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皇帝在位十一年間,正值大清內憂外患,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是很考驗一個皇帝的素質的。歷史證明,咸豐帝并不是一個合格的帝王,他不僅無法扭轉和阻止王朝的沒落,反而在事關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逃離國都,成了一個棄國棄家的悲情天子。可以說“巡幸木蘭”是咸豐帝執政期間最大的一個污點。

咸豐的悲哀不在于平庸,而是在民族存亡之際,少了帝王該有的責任

?咸豐八年(1858年)四月,清政府被迫與英法等國簽訂了《天津條約》。第二年,英法等國利用與清廷互換條約的機會,再次挑起戰爭,但此次卻大敗而逃。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再次組織遠征軍開抵中國,七月初,英法聯軍先后攻陷大沽、天津。八月初,一直打到了通州,直逼北京。

這個時候的咸豐帝再也坐不住了,他一面派怡親王載垣、軍機大臣穆蔭趕赴通州與英法議和,另一方面,他積極準備逃往熱河避難。那么第一個建議咸豐帝逃跑的人是誰呢?他就是前敵總指揮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由于在戰場的最前線,深知英法聯軍勢不可擋,必然會攻入京城。于是他密奏咸豐帝說:“戰既不勝,唯有早避”,奏請“巡幸木蘭”。

中國古代有個傳統,文人在漢字方面的運用尤其高明,喜歡咬文嚼字。皇帝避難不能叫逃跑,而叫做“巡幸”。所謂的“巡幸木蘭”,實際上就是請咸豐帝離開北京,逃亡熱河避暑山莊的另一種說法。

咸豐的悲哀不在于平庸,而是在民族存亡之際,少了帝王該有的責任

?身為九五之尊的咸豐帝,自然是抹不開面子。因此,他在逃跑以前,還要虛偽地玩弄一場文字的小把戲,諭稱:中外即將決裂,朕絕不會拋開江山社稷,置列祖列宗的宗廟與臣民百姓于不顧而北逃熱河,現已準備“親統六師,直抵通州,以伸天討而張撻伐”

如果咸豐帝真是有這樣的氣魄,且不論對英法戰爭的勝負如何,至少在全國臣民看來是一種莫大的鼓舞,咸豐帝的歷史評價也將就此改寫,人們會毫不吝惜的將各種圣賢、英明等詞贈送給他,這比他窩囊地死在熱河要強百倍。

可是咸豐帝在頒布親政上諭的同時,又將僧格林沁奏請“巡幸木蘭”的奏折交給王公大臣討論。他的意思很明確,是希望大家能順著自己的意愿走,贊同巡幸之舉,以便堂而皇之地以俯準朝臣所請為由,而北走熱河。

咸豐帝的如意算盤這一次出錯了,他沒有想到,在這樣一個關鍵的時刻,大清朝一向自稱“奴才”的王公大臣們,顯示出了比皇帝更為堅定的決心,他們居然敢于違逆皇帝的意旨,反對皇帝出逃。

咸豐的悲哀不在于平庸,而是在民族存亡之際,少了帝王該有的責任

?第一個發言的是大學士周祖培,他總結了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很快上了一道奏疏,大意是:皇上欲親統六師,以征討英法丑類,可見天子安撫天下之圣意,但是通州并非澶州,現今朝廷也沒有寇準那樣的賢能之相,因此皇上的御駕親征之舉,非萬全之策,“斷不可輕于一試”,但是,若如僧格林沁所請“巡幸木蘭”,則更屬下策。

周祖培這樣說是有根據的,他認為一是北京城墻高大堅固,若是北京城都抵御不了英法侵略者,熱河一帶皆平川大野,則更無可防御;二是皇上一旦離開京城,必致人心渙散,鬧不好將會導致“土木堡之變”。

可以說,周祖培的這番話至情至理,說到了要害。當時的其他大臣,如大學士祁雋藻、潘祖蔭,醇郡王奕譞、侍郎文祥、御史許其光等人,皆上奏咸豐帝萬勿出走,一定要堅守北京。他們分析說:皇上如果離京巡狩熱河,必定要留一位代替皇帝的監國之人。此人若是”無能者,必誤事,其害尚淺“,但若是有才者,“倘一擅專,則有不可設想之大禍”。甚至有人還以大不敬的口氣責問咸豐帝,如若棄京而走,“上何以對祖宗,下何以示臣庶”

咸豐的悲哀不在于平庸,而是在民族存亡之際,少了帝王該有的責任

?眾多朝臣之所以堅決反對咸豐帝北逃熱河,除了擔心有人會乘機覬覦皇位,導致皇權旁落外,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認為皇帝的責任在于保存江山社稷,保衛祖宗陵寢,不能做致祖宗宗廟于不顧的逃跑皇帝。侍郎畢遠明確進言說:“從古國君守社稷,斷無遠出之理”。 

咸豐帝難道就不懂逃跑要留下千古罵名嗎?顯然不是,他之所以要選擇出逃,也是有自己的想法與顧慮的。

咸豐帝認為堅守北京,并不能保證英法夷人不會起歹意,甚至會下毒手。因為歷史上皇帝被殺被擄的事例并不少。如果是那樣的話,后果不堪設想,名聲照樣不好聽。

因此,咸豐帝和另外一些大臣,極力為北走熱河尋找根據。他們認為,唐玄宗和唐德宗,在“安史之亂”和“涇源兵變”時,都曾棄離長安出走,但后來都鎮壓了叛亂,再度中興。暫時北走熱河,并不一定如有些人所說的那樣可怕。咸豐帝在召見了反對出走的大臣時就詢問:“假如夷人進城,將置朕于何地?”,大多數朝臣既無退敵之策,又無應對回旋之法,只能是相應而泣。

咸豐的悲哀不在于平庸,而是在民族存亡之際,少了帝王該有的責任

?但是有些大臣還是指出,咸豐帝出走是死路一條。潘祖蔭的奏折內即有“國君死社稷,上欲何往”一語,意思是說,一旦北京失守,皇上應以死而殉江山、社稷與宗廟。咸豐可不愿走這條路,連性命都保不住,還談什么江山社稷、陵寢和宗廟。

咸豐帝的支持者,肅順和端華他們考慮的主要問題是,清軍是否有足夠的兵力,能否確保北京的安全。他們問負責北京城防的大臣:“有何準備?”回答說“無”,又問:“京城兵力,足以抵御?”眾大臣無言以對。在這種情況下,端華對參加會議的大臣們說:既然京城無可防守,怎么能讓皇上置于危險之中呢?

既然沒有人能保證皇帝的安全,那么咸豐帝的北逃之舉即無可挽回。咸豐帝下定決心,決不能在北京坐以待斃。他在諭旨中說:“巡幸之舉,朕志已決”,任何人不必再行阻攔,任何阻攔也沒用。為此他特別指名自己的親叔惠親王綿愉,與恭親王奕?、鄭親王端華等速議妥籌。

一時間,京城內人心惶惶,各種流言盛行。對于百姓來說,皇上不要他們了,自己逃走了;一般的封建士大夫雖然嘴上不說,但心里在想,皇上拋下江山社稷,大清國還能保得住嗎?奕?等留京大臣們,也不免油然而生被咸豐帝拋棄的凄涼之感。

咸豐的悲哀不在于平庸,而是在民族存亡之際,少了帝王該有的責任

?事實上,以當時北京城的兵力以及北京的防御來說,完全是可以抵擋英法聯軍的進攻的。盡管當時很大一部分的兵力被調往通州作戰,但北京的防御部隊尚有20萬,況且當時英法聯軍裝備的火炮威力不足以轟開北京城堅固的城墻,只要萬眾一心,勝算還是很大的。可惜的是,咸豐帝缺乏先祖們的魄力和責任,讓中華民族經歷了一次從未有過的奇恥大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