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直奉战争
（一）直奉战争指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在中国北方进行的两次战争（广义上包括1924年爆发的浙奉战争），第一次直系获胜，奉系败退出关；第二次奉系获胜，直系惨败。从此直系势力一蹶不振，北洋政府落入奉系军阀手中。直皖战争中直系军阀的胜利表明英、美势力在中国的加强，日本在失去皖系军阀这个工具后转而扶植另一个工具奉系军阀与直系对抗。1920年8月直、奉两系共推靳云鹏组阁，靳内阁亲直疏奉引起奉系不满。1921年12月张作霖进京推倒新内阁，支持亲日派官僚梁士诒组阁。梁上台后赦免被通缉的皖系军阀政客，同意日本要求借日款赎回胶济铁路，将该路改为中日合办，同时梁极力抑制吴佩孚。梁内阁的卖国行为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吴佩孚和直系各省督军乘机逼迫梁士诒下台，由此引起直奉战争。1922年4月奉军以张作霖、孙烈臣为镇威军正副司令，分兵三路入关讨直。28日张作霖抵达军粮城，自任“镇威军”总司令，任孙烈臣为副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沿京奉、津浦两线布置军队。29日奉军发出总攻击令，至此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将大本营设于天津以东的军粮城，兵分东、西两路。东路为前锋部队，布防在京奉、津浦两线，总司令由张作霖兼；西路布防在京汉线，总司令为张作相。其兵力配备如下：西路：张景惠梯队，辖张景惠第一师、邹芬第十六师、郑殿升第二混成旅、牛永辅第九混成旅；张作相梯队，辖张作相第二十七师、齐恩铭第五混成旅、鲍德山第六混成旅。东路：张学良梯队，辖张学良第三混成旅、蔡平本第四混成旅、郭松龄第八混成旅；李景林梯队，辖李景林第七混成旅、阚朝玺第一混成旅，另外还有许兰洲黑龙江骑兵。
（二）直军以保定为大本营，以东、中、西三路迎战奉军。西路总指挥为吴佩孚兼，中路总指挥为王承斌，东路总指挥为彭寿莘。兵力配备如下：西路：董政国第十三混成旅、孙岳第十五混成旅之补充第三团、张锡元第四混成旅。中路：第二十三师第四十五旅、第四十六旅、第十二混成旅、第三师第六旅。东路：十四混成旅、第二十六师、第九师第十三旅之一团、第二十四师四十八旅。另外还有第三师第五旅和第八混成旅留守河南，第三师第二十二旅北援长辛店。此次战争的起止时间为1922年4月29日至5月4日，在东、中、西三路同时展开。东路战场主要在津浦线进行，双方军队于4月21日就已开始接火。29日奉军张作相率卫队旅四营及第四混成旅一团向直军第二十六师发起进攻，直军退向任丘。30日奉军万余人进而向任丘进攻，任丘直系守军在王承斌援军的协助下大败奉军，并趁机占领大城白洋桥。5月1日王承斌部迎战奉军，在姚马渡、白洋桥附近战胜奉军，次日复克大城县。为夺回大城，奉军派张学良率步兵万余人、许兰洲骑兵一旅、炮兵一团配合，直军也调第三师之一部参战。经激烈鏖战后奉军再败，向杨柳青方向退却。直军遂于5月3日发起对马厂的进攻，奉军幸得驻静海、杨柳青奉军的支援，方改变不利局势，之后双方在姚马渡、白洋桥一线曾僵持状态。此时传来直军在中路获胜的消息后直军士气大振，发动反击，奉军向静海方向撤退，直军占领马厂、青县。败退于静海的奉军曾力图反攻，不料5月4日传来西路奉军大败的消息，奉军顿时溃不成军，7000余人缴械投降，残部且战且退，退至军粮城后于5月7日全部投降。西路战场主要在京汉铁路沿线进行，4月28日直军张福来所部第二十四师和董政国所部第十三混成旅向由奉军第一师和第十六师担负守备的西路奉军司令部所在地长辛店发起进攻。
（三）直军在孙岳指挥下突袭长辛店，致奉军死伤千余人并一度突破奉军防御，幸而奉军汲金纯部增援方使长辛店失而复得，并迫使直军退兵60余里。29日奉军乘势追击直军，双方在琉璃河附近交战，直军先败后胜，重新占领良乡，并于当晚由南岗洼向长辛店进逼。防守长辛店的奉军一面固守抵抗，一面调集第二十八师第九旅、第二旅及察哈尔骑兵旅增援，并依靠炮火优势向直军进行还击。双方激战一天一夜，伤亡都十分严重。至30日吴佩孚下令直军改攻为守，直军从长辛店退守良乡以南。是日拂晓直军再次兵分三路对奉军发起猛攻，双方投入近10万兵力，伤亡惨重，直军旅长董政国、奉军旅长梁朝栋战死。经连日激战后奉军炮弹消耗很大，一时又得不到及时补充，吴佩孚在探知这一情况后于5月3日亲自督战指挥进攻奉军。直军除派一部对奉军正面发动进攻，以吸引奉军的兵力外，另派精兵第二十一混成旅绕道潜行至奉军后方，从凤凰山、门头沟一带对奉军实施迂回并切断奉军的后援。5月4日直军发起对奉军的进攻，奉军在腹背受敌、炮药无法补给的情况下且战且退，邹芬所部十六师在门头沟向直军投降。至上午11时奉军西路总司令张景惠乘专车赴天津，奉军阵脚大乱、纷纷溃逃，直军攻克长辛店。至5日直军在增援部队的支持下又对丰台发起冲击，奉军被迫向山海关溃逃，约三万余奉军缴械，西路战事平息。中路战场在津浦、京汉路之间，直军由吴佩孚指挥，集中于固安，奉军张作相部驻永清县城。由于中路事关全局，故吴佩孚亲上前线指挥作战，与张学良、郭松龄所部精锐部队在奉军所据霸县周围多次激战，直军攻克胜芳、固安等地，张作相亲率第二十七师、二十八师增援。5月4日直军三面围攻永清，经一天激战后奉军终于坚持不住败走，张作相率残部逃往天津。
（四）之后直军一路追击，连克杨村、落垡，并逼至廊坊。5日直军攻克廊坊，奉军千余官兵缴械，中路战役乃告结束。之后直军继续追击奉军，于6日进驻奉军大本营军粮城，张作霖退至滦州。为一举全歼关内奉军，10日直军任命翼长马廉溥为北方前敌总司令，标统米振标为北方后路总司令，专司收缴奉军遗兵。至5月中旬大批开赴天津，奉军无法在天津驻足，分水、旱两路向山海关方向退却。20日奉军在关内的最后一个据点滦州亦被直军攻陷，张作霖见关内难以立足便将司令部移驻榆关。26日张作霖回到奉天，奉系军队随之退回山海关以外。由于东北是奉系苦心经营多年的地盘，又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对此直系不能不有所顾忌，故没有出兵关外。同时经过此战双方损失消耗都很大，为保存实力，直奉接受英、美停战建议，于6月17日派代表在秦皇岛海面的英国“克尔留”号军舰上谈判并签订停战和约和附约。其内容为：直、奉两军为维持大局统一国家之目的，双方同意罢兵；奉军之撤收系撤去直境，直军亦不得入奉境一步；于民国十一年六月十八日早九时至午后一时南路有前进之处撤收之；于民国十一年六月十九日早六时起奉军撤收南路方面之部队，但直军须限于奉军撤收时之前一点钟，南路方面之部队集合于阵地后方相当之地点；于民国十一年六月二十日早六时起奉军撤收北路之部队，直军之动作亦与第四条相同；奉军两路自撤收日起在三日内撤收完；在奉军撤收未完之前直军亦不得有军事上之行动；双方自签字后若某方部队有不从本规定而自由行动者，则此方之签字人员须负完全责任。附约两款：直、奉两军所占之线，以二郎庙、里为中交线，此线以南为南路，此线以北为北路；自签字后双方均须严禁射击，尚有违犯者即以该管官长是问，而处以严重之惩办，并一面由中央派王占元、宋小濂两人赴榆关监视两方撤兵。
曹锟贿选
（一）曹锟贿选是1923年直系军阀首领曹锟以巨款贿赂国会议员，选举他当总统的事件。1922年刚好年满六十的曹锟被历史推到最前台，两年前他刚联合奉系打败皖系，如今又在几天之内大败奉系，把张作霖赶到关外。此时直系控制中国10个以上的省份，成为中国实力最强的军阀。不论当时各政治势力愿不愿意承认，“直系即中央”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北洋一系皆出自袁世凯门下，自袁世凯死后北洋派内部分裂为直皖两大系，同时奉系在东北崛起揭开军阀混战的时代。北洋各派实力人物把持政局、明争暗斗，在袁世凯一人之下北洋军阀最著名的是有“龙、虎、狗”之称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的资历比这三人逊色不少，但当时王士珍年老退出政界，笃信黄老之道，冯国璋已病死，皖系首领段祺瑞新败于曹锟，一时间曹锟成了主宰中央大权的最大实力派。有了这个实力后曹锟就开始惦记与之匹配的位子，他想当大总统了。不光是曹锟，直系各路干将更急着想跟他鸡犬升天，曹锟的四弟曹锐逢人便说：“我三哥都六十一了（虚岁），现在不让他当，什么时候当？”可是直系的另一个灵魂人物吴佩孚却不同意曹锟直接当大总统，吴佩孚是曹锟一手提拔起来的后起之秀，清王朝覆灭时他还仅仅是曹锟手下的一个团长。1913年在一个典礼上湖南都督汤芗铭想请曹锟讲几句话，曹锟一介武夫，大字不识一箩筐，正待推辞，一旁的吴佩孚毛遂自荐说：“我能替师长讲几句吗？”曹锟求之不得，赶紧答应，没想到汤芗铭对吴佩孚的演讲大为赞赏，甚至想从曹锟那里把吴佩孚挖走。这时曹锟才发现自己守着个人才不会用，立即提拔他做了旅长。在此后几年的军阀混战中吴佩孚屡立战功，直奉战争后更是名声大噪。此时曹锟虽然名义上是直系的领袖，但军队的实际指挥权已在吴佩孚手中。
（二）吴佩孚忌惮的是当时中国愈演愈烈的南北对立的政治形势，曹锟想当大总统的时候在南方的广州已经成立一个中华民国军政府，一些国会议员们选出“非常大总统”，当选人正是孙中山。北洋政府是法理和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国中央政府，但中国南北对立的局面已经形成，战端一触即发，孙中山在南方“另立政府”实际上是1917年护法运动的延续。1917年当时的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因为是否参加一战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结果黎元洪解了段祺瑞的职，这就是著名的“府院之争”。黎元洪邀请督军团首领张勋进京调解，没想到这位“辫帅”逼走黎元洪，解散国会，上演一场复辟闹剧。很快段祺瑞轰走张勋，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但是他拒绝恢复国会，而是另起炉灶，弄了个“安福国会”。旧国会的议员们不甘心就这样下岗，纷纷南下响应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孙中山要护的“法”就是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选出来的旧国会。如果直系军阀能解散安福国会，恢复旧国会，那么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不就不攻自破了吗？旧国会恢复后再请回当时南下的国会议员，分裂的南北不就可以统一了吗？不费一兵一卒便可实现统一大业，吴佩孚给曹锟提出“安邦之策”。这个好主意并不是吴佩孚自己想出来的，向他献策的是曾经的旧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1917年旧国会被解散后吴景濂南下参加孙中山的护法运动，1922年直奉战争结束时他正好在天津丁忧，吴佩孚经人介绍后秘密会见吴景濂。吴景濂对吴佩孚说：“眼下的总统徐世昌是经非法的安福国会选举产生的，若要恢复法统首先要让徐世昌下台，请回当年被罢免的大总统黎元洪。再找回旧国会的议员们，让他们把中断的任期继续做完。”当然他这个旧国会议长也得继续当，这就是所谓的“法统重光”。
（三）对直系而言这确实是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其一可以冠冕堂皇地让徐世昌下台；其二随着旧国会的恢复，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也失去存在的合理性。等到黎元洪把剩下的任期做满，再把曹锟推上来。用吴景濂的话说，到时候君等握实权有实力者之意见为如何便如何。吴佩孚把此计向曹锟一说，曹锟甚为满意，虽然得等一年半载才能圆总统梦，但那时他将是恢复法统的英雄，于是一场“法统重光”的戏码上演了。打头阵的是当时还籍籍无名的直系将领孙传芳，孙传芳通电表示应该请黄陂（黎元洪）复位，召集旧国会，他还敦促徐世昌早点退位让贤。徐世昌是北洋元老人物，袁世凯最核心的智囊，跟皖系、奉系军阀渊源极深，都非常熟悉。直系得势后他就知道下台是迟早的事，即使再恋栈，他也得给人家腾地方了。1922年6月2日徐世昌宣布辞职，当天乘火车回了天津，从此淡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徐世昌下台后下一步就是要请回当年被废的大总统黎元洪，自从1917年让张勋赶下台后黎元洪专心实业，收获颇丰，本不欲再涉政事。然而天上突然掉下“馅饼”，黎元洪也动了心思。不过黎元洪毕竟是在当时的中国政治最高舞台上浸淫多年的老人了：辛亥革命时他是武昌首义的督军；民国成立时他是首任副总统；袁世凯称帝时他闭门不出，坚辞“封王”；张勋复辟时他是把辫子军招来北京的大总统。尽管从来不是这个最高舞台上的主角，但总在相关的历史事件中留下印记。黎元洪太清楚直系请自己当总统的目的，他不过是枚棋子，去走个过场。所以6月2日也就是徐世昌下野当天当吴景濂等人亲赴天津请黎元洪出山时他干脆地说：“你们选举曹锟为总统，事情就好办得多了。”直系不理会黎元洪的推辞。此后几天直系军阀代表、旧国会议员等各路人差点把黎宅的门槛儿踩塌了，他们软磨硬泡，把黎元洪捧为众望所归的国民救星。直系将领王承斌甚至在黎宅声泪俱下、长跪不起，讽刺的是一年多后正是这位哭着喊着请黎出山的王承斌又逼着黎元洪交出总统大印。
（四）黎元洪的推辞却并不是真心实意，即便是走个过场那也是执掌着中国最高权杖走过场，他无法抗拒这样的诱惑。不过面对怎么出山的问题，黎元洪身边的谋士们发生分歧。当时黎元洪身边分为两派：一派是急进派，一派是缓进派。急进派一直在想方设法促黎出山，遇到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时他们兴奋异常，主张黎元洪立刻赴京上任；缓进派认为直系只是想把黎元洪当作一个傀儡，在这种情况下不如发表一个大政方针，试探一下直系的反应，如果直系反对，至少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赚一点儿感情分。黎元洪采纳缓进派的意见，6月6日黎元洪把各方代表们请到府上，发表一份电稿，也就是著名的“鱼电”（韵目代日的纪日方法，“鱼”在平水韵列为上平第六韵，故在电文中代称“6日”）。“鱼电”由黎元洪的“文胆”饶汉祥捉刀，洋洋3000言。文中历数民国建立十年来军阀混战的乱象，痛斥北洋武夫弄权、干预政治的流弊，并且开出“废督裁兵”的药方。黎元洪表示如果各省督军不立即解除兵权，还政国家，自己就不当这个总统。曹锟本来对“请黎出山”就老大不情愿，如今听说黎元洪开出条件，要“废督裁兵”，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对属下拍着桌子大骂道：“还要提条件？这是什么话？捧他做现成的总统，他却要整垮我们，真是岂有此理！”直系当时已经分为三派，即以曹锟为首驻在保定的“保派”；以曹锐、直隶省长王承斌为首驻在天津的“津派”；以吴佩孚为首驻在洛阳的“洛派”。“津保派”一直撺掇曹锟直接做总统，看到曹锟大发雷霆后他们添油加醋地挑拨说。吴佩孚就是不愿意捧老帅做总统，所以才抬出黎元洪来做挡箭牌。虽然曹锟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子玉（吴佩孚的字）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但他也说过：“子玉虽亲，不如自己亲。”自己登上总统宝座才是关键。
（五）看曹锟日益失去耐心后吴佩孚只得反复向他表忠心：“迎黎只是为了拆孙中山的台，旧国会恢复了，护法运动就失去根据，到时候要怎样就怎样。”好说歹说，总算让曹锟接受他的意见。不过对于黎元洪的做作时吴佩孚也窝了一肚子火，本来他正打算亲赴天津请黎，看见这封“鱼电”后他也不去了。然而“废督裁兵”乃是全国上下的一致呼声，可谓“政治正确”，吴佩孚也不敢公开反对，只得通电声明：“废督裁兵，锟、孚愿为首倡。”台面上虽然这样唱高调，但私下里吴佩孚对黎元洪的谋士金永炎说：“现在情势复杂，黄陂如再装腔作势，我就无能为力了。”听吴佩孚口气不善后黎元洪也不敢再托大了，6月10日他连发两电表示：“接到曹、吴两巡阅使愿意废督裁兵的函电后元洪忧患余生，得闻福音，喜极以泣。谨于本月十一日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次日黎元洪在吴景濂和直系各省代表的陪同下乘专车来到北京，北京火车站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此情此景与他当日仓皇离开北京之际相比时真是天渊之别。黎元洪复位后选谁当总理成为头等大事，虽然曹锟和吴佩孚一再声明不干政，但是每每黎元洪提出一个内阁名单时曹、吴两人都会跳出来反对，以至于黎元洪发牢骚说：“我向他请示内阁，他初而置之不理，继而来电声明毫无成见，等到命令发表后却又激烈反对。我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叫我如何办才好？”北洋时期素以更换总理、内阁频繁著称，短短16年间走马灯似的换过29任总理。不过黎元洪复职的一年间里内阁就先后换了五六套人马，也算前无古人了，这些乱象背后实为津保派和洛派的斗法。黎元洪提出的第一个总理人选是伍廷芳，伍廷芳是近代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他是辛亥年南北议和时的南方代表，也是孙中山的老班底。黎元洪请他出山怀着促进南北统一、弥合双方裂痕的意思，不过伍廷芳脾气古怪，在北方人缘很差，黎元洪刚一提出就遭到许多人反对。另一方面伍廷芳年事已高，自己也没心气儿重返政坛了，来了一个坚辞不就。
（六）几天之后广东发生陈炯明炮轰孙中山总统府的“六一六兵变”，伍廷芳气得一病不起，不久就忧愤而死了。伍廷芳之后黎元洪又想起南方的另一位大佬——唐绍仪，南北议和时唐绍仪虽然是北方代表，但一心向着共和，以至于后来清廷立宪派指责唐绍仪“非议和也，馈献江山耳”。为了兼顾各方利益，黎元洪在内阁重要岗位上都安排曹、吴二人的心腹，然而总理人选提名还是遭到吴佩孚的强烈反对。他认为唐绍仪一直是北洋的死对头，让他来当总理肯定会对自己不利。两个内阁都不对路，黎元洪请吴佩孚钦点，吴佩孚老实不客气地点王宠惠的名。王宠惠是中国近代法律的奠基者，不但学富五车，而且为人也厚道。王宠惠以下陆军部长由吴佩孚的儿女亲家张绍曾担任，内务总长孙丹林原来是吴佩孚的秘书长，交通总长高恩洪也是吴佩孚的人，只有农商总长高凌蔚是津保派的。这一结果令曹锟大为光火，他手下曹锐一干人等煽风点火说吴佩孚拿下内阁，下一步就要当总统了。曹锟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津保派和洛派的矛盾瞬间公开化了。在夺取内阁控制权的较量中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充当曹锟的急先锋，时任外交总长顾维钧回忆：“国会想方设法挑政府的毛病，屡次要求王宠惠出席国会接受质询。”在一次宴会上吴景濂借着酒劲对王宠惠说：“国会要你下台，你为什么赖着不走？”王宠惠怒形于色说：“难道你就是国会？真是笑话。”两人翻了脸，吴景濂大骂王“混账”，王宠惠则气得发抖，最后吴景濂挥舞着拳头说：“我就是要你滚蛋。”不过骂是骂不走王宠惠的，想要倒阁必须师出有名，不久吴景濂就抓住王内阁财政总长罗文干的把柄。1914年由于国库空虚，民国政府曾经向奥匈帝国政府借款，用于订购炮舰。这笔款子是委托奥地利银行团以在欧洲债券市场发行债券的方式筹措的，先后借款七次，共计410万英镑。一战爆发后中国对奥匈帝国宣战，借款合同遂告停止。
（七）一战结束后购买债券的英、法、德、意等国的债权人要求中国偿还借款或另外发行新债券，并以此作为承认中国新增关税的前提条件。鉴于新增关税对窘迫的民国财政意义重大，身为财政总长的罗文干于1922年11月14日与委托代办此事的华义银行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同意将旧债票换为新债票，照票面九折发行，罗文干办理此事没提交国会通过给吴景濂提供口实。11月18日吴景濂向黎元洪举报罗文干“订立奥国借款合同有纳贿情事”，迫黎元洪拘捕罗文干。后经调查发现罗文干办理借款事宜并无不妥之处，罗文干也在吴佩孚的干预下被无罪释放了。但吴景濂的幕后老板曹锟却咬住此事不放，他发电报指责罗文干丧权辱国、纳贿渎职，大有不换内阁誓不罢休的意思。曹锟毕竟是直系的领袖、吴佩孚的上司，见老帅发火后吴佩孚也软了下来，通电表示：“对曹使始终服从，对元首始终拥护，对罗文干案毫无成见，听从法律处理。”这一轮较量中曹锟完胜，王宠惠内阁辞职，曹锟阵营的张绍曾组阁，经过这一番明里暗里的角力后吴佩孚此后再也没有过问过总统之事。1923年6月黎元洪复位一年之际曹锟觉得应该让黎元洪下台，给自己腾地儿了，于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倒黎风潮汹涌而来。6月6日洞悉曹锟心思的内阁总理张绍曾撂挑子辞职了，第二天500多名驻军和警察厅的代表堵了黎元洪的门，军官们说内阁辞职后没人管事了，他们只好来找总统讨军饷，黎元洪许愿说十天之内一定发军饷。刚把军人们劝走的第二天“公民团”又拥到天安门前开起“国民大会”，“公民团”上街的戏码在1913年曾上演过，当时袁世凯雇佣的“公民团”包围议会，要求选袁氏为大总统。这回曹锟如法炮制，雇了几百名地痞流氓。一个姓叶的登台演讲道：“今日内阁总辞职，中央陷于无政府状况，推原祸始，当今总统黎元洪，实施其咎。”要求黎氏即刻退位让贤。
（八）接下来的几天里讨薪的军警和请愿的“公民团”轮番上阵，北京城内外一片乱象。9日北京警察宣布罢岗，驻守在新华门和东厂胡同黎宅外的卫戍部队也撤走了，黎元洪去不了国务院，只好枯坐宅邸。门外“速即退位”、“总统不管市民”、“市民饿总统肥”的标语、传单满天飞，屋内电话、自来水都被掐了，此时的黎元洪没了一丝大总统的威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年之前直系哭着喊着请他出山，如今又弃他如敝履，黎元洪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11日他对仍留在身边的政要们说：“我是依法而来，今天要走也要依法而去，不能糊里糊涂地被人赶走。”然而情势逼人，11日中午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联名递上辞呈，接着他们以下的中下级军官也宣布集体辞职。大势已无挽救的余地，黎元洪决定前往天津，临走前他向国会和外交团发出通电称：“本大总统认为在京不能行使职权，定本日移津。”意思是说人虽然走了，但并没有放弃总统的职务。下午1时黎元洪在陆军总长金永炎等人的陪同下登上开往天津的火车，废了这么大周折才把黎元洪赶走，曹锟的亲信、国务院秘书厅秘书长张廷谔赶紧到国务院找大总统印信。可是张廷谔并没找到印信，于是他打电话给直隶省长王承斌，请他到火车站堵住黎元洪以追回印信。王承斌率领军警赶到杨村火车站时黎元洪的专车刚刚进站，王承斌气势汹汹地来到黎元洪座前逼他交出印信，黎元洪气愤之极说：“你有何资格问我印信，我绝不会交给你们，看你们怎么样！”看黎元洪不肯就范，王承斌命人卸下火车头，把黎元洪关在车厢里，黎元洪竟然成了阶下囚。他越想越气，拔枪自杀，幸亏他的美籍顾问福开森把枪夺下才没有打中要害。当天下午5时到车站调停的直隶磁县管矿局总办郑廷玺看到王承斌和手下正在办公室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怎么才能把总统印信夺到手。困在车厢里的黎元洪狼狈不堪，他穿着白西装，天气热，黎元洪胖，血压又高，看样子随时都会晕倒。郑廷玺等人一再劝解，黎元洪才同意让大夫给他注射安神针。
（九）晚上10时黎元洪熬不住了，终于告诉王承斌称15枚大总统印信都让他的如夫人黎本危带到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去了。王承斌立刻给黎本危打电话，让她交出印信。没想到黎本危挺硬气，表示没有黎大总统的电话，印信她谁也不给。黎元洪只好亲自下车给如夫人打电话，这才得以脱身。交印后黎元洪在天津仍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很多命令，任命这个，任命那个，但再也没能对政局起到实质性的影响。清除黎元洪后津保派们急于尽快大选，把曹锟送上总统宝座。要操纵选举首先要搞定国会和议员，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成为关键人物。吴景濂虽然一直跟随孙中山护法，但此时已经彻底倒向曹锟，成为他的贿选工具。曹锟如何拉拢到的吴景濂？曹锟的部下王坦在回忆中把这份功劳放在自己的头上，王坦与吴景濂私交不错，自告奋勇去吴景濂位于小麻线胡同一号的寓所做说客。王坦对吴景濂夫妻说：“大哥也上年纪啦，现在应该想一想养老的事情啦。大哥现在当着议长，议长不是终身的，更不是世袭的。哪天人家大家一哄，说不要就不要，不如趁着机会捞一把钱回家。现在曹锟势力威望正好当大总统，只要大哥不给从中作梗，他这个总统就成啦。选举的时候不用议长费一点小事，我们已经联络运动成熟了。只待定好日子，准备好一切手续，到时大哥发通知召开选举会。只要选举成功，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要哪个官给哪个官。”吴氏夫妇听完沉吟半晌道：“好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王坦的这段回忆绘声绘色，虽不知道有多少水分，但吴景濂从此上了曹锟的贼船，并成为曹贿选总统的急先锋却是后来的事实。只争取到议长，还不足以控制议会。当时参、众两院议员共870人，被媒体戏称为“八百罗汉”。《临时约法》规定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议员（即581人）参加投票才能选举大总统，经过倒阁、逼宫、夺印后北京政局混乱不堪，许多议员对直系军阀控制的国会失去信心，离京者不绝于途，6月20日吴景濂在众议院开茶话会时到会的议员只有430多名。
（十）与此同时以章士钊、褚辅成为首的反曹派号召议员们到上海重开国会，他们在议员离京的第一站天津成立一个接待处，凡是离京议员发给500元去上海的路费。至9月15日在天津领车船费的议员有503人，不过很多人领了钱就没影了，真正到上海报到的只有385人。留京的津保派当然也要争夺议员，在这个问题上刚刚投靠曹锟的众议长吴景濂可谓无所不用其极。8月24日吴景濂在众议院开会宣布：“两院每星期开常会，凡出席者发给出席证，散会时议员们凭证可领到100元津贴。”本届国会议员的任期到10月10日就届满了，为了吸引更多议员回京，吴景濂又祭出“延长任期”的招数。他主持修改《国会组织法》，在议员任期三年下面又加了一项云：“议员职务应俟下次依法选举完成，开会前一日解除之。”也就是说只要不选下届议员，本届议员可以永远干下去。吴景濂以此为饵，派人到南方去拉人，还承诺每人发放400元车马费。就这样争夺几个月，津保派还是凑不够法定人数。此时身在保定的曹锟等得不耐烦了，他让人放出话来：“老帅双十节要当总统。”这下子津保派们急了。吴景濂让秘书发出议程，9月9日举行总统选举预备会议，凡参加的议员发给出席费200元，抱病在身仍坚持出席的还发医药费，即使如此来开会的人还是不够法定人数。这么耗下去，黄花菜都凉了，于是第二天吴景濂命议院的职员们冒充签名，捏报出席人数。没想到他这套把戏第二天就被议会职员孙曜给捅到报纸上去，孙撰文写道：“总数实为431人，当时三次检查之所得，不可谓不精确。惟秘书长训令再三，使书436人，曜以此事关系过大，未敢从命。秘书长乃转令其他秘书，遂凑成是日之会。”新闻一出，举国哗然，吴景濂闹个灰头土脸，选举预备会告吹。眼看10月5日大选日已经迫近，津保派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十一）9月13日他们在甘石桥114号俱乐部举行秘密会议，好笑的是名为秘密会议，却很快就被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出来。据9月20日《北京报》报道一位参加会议的参议员描述：“每天晚上甘石桥114号都有百十来个议员聚会，主事的熊炳琦、王毓芝更是每夕必到。俱乐部不但为议员们提供二十多套鸦片烟的烟具，麻将、扑克等赌具也应有尽有。议员们在俱乐部里喷云吐雾、呼卢喝雉，据说每天晚上的输赢都在一万金以上，这样混乱的会场自然谈不得什么正经事。”后来熊炳琦等人又分期分批地约见可以任事的议员，核心议题是让各位议员凭着自己的省籍、团体和私人关系，尽量拉议员回京参加选举。至于报酬时熊炳琦说：“不妨推开后壁说亮话，每人赠送五千元。”其实5000元只是最低票价，各团体首领或有特别贡献者还会更多，据说吴景濂一人就得40万元。这么一大笔贿选经费，曹锟自然不肯掏自己的腰包，于是他手下分散在各地的督军们赶紧向老帅表忠心：萧耀南、齐燮元各报效50万元，田中玉报效40万元，刘镇华、张福来、马联甲各30万元……尽管如此但贿选资金仍然有很大缺口。此时曾立过夺印大功的王承斌再次出马：“所有一切应用款项皆可向予一人索取。”王承斌也不是自掏腰包，而是利用职权干起类似敲诈勒索的勾当。身为直隶省长的他派出20多名密查员分赴大名、顺德、广平等县逮捕五百余名制造金丹、白丸（毒品名称）的毒贩子，他把这些人抓回天津，枪毙几个交不起罚款的“小鱼小虾”，其余的大毒贩子忙不迭献上每人数千至上万元的买命钱，合计500余万元。此外王承斌还以借军饷为名在直隶所属的170个县分大、中、小摊派1万至3万元不等，搞得直隶全省鸡犬不宁。有了钱后津保派们气势如虹，加快贿选的脚步。
（十二）当时议员每月薪水只有320元，还经常拖欠，因此5000元对他们而言很有吸引力，不少南下议员都回到北京。拿了钱就真会去投票吗？不见得。当时政府财政吃紧，经常欠薪，据统计至曹锟贿选时议会已经累计欠议员薪水达400万元之巨。许多被拖欠薪水的议员认为此5000元乃历年被拖欠的薪水，拿之心中无愧。《北京报》采访的一名议员说：“我等此来确是为五千元之票价，此亦不必为君讳。惟我等有须声明者，即金钱可以要，而猪仔实不可以做。”也就是说钱不能不要，但票他是不会去投的，这位议员打算拿了钱就携带家眷去南方。殊不知津保派的算盘打得更精，他们早就防着这手儿呢。在确定票价5000元的同时他们设计一套付款方案，即把钱存到银行，以收款人的图章作为取款凭据。图章保存在办事人员手中，一旦选举成功后办事员会把图章送到银行，各收款人带着盖有自己名字图章的支票去银行，两个图章对上即可取钱。对这个方案时有的议员不认可，他们认为存钱的直隶银行是直系控制的，到时候给不给兑现还不是直系军阀一句话的事儿？倒不如多存几个银行，最好是存到外国银行里更保险。还有人出主意，选前现付三成，即1500元，选完了再付余款。至此选票真的成了件商品，议员和贿选人实打实地做起买卖，各种扯皮、讨价还价不必细表。时间转眼到10月1日，距大选还有4天，此时甘石桥俱乐部已经发出支票573张，每张面值为5000元。支票签名有秋记（吴毓麟字秋舫）、孝记（王承斌字孝伯）、兰记（王毓芝字兰亭）、洁记（边守靖字洁卿）四种，付款银行分大有银行、盐业银行、麦加利银行三家。支票一律未填日期，须在总统选出三日之后由开票人补填日期并加盖私章才能付款。据《北京报》报道有议员拿着支票到大有、盐业等银行鉴定真伪，持有此票之议员莫不欣欣有喜色。大选在即，为了最后敲定到底有多少人会给曹锟投票，10月1日津保派在甘石桥俱乐部举行宴会。
（十三）自下午一时起甘石桥114号门庭若市中宾客每两个小时一班，流水的宴席一直开到午夜11时才散，据说宴前各联络人向议员们强调：“这次宴席与往次不同，收钱者务必要光顾，否则同人等实无法辨别诸公态度。”一天下来共有400多人来赴宴，《北京报》报道席间除了几句客套话外并没有更多实质性的活动，因此媒体认为此次宴会的目的就是点名。果然是有钱能使鬼推磨，10月4日已流会44次的宪法会议竟然来了550人，这是黎元洪下台后从未有过的盛况。在金钱的诱惑下许多议员表现得毫无节操，有些平日反直色彩极浓者也想要钱，又不好公开倒戈，他们跟津保派接洽，选举当天到京，投完票就领钱走人，开出的条件是不能公布他们的姓名。不过还是有心存正义者，就在津保派胸有成竹，准备10月5日上演选举大戏时收了支票的浙江籍众议员邵瑞彭将支票印成正反两面，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告发，请依法侦办起诉，并通电各省，揭露贿选经过。京师均在直系控制之下，检举自然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但邵瑞彭提供的证据是唯一一份将曹锟贿选案坐实的证据，有道是笑骂由君，贿选由我。10月5日总统选举如期举行，大选前夜注定是最忙碌、最紧张的时刻，据《北京报》报道4日夜甘石桥俱乐部热闹非凡、通宵达旦，子夜时分门前仍停着几百辆汽车。俱乐部中有五个大客厅，由于来宾太多，几无立锥之地。与此同时直系军阀在京城各主要道口和火车站安插便衣军警，防止议员微服出京，据说曾尝试溜出北京的议员均被请了回来。此前津保派们已经设计好选举当天的组织安排，当天中午各组组长约集本组组员午餐，午餐后一同乘汽车到议院投票。请客吃饭的钱一律报销，不会让各组长破费。5日清晨军警们挨家挨户地让北京四九城的商铺挂上五色旗，国会大厦坐落在宣武门外（今新华社大院内），一大早宣武门内外就十步一岗，五步一哨。
（十四）上午11时后象坊桥断绝交通，非赴会者不准通行，众议院门前支起许多供军警休息的帐篷。当天穿制服的军警有五六百人，便衣暗探数不胜数。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亲临现场，指挥监督，就连女旁听席中都安插不少女侦探。8点半选举会主席吴景濂驱车来到投票现场，沿途军警举手敬礼，吴景濂微点头示意，面有得色。到达现场后吴景濂先让秘书厅查点有无请假议员，发现有请假者立刻派人去请。当天来旁听的男女嘉宾共有一百多人，议场东边操场搭起四间席棚，供旁听者休息。地狭人多，不少人都站在院中。会场内安保极其严格，旁听者必须要跟介绍来的议员当面确认才能进门。当年袁世凯选总统时由于票数不够就不放议员们出去，从早上选到晚上不少议员饿得够呛，这次议院有备而来，为来宾们预备面包，看样子也是要打持久战了。此外议院还在隔壁大中公寓设了4个烟榻、8杆烟枪，有大烟瘾的议员向吴景濂领通行证后即可到隔壁抽大烟，各种荒唐场面不能尽数。11时52分吴景濂宣布开会，当天签到人数达593人，超过法定人数。下午2时投票正式开始，4时结束，随后当众唱票：曹锟得480票，如愿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其他100多票中有人投给孙中山，有人投给护法军总裁唐继尧，有人投给临城火车大劫案的匪首孙美瑶，还有人投给“五千元”的，可谓极尽嘲讽之能事。曹锟贿选居然成功，全国上下一片哗然。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浙江督军卢永祥通电不承认曹锟当选，云南省长唐继尧也宣布否认贿选结果，全国各地反对曹锟当选的电报如雪片一般飞来。然而这并不能丝毫干扰曹锟当大总统的雅兴，10月10日曹锟在吴景濂的陪同下乘车从保定来京就职。
（十五）10月22日的美国《时代》周刊生动地报道曹锟就任的场面：10月10日早上7时45分北京阳光灿烂，中华民国成立十二周年，当选总统曹锟元帅走下抵达北京的专列。他坐上敞篷汽车，驶过装点一新的大街。精心挑选出来的士兵站立在凯旋牌楼前，从火车站一直排列至总统府。不同的报道反映民众不同的情绪，有的说他们热烈欢呼；有的说没有听到欢呼，唯一可证实的是一种漠然的东方式好奇。曹锟抵达总统府后即步入主会客厅，政府的主要官员已经等候在此。曹锟元帅向他们宣读一份简短的就职演说后三鞠躬退下，两小时后他乘车前往春颐园（议会大厅）大楼，由发言人宣读新宪法并正式颁布。曹锟元帅随即宣誓就职，成为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与之前轰轰烈烈的贿选相比时就职场面似乎显得有些冷清，大概曹锟知道花钱买来的总统不能太高调。曹锟在大总统的位子上只坐了一年，他用贿买选票这样赤裸裸的低级手段登上总统之位，几乎注定也会被简单粗暴地从这个位子上赶开。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曾为曹锟贿选总统出过不少力的老部下冯玉祥突然倒戈一击，跟张作霖缔结密约。10月22日夜冯玉祥率军潜回北京，未发一枪一炮就囚禁曹锟，解散“猪仔国会”，刚刚过了一年总统瘾的曹锟成了阶下囚，他弟弟曹锐也吞鸦片烟自杀了。直到1926年吴佩孚在湖北东山再起，而冯玉祥的国民军被奉军打败，曹锟才被释放，军阀轮流坐庄的北洋政府到此也即将谢幕。1926年北伐开始，国共第一次合作掀起的国民革命风起云涌，曹锟这样的军阀再没有机会成为中国政治和历史进程的主角。北伐战争后北洋系落花流水，曹锟到天津做了寓公，他留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印记就是一幕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贿选闹剧，成为那个乱世中国的一个活报剧。猪仔国会是由曹锟所控制并贿选的国会，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北京中央政权，曹锟乘机想当总统，取黎元洪而代之。
（十六）1923年10月曹锟以5000元一张选票的价格（相当于买一个猪仔的价格），行贿国会议员，选他为大总统。史称这次曹锟控制并贿选的国会为“猪仔国会”，称被曹锟收买的议员为“猪仔议员”。国民军是从北洋政府直系军阀部队中分化出来并以冯玉祥为领袖的一支军队，其主力是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下属的3个军。民国成立后袁世凯任命他的亲信陆建章为左路统领兼北京总统府警卫军参谋官（后升警卫军统领），1914年陆建章以此部队扩编为陆军第7师，并委任其内侄女婿冯玉祥任第7师左翼第1营营长。第1营后扩编为第14旅、第16混成旅，冯玉祥随着部队的扩编升任旅长，并在西北募兵建军。1915年袁世凯称帝，在北京政府的命令下第16混成旅开往四川讨伐护国军，途中与遭护国军击溃的第4混成旅会合，混编第4旅第2团接受改编加入第16混成旅。这批部队并未和护国军直接作战，从而保全冯玉祥日后兴起的家底，这批部队直到1920年后再度回到西北，这段空白时间在北洋军系的互斗间西北未有长时间的割据势力。1921年8月冯玉祥所部扩编为陆军第11师，冯玉祥遂任师长。不久陕西督军阎相文自杀，冯玉祥趁机接掌西北兵权，接任陕西督军。1922年冯玉祥调任陆军检阅使，仍兼任第11师师长。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部署于古北口方面的直军第3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率部回到北京，联合陕军暂编第1师师长胡景翼、北京卫戍副总司令孙岳，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洋政府，囚禁总统曹锟，驱逐清朝逊帝溥仪出紫禁城。将所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为副总司令兼第2、第3军军长。1925年春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国民军改称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仍习称国民军）。
（十七）1926年1月初冯玉祥通电下野后张之江继任西北边防督办和西北军总司令，率部在南口（属昌平）地区抗击直、奉、晋联军的进攻，8月败退绥远（今内蒙古中部）等地。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将国民军各部编为国民军联军，就任总司令，下辖5个军约5万人，随即进军甘、陕，解西安围。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将国民军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5月冯玉祥率部近10万人出潼关，与武汉北上的军队会攻河南。6月，与武汉国民政府唐生智部在郑州会师后，第2集团军扩编为8个方面军，分驻陕、宁、豫3省。冯玉祥旋即附和蒋介石“清党”反共，所部改称西北国民革命军。1928年2月，冯玉祥被南京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后所部扩至9个方面军，总兵力40万人左右，参加第二期北伐，势力扩展到陕、甘、宁、青、鲁、豫等省。1929年国民党政府召开编遣会议，将第2集团军裁减为12个暂编师，引起蒋、冯矛盾激化。是年冬爆发蒋、冯战争，冯军失利。1930年冯玉祥与阎锡山、李宗仁联合举兵讨蒋，所部编为第2方面军，共30万人，冯玉祥任总司令。同年9月冯军战败，大部投降蒋介石，余部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改编为第29军。冯玉祥与阎锡山联名通电下野，至此西北军彻底瓦解。西北军阀泛指清朝末年、中华民国时期在中国西北地区发迹的军阀，一是以冯玉祥为首的北洋军阀西北系，二是回族军阀集团西北诸马也被称为西北军阀。西北军阀泛指清朝末年、中华民国初年在中国西北地区发迹的军阀，以冯玉祥为首。又被称为北洋军阀西北系。1925年春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部队后改称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将国民军各部编为国民军联军。晚清至民国时期在西北地区的甘青宁一带，回族军阀集团西北诸马势力逐渐崛起，也被称为西北军阀。
临城劫车案
（一）临城劫车案是1923年5月发生在山东省临城县（今枣庄市薛城区）境内的一起火车旅客绑架案，被称为继义和团运动以后中国最严重的涉外事件。1923年春山东地方当局在抱犊崮山区（今枣庄市山亭区）剿匪，匪首孙美瑶采用军师郭其才的建议，劫火车以解围。5月6日凌晨1000多名匪徒在山东临城与沙沟之间破坏铁路，令一列由江苏浦口开往天津的特快列车出轨。除了掠夺财物外还挟持中外旅客多人入山，然后提出要接受改编为正规军的谈判条件。被绑架的旅客中有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他在文章中回忆说：“我们的火车车速不足每小时10英里，我留意时已是凌晨3点20分。我将头探出窗外，环顾那伸向山东茫茫群山中的窄长山谷，并未发现有什么车站。突然响起一声手枪声，继而又传来一串射击声，旷野里似乎布满着带枪的男子，他们一边胡乱地放枪一边朝火车奔来。”枪声过后鲍威尔和另外39名外国人以及其他200余名中国乘客一起成了绑匪的人质，事件过程中英侨罗斯门在头等卧车企图抵抗，被匪徒当场开枪击毙。由于被劫火车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全钢火车，俗称“蓝钢皮”，故此案又称蓝钢皮事件。1923年春山东地方当局在抱犊崮山区（今枣庄市山亭区）剿匪，匪首孙美瑶采用军师郭其才的建议，劫火车以解围。5月6日凌晨2点半津浦铁路上一列由江苏浦口开往天津的特快列车经过离临城站约三公里的沙沟山时司机在弥漫斜月下发现前面黑影重重，汽笛的尖啸声赶不走他们，于是来个紧急刹车。由于行驶速度过高，车子一时停不下来，走到长约数十丈的拆去接轨针子的铁轨上，前面机车、邮车、三等客车一齐出轨倾覆。接着就是一阵枪声，随着枪声就出现1000多名脑后垂辫的土匪蜂拥前来，跳到卧车上打劫财物、绑架乘客。
（二）被绑架的旅客中有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他在文章中回忆说：“我们的火车车速不足每小时10英里，我留意时已是凌晨3点20分。我将头探出窗外，环顾那伸向山东茫茫群山中的窄长山谷，并未发现有什么车站。突然响起一声手枪声，继而又传来一串射击声，旷野里似乎布满着带枪的男子，他们一边胡乱地放枪一边朝火车奔来。”枪声过后鲍威尔和另外39名外国人以及其他200余名中国乘客一起成了绑匪的人质，事件过程中英侨罗斯门睡在头等卧车企图抵抗，被匪徒当场开枪击毙。这消息一公布后北京政府可吓坏了，各国公使怕伤了侨民生命，坚决反对用武力，但又一天几次催迫总统黎元洪想办法。5月7、8两日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先后向北京政府提出最严厉的抗议，上海美侨电请美国总统哈定迅速营救被掳西侨，北京美国驻军要求采取直接行动，美国国防部部长台维士公然向国务卿许士建议出兵中国。日本虽然并没有侨民被掳，但是日本报纸也幸灾乐祸地鼓吹组织国际联军共管中国铁路。5月9日五国公使限北京政府于三日内将全体被俘外侨救出，否则每隔24小时须加赔款若干，北京政府为此慌了手脚，把一切政务都停顿下来，集中全力讨论营救外侨问题。被掳的中外肉票都被押往匪巢抱犊崮山麓，抱犊崮是山东峄县的辖境，以前张敬尧做苏、鲁、豫、皖四省边境剿匪督办时不剿而抚，于是匪变为兵。张敬尧在湖南失败后兵又变为匪，加上张勋、张文生失败后留下来的残兵败将大部散在鲁南山区，所以邹、滕、峄三县多年来一直是土匪横行的地区。孙美瑶得手之后便照着孙桂枝的主意先把四个外国女客释放，同时教她们向官方转达三个条件：迅速将围山官兵撤出十英里以外；收编匪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补充军火。
（三）绑匪的目的在于解抱犊崮之围，收编他们为国军，并不是要赎金。从山上送下来的第一封信是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记者鲍威尔所写的，劝告政府军勿攻山，须求和平解决。全体外俘都在信上签了名，信上说：“被难旅客除华人外有属英、美、法、意、墨诸国之侨民数十人，警告官兵，勿追击太急，致不利于被掳者之生命。”由于外交团坚决主张派人和土匪讲和，以免危及外俘生命，所以5月20日起从北京、济南、徐州各处赶到枣庄来跟孙美瑶谈判的大员，计有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交通总长吴毓麟、曹锟代表杨以德、徐海镇守使陈调元、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等，真是冠盖云集，把小地方的老百姓都吓呆了。此外上海总商会、记者公会以及滕县、峄县的士绅等等也络绎而来，有关各国驻济南的领事等也摆出“洋大人”的架势，跑来督促进行。孙美瑶没料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不免有些慌张，他底下那些小头目如郭琪才、周天伦等则意见分歧、各有打算：有的主张适可而止，不宜闹得太过分；有的则看准政府害怕外国人，不敢使用武力，主张趁此机会大大地捞一票。全亏孙桂枝以老当家身份从中主持，山里的生活条件太差，匪徒的性格又很粗暴，被绑的肉票吃不了苦，死的很多，他也得分心照顾。至于向官方提谈判条件当然更非他出场不可了，但他很善于隐蔽，自己并不出面，只跟在别人背后暗暗指掇，因而官方最初竟没有注意到他。直到后来谈判到一定阶段，匪方答应先释放一批中外肉票时才发现匪方所出的释放证上都由孙桂枝一人签名盖章，有个叫秦榛元的小孩子因为没有这张释放证，竟被临时拦回去，大家才知道匪方实际的首领是孙桂枝。围山的官军有一年半没有领到军饷，只好经常把军火卖给土匪。
（四）田中玉了解这种情势，怕官军靠不住，所以特从济南调来自己可以信赖的军队1500人用以自卫。官匪开始进行和谈时官方找到峄县绅士李麟阁等上山接洽，杨以德找到张敬尧旧部郭泰胜充当官匪之间的调人。山上土匪非常爱戴张敬尧，因此北京有人建议起用张勋、张敬尧办理招抚事宜。北京政府和绑匪方面第一次正式谈判是在5月15日，谈判地点是中兴煤矿公司，官方是由山东督军田中玉和山东省长熊炳琦亲自出马，匪方代表是周天松。匪方提出几个条件：政府军解除包围，撤回原防；收编匪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补充军火。官方认为除了第三条都可以接受。官方提出分三批释放外俘，双方准备签字时匪方要求外国人和邹县、滕县、峄县三县士绅一同签字担保官方履行条约。原来匪方鉴于以往官方曾有过背盟杀降的事情，1919年旅长唐天喜以释放肉票，不咎既往为条件，收编一支匪军。后来匪首17人全部被杀，因此他们深怀戒心，这个补充条件也被官方接受了。谈判成功后交通总长吴毓麟义愤填膺，自告奋勇愿意入山为质，交换洋票提前释放。接着山东省长熊炳琦也愿附骥尾，偕同上山。消息传到北京后黎元洪马上打电嘉奖吴毓麟、熊炳琦的忠勇，劝他们提早回到北京，吴景濂、张绍曾、王承斌也有电报劝他们不要投井救人。其实吴毓麟到枣庄来是看热闹的，他每天坐在花车上玩雀牌，根本未过问任何事情，只拣了一个好时间打出那个漂亮的电报，当他接到北京劝阻的电报后就满载盛誉地回返北京。1923年5月16日山东督军田中玉下令政府军解围撤退，并委孙美瑶为招抚司令，派人持令上山。不料匪方却变了卦，孙美瑶当着官方代表的面扯碎了委任令，并且致函田中玉自称建国自治军总司令，否认官匪所签订的和平条件。
（五）宣称必须政府军完全撤退，并接济山中粮食后他召集山中领袖举行会议才能提出匪方的正式条件。孙美瑶的变卦是因为看准官方还会让步，认为这笔买卖可以大捞一把，因此推翻先一天签订的官匪和约。这一来使北京公使团大为吃惊，接连照会外交部阻止政府军改抚为剿，还叫北京政府责成曹锟转令山东当局和平了结，以免伤及外俘。官匪继续谈判，匪方提出一次比一次更苛的条件，如要求任命张敬尧为山东督军；改编匪军为两师；划滕县、邹县、峄县为他们的势力范围；政府军撤出百里外；苏、鲁、豫、皖四省“同道”中人须一律予以收编以及六国提供保证等。匪方条件越提越苛，官匪谈判便无法达成协议，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各方的怨责交集于北京政府。官匪既然谈不拢，1923年5月21日山东督军田中玉到北京述职，坚决主张改抚为剿，内阁总理张绍曾也主张剿，拟派冯玉祥为剿匪督办。可是这个打算泄漏出去，外交团担心的是在匪手中的洋票，因此强烈表示反对，曹锟也大不以为然，力持异议。田中玉乃亲赴保定谒曹，密告并非真的剿匪，只是由于匪窟情形很艰苦而外强中干，政府宣布剿匪不过是表面的恐吓，实际则是明剿暗抚，恫吓匪方放弃过苛的条件。官匪谈判破裂后果然匪方外强中干，在19名外俘中找到一位在欧战时期得过勇士勋章的法国人裴雨松，叫他宣誓保证回山，派他携带新条件下山接洽，限政府军于22日下午6时以前撤回原防。不料裴雨松一去不返，山上外俘打电报叫他回来，他却置之不理。匪方十分惊讶，外国人竟也不讲信用，何况这个外国人还是一个驰名的勇士。为了防止政府劫走洋票，20日匪方将西俘三名移置山顶洞穴内。原来抱犊崮在地形上像个倒挂葫芦，山顶上大约有两英亩的盆地，但是山腰十分狭小，由一道陡削的山壁上攀援而上。
（六）两旁凿有攀石或者嵌以木桩，攀附而上的必须紧抓木桩或攀石，一撒手就有跌入万丈深渊的危险。根据当地的传说由于大牛不能上山，而山上又有可耕的盆地，所以只好把小牛抱上山去饲养，因此有“抱犊”之名。山顶周围掘有壕沟，中间筑地穴用以收容俘虏，还有三个蓄水池和不计其数的大小缸，用以蓄积雨水。地穴内收容中国俘虏多名，被俘时间有长达三年以上的，他们枯坐等死，像老僧人定一样。其中有坐在草荐上的儿童数十名，年龄自五岁至八岁不等，匪方视同废票，因此所受的待遇更为恶劣，一个个都像皮包骨头的活骷髅。当这些消息在报上传出后才激起全国朝野的愤怒，一致谴责北京政府对本国肉票的痛苦遭遇视若无睹，却只一心一意地援救外国肉票，真是毫无心肝。三名西俘移置山顶，是用绳索吊上山的，其中63岁的英国人斯密士在西俘中年纪最大，他是因为患了失眠症特地到中国大陆来旅行疗养，被悬吊在半空中提到山上去使得他的失眠症发作得更厉害。幸而这时山上和外界已可通邮，因此在山上的西俘可以从山下取得接济，斯密士的安眠药可以寄来，所以勉强还可应付。自上海寄到的大批罐头食物、香烟、水果、报纸、杂志，匪方都全部转交西俘。西俘还有言论和通信的自由，上海《密勒氏评论报》首先发表鲍威尔的“匪窟通信”，描写俘囚生活和山中风景。但是有一件事鲍威尔避而不谈，那是当土匪把他和另一个西俘押解到巢云观时曾令他们向神佛磕头，旁边有人撞钟击鼓，他们都做了。由于政府军态度日益强硬，裴雨松下山一去不返，匪方于25日又叫鲍威尔宣誓下山，限于24小时内回返，并派匪兵两人为随。
（七）鲍威尔带了匪方三个条件：发给匪军六个月的军饷；收编匪军1万人；以张敬尧为山东督军。官方拒绝匪方这三个条件，鲍威尔遵守誓言，于当天折返匪窟。5月26日田中玉由北京回到枣庄来，命令政府军加强合围，并派飞机绕山投下传单。匪情更为惶恐，除要求外俘修书求和外又派鲍威尔携带两个比较让步的条件下山，这两个条件是：政府军解围撤退；收编以二旅为限。官方提出两个反条件：先释放西俘三分之二；收编匪军以有枪者为限。5月31日匪方将已经移送山顶上的西俘三人送下山来，并且首先释放年老多病的斯密士。这位为了医疗失眠病而到中国旅行治疗的斯密士先生恢复自由后顿时成为新闻人物，他发表一封通讯来叙述他被掳的感想，他认为这次被掳是他一生中最可宝贵的经验，但是他又郑而重之地说他不愿再遇到这种历险的经验，即使有人拿100万美金和他打赌。他本来旅程中还有东北没有走完，可是当他听说张作霖也是“红胡子”出身的时候他就坚决地表示要结束在中国大陆的“旅行治疗”，匆匆收拾行囊，回返英国。官匪双方所以不易谈拢的原因在于彼此不信任，官方唯恐接受条件后匪方不放人，匪方则担心放人后官方会把条件推翻，这是一个结如果无法解开时一切白费。美国人安德臣倒很聪明，已看透这一点，便想出一个双方互提保证书的办法。征得田中玉和孙桂枝同意，由安德臣保证官方绝对履行收编条件，并赦免各匪过去所犯一切罪行。孙桂枝保证匪方在受编后一定恪遵军纪，效忠国家。但签字之后匪方仍有顾虑，觉得一张纸能有多大用处呢？官方真要翻脸不认帐，这张纸又抵不了免死牌，于是继续一天天地拖着，迟迟不肯把肉票放出。临城劫车案惊动中外，无意间使陈调元出名。
（八）陈调元是徐海镇守使，临城劫车案发生在山东境内，原不干他的事。后来因为田中玉等颟顸无能，事情久延不决，曹锟要齐燮元派人去帮忙，齐燮元才派这员大将去。那时陈调元年纪还比较轻，人也没有长得像后来那样肥胖。陈调元性格爽朗、头脑灵活、口才又好，加上他惯于与土匪打交道，很懂得他们的心理。他到枣庄之后和孙桂枝、周天伦等几个匪首一谈便立刻得到他们的好感，既然官匪之间不能谈得拢的原因在于互不信任，就需要有一个真正愿意“入地狱”的官员。陈调元到了临城后看到这是个关键问题，便很慷慨地拍拍胸膛，愿意立刻上山。田中玉当然赞成，匪方也同意了，陈调元便带了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美国人安德臣、峄滕两县士绅及上海总商会代表孙寿成等一行20人上山。表面上当然不说是去做抵押品，而是说接引全部番票和部分华票下山。陈调元到临城去的时候是带着两个旅同去的（准备协助山东官军进行围剿之用），如果匪方释放肉票，田中玉突然翻脸，要向抱犊崮进攻，他那两个旅为了他的安全，就会用武力制止。反过来若是匪方既不释放肉票，又不让他下山的话，他那两个旅就会首先全力进攻，这一点孙桂枝是不能不顾虑到的。所以尽管别人上山是件险事，他却完全不用担心。陈调元到了山上后孙美瑶等看他态度和平，一句话一个哈哈，而且有酒就喝、有饭就吃、毫无拘束，真像到老朋友家里一样，因此大家对他都亲热得不得了。当天下午便让温世珍和安德臣两人先把全部洋票和六张华票送出山去，持续一个多月的僵局就此打开。孙桂枝、孙美瑶叔侄把陈调元等十几人让进一座临时搭盖的大席棚去设宴款待，实际就是留着作抵押。陈调元在席上举杯畅饮、坦然不疑，看到孙美瑶两眼有些红肿后便问是不是病了，孙美瑶说是这几天山上事情忙，熬了几个夜晚的缘故。
（九）陈调元立即从怀里掏出一副黑眼镜来送给他，一面拍着他的肩膊说：“带上吧，这样会好一些。老弟，你是一寨之主，应该格外保重。”孙美瑶从出娘胎来没有人这样关心过他，当然把他当作好人了。陈调元自己原带着两个卫兵，田中玉派的一个旅长吴长垣也有一个卫兵，都带有匣子炮。当晚临睡之前足智多谋的老匪首孙桂枝忽然赔着笑脸向陈调元说：“镇守使，您老早些安置吧。夜晚咱们这儿到处派岗哨，决不会出什么事。倒是你们带来的几位弟兄没事最好别出去，免得发生误会。”他的话才停，陈调元心里已雪亮了，立刻命令卫兵：“把家伙卸下来，交给老当家的，准没错。”孙桂枝也不由十分佩服陈调元的机警。陈调元不但和匪方敷衍得很好，就是跟他一路入山的官绅他也竭力拉拢，显得非常热情。他拿出一本日记簿来，请各人签名，说是难得这样聚在一处，而且还一起上山办这样尴尬事，可算患难之交。大家也都觉得这位镇守使既有魄力，又没有架子，真是一个难得的将领。陈调元上山时官方先送了2000套军服给匪方，并运送粮食接济匪区，这显示双方已极接近。加上陈调元的笼络，遂使震动全世界的临城劫车绑票案逐渐烟消云散。田中玉看见和谈已经成功，问题接近解决，于是乃先行回省，派军务帮办、第五师师长郑士琦在枣庄办理善后问题。郑士琦接办善后前北京的外交团曾有一个决议，是由各国驻华武官组织一个委员会，分往中国各铁路线调查掳案情况，北京政府允许他们自由前往，并令有关人员予以协助。1923年6月1日各国武官团到了枣庄，郑士琦没有到火车站欢迎这些洋大人使得他们大为光火，郑士琦请这些外宾午宴，他们竟集体不去。郑士琦知道原委，于是赶来赔了许多不是，道歉说好话，最后这些洋大人才勉强接受，大模大样地前往参加宴会。
（十）当天他们让中国军官带路，乘马前往山区侦察路径，其实这也不过是一番做作，根本侦察不出一个名堂来，因为这个时候土匪已经表示就抚，西俘都已释放。6月2日孙美瑶随同陈调元下山，和郑士琦签订和平条约。当天陈调元又陪孙美瑶回山进行点验事宜，点验结果，全部匪军实数只有3000人，有枪的不到1200人。匪窠中无论男女老幼一律给以免死证，有不愿入伍的准其缴械遣散，个人财物准其携带回家。6月12日最后一批西俘八名全部释放，13日全部回到上海，一场轰动世界的劫车绑票案从开始到结束历时37天。匪军于6月27日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第十一旅，孙美瑶当了旅长，周天松、郭天才为团长，指定郭里集为这一旅的防地，孙桂枝当了旅部的军需长。本来孙美瑶曾经提出要杀何锋钰（山东第六混成旅旅长兼兖州镇守使），替兄报仇，同时外交团也要求北京政府惩处山东负责的长官，于是活该倒霉的何锋钰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这是6月25日的事。孙美瑶干了一场轰动世界的绑票，他只做了六个月的旅长，这年冬天12月19日新任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在中兴煤矿公司摆下鸿门宴，把孙美瑶、孙美松都骗去，一声暗号当场把孙氏兄弟打死，其部队解散的解散、改编的改编。不过临城匪徒的幕后人孙桂枝仍然逃走了，他带了一批残部在鲁南山区流窜，官方始终对他没有办法。武汉国民政府是大革命时期由国共两党合作在武汉建立的革命政权机关，1926年11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由广州迁到武汉，1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简称党政联席会议）在武汉成立标志着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开始。1927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分别在武汉正式办公，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新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中央党部各部长、中央军委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
（十一）国民政府委员共28人，孙科、徐谦、汪精卫、谭延闿、宋子文五人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武汉国民政府分为外交、财政、交通、司法、劳工、农政、教育、实业、卫生九个部。3月新选出的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宣誓就职，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在武汉国民政府委员中有共产党员谭平山、吴玉章，在国民政府的九个部中共产党员苏兆征、谭平山分任劳工部长和农政部长。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并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7月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结束。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由动摇走向反动，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集“分共”会议，汪精卫在会上作了“分共”的报告，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从而彻底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的最高行政机关，统辖全国各地的中央政府，由以蒋介石为核心的中国国民党建立，宁汉合流后成为中国国民党政权。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的中央政府机构与最高行政机关，由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改组，1925年至1928年与北洋政府相互对峙，北伐战争成功之后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1937年起带领中国进行抗日战争，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依《中华民国宪法》就任行宪后首任中华民国总统，国民政府改组为总统府，政府主席改中华民国总统，进入宪政时期。统一中国后南京中央政府展开一系列恢复国民经济措施，包括建设重工业，发展民生，修筑大量公路、铁路；建造各类金属矿产、国防物资；开展科学技术，重视教育，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教育、行政、司法趋向统一，达到近代较高水平。
（十二）宁汉合流是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与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合并的事件，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内在南京有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武汉有汪精卫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也以“中央党部”的名义进行活动。桂系和粤系军阀在南京和广西、广东等地有着相当的势力，已参加国民党的晋系军阀阎锡山仍然割据山西，冯玉祥则占据陕西、河南和陇海铁路一带，此外四川、贵州、云南也有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奉系军阀张作霖仍盘踞在东北和华北地区，依附于他的张宗昌盘踞在山东继续与国民党政权相对抗。国民党各派新军阀和政客既互相勾结，又为争夺最高权力互相争斗。南京国民政府中的胡汉民派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合汪精卫来孤立蒋介石，以图实现宁汉合作，蒋桂矛盾激化。在桂系排挤下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但他的嫡系军队仍控制着江苏、浙江一带。8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宣布迁都南京，但汪精卫又受到攻击，不得不以对于共产党“防制过迟”自劾下野，同时依托广东的地方势力与南京对抗。随后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委会，为国民党临时最高权力机关。9月特委会改组南京政府，宣告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合并，宁汉合流至此完成。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2月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改组国民党中央机构和国民政府机构，谭延闿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又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会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白崇禧等）四大派系由于对奉系军阀作战的需要而达成暂时的妥协，1928年4月国民党军队继续进行“北伐”，1928年底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至此国民党政府在形式上实现全国的统一，但这种表面的、暂时的统一很快又为新的军阀混战所代替。
江浙战争
（一）江浙战争又称齐卢战争、甲子兵灾，是1924年中华民国江苏督军齐燮元（1885年4月28日－1946年12月18日）与浙江督军卢永祥（1867年－1934年）之间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实际上是直系军阀与反直系军阀势力之间的一次重大较量，也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导火索。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声中忧愤而死，袁世凯死后其亲手创建的北洋军阀逐渐分裂为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1919年12月冯国璋病故后曹锟、吴佩孚当上直系军阀的新首领，1920年7月曹锟、吴佩孚以反对段皖擅动干戈荼毒百姓、私订密约卖国求荣为名联合奉系军阀发动直皖战争，将段祺瑞赶下台。直皖战争后皖系军阀随着段祺瑞的倒台而分崩离析，一部分下野，另一部分改投直系军阀，只剩浙江督军卢永祥与淞沪护军使何丰林替皖系军阀保住浙沪两块地盘。上海为中国第一大商埠，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财税收入也十分可观，每月光鸦片收入就能养活三师人的兵力，令各界瞩目。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在江苏职官中特设上海镇守使管理上海，1915年11月上海镇守使郑汝成遇刺身亡后北洋政府将上海镇守使改为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上任后惟卢永祥之命是从，浙、沪结成紧密的联盟，浙卢继续独霸上海的财政收入，这就与盘踞江苏的直系军阀产生严重的对立。直皖战争中段祺瑞曾命令卢永祥出兵直捣直系军阀李纯盘踞的江苏，因卢永祥深恐由此而失去对上海的控制权而不愿轻启战端，江浙双方才得以避免战争。直皖战争结束后江浙双方又因对上海的控制权险些刀兵相见，后受到国内外的双重压力方平息下来。1920年10月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的李纯暴死于任上，齐燮元继任江苏督军，齐燮元担任江苏督军后继承李纯的衣钵，一心想将上海攫为己有。
（二）声称：“上海是我们江苏的一部分，一定要夺回。”而卢永祥则视上海为自己的经济生命线，坚决不肯放手，遂反击道：“上海是浙江的门户，一定要保持。”由此苏齐与浙卢一战势已难免。1922年4月曾在直皖战争中并肩作战的直、奉两系军阀因争夺对北京政府的独立控制权而大起刀兵，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曹锟、吴佩孚攻击奉张亲日卖国而骗取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一举将奉系军阀的势力赶到关外，从而独掌北京政府。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随着直军的步步胜利，齐燮元亦想乘机攻占上海，只是由于形势的不利和民众的反对，战火才没有燃起。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趾高气扬，曹锟更是意得志满，急欲登上总统宝座。为能早日被选为大总统，一方面指使手下赶走黎元洪，一方面则不惜使用金钱收买国会议员。曹锟之举措遭到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卢永祥深受直系军阀的挤压，为争取全国舆论的支持于1923年6月27日率先通电，反对曹锟贿选总统。卢永祥的通电得到全国各派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通电反对曹锟贿选。与此同时各反直势力云集沪、杭，商讨联合反直事宜，沪、杭俨然已成反直活动的中心。浙卢与苏齐及其直系军阀已成水火不容之势，双方均知战争已迫在眉睫，因此调兵遣将意欲一战。江浙绅士张謇、张一麐等人深知战争一旦爆发后两省人民定遭涂炭，于是他们发起组织“江浙和平协会”，奔走于宁、杭之间进行弭兵运动。在他们的努力下同时亦因苏齐与浙卢准备尚不充分，同年8月19日江浙双方达成“江浙和平公约”，这一公约由江苏督军齐燮元、江苏省长韩国钧、浙江督办卢永祥、浙江省长张载阳、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签字盖章后发表。公约的签定使反直各派拟在上海召开国会、组织政府和召开各省联席会议的活动破产，并使江浙形势趋于缓和。
（三）1923年10月10日曹锟通过贿选登上总统宝座，12日卢永祥发表通电不承认曹的总统地位，并声称与北京政府断绝一切联系，这就使曾为曹锟贿选筹措经费出大力气的齐燮元与卢永祥矛盾更深，终因福建问题而触发江浙战争。福建地区长久以来受到各派势力的瞩目，1922年10月皖系军阀徐树铮在驻军福建延平的皖系军阀、中央第24混成旅旅长王永泉的支持下成立“建国军政制置府”，徐树铮联合孙中山派兵驱走依附直系的原皖系军阀、福建督军李厚基，委任王永泉为福建总抚。大总统黎元洪在吴佩孚的一再催促下于10月下旬下令讨伐徐树铮，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11月初徐树铮离闽赴沪，建国军政制置府随之垮台。王永泉见大势已去，为求自保，转投直系。黎元洪在直系军阀的胁迫下任命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直系军阀后起之秀的孙传芳为福建督办，孙传芳采用种种手段，企图将福建重新纳入直系的势力范围，但因遭到地方实力派的阻挠，经营年余一无所获。1924年3月孙传芳借助同属直系的福建闽北护军使周荫人的大力支持终于厘定福建，将福建重新拉回到直系的怀抱。5月北京政府一面为进图广东，一面也是为了酬谢周荫人在征服福建的过程中曾出过大力，遂任命周荫人为福建督办，而将孙传芳改任为闽粤边防督办，以图广东。由于广东是孙中山与西南军阀的地盘，孙传芳的势力根本进不去，而福建也容不下周、孙两个军阀的势力，孙传芳遂欲向浙江扩张势力。卢永祥深知浙江已成为直系军阀下一个吞并的目标，为求自保而一边拉拢奉系军阀与孙中山为粤援，一边将被孙、周从福建逐出的原福建漳厦护军使兼福建第二师师长臧致平部与福建第三师师长杨化昭部共6000余人收编。
（四）卢永祥收编臧、杨两部违反“江浙和平公约”以及与安徽、江西分别签定的“皖浙和平公约”和“赣浙和平公约”的有关规定，即不得容留、收编“客军”，卢永祥之做法为直系军阀挑起战争提供口实。军阀都拥有以个人为中心，并由私人关系结合起来的一支私人军队，为了巩固、扩张自己的势力，每位北洋军阀都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自齐燮元继任江苏督军后为了夺取对上海的控制权不断扩充兵力，他以平定苏、皖匪患为名派江苏宪兵司令马孟骧赴山东之兖州、济宁一带招募新兵。江苏共有五师六旅，即中央第六师、中央第十九师、江苏第一师、江苏第二师、江苏第三师、江苏第二混成旅、江苏第三混成旅、江苏第四混成旅、江苏第五混成旅、江苏第六混成旅等，另有预备队、宪兵、警察等，总兵力达到4.35万人。江浙战争爆发前苏齐得到海军总司令杜锡珪的大力支持，杜锡珪为支持苏齐亲率长江舰队（司令李君羲，下辖“海容”号巡洋舰、“定安”号炮舰等20艘军舰）、闽厦舰队（司令杨树庄，下辖“应瑞”号巡洋舰、“通济”号巡洋舰、“江元”号炮舰等9艘军舰）和海军陆战队混成旅奔赴江苏参战。鉴于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直系空军曾对胜利发挥重大作用，1923年8月苏齐成立江苏航空队，尉迟良任队长，顾荣昌任副队长兼任教官，陈步洲任飞行教官，崔钰、梁壁堂、邹庆云等任飞行员。装备3架从英国购买的小型“维梅”式轰炸机，以南京小营演武厅为机场。江苏航空队的人员、飞机、器材和油料均由直系航空大本营保定航空司令部直接调配，江苏航空队实际是直系保定航空司令部派驻南京的一个支队。由于尉迟良、顾荣昌均曾受过大型“维梅”式轰炸机的训练，因此江苏航空队共有5人会开飞机，但飞机却只有3架，显然不够用。于是向苏齐报告，请求保定航空司令部调拨大型“维梅”式轰炸机，后经曹锟同意后将1架大型“维梅”式轰炸机调拨给江苏航空队。
（五）江浙战争爆发前夕直系军阀利用手中控制的北京南苑航空学校，命令该校教育长蒋逵组织中央临时航空队。任命蒋逵为中央临时航空队队长，徐国一、米嘉禾、谢鸣皋等任飞行员，驾驶大、小“维梅”式轰炸机4架，前往江苏协助苏齐作战。中央临时航空队驻扎苏州，与江苏航空队组成统一指挥部，由原南苑航空教练所所长鲍丙辰任指挥官，这样苏方空军共有飞行员8人、轰炸机8架。1924年7月卢永祥容留臧致平、杨化昭两部，并将臧部改编为浙江补充旅，杨部改编为中央陆军第二十四混成旅（未被北京政府承认）。为防备直系军阀从福建、安徽、江西等地进攻浙江，卢永祥又将杨部改为浙江边防军，驻防浙江之常山、江山与开化地区，并任命杨化昭为浙江边防军司令、臧致平为浙江督办处总参议，负责督率、训练浙江边防军。卢永祥深恐浙江边防军兵力单薄，又将浙江补充旅调来增强其力量。臧致平为皖系军阀中能征善战之骁将，杨化昭则足智多谋，而臧、杨两部均为久经战阵的精锐之师，他们的归附使卢永祥如虎添翼。浙沪原有四师三旅，即中央第十师、中央第四师、浙江第一师、浙江第二师、中央第六混成旅、浙江第一混成旅、浙江第二混成旅，自收编臧致平、杨化昭两部后又增两旅，再加上警察、游缉队、宁波炮台守卫、后备队等后总兵力达到6.72万人。当时浙卢得到以林建章为领袖的沪海舰队的拥护，林建章为帮助皖系军阀保住浙沪地盘，派人策反“海筹”号巡洋舰、“建康”号驱逐舰、“永绩”号炮舰、“靖安”号运输舰、“辰”字号鱼雷艇、“列”字号鱼雷艇投向浙卢，为此特成立沪海舰队，委任原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周兆瑞为沪海舰队司令。浙卢看到飞机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曾发挥作用巨大，为扩充自己的实力于1922年从法国购买6架“BR14”式战斗轰炸机，并在杭州笕桥组建浙江航空教练所。委任著名飞行员朱斌侯为所长，招收学员进行飞行训练，第二年又在上海龙华开辟机场并建立3座机库。1924年2月正式成立浙江航空队，由朱斌侯任队长。
（六）单从陆军人数上讲浙卢强于苏齐，但浙卢有几个不利条件：容留、收编臧致平、杨化昭两部失信于天下人，本来在江苏、安徽、江西分别与浙江签定的“公约”中均规定不得容留、收编“客军”。但浙卢为扩充自己的实力而拒不执行“公约”，执意收编臧、杨两部，不仅遭到苏、皖、赣及其他直系军阀的反对，亦受到浙江人民的拒绝，浙卢的所作所为首先在道义上失去人心；浙卢为打破直系军阀的包围，积极联合奉系军阀与孙中山，结成浙、奉、粤反直三角同盟。但奉系军阀孤悬关外，远水解不了近渴。孙中山在广东受到陈炯明的骚扰亦无法派兵援浙，同盟起不到什么实际作用；浙江处于江苏、安徽、江西、福建的包围之中，而上述四省均为直系军阀所统治，江浙战争一旦爆发后浙卢将受到四面攻击；内部不稳，时任浙江全省警务处长的夏超手中掌握着大量的武装警察（共1.08万人），这些武装警察装备精良，实力相当雄厚。夏超虽然是一个不满四尺的矮子，但他雄心勃勃，时时有取卢而代之的野心。浙卢对夏超有如芒刺在背，不得不增加护卫部队加以提防，这无形之中就削弱自己的实力；部下为泄私愤而暗中通敌，时任浙江第二师炮兵团长的张国威与孙传芳曾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两人私交不错。张国威原兼任浙江测量局长，因浙卢欲安插自己的亲信，借故革去张国威的兼职，张国威因此对浙卢十分不满。在江浙战争开战前夕张国威奉派把守浙、闽之间的险要——仙霞岭，张国威为报复浙卢而私将仙霞岭浙军布防图献给孙传芳，使孙部得以顺利入关，将浙卢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海、空军力量薄弱。基于上述原因，浙卢在未战之前就已呈败象。随着形势的发展，江浙双方均知战争不可避免，为此双方加紧进行准备。齐燮元自知单靠江苏一省兵力无法攻占浙沪，于是向吴佩孚求援。
（七）吴佩孚原就认为直、皖两系同出于北洋正统，现面临奉系咄咄逼人的态势，拟联合皖系共抗奉系。因此一面授意各省直系军阀在段祺瑞六十岁生日时通电祝寿意在和皖，一面严令苏齐不得轻举妄动。后由于段皖已决定联奉抗直，同时也垂涎于上海的富足，遂决心助苏攻浙。1924年8月吴佩孚连电豫、皖、鄂等省的直系军阀，命令他们派兵助苏。三省军阀皆想分一杯羹，纷纷同意，苏齐力量大增。1924年8月16日苏齐在南京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宣布对浙卢用兵。会上决定成立“讨逆军”，齐燮元自任总司令，刘玉珂为总参谋长，兵分三路进攻浙沪：第一路司令宫邦铎，下辖中央陆军第六师、中央陆军第十九师、江苏第二师、江苏第三师、江苏第四混成旅以及湖北第五混成旅，主攻上海；第二路司令陈调元，下辖中央第二十四师、江苏第一师、江苏第二混成旅、江苏第五混成旅和河南第三混成旅，防守宜兴；第三路司令王普，下辖安徽第三混成旅、安徽第五混成旅，主攻浙江广德。此外孙传芳在得到同属直系的江西督理蔡成勋的支持下于福建建瓯组织闽赣联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委任卢香亭为攻浙前敌总指挥，并与苏齐遥相呼应。闽赣联军下辖中央第二师、中央第九混成旅、中央第十混成旅、中央第十一混成旅、中央第二十四混成旅、福建第一混成旅、福建第四混成旅、江西第三混成旅，主攻仙霞岭，以拊浙省之背。皖系军阀明白浙沪一旦有失，皖系则无立足之地，于是徐树铮、吴光新等皖系骨干齐聚上海，召集马良、曲同丰等皖系旧将到沪开会。会上徐树铮、吴光新命令马良、曲同丰等人各自暗中招集旧部，编练新军两师，以备援助浙江。浙卢为装备新军，饬上海制造局限二十日内制造炮弹二万发。同时浙卢请徐树铮赶赴奉天，向奉张请求一旦江浙发生战事，派兵出关牵制敌军。
（八）奉张认识到浙江问题关系到“同盟”生存与否的大问题，因此派其亲信杨毓珣赴杭向浙卢表示：“江浙如果爆发战争则一定派兵入关协助，并先汇30万元接济浙卢。”与此同时孙中山亦认为救浙江、上海即以存粤 ，因此决定一旦江浙开战即派兵北伐。江浙问题实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影响，自恃身后有强大援军的浙卢面对直系军阀的步步进逼时不甘示弱，积极整军备战。1924年8月24日浙卢在杭州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抵御直系军阀进攻问题。会上决定成立浙沪联军，卢永祥自任总司令，兵分三路抗拒直系：第一路司令何奉林、副司令臧致平，下辖中央第十师、中央第六混成旅、浙江补充旅、卫队团防守沪宁铁路；第二路司令陈乐山、副司令杨化昭，下辖中央第四师、浙江边防军进攻江苏宜兴；第三路司令张载阳、副司令潘国纲，下辖浙江第一师、浙江第二师，据守仙霞岭。 经过双方台前幕后的紧张部署，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终于爆发了。1924年9月3日上午10时江浙战争在江苏宜兴打响第一枪，苏军首先挑起战火。苏军原想一鼓作气攻占浙江长兴，不料却遭到浙军的顽强抵抗导致进攻受阻。浙军及其大炮埋伏在长兴附近的山里，距宜兴不过三十里，炮火能直接轰击驻扎在宜兴平原地区的苏军。而苏军的大炮轰击浙军时因浙军驻于山中导致效果不大，双方处于胶着状态。同日上午11时江浙双方又在沪宁铁路方向交战，上午10时驻江苏黄渡的苏军首先向浙军开枪挑衅，但浙军伏于工事内一枪未发。苏军以为浙军怯战遂于11时发起攻击，浙军使用机枪、大炮予以还击，击毙苏军四五百人。苏军大惧，各部纷纷向后溃退，浙军乘势向安亭方面追击，下午5时占领安亭。鉴于苏齐首先挑起江浙战争，9月3日浙卢发表“出师电”，指责苏齐意欲破坏治安，环境陈兵，意图一逞。表示所有浙沪地方以及地方人民自不能不力筹捍卫，以竭尽军人应有之天职，以维持地方永久之治安。
（九）由于苏齐是在曹锟的支持下发动江浙战争的，9月3日浙卢又发表“声讨曹锟通电”，在通电中将曹锟形容为“神奸巨蠹”，指责：“曹锟既逐东海于前，复驱黄陂于后。临城一案，举国引为奇耻，四邻屡有责言，交涉结果，媚外求荣。竟敢作公然贿选之举，丑声四播，国民蒙羞。”通电最后表示：“永祥等分属军人，责在卫国。歼彼元恶，罔治胁从，为国除奸，何与致幸，为民前驱，宁计成败。”由于浙卢将矛头直指曹锟，9月4日曹锟下达“对浙讨伐令”，声称：“本大总统为戢暴安民起见，实万难听其诪幻，徒苦吾民。卢永祥、何奉林均著褫夺官勋，并免去本兼各职，由齐燮元督率部队，相机剿办。”江浙战争爆发后双方主要在宜兴、沪宁线、嘉定、浏河、青浦五个方向展开激战，宜兴方向在战争爆发后苏军进攻受阻，延至5日，浙军反击，攻至距宜兴仅十余里处，苏军大溃，并有三营兵力哗变。7日浙军进占蜀山，苏齐急调安徽第五混成旅增援，终于挡住浙军，之后双方相持于蜀山与宜兴之间。沪宁线沉寂两天后至6日晚两军在安亭激战，双方飞机亦赶来助战，但终因势均力敌，两军遂处于胶着状态。嘉定方向在9月3日晚苏军进攻嘉定西门，守军抵挡不住，形势岌岌可危，4日浙军杨化昭部6个营奉命增援，5日双方发生激战。6日苏军继续猛攻，但杨部为能征惯战之师，沉着迎战，终将苏军击退，两军于是在嘉定附近对峙。浏河方向在9月4日下午苏军发动攻击，浙军开炮予以抵御。下午5时浙军抵敌不住苏军的猛攻，退守罗店，浏河落入苏军手中。是日晚8时苏军乘胜进攻，浙军急调杨化昭部主力增援才稳住阵脚。
（十）5日凌晨3时苏军派300名敢死队冲锋，不料陷入重围，全军覆没。苏军见状急忙收缩，浙军趁机追击，并进占浏河。此后苏军援兵赶到并反攻数次，均被浙军击退。6日晨浙军发布总攻击令，迫使苏军撤至原防地。青浦方向在9月5日苏军由安亭兵分两路，一路进攻距离安亭6里的泗港口，另一路进攻泗港口西南的白鹤镇。至6日下午3时双方激战于青浦北十余里的孔宅，由于浙军的拼死抵抗，苏军未取得任何重大进展，之后两军保持对峙态势。总之战争初期双方虽倾尽全力，而两军始终各保防线，战事初无进步焉 。就在江浙双方呈现胶着状态时1924年9月8日形势发生突变，这一天闽赣联军由于张国威贡献布防图，轻易占领仙霞岭并于16日攻下江山、18日进占衢州。原来江浙战争爆发后闽孙故意没有采取统一步骤发动进攻，而是静观时局的变化，试图等到江浙双方两败俱伤时再动手，以收渔人之利。当他看到江浙双方杀得难解难分，浙军的主力被苏军牵制住时突然出兵，从侧后杀入浙江。闽孙的出现使浙卢与沪何极为恐慌，他们知道浙沪联军无法抵挡苏齐与闽孙的两面夹击。面对此情此景时浙卢认识到浙江是保不住了，因此决定放弃浙江退保上海。他认为只要保住上海，凭借上海的物力与财力，今后还能东山再起，为此9月18日浙卢携带大批细软逃入上海。浙军群龙无首，苏军趁势进攻，相继占领嘉兴、长兴等地。同时苏方海军也密切配合陆军，从长江炮轰驻守浏河的浙军，致使浙军向浏河以南败退。苏方空军亦派出四架轰炸机连日轰炸浙军，使浙军锐气大减。
（十一）面对苏方陆、海、空立体式进攻时浙军大败，纷纷逃向上海，至9月底浙江战火熄灭。北京政府在浙卢离杭赴沪后任命孙传芳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督办，夏超为浙江省长，齐燮元兼淞沪护军使，苏齐、闽孙均达到各自的目的。占领浙江后苏、闽两支大军齐向上海杀来，并分别于1924年10月4日、8日、10日和13日相继占领金山卫、松江、青浦、龙华，逼近上海。浙卢、沪何见大势已去，遂于10月13日发表通电，自解兵权。当日上午卢永祥、何奉林、臧致平、杨化昭等人逃入上海租界，浙军余部推皖系徐树铮为总司令，欲继续作战。10月15日徐树铮被上海租界工部局软禁，至此江浙战争以苏胜浙败而告终。直皖战争后控制着北京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控实行贿选与“武力统一”遭到全国各方面的反对，皖系浙江督办卢永祥首先发出不承认曹锟为总统的通电，并和奉天的张作霖、广东的孙中山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吴佩孚为了击破反直三角同盟，除在北方以重兵严防奉军入关以外在南方则利用孙传芳进入福建，与陈炯明勾结起来压制孙中山，以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夺取浙江，消灭卢永祥。1924年9月初齐军向卢军发动进攻，江浙战争爆发。至10月12日卢永祥在孙传芳和齐燮元的南北夹击下通电下野，逃往日本，江浙战争遂告结束。江浙战争不仅是控制江浙的北洋军阀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一场战争，而且是整个直系军阀与反直系军阀势力之间进行的一次重大较量，并预示着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即将来临。
（十二）同时这次战争也使皖系军阀自直皖战争以后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皖系军阀势力一蹶不振，在政治与军事方面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江浙战争虽限于东南一隅，但却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当时直系军阀独掌北京政府，并极力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对各系军阀都构成威胁。为共抗直系 ，浙、奉、粤结成“同盟”。奉、粤积极支持身为盟员的卢永祥，并警告曹锟、吴佩孚不要帮助齐燮元挑起战争。曹锟、吴佩孚为本系私利，决定援助苏齐，试图拔掉“同盟”在东南地区的根据地，不料此举却触发火药桶，并最终导致直系军阀的垮台。1924年9月4日即江浙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召开会议，宣布援浙即以存粤，决定誓师北伐。其北伐计划首先进攻江西，待到攻克江西后顺江而下占领安徽，以后与浙沪联军会师于南京，再沿津浦路北上，联合奉军直捣北京，推翻直系军阀的统治。第二天孙中山又发表“申讨曹锟吴佩孚令”，号召广东人民蹈厉奋发，为民前驱，扫除军阀，实现民治。1924年9月4日为响应浙卢反直，张作霖以“同盟”为理由向直系军阀宣战，同时发表“讨伐曹锟通电”，斥责：“曹锟贿买议员，豢养牙爪，以窃大位，以祸邻疆。”表示：“作霖为国家计，为人民计，仗义誓众，义无可辞。谨率三军，扫除民贼。”1924年9月9日段祺瑞亦发表“讨曹通电”，指斥：“曹锟不知国家人民为何物，礼义廉耻为何事。复令四省攻浙，排除异己，连累无辜，贪一己之尊荣，造弥天之罪孽，倒行至此，岂能幸存。”同时号召：“海内贤豪，一时袍泽，必能当仁不让，见义勇为，著刘琨之先鞭，放范滂之揽辔，出民水火，勿任沦胥。”
（十三）1924年9月15日张作霖发表致曹锟电，形似最后通牒，声称：“今年天灾流行，饥民遍野，弟尝进言讨浙之不可，足下亦有力主和平之回答。然墨沈未干，战令已发，同时又进兵奉天，扣留山海关列车，杜绝交通，是果何意者？足下近年为吴佩孚之傀儡，致招民怨。武力讨伐之不可能，征诸苏军之连败而可明。弟本拟再行遣使来前，徒以列车之交通已断，不克入京。因此将由飞机以问足下之起居，枕戈以待最后之回答。”同时组织镇威军，自任总司令，统辖17万大军杀进山海关，第二次直奉战争终因江浙战争而爆发了。江浙战争历时40天，给江浙两省的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战争爆发后战区内的人民扶老携幼颠沛流离，深受战乱之苦。江苏省农会在致国务院的电文中说：“江浙战事，军队所过，村镇为墟，人民奔走迁移，颠连失业，富而贫、贫而死者不知凡几，而江南战区如宜兴、昆山、嘉定、太仓、松江、青浦等县则尤甚。”嘉定、青浦、松江、太仓同乡会在致国务院的电文中说：“江浙发生战祸，两省受创弥深，就苏论列，尤以嘉定、青浦、松江、太仓四邑为最重，或全镇被毁，或抢劫一空，或转徙流离，莫名惨状。总之工商辍业，农夫逃亡，六十年来，元气销亡尽矣。”浏河兵灾善后会在致内务部的呈文中说：“江浙兴戎，以浏河为战场，相持历四十昼夜，人民生命财产始厄炮火，复遭淫掠，加以海军时时开炮遥击，故房屋焚炸独多。如学校、庙宇、商店、教会、善堂、医院，以及长途汽车尽遭兵劫，合市被炮火全毁之房产计154户，共1529间，炮弹炸坏房屋3300间，综计损害断在77万元以上，而屋内之财物不与焉。夫商民等罹兹战祸，谁为为之，敦令致之。使居户则流亡在外，无家可归。商店乃屋宇无存，不能复业，其惨痛之情，势难自己。”面对此等惨境时时人慨叹道：“在这一幕大凶剧之中江浙人民所受奸淫掳掠妻离子散家败人亡的痛苦岂是十年廿载所能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