后又转到天津办公）。为什么李鸿章要将轮船招商局设在上海，而不是天津？

上海和天津都是港口城市，适合轮船运输企业的发展。可是，天津过于靠近京城，开埠的时间远远晚于上海，这里依然是内向型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上海远离京城，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就已经开埠，吸引了大量外商，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外向型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综合而论，轮船招商局更适合的地方，是上海，而非天津。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如果李鸿章将轮船招商局设在天津，很难取得在上海那么大的成果。

那么，李鸿章人在天津，为什么能够遥控指挥上海的轮船招商局？

时间要拉回到1862年。当年，李鸿章拉着一支9000多人的淮军离开曾国藩，到上海“单干”。从那时候开始，上海就逐渐变成李鸿章的“自留地”。

李鸿章当了5年江苏巡抚，又署理了一年半两江总督。那时候，上海是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的辖区。李鸿章进行人事整顿，免去了以上海道员杨坊为代表的一批旧官僚，将丁日昌、郭嵩焘等一批幕僚提拔起来，牢牢地掌控了上海。

后来，当李鸿章在1870年北上担任直隶总督时，任职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的官员，不是李鸿章恩师、好友、同年，就是他的学生。

从1870年到1895年（李鸿章因甲午战争被辞去直隶总督一职）历任两江总督中，曾国藩是李鸿章恩师，马新贻、何璟、李宗羲是李鸿章同年，张树生是李鸿章学生，曾国荃、沈葆桢是李鸿章好友。左宗棠虽然与李鸿章不对付，但风烛残年，已非李鸿章对手。河南人吴元炳与李鸿章关系不好不坏。只有刘坤一与李鸿章针尖对麦芒，斗了几个回合。

同样时间内，历任江苏巡抚里，张之万、何璟是李鸿章同年，张树声是李鸿章学生，吴元炳、卫荣光、嵩骏、刚毅等人资历较浅，犯不着得罪如日中天的李鸿章。

对此，李鸿章很自豪地对朝廷说：“从前历任两江督臣，如何璟、李宗羲、沈葆桢等，每遇一事，无不与臣和衷商榷。”

而在轮船招商局内部，李鸿章以唐廷枢、徐润、盛宣怀担任总办和会办，将轮船招商局掌握在自己手里，不容外人涉足。

唯一能对李鸿章造成威胁的，是刘坤一。

刘坤一是湖南新宁人，也是湘军中的一员。1875年，当两江总督李宗羲因病免除职务后，刘坤一曾经以江西巡抚的身份，署理两江总督一职。那时候，沈葆桢也想得到这一职务。刘坤一和沈葆桢争夺得很厉害。最终，在李鸿章的极力支持下，沈葆桢如愿以偿地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垂头丧气地离开，出任两广总督。

1879年，沈葆桢在两江总督任上去世。清廷为了弥补刘坤一在上一次争斗里的损失，迅速任命他为两江总督。

刘坤一走马上任后，以盛宣怀为突破口，直接瞄准了轮船招商局的管辖权、财务权和人事权，希望通过“正本清源”的方式，恢复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的本来面目；而只要轮船招商局回归“官督商办”，将会被两江总督所控制。李鸿章不甘示弱，全力保住盛宣怀。他坚信，只要盛宣怀不倒，轮船招商局就不会落到别人手里。

就在刘坤一、李鸿章相持不下时，戏剧性一幕发生了：1881年，清流干将陈宝琛和张之洞对刘坤一进行弹劾，说他“嗜好素深，又耽逸乐，年来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沿江炮台多不可用，每一发炮，烟气迷目，甚或坍毁”“嗜好过深，广蓄姬妾，稀见宾客，且纵容家丁收受门包。而广东所筑炮台，一经淫雨尽行坍塌……”刘坤一后院失火，搞得非常狼狈。

不久，朝廷将刘坤一召回京城，结束了他与李鸿章对轮船招商局的控制权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