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社会的相声艺人，由于不能登大雅之堂，大都从撂“地摊”开始自己的艺术生涯。在天津撂地的叫“明地”，北京叫“明场”。比如当时北京的天桥吧，很多艺人都集中在那儿。有练把式的，摔跤的，变戏法的，拉洋片的等，不分寒暑，十分热闹。一个艺人想立住脚，首先，得抓得住观众，自己的活头儿必须要瓷实。其次，还得学会要钱。那时候叫另打钱。每说完一段相声该打钱了，你必须看准什么人能要，什么人不能要。遇到好心人，往你端得笸箩里仍俩钱儿。遇到不该要的，你伸出笸箩要了，就可能挨打被揍。如果碰上一个成心找茬的地痞，那就算你倒霉了。你要钱，他回你一句：“你认识我不认识？”你要说：“认识。”“啪！”一个耳刮子：“认识我还找我要钱？这不成心寒碜我嘛！”你要说：“不认识。”“啪！”也是一个耳刮子：“不认识！？今天老子就让你认识认识。明儿个别干了，给我滚！”一个钱儿没给，还给轰了。当然，大凡撂过地，在实践中摔打过来的艺人，而今在舞台上都说的比较好。这也是功夫不亏有心人，日积月累，磨练出的基本功。

    听说老前辈朱绍文（艺名穷不怕），当初也曾在北京东华门一带撂地划锅作艺（俗称平地抠饼）。场子没板凳，只是在地上用白石砂划一圆圈来代替场子。说之前，用白砂石撒字（又称“戳朵儿”）用以招人。朱绍文能一手撒出双笔字，字撒得漂亮、洒脱。当时经常撒的字有“日进斗金”、“黄金万两”等。撒出的字还要有个画面。如“日进斗金”，把“进”字撒成船形，“斗”字撒成拱斗形。“黄金万两”，把“万两”二字勾连一起，取财源不断的意思。

    此外，在太庙（现工人文化宫）筒子河城墙根底下，也有人划锅说相声。说完一两段相声，再换个地方接着说。

    大多数相声艺人都有固定场地作艺。这些固定的明地或明场，自然也有好、坏之别。好、坏地关系着艺人的收入。其实真正影响艺人收入的，在当时是意想不到的“飞来祸”。如有的地痞突然差人递过帖子，说要搭桌（指地痞把头等组织演员去唱堂会，而收入的钱归地痞所有），你不去就可能踢了饭碗。平时，更是要受这帮人的窝囊气。

    除此以外，艺人的收入还得拿出一部分给管场地的地主（他们出板凳、桌子、夏天用的布棚等，平时还要负责供演员茶水，下一天的账）。一天的收入由地主和艺人分账，一般是二五、七五开，也有二八开和三七开的。

    当时明地作艺，如何摆凳子、表演相声呢？整个场子摆成一个长方形。左右各摆三路凳，迎面是两路凳。后座（指桌子后面）有两路凳。相声艺人甲乙对脸表演。有时内容需要，还可以坐在一起表演。迎面和左右两边是观众，后凳上坐的是同行同伙儿，不向他们另打钱。趁着人家上正地的没来，先说一会儿；来了，马上让给人家，这叫上早儿（也叫坐板凳头儿）。像这样的，挣了钱给地主分点儿就行了。

    过去在北京撂地的艺人，记得天桥有焦德海、刘德智、于俊波、尹凤歧（艺名尹傻子）、郭启儒等。学徒的有张振奎等。在西单商场撂地的有高德明、高德光、高德亮兄弟仨，徐德贵、张傻子、朱阔泉（艺名大面包）等。在东安市场撂地的有赵霭如、冯乐福、罗荣寿、常宝臣、聂文治等。还有到庙会作艺的。一九四三年我才十三岁。就常去土地庙、花市、白塔寺、护国寺和隆福寺庙会了。庙会的情景和天桥差不多，但有一样可取，当时在庙会说相声可以让女的听。天桥就不是这样。在庙会撂地的还有孙宝才（艺名大狗熊）、王长友、赵玉贵、孙兴海（艺名小狗熊）等。

    在天津撂地的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河北鸟市，撂地的有杨少奎、班德贵、马三立、冯立铎、刘奎珍等，还有两个女的，刘玉凤和花银霞。

    另一个是南市。撂地的有尹寿山（艺名尹傻子）、阎笑儒（艺名阎麻子）、马四立、耿宝林、朱相臣、史文翰等，女的还有个于佑福。

    边边沿沿的场子还有谦德庄，撂地的有马桂园等，东有武奎海、耿亚林等，三角地有张宝如等。

    除相声的发源地京、津两地外，类似撂地的，如济南南岗子，艺人有田茂堂、黄家立等；沈阳北市场，艺人有白银耳、小地梨等；南京的夫子庙，艺人有刘宝瑞、高笑林等；徐州的金谷里市场，艺人有王元臣、夏万福等。

    今天，撂地作艺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相声艺人走上了舞台，受到党和人民的爱护，生活、收入稳定。今昔对比，真犹如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怎不叫人感慨万千呢！

郭全宝口述

武冀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