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與卞之琳1
- 沈從文與卞之琳1
沈從文
卞之琳
書緣
從現代文學史的記述看，詩人卞之琳出版的第一本詩集，是1933年5月印製的《三秋草》。其實，他此前還有一部詩歌《群鴉集》，已經由他人編輯完成，可惜因出版受阻未能面世。不然的話，他的處女詩集發表時間可以前推兩年。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前後兩部詩集的編輯或問世，均與已廣有聲譽的小説家沈從文有直接關係。
識人先讀詩
卞之琳在《〈雕蟲紀歷〉自序》中，這樣敘述他開始寫詩的動因：“我從鄉下轉學到上海，經過一年的呼吸荒涼空氣、一年的埋頭讀書，我終於又安定不下了。説得好聽，這也還是不滿現實的表現吧。我徬徨，我苦悶。有一陣我就悄悄發而為詩。”
當時的卞之琳，是頗為不自信的。這段時間寫的作品，“自行銷毀的較多”。1931年，詩人徐志摩在北京大學兼職，為卞之琳他們上“英詩”課。儘管卞之琳寫詩“總想不為人知”，可大詩人在前，實在是哪個寫詩人也不願放棄的求教機會。課餘，卞之琳終於把自己的詩作抄錄了一些，交給徐志摩。卞之琳詩作雖主要用白話，可由於外國詩歌原作的影響，此時的他已開始試著用格律體來約束，同時凝煉自己的作品了。在當時的青年詩人中，這個起步是頗高的。
徐志摩一讀之下，很是喜歡。他將這批作品帶到上海，和沈從文一塊兒讀了，沈從文對這批作品也很欣賞。接下來，他們便商議將作品匯聚出版。為此，還不認識卞之琳的沈從文，給卞寫了很長一封信，説他和徐志摩都認為，這批作品可以印成一本小冊子。不僅説説，沈從文還立即著手編輯。形成之後，他以其中一首作品的題目來為詩集命名：《群鴉集》。憑著閱讀感受，沈從文還為這部詩集寫出了一篇頗有見地的“附記”。
沈從文的“附記”，從一些自以為是的詩人説起，表示自己“卻不喜歡這種詩人，也正如我不喜歡這類文人一樣”。既然表達看法，沈從文當然有喜歡的東西：“詩人同他的詩還有另外一條路可走，便是平淡樸實。他的詩，不是為了安置辭藻而有的。他寫詩，他的詩即或表現到一種最高的德性，作品有不可磨滅的光輝，他也並不以為自己不是一個人……他若是一個年輕人，他的憂鬱，假若説，他是不缺少年青人的憂鬱的，他一定得喊出難受的苦處，吐出那悶在心上的一團……他用的手段，沒有比用誠實為再好的手段了。”
這段議論甚至牽涉到作文和為人的聯繫。當然，由此引出自己欣賞的詩人，就應該具備他讚賞的品質才是：“但棄絕一切新舊詞藻摒除一切新舊形式，把詩仍然安置到最先一時期文學革命的主張上，自由的而且用口語寫時，寫得居然極好，如今卻有卞之琳這本新詩。”“然而當我把詩的趣味，放在新詩最初提出的那一個方向上去時，我以為之琳有幾首詩，達到了一個另外的高點，使我覺得更喜歡了。”
卞之琳的詩有哪些使人“喜歡”的地方呢？“運用平常的文字，寫出平常人的情感，因為手段的高，寫出難言的美。詩的藝術第一條件若説是文字的選擇，之琳在這方面十分的細心，他知道選擇‘適當’的文字，卻刷去了那些‘空虛’的文字。”
沈從文雖然看出卞之琳的優長，但“這個集子在他還是試作，據説送給人看時還很羞怯，這羞怯處也就正是他有無限希望可以向完全那個地方走去的好處。他能保留那個態度，並且獨自從那個方向做去，他的成就，決不至於到印一本書以後便完事的。”對於卞之琳的未來，沈從文給予很大期望：“樸素的詩將來的最好成就或者應當歸給之琳的。”沈從文不僅眼光獨到，表達也委婉曲折，用的也是能傳達出豐富生活體驗的畫面感文字。
這篇高度評價卞之琳詩作的“附記”，卞之琳很快讀到了：“不久在創作月刊上意外地發見了從文的一篇群鴉集附記，看了才知道自己的小冊子名字也有了。”對於一個想從事寫作的學生，這種鼓勵的程度可想而知。當年11月，徐志摩也致信卞之琳。表示書（《群鴉集》）“遲至十一月總可出版”。可不久發生了“一·二八”事變。日本人對中國，尤其上海的文化破壞幾乎是毀滅性的。卞之琳的這部詩集印製正在上海，所以“從此雖然還不時得到出版的消息，卻始終只見到一次預告”。這部《群鴉集》遺憾胎死腹中。
波折《三秋草》
《群鴉集》最終雖未印出，可徐志摩和沈從文的欣賞，尤其是還不認識的沈從文寫出文字指示優長，大大鼓舞了初學寫詩的卞之琳。徐志摩逝世了，沈從文在他的心中，就“儼然”成了朋友。1933年春假，卞之琳先前翻譯法國詩人波德萊爾《惡之花》中的十首作品，被《新月》雜誌收下，稿酬是幾塊銀元。拿著它，卞之琳“小遊”青島，去看望在那裏任教的沈從文及也寫詩並翻譯的孫大雨。到青島後，他就住在沈從文宿舍。談詩論文間，他們一定感嘆到《群鴉集》的不濟命運。這一頁揭過，卞之琳又談到自己在1932年秋天時，新寫了十多首與先前作品“風格稍異”的詩歌，想叫作《三秋草》。沈從文一聽，二話沒説，提筆就題寫了“三秋草”幾個字，並馬上從抽屜裏取出三十元錢來，交給卞之琳，讓他快快將《三秋草》印出來。
開抽屜時，卞之琳看到裏面有幾張當票，知道沈從文自己還在典當東西過活，便堅持不接錢，可沈從文堅持讓他拿上。卞之琳後來説：“我終於未能違命。”拿了錢，回北平出版了自己的處女詩集。
這本收有十八首詩作的《三秋草》，印製過程還略有週折。北平印刷廠的人看到這本書太薄，沒多少利潤，也就不大在乎。提起來，總説：“那本小書，那本小書……”作者卞之琳卻偏偏要認真費事。他要用穿釘方式裝訂起來，要不裁邊，即“毛邊”，還要整齊……為買紙，他和友人羅大岡一起跑了很多家店舖，又要經濟，還求實惠，可大都不理想。最後羅大岡想到了一種韌性較好的薄吸墨紙，一試之下，大為滿意：“這種紙真妙，鉛字印上去墨色像從裏邊長出來似的，特別平整……”“果然很合適，結果花錢不多，印出來的三百本小書卻不十分寒傖。朋友們見到了都説印得很好……”這樣，卞之琳就在自己大學畢業前夕，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詩集，為他以後的文學道路，奠下了一個極為有益的基礎。
文人敬文人
因為是沈從文出資印出，《三秋草》的版權頁上，卞之琳印上了“發行人：沈從文”的字樣；書店，還是用了先前要出版《群鴉集》的新月書店，時間是1933年5月。那時印一本書的時間，還是蠻快的。此時雖然新月書店幾乎支撐不下去了，可這批三百本書，還是交給了他們代售。由於印製早而少，如今要找到這冊小書，已經很不容易了。
1934年，已經很少作詩的沈從文，專意寫出一首新詩《卞之琳浮雕》，對卞的作為和愛好作了別異的描摹：
兩隻手撐定了尖下巴兒，
心裏頭畫著圈子：
（不是兒戲，不是兒戲，）
“我再活個十來年，
或者這時我就應當死？”
説老實話生活有點兒倦，
唉，鐘，唉，風，唉，一切聲音！
（且關上這扇門，得一分靜。）
“天氣多好，我不要這好天氣。
我討厭一切，真的，只除了阿左林。”
這也許是沈從文感受到的卞之琳吧？或者卞本人不這樣認為，可是閱讀卞之琳的詩歌及其他作品，這樣的狀態倒是挺傳神的。
據資料記載，卞之琳後來還受到沈從文的照拂。1936年，卞之琳的工作並不順當。沈從文知道了，便給胡適寫信，希望能通過文化基金會，給卞之琳一點可以發揮其特長的翻譯工作：“卞之琳多數人都承認他譯書極認真，中文也相當好，外國文基礎也很好。人家都説是這幾年北大出的好學生！現在作的事似乎不是他宜作的事，對自己無益，對學生也無益。教書不譯書對各方面都是損失。文化基金會每月出百廿塊錢並不是件困難事情，我希望您還能給他這個譯書機會，要他不必再教書。”（見《沈從文全集》18卷223頁）
後來卞之琳確實獲得了為胡適主持的文化基金會翻譯文稿的工作，他本人的説法是由自己的老師余上沅推薦的，也許是。由此可見，沈從文給胡適寫信為他尋找這份工作的事，他並沒有告訴卞之琳。這樣的不張揚作為，真正為君子之風。
沈從文初闖文壇時，艱難異常，後幸得徐志摩、鬱達夫、胡適等人扶持，才漸獲聲譽，並終於成為一代文學大家。由於這段經歷，沈從文對初闖文壇的後學，多大力幫助，毫不吝惜精力或金錢。
沈從文的弟子汪曾祺説曾見到他為學生的作文寫的批語，有時超過原文；幫助文學愛好者把稿子往外寄，光郵費就是很大一筆。這裡，通過卞之琳兩部詩集的評介或出版，我們又一次看到沈從文這樣的無私推舉。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這兩句話很古老，可是，在中國現代文壇上，我們卻看到了多位文壇先輩提攜，援手，助益新秀的作為。現代觀念的引入，帶來了新的思維和識見，這真是難得難能的精神境界。這或者是我們讀到這樣的事跡願意記述下來的緣由。我們期望這種精神能夠為後來者繼承發揚，並在此向先賢表達由衷敬意。（楊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