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在病重之际，提起这位袁世凯筹安会骨干分子入党的事？

在中国近代史上，提到杨度虽算不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但只要知道袁世凯称帝的，可能就都会知道这个人。杨度曾经是袁世凯称帝过程中的最著名的小丑，袁世凯倒台后，杨度曾一度逃亡国外，但其臭名却早已远扬。可戏剧性的是，这样一个曾经坚定支持帝制的人，却在后半生出人意料地彻底扭转立场，毅然挺身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杨度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反动势力的血腥统治下也是难能可贵的。不过，多数人对杨度晚年可喜转变的了解，都不如对其早年支持袁世凯的事迹清楚。

原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同志在《难忘的记忆》一文中，曾提到：敬爱的周总理在病逝前夕，曾当面叮嘱冶秋同志“在编辑《辞海》时，不要忘记杨度同志晚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事实。”看到这样的记载，估计很多人都感觉到奇怪，杨度还曾入过中国共产党？其实，杨度的清奇经历还不仅如此，他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还曾得到过孙中山先生的信任，并给他安排了秘密的使命。

下面，我们就一同全面地看一看杨度一生的重要经历，了解他与中山先生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故事。

杨度(1874—1931)号皙子，湖南湘潭人，人称智多星。幼年时拜王闿运为师学习经学。1894年中国在甲午之役中败于日本，国势日衰，民情激愤。杨度和当时中国爱国青年一样，为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在近代理论家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严复的《天演论》，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学说影响下，“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杨度逐步走进“托古改制”的改良派行列中。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杨度曾追随康有为、梁启超赴日留学。

1902年11月，杨度在东京与杨笃生、黄兴等人创办了《游学译编》，同年他被推选为中国留日学生会总会长。（见吴玉章《辛亥革命》）1903年沙俄无理侵占了东三省，并且拒不撤兵，留日学生为此发起了“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的拒俄运动，罢课示威斥责清帝靠俄卖国罪行，立遭日本文部省无理取缔，大批留日学生忍无可忍立即回国进行反清活动。但也有少数学生回国后被清帝以“特科考试”作为诱饵进行了收买。杨度就是这些被收买的人中的一个，通过考试后，杨度很快被清廷任命为宪政编查馆提调。1905年他为清廷出洋考察的五大臣起草了报告，1907年他主编的《中国新报》月刊开始鼓吹改良，并上书清廷建议召开国民大会实现宪政。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多数省份都“兵不血刃，传檄而定”，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国。但胜利果实却很快被袁世凯窃取，后来，军阀开始了割据的内战，使国民深陷水火。这时的杨度积极效忠袁世凯，并且逐渐得到袁世凯赏识。

1914年袁世凯开始谋划恢复帝制，他强令解散国会，并任命杨度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其间杨度常与支持立宪的孙毓筠、严复等人聚首一堂，对革命行动大唱反调，他认为“辛亥之初激于感情，怆猝创立共和。国体与国情适否?未及三思……长此混战，国将不国，祸将不已……”（见《筹安会宣言书》）。杨度等人在袁世凯父子的密谋授意下，利用二十万两活动经费，联络孙毓筠、严复、胡瑛、刘师培、李燮和等六人，“以筹一国之治安”为幌子，组成袁贼复辟的御用工具——筹安会。发表《君宪救国论》等文章，袁世凯看后，对其赞赏不已。袁世凯亲笔为其题下“旷代逸才”的横幅，赏赐给杨度（见《袁世凯传》）。袁世凯的御用报纸《民报》《亚细亚报》等，更是为其大肆鼓吹，“筹安六君子”之名逐渐除开。当时的北京民众却不认为他们是君子，而是以“筹安会是产出皇帝私窠子”的骂名评价他们。(见《民国通俗演义》）。

1915年袁世凯急于称帝，于当年12月12日决定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并在12月一个月内五次大封“功臣”，分别为130人授予公、侯、伯、子、男的爵位。但为洪宪皇帝登基积极卖力的杨度却无缘这些爵位，杨度为此大感失望。

袁世凯称帝的逆行，立即引发神州动荡，1915年12月25日，云南的唐继尧、蔡锷发其讨袁行动，并通电全国号召各省共同起来反袁。黔、桂、川等省首先响应，讨袁火种迅速燃遍全国各地。他们在通电中列出了袁世凯的十九条罪状，并将杨度列为复辟祸首。后来，还提出了“诛戮附逆之杨度、段芝贵等十三人，以谢天下”的倡议。

此时白忙活一阵的杨度，才发觉自己很赔账，不但未捞到高官的职位，反倒落了个复辟祸首的罪名，令其追悔莫及。在全国一片的讨袁声中，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终于结束了短暂的皇帝梦，杨度也在一片通缉声中暂时逃往国外。自此，杨度的立宪幻想彻底破灭。

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1919年中国“五四”爱国运动兴起，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4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胜利……这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使杨度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斗争，逐渐令其猛醒，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正途和力量所在，到后期更是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能拯救中国的根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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