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与《解放日报》创刊实录

这是一段永远载入史册的历史：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南下的范长江、恽逸群、魏克明等同志与先期进入申报馆的上海地下党陈虞孙等同志会师，一起投入《解放日报》的创刊工作。

时隔67年，每次端详照片上的父亲范长江，范苏苏总能感受到暖暖的父爱。

范长江（左）握着儿子范苏苏的小手。

这是范长江在解放日报任社长期间，1949年6月3日去上海愚园路看望儿子范苏苏时的留影。那年范苏苏3岁，是他出生后第一次父子见面。照片的右边是两年多来一直负责照看他的大舅沈谦（沈钧儒长子），左边则是父亲范长江。或许是初次见面怕生，苏苏由大舅抱着，然而，他那柔软的小手却被父亲宽厚温暖的大手慈爱地握着。

当年的见面，范苏苏几乎不记得什么了，仅有的记忆就是一把手枪。虽是与儿子第一次见面，范长江穿着军装空手而来，以至于面对儿子陌生躲闪的眼神，竟拿不出任何礼物来“示好”。急中生智，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手枪，卸空子弹……如此刺激的“玩具”，立刻吸引住了苏苏，他迅速地扑向父亲……然而，好景不长，正当苏苏玩得十分开心时，便被父亲收回离开了。

幼小的苏苏，根本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匆匆赶来，又急急离去。成年后才知道，父亲范长江使命在身。他奉命来上海，要为这个刚刚获得新生的城市创刊一份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党报——上海《解放日报》。

这是一段永远载入史册的历史：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任恽逸群为市军管会驻申报馆军事特派员……同日下午，恽逸群在申报馆全体职工大会上宣布接管《申报》，命令《申报》自28日起停止出版。

同日，南下的范长江、恽逸群、魏克明等同志与先期进入申报馆出版《上海人民》报的上海地下党陈虞孙等同志会师，一起投入《解放日报》的创刊工作。

1949年5月28日，《解放日报》创刊。发表发刊词《庆祝大上海的解放》。

肩负使命

1949年3月，人民解放军在肃清了长江以北华中、华东地区的残敌后，按照毛泽东、朱德发布的“解放全中国”的号令，打响了“百万雄师渡大江”的伟大战役，绵延五百公里的战线上，千舟齐发，炮声轰鸣。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彻底覆灭。

南下、南下，人民解放军南下的步伐势如破竹，北平城迅速聚集了一批即将南下知名文化界人士。刚刚完成接管北平国民党新闻机构，创刊《人民日报·北平版》任务的范长江，此时又将奉命南下。4月下旬，周恩来在北京设宴招待即将南下的知名文化界人士，并庄严宣布：中共中央已指示，“上海党报决命名为解放日报，南京党报决命名为新华日报。毛主席已允写报头，即可带来，在带到前可暂沿用旧报头。”肩负着创刊上海《解放日报》的神圣使命，宴会一结束，范长江就乘上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饶漱石的专车一起南下。

为接管解放后的南方大城市，由华东局组建的一支三千多干部组成的接管队伍，此时也正随军南下，渡江后在沪宁铁路线上的丹阳县集中整训，作接管城市的各项准备。其中的新闻大队在位于丹阳城北的荆村桥驻扎，由恽逸群带队投入紧张的学习，熟悉党的城市工作政策、新闻出版事业整顿管理政策等。

范长江、魏克明等一批新闻干部赶到后，与恽逸群率领的新闻大队在丹阳会合，迅速开展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组建及其创刊工作。

旧中国的上海，是全国文化中心和新闻中心，各路新闻豪杰汇集，所有的报纸几乎只有经过这里，才能成为全国性大报。拥有百年历史的《申报》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展望：我们一定要把报纸办到上海去，接管《申报》，通过上海占领整个中国新闻界。

汉口路309号《申报》原址，上海《解放日报》在此创刊。解放日报资料图片

丹阳荆村桥，一个名不经传的江南村落，此时正孕育着一个“新生儿”的诞生。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筹备对上海申报馆实行军管，决定在该报社原址汉口路309号出版《解放日报》。入夜，农舍的窗户透着微弱的煤油灯光，范长江、恽逸群彻夜不眠，《解放日报》的办报方针、内容、版式，包括组织构架、人员安排，一切创刊准备一一就绪。宣布大上海解放的发刊词跃然纸上。

进城在即，范长江对每一项工作和环节都亲自策划与仔细安排。他对制版印刷环节提出了三项任务：一是要求制作毛泽东书写的延安“解放日报”锌板报头；二是提前印刷解放日报的发行宣传广告；三是刻印解放日报社印章和“钤记”。还特别关照前去接受任务的同志：虽然决定接管申报馆，但考虑到上海还未解放，为了能在进城后第一时间出报，相应的准备工作必须提前完成，一定要确保上海解放后第一时间能让上海人民看到党的报纸，了解党的路线方针。

上海《解放日报》创刊

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5月26日，上海绝大部分地区宣告解放。范长江、恽逸群率领新闻大队迅速出发，从丹阳乘火车到达上海近郊南翔。那天，上海大雨滂沱。地下党组织了一批公共汽车前往接应。深夜，新闻大队宿营位于徐家汇的交通大学，课桌为床，渡过了进入大上海的第一夜。

5月27日，雨过天晴。大上海已是一片欢腾的海洋，市民们纷纷涌向街头，迎接解放军入城。“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人们从未听到过的解放区的歌声一遍又一遍地在游行队伍中伴着锣鼓与秧歌回荡。上午，是接管申报馆的时刻。载着新闻大队的车辆穿过喜庆的人群，在汉口路309号大楼前停下，原申报馆的工人、职员和先期进入申报馆的中共地下党员，欢欣鼓舞，迎接南下干部。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特派员恽逸群向全体员工宣布上海军管会命令：由南下新闻大队接管申报馆，出版华东局暨上海市委机关报，中央定名为《解放日报》。

恽逸群同时宣布，市文管会文委会副主任范长江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恽逸群为副社长、副总编辑。“范长江，就是那个写《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的著名战地记者吗？”人群中涌动着一阵惊喜：无论在解放区，还是在蒋管区，这两位都是响当当的众人景仰的新闻界杰出人物啊！

没有时间正式见面，也没有时间说声问候，范长江与恽逸群一面处理报社各部门人事安排与人员分工；一面选派记者外出采访，组织新闻报道。新闻大队在接管的那一刻就拉开了创刊《解放日报》的战场。

深夜，汉口路309号大楼彻夜灯火通明，编辑部、排字房、印刷车间一派紧张气氛。解放区来的、地下党人员、原申报馆职工，三支队伍集结奋战。范长江来到紧张、繁忙的编辑部，同部分负责人见面后，开始审阅稿件，安排版面。

创刊号的八个版，许多内容激动人心：发刊词《庆祝大上海的解放》；消息《我军攻克吴淞要塞，残敌四万投降》、《上海军管会奉命成立》。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对党和政府政策的关切，创刊号还特意用了两大版的《文献》专刊，刊登党和政府的各项重要政策、文件。此外，还有《上海行情》、《解放副刊》、《社会服务》等专刊专栏。

此时，原《申报》馆的工会已经在地下党同志的配合下，把排字房、浇字房、纸型房、浇版房、机印房的职工组织起来，成立了《解放日报》印刷厂，由南下干部吴以常任厂长。印刷厂与地下党同志通力合作，万事俱备，只待《解放日报》报头锌板。

28日凌晨四时，负责报头锌板制作的三位南下同志携带着解放日报报头锌版、解放日报宣传广告单和解放日报印章、“钤记”到达上海近郊南翔镇，前线总指挥部派出军用卡车，以最快的速度将他们直接送到汉口路309号报社。当吴以常看到他们带来的锌版、解放日报广告宣传单、印章、“钤记”后，深情庄重地说了一声：你们辛苦了！便带着他们快步向排字房跑去。

上海《解放日报》创刊号。

申报馆二楼排字房灯火通明，人员川流不息。此时拼版已近尾声，只等锌版到达。当毛主席手书的“解放日报”四个大字，遒劲有力、飞动飘逸地凸显在报版上时，大家激动得欢呼起来。5月28日清晨五六点钟，大样付印。八点，十万份《解放日报》创刊号印刷出版。坐满了山东路两边街沿上焦急等待卖报的报童，终于等来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上海解放啦！”“大家来看《解放日报》！”清脆的报童卖报声穿越着大上海大街小巷。10点不到，陈毅市长的秘书朱青给解放日报总编室来电，传达陈毅市长的表扬：“同志们辛苦了！我们很高兴在市政府看到《解放日报》了”。

为人民办报

创刊初期，报纸遇到了严峻的考验。创刊时10多万份的发行量，10日内逐日下跌至不足8万，引起了华东局的关注。

打开创刊以来的一份份解放日报，每天两大张八个版，其中四个版是《文献》，刊登的大都是老解放区公布过的各项党的政策；国际国内新闻采用的基本都是新华社稿。

“报纸每期刊登大量历史文献，似倾盆大雨，群众消化不了啊！”范长江对大家说：对上海的现实，特别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我们注意不够，抓得不紧，群众怎么会满意呢？

他特别指出，我们的报纸是人民的报纸，不是少数人的报纸，不是单靠社长、编辑办得好的。因此，我们报纸的一切工作，应根据工作中的特性，发动广大人民参加，要大家来办，而不是孤立地关起门来办。

他提出了新闻事业的群众性，并认为概而言之主要有三，即：基础在群众，前途在群众；考虑群众的需要；大家办报、大家用报。

为了提高报纸的内容质量，范长江在总编辑室设了4个“秘书”，2人一组，24小时日夜轮班，协助他选稿、改稿、组版和审看由他签发大样后的第一张印报。范长江尤其重视审改本报记者稿件。他认为，本报记者写的有特色的新闻通讯稿，可为党报增光，能够让更多读者热爱我们的党。因此，对于本报记者写的好稿他总是不吝版面，开专栏署上记者大名，有的还要加上编者按配发评论。他说：这样才能培养出我们党的优秀记者，扩大党报的影响。

《解放日报》对宣传内容也迅速作出调整，明确要求贴近上海实际、贴近现实问题、贴近群众生活进行报道。

1949年7月30日拍摄的在证券大楼巨钞案中抓获的嫌犯。解放日报资料图片

当时，上海银元投机情况严重，银元贩子手拿“袁大头”大街小巷地沿街叫卖，甚至扬言：“上海是个大染缸，共产党红的进来，白的出去。”他们扰乱金融市场，破坏社会安宁。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上海市民，对此非常愤慨，纷纷提出控诉。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决定采取断然行动。范长江亲自指挥这场行动的新闻报道，派出新老记者、通讯员一起深入现场采访。6月上旬，《解放日报》连续以头版头条：“严格取缔银元市场——稳定物价，安定民生”、“全市人民愤怒万分，银元投机不能再忍”等，为政府采取行动进行充分的舆论准备。在军管会决定查封操纵投机命脉的证券大楼的当晚，范长江匆匆来到编辑部，首先向有关领导传达陈毅市长这一果断决定，然后又向采访部负责同志详尽交待当晚行动的具体部署，强调在行动之前绝对保密，同时选派跑财经的记者立即随军管会前往采访，其他记者配合行动，收集社会反映。当年，参与这一行动组织报道的刘时平曾如此回忆当时的情形：“我们群情振奋，像‘夜袭’一样，一个个全副武装，摸黑登上证券大楼一层又一层楼梯，一直战斗到黎明归来。”当天的《解放日报》刊出一条“投机奸徒大批落网”的特大字号独家新闻。市民万众欢腾，物价迅速稳定。参加采访的记者如同从战场凯旋，范长江高兴地祝贺大家首战告捷，陈毅市长也在记者招待会上给予充分肯定与表扬。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解放初期全市约有工厂一万二千多家，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二分之一；商店六万多家，贸易额占全国的一半左右。党中央对上海如何发展生产，如何正确执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特别关心。《解放日报》根据党的指示，热情报道了工商界人士各种积极的活动和私营企业发展生产的办法。在报道国营企业恢复生产的同时，也报道了荣氏家族纺织集团的申新各厂，刘氏家族的面粉、码头等各种实业，以及郭氏家族永安公司的复业消息。对于少数资本家迫害工人的严重事件，报道上则进行揭发批评，以促使资本家端正态度，与工人团结一致，共渡难关。

1949年7月10日，首批700吨东北大豆由天津运抵上海麦根路火车站。解放日报资料图片

上海刚解放时，大米仅够市民吃半个月，煤炭仅够烧七天，一万多家工厂仅有30%左右开工，市民生活濒于饥饿边缘。上海市委同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不法奸商先后进行了“大米大战”、“煤炭大战”、“纱布大战”等，《解放日报》发表了《粉碎敌人封锁，为建设新上海而奋斗》的社论，向市民传达了党的重大决定。它提出了粉碎敌人的轰炸封锁，建设健全繁荣的新上海的六大任务。

那段日子，《解放日报》编辑部充满朝气，从解放区来的同志，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工作：睡在大楼宿舍或办公室地板上，吃在五楼食堂，上午10点钟左右就坐上办公桌，翌日清晨五六点钟大样付印，七八点钟出报。

这一时期，《解放日报》的发行量出现了直线上升趋势，7月31日，发行量升至14.8万多份。

过家门而不入

对于范长江，脚下的这块土地并不陌生，身处的这个城市有他心底最思念的亲人。正如2004年，范长江夫人沈谱获悉国内首座范长江纪念铜像将在上海落成时所说：“范长江与上海有很深的渊缘”。

1937年2月9日，为了寻求西安事变真相，范长江历经艰险到达延安，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是第一个到延安的国统区记者，当天晚上，当时的中共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都出来了，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刘伯承，还有一些著名人士，如丁玲等，加起来有10多个人。大家不拘形式地围着火炉谈话。“火炉谈话”结束后，毛泽东邀请范长江到自己住的窑洞。窑洞内，油灯旁，毛泽东与范长江的谈话通宵达旦。

1937年7月出版的《塞上行》封面。

1937年出版的《民国丛书》第三编中《中国的西北角》第七版封面。

天快亮了，范长江向毛泽东提出了想留在延安的想法。他说，我已经来了延安，就不走了，跟你们在一起共同战斗，写两本关于延安的书。但毛泽东说不行，希望他能够立即返回上海，回到大公报，把共产党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向全国人民尽快地宣传。范长江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稍微休息一下，就离开了延安。

1937年3月29日，毛泽东给范长江的亲笔信。

2月10日，正值农历春节期间，范长江告别延安返回西安，又由西安飞往上海。14日晚，到达上海，他从机场直奔《大公报》编辑部，连夜疾书《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范长江的这篇揭露“西安事变”真相、透露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著名文章就是于1937年2月15日，在上海、在《大公报》发表的。3月29日，毛泽东从延安给范长江写信，信中说：“你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深致谢意。”

1937年11月4日，在周恩来亲自关心下，范长江与杨潮、夏衍、碧泉、恽逸群、邵宗汉、朱明等一起商量，决定组织一个永久性的团体，并商定这个团体的名字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简称“青记”）。

淞沪抗战70万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作殊死抵抗整整三个月。11月，形势急转直下，1937年11月8日，中国军队全线撤退。当晚，在隆隆的炮声中，范长江等15位青年记者，在位于上海山西路上的南京饭店宣告成立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从此，中国新闻记者有组织地奔赴全民族抗战最前线，成为一支不拿枪的军队。

山西路、南京饭店，距离汉口路309号仅一街之遥，坐在办公室的范长江甚至可以感受到这种近在咫尺的召唤，但他日复一日，始终被接管工作和创刊工作占得满满的。

原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第一副社长庄重曾亲眼目睹范长江在《解放日报》的工作情形：

那时候，范长江定下一个制度：每天晚上九十点钟在解放日报社开一次“飞行集会”，他指定我去参加。“飞行集会”由范长江主持……“飞行集会”开完，我都要在总编室逗留片刻，了解有哪些重要新闻可以及时发给延安新华总社。……有几次，范长江听到楼外敲梆子挑担子卖夜宵的叫卖声，连忙掏出几毛钱，对值班的工友说：“我没吃晚饭，请你给我买一碗阳春面。”他吃了面条，就坐到靠边放的一条一尺多宽、五尺多长的大木凳上，对刘时平（总编室主任）说：“我要躺一会儿，解解乏。”他随手拿些旧报纸当枕头，躺下像醉汉一样，很快就发出鼾声。我目睹这情景，一阵心酸：长江啊长江，你太辛苦了……

1946年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工作时，范长江（左二）随周恩来（左一）举行记者招待会。

然而再忙，范长江心底藏着的那份牵挂却是与日俱增。三年前，儿子苏苏在苏北解放区出生，而范长江却在孩子出生前10天调到南京工作。后因内战开始，范长江夫人沈谱带着出生不久的儿子随军转移。由于带着孩子行军很不方便，党组织安排沈谱带着孩子经上海，准备转道去南京与范长江团聚。作为南京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处长，范长江此时正跟随周恩来参加国共谈判。然而，当沈谱赶到上海时，国共谈判已告破裂。国民党当局不顾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召开一党国大，关闭了国共和谈之门。周恩来在梅园新村17号召开了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后，中共代表团随即撤回延安。在上海，父亲沈钧儒的家里，沈谱看到了父亲从镜框背后取出的一张范长江的亲笔留言字条：“很不巧，谈判破裂，我回延安了，不能等你了。”于是，沈谱带着孩子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国民党获悉了沈谱行踪并准备抓捕，于1947年3月，党组织及时将沈谱转移至香港，为了行动方便，将儿子范苏苏留在了上海，沈谦夫妇冒着危险予以精心抚养。

1946年在南京梅园新村，邓颖超与廖承志（右一）、范长江（右二）、曾宪植（右四）、经普椿（右五）合影。

愚园路与汉口路，车程最多只有20分钟。范长江不止一次地想挤出时间去看看已经三岁的儿子，哪怕就见上一眼也好啊！6月3日，《解放日报》创刊一周后，范长江终于抽出身来前往愚园新村……这是他第一次去看望儿子。在沈谦1949年六七月间写给沈谱的信中，记录了范长江与儿子见面的一些情景：

“小妹，别后还未正式通信，现在解放后可以畅通矣。长江妹夫共来三次，看见苏苏，极其快乐欢喜。苏苏头一次有些生疏，后来两次亲热之至，不许妹丈回去，爸爸爸爸要好快乐……”

67年过去了，一代又一代解放报人传承的许多优良传统，都可以从这位首任社长、总编辑那里找到源头。

严师范长江

1950年7月，范长江在华东新闻讲习班开学典礼上讲了人民新闻工作者的四个信条：一是消息绝对真实；二是思想要正确；三是群众观点的建立；四是建立自我批评。他在《解放日报》短短5个月里，就是以这样的信条来培养和训练新闻队伍的。

上海刚解放，各路记者云集，从穿着上来看，华北来的穿着灰色军装，华东来的穿着绿色军装，原在上海的穿西服和旗袍……范长江决定暂时统称为“记者团”，统一指挥，分工合作，白天分头采访，晚上集中写稿，由新华社发总社或者在《解放日报》见报。

今年已95岁高龄的丁柯，当年就是穿着军装南下的记者之一，至今还清晰记得：一天晚上，各路记者正在分头伏案写稿，范长江来到大办公室。他问大家这几天来的工作情况，有什么困难。问解放区来的同志听不听得懂上海话，会不会乘电车，有没有迷过路；问上海的同志对新的工作是否习惯，懂不懂山东话。

看到大家都暂时停止写稿，围坐成一圈，便微笑着说道：同志们有的从解放区来，有的原来在上海。从解放区来的也不是来自同一个地区，在上海的同志，也并不是一个系统。大家原来互相不熟悉，现在一起来办党报，就成为一个队伍里的同志。同志们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谁都如此，包括我在内。我也有短处，比如我虽然在上海工作过，但也有好几年没有来，对上海就远不如在上海的同志熟悉了。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学习，几方面的同志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才能搞好团结，把工作做好。

对于解放区来的同志，范长江特别多说了几句话。他说：“你们可能绝大多数是头一次到上海，对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一点不了解，话也听不懂，路也不认识，怎么办呢？只有一条，就是虚心向上海同志请教，不要自以为是。否则，人家就不理你，让你去碰壁。”他向身边一位穿军装的同志问道：“你进上海好几天了，有什么感想？”那位说山东话的同志回答：“不行，什么都不习惯，我们是土包子。”引起一阵亲切的笑声。范长江接着说：“土包子不要紧，只要肯学习，不摆老资格，多看多问，用不了多少时候，土包子就变成洋包子了。”

采访工作很快上了轨道，记者们被分配至各个组。8月21日上午，范长江要政治组组长鲁蛮和两位记者到他办公室去。范长江对两位记者说：“陈云同志来上海了解上海经济情况，今天下午要举行工商界座谈会，指定报社派党员记者参加。你们两个去的任务，就是仔细记录，回来汇报，不用写新闻。”

1949年5月—10月，范长江在担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期间接见外宾。上海档案馆提供

陈云和主持座谈会的陈毅市长穿着便装，准时来到会场。会上，陈云详细地讲了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和对上海工商界的希望，请与会人士介绍情况和目前处境，大家想办法，共同克服暂时困难。在场的两位记者都在上海生活过，能听清陈云带着江南口音的讲话，也听得懂周围几位工商界人士的低声赞叹。有人说：“啊唷，他对上海了解得清清爽爽，肚皮里有一本账。”“共产党里有能人，了不起，了不起！”回到报社，范长江仔细听取记者汇报，尤其是工商界人士的反应，即使只言片语也很有兴趣，还追问说话人的姓名，可记者却无言以对。他笑笑说：这不怪你们，你们对上海工商界大约也不熟悉，以后注意就是，当记者，不论什么事，新闻要素的五个W(What，When，Where，Who，Why)都要搞清楚，马虎不得，五个W中，“Who”最重要。

范长江要求记者深入生活，丰富见闻，扩充视野，博览群书，活络笔头。他一再强调：“记者最基本的锻炼是群众观点的锻炼”；“记者是人民群众中间的一个活动家”；“一张报纸，一个记者，基础在群众，前途也在群众”。

有天下午，看到采访部一大群记者团团围坐在大办公室里，他很不高兴，立即挥手要大家出去，到群众中去。他严肃地大声说：上海解放了，外面热火朝天，有很多新鲜事，也有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你们为什么呆在家里？应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学生中去……了解他们的想法、看法，反映他们的思想情绪，报道他们的工作、生活……从此以后，白天采访部几乎不见人影，晚上带着四面八方的信息归来。

范长江还要求既听“喜”，也听“忧”。在一次干部大会上，他提出：“现在解放啦，到处是颂扬共产党的歌声。”他风趣地学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又说：可是也有人唱“解放区的天是黄梅天！”（全场大笑）他说：“你们听到过没有？可不能一笑了之啊!”“唱‘黄梅天’的人不一定就是坏人，可能有的人对我们的政策不了解，或对我们有什么意见。我们是党的新闻工作者，既是党的喉舌，又是党的耳目，不但能听喜，也要耐心地听‘忧’。要下去了解，人家为什么唱‘黄梅天’呀？要让我们党能够听到不同意见，这对党的工作是有好处的。”

范长江主张，一张报纸从头到尾，总编辑都得看过改过，否则，何谓“总”编辑？他要各个版的主编（那时称主任）跟他同步。国际版是胡仲持，是声望很高的翻译家，精通英文，也懂日文、俄文，他的手下全是英汉或俄汉的双语优秀编辑，翻译各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和编辑外电为“内参”；文艺版主编林淡秋是位著名作家。范长江对这两个版的稿件有不满意同样下令撤改，毫不含糊。他亲自审改本报记者的稿子，对记者明确要求：作风深入，观点鲜明，文风优美。

一天半夜，采访部工业组记者王树人被报社司机从住处接到报社。见到王树人，正在看稿的范长江拿起身边的一份小样说，里面有几个数字对不起来，是不是搞错了，要记者当场算给他看。原来，这是一串百分比，有两个数字没有交待清楚。范长江说，数字没错，但你没有把情况交待清楚，别人就看不懂了，读者就会觉得这些数字不可靠，不真实。他还说，我们搞报纸，就是不能马虎，一个数字也不能马虎。随后，他让记者赶快回去休息。

解放日报原副总编陈迟曾多次回忆终身难忘的“三次退稿”。一次，他采用议论文的形式，写了一篇通讯《蔬菜市场的重重剥削》，范长江看过后，用红铅笔在稿纸背后写了一个“退”字。总编室同志告诉陈迟，“长江同志说不行，要你再深入了解”。陈迟又去采访，重新写了一稿。范长江看了，又给了一个“退”字。陈迟再一次深入采访，又写了一稿，范长江看过，还是写了一个“退”字，但关照有关同志告诉记者：“可是可以了，但不够精炼。”陈迟将通讯作了编删，重新誊抄，范长江终于批了一个“行”字。

范长江对编辑尤为严格，严防差错，版式、标题，求新求变。创刊初期，机构重叠，发稿较乱，审定发到排字房的稿件，超过版面容量的一倍或几倍，排字架子上的铅字几乎用光，拼版大台子上堆满排好的铅板，每版的责任编辑夜夜站在拼版工人身边，督促把上级批准的稿件“塞”进版框去；编辑与拼版工人常对峙不下，影响出版时间。面对对版式外行却要指手划脚的编辑，一位工人生气地说：“同志，这是铅板，不是橡皮做的。”

范长江知道后，在编辑人员会议上专门谈了内部团结和向老工人虚心学习的问题。他说：这是老工人的“幽默”，不是对我们的“讽刺”，做编辑要向工人同志们学习，不仅要学习怎样算行数、拼版，而且要懂得一张报纸是怎样印出来的。他还说，这在提醒我们得及早转变农村作风，订立制度、调整机构，适应城市办报的规律。

“接力棒”在传承

新中国成立不久，范长江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副署长，并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离开奋战了150个日日夜夜的解放日报前，范长江独自逐个地把所有办公室走了一遍，真诚地向每个人道别。他还特意到排字房走了一圈，和所有排字工人一一握手告别……

5个月，虽只是人生一刻、历史瞬间，但对于解放日报与范长江，却是一份渊缘。他不仅是上海《解放日报》的开报元勋，更是党报党性风格的奠基人。67年过去了，一代又一代解放报人传承的许多优良传统，都可以从这位首任社长、总编辑那里找到源头。

2004年10月16日，范长江95周年诞辰纪念日，国内首座范长江纪念铜像在上海福寿园“君子苑”落成。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举行隆重的范长江纪念铜像揭幕仪式。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总编辑尹明华在致词中说，范长江作为上海解放日报的创办者之一，是一代又一代解放报人的荣幸和自豪。范长江同志主持解放日报工作期间，呕心沥血创办党报……为新中国上海新闻事业的发展，为建立和巩固党的舆论阵地，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延安中路816号，解放日报社内的范长江铜像。陈逸君/摄

2015年12月18日，解放日报社又经历了一次大转场，从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到静安区延安中路816号，范长江铜像也从“解放大厦”移至解放“小白楼”茵茵绿树花坛前。“小白楼”，今日解放编辑记者工作的地方。

转型、融合，解放日报正在经历一场新的变革。无论走多远，范长江都将成为一代代解放报人的旗帜和楷模。

盐阜战地通讯受主席称赞

赴西北冒险采访，抗战文章拟炮弹

范长江是中国杰出的新闻记者。新四军纪念馆文博馆员刘景女介绍，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范长江毅然决定涉险去西安、延安等地进行采访，“本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当时西北对外交通完全断绝，范长江利用各种私人关系，冒险飞赴兰州。他说服了甘肃省主席兼51军军长于学忠，特拨给军用卡车一辆，还选派了数名全副武装卫士随车护送前往西安。

1937年2月2日傍晚，范长江终于在乱军丛中，顶风冒雪，抵达西安。2月4日，在《大公报》西安分销处同仁的协助下，通过陕西省主席邓宝珊的介绍，范长江来到杨虎城将军的公馆。周恩来同志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来自绥远前线、冒着生命危险闯进西安，当时年仅27岁的《大公报》战地记者——范长江。在采访到周恩来后，范长江对西安事变的真相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有了深刻的了解，厘清了真相。

就在范长江计划刊发“西安事变”报道的同时，被张、杨释放回到南京不久的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局势。

《大公报》从上海运到南京，报纸在显著位置登载了范长江连夜赶写的文章——《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该文像一枚炮弹，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不仅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而且清楚地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轰动了朝野，人们争相购阅。

在报道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范长江更多地了解了共产党，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清楚了自己作为记者的使命和任务。1937年11月8日，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范长江与中国文化运动的先驱胡愈之等团结全国广大进步记者，组成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这就是中国记者协会的前身。这一天，也成为后来的中国记者节。

1939年5月，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严密监视下的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里，由周恩来作为介绍人，范长江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指定与周恩来、李克农单线联系。自此，范长江从一个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者，进入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行列。

他的战地通讯，毛主席批阅、称赞

1941年4月，设于重庆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总会被国民党当局查封，总会负责人范长江遂被迫移至香港。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席卷东南亚，香港亦被占领。一个风雨之日，在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下，范长江只身离开桂林，经湖南、湖北，然后由长江水路抵沪，最后辗转至苏北。

1942年9月5日，阜宁停翅港气氛异常的热烈，新四军军部在此召开欢迎范长江大会。陈毅军长及文化界同仁钱俊瑞、杨帆、黄源、胡考、王阑西等均到会热烈欢迎这位从国民党统治区，经过艰苦跋涉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著名记者。面对着一双双热情诚挚的眼光，范长江十分激动，他终于来到了这向往已久的地方，直接投身火热的抗日文化生活，开始了他人生的一个全新的阶段。

1942年9月20日，继军部召开的欢迎会后，《新华日报》和《盐阜报》社又联合在陈集举办报人座谈会暨欢迎范长江活动，这是苏北报人空前的大团聚。会议主席王阑西向大家介绍了范长江的报人生涯以及抵达苏北的经过，并称范先生的到来必能为苏北新闻事业带来新的起色。

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范长江很快写出3篇通讯，其中两篇报道了新四军在敌后的斗争和苏北解放区见闻；另一篇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罪行。当时第二次反共高潮已被击退，国共恢复了谈判，共产党对谈判表示了最大的诚意，要求党的宣传机构对顽固派的丑恶暂不揭露，以促进两党团结抗战，造成良好气氛。

范长江的3篇通讯发到延安，毛泽东主席亲自批阅，并于9月19日给陈毅军长来电说“……范长江头两篇通讯很好，已载《解放日报》及广播，第3篇不适当，故未发表。请向他说明政策，并代我向他致以慰问。”

建电台、通讯分社，扩大内外交流

盐阜区总青年救国会成立时，陈毅偕范长江等亲临大会。陈毅致词以后，范长江发表了讲话，他说根据地青年不需旧式的文化，因为那是反对民主自由，不适合时代的东西。根据地的文化即为将来新文化的模型。他在讲话中还抨击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青年朋友努力献身于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为了让全国人民能够随时了解新四军的消息，范长江建议华中局设立新闻发报电台。以后根据陈毅军长的指示，他着手筹办新华社华中分社，并任社长，他首先物色人才，组织班子。为了保证无线电的通讯工作，他特地把在苏中认识的二位受过较好训练的青年报务员调到社里。他们每天用很陈旧的电台收讯机收听延安电台的电波讯号，也直接抄收塔斯社和同盟社等外国通讯社的电讯。这些消息都被及时送到军部，帮助军部首长了解和分析国际形势的变化。

1942年底，正是苏联莫斯科会战的关键时刻。一天半夜，一条电文不断重复，值班员译出，原来是一条前所未有的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苏军毙俘德军3万。通讯员连夜急送范长江，范长江看后立即赶到译电室核实，值班员说已反复校译多遍。范长江听说后高兴得跳起来，像个孩子，嘴里说着“好样的，好样的”。他奔出门外跨上一匹白马直向军部首长驻地奔去。很快，这个二次大战的喜讯在苏北根据地传开,抗日军民由此受到极大鼓舞。

范长江在苏北抗日根据地虽然时间较短，但他却十分热心地投身于苏北新文化运动。范长江曾经说过：“一个记者，如果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可以说，在苏北短暂的日子，是范长江一生为伟大理想而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1950年1月，范长江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社长。“文化大革命”开始，范长江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长期被关押，受尽折磨摧残。1970年10月23日，在范长江被关押的地方——河南省确山的一个农村机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遗体。1978年12月27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范长江同志追悼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胡耀邦同志主持了追悼会。

周恩来与范长江逸事

被誉为我国新闻战线上一颗红星的范长江，1937年2月，在杨虎城将军的公馆里，采访了他平生第一次遇到的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周恩来。

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全国震惊！《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论，声讨张、杨“罪行”。作为《大公报》战地记者的范长江，当时正在绥远前线的百灵庙采访，对事变感到十分困惑。不久，蒋介石又被释放，返回南京。为了弄清事变真相，长江写道：“本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

当时西北对外交通完全断绝，长江利用各种私人关系，冒险飞兰州。

他说服了甘肃省主席兼51军军长于学忠，于学忠特拨给军用卡车一辆，还选派了数名全副武装卫士随车护送。此间，长江数次被绑架，险些丧了性命！

1937年2月2日傍晚，范长江终于顶风冒雪，抵达西安。2月4日，在《大公报》西安分销处同仁的协助下，通过陕西省主席邓宝珊的介绍，范长江向着杨虎城将军的公馆走去。

周恩来同志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来自绥远前线、冒着生命危险闯进西安，当时年仅27岁的《大公报》战地记者——范长江。

周恩来紧紧握住这谈风锐利、有着浓厚传奇色彩的年轻人的手，和蔼地说：“你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文章，我们沿途都看到了，红军干部对你的名字都很熟悉。”

周恩来同志十分赞赏地接着说：“你和我们红军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

对周恩来的印象，范长江有如下记载：“四日午后经朋友介绍，我们在杨虎城公馆看到了周恩来先生，他有一双精神朴质的眼睛，黑而粗的须发，现在虽然已经剃得很光，他的皮肤中所藏浓黑的发根，还清晰地露在外面。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脚缠绑腿，口音夹杂着长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果照普通谈话的口音推断，很有点像江西人。”

两天后，长江在博古和罗瑞卿的陪同下，于2月9日抵达延安，作了闪电式的采访。

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是，“许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了一点。”

晚上，长江应邀到凤凰山毛泽东的窑洞里叙谈。在彻夜长谈中，毛主席反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以及抗日战争战略等问题的见解和主张，使长江十年来苦苦探索和追求而又无法解答的中国前途问题，一夜之间，竟“豁然开朗”。

拂晓，无比兴奋的范长江表示决心留在陕北，进一步收集资料，写几本宣传共产党的大书。但毛泽东却指出：当前迫切的政治需要，不是写书，而是设法利用《大公报》在舆论上的重要地位，宣传我党目前最重要的政策，广泛动员全国民众，促成民族统一战线，以便进行对日抗战。因此，建议长江在决定中国命运有重大关联的国民党三中全会开幕之前赶回上海。

此时，已是2月10日，离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召开只有5天了。延安去上海，千里迢迢，万山阻隔，冰封雪盖，乱军充塞于途。长江义无反顾，日夜兼程，终于在14日午间离开西安，转郑州，飞抵上海。

2月16日——国民党三中全会正式召开的当天，犹如平地风雷，一篇震惊朝野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在上海《大公报》的要闻版上出现了，它像突发的一股旋风，刮进了大会会场！此文不仅将被严密封锁的《西安事变》真相公诸于众，更反复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

新闻封锁的大门既已被打破，长江乃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赶写通讯。上海《大公报》从2月17日起，连续刊登了他的《暂别了，绥远》，《宁夏进入记》，《陇东未走通》等约三万多字的长篇通讯。全国人民从这些通讯中，第一次看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毛主席对长江出色完成了党中央的嘱托，予以高度评价，3月29日亲笔致函赞扬说：“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

不久《陕北之行》发表。该文详细记述了苏区见闻、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与毛泽东彻夜长谈的全部内容。当长江率领中外记者采访团风尘仆仆地从徐州突围负伤归来的时候，周恩来同志以十分喜悦和关切的心情致函慰问：“长江先生：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闻前线归来的记者正在聚会，特驰函致慰问于你，并请代致敬意于风尘仆仆的诸位记者。”

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时，长江泼墨挥毫，写下了“为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呼号”的题词。从此，长江结束了10年个人奋斗的历史。

1937年底，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指导下，长江与中国文化运动的先驱胡愈之等团结全国广大进步记者，组成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青记”正式成立于1938年3月31日。

1939年5月，在国民党戴笠特务机关严密监视下的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里，由周恩来同志介绍，经延安中共中央批准，长江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指定与周恩来同志单线联系。自此，长江从一个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者，进入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行列。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长江被周恩来同志指名由华中解放区飞抵南京，任代表团新闻处处长，并担任中共对外发言人。此时，他不仅要经常发布代表团的各种宣言，还要接见频频来访的各界人士，向他们解释中共中央的政策和回答各种问题。长江日夜战斗在周恩来同志的身边。

谈判破裂后，长江随周恩来同志撤回延安。在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后，他主持了延安《解放日报》的工作。

转战陕北期间，长江带领新华总社及《解放日报》30多位同志，组成“陕北电台”，编入中央纵队第四大队，长江任大队长，紧随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炮火纷飞的崇山峻岭，及时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传达党中央的声音。

手无寸铁兵百万

范长江，1909年10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之后开始撰写社会新闻通讯并为《大公报》撰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范长江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与胡愈之等团结全国广大进步记者，组成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1939年5月，范长江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皖南事变发生后，范长江辗转于1942年8月抵达苏北盐阜区停翅港。9月底，在范长江与新闻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青年记者总会华中办事处筹备会”和“盐阜区青年记者分会”同时宣布成立,并设立了对外宣传的新闻发报电台。

在陈毅的支持下，范长江着手组织成立了新华社华中分社，并担任分社社长，同时兼任华中局、军部机关报《新华报》报社社长。华中分社成立后即开始向延安新华总社发稿，报道新四军及华中根据地的抗日斗争消息。新华社华中分社内成立了报务台。报务台的同志不但收听延安电台的电波讯号，同时直接抄收塔斯社、同盟社等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国际、国内许多有价值的消息通过他们编印的《无线电讯》及时送达华中局和军部首长。

范长江继而又改革分社、报社内部体制，使之更加正规化。先后建立了淮北支社、苏南支社、苏中分社、淮南分社、苏北分社、浙东分社等，形成一个庞大的通讯网络，新四军坚持敌后艰苦抗战的真实情况被传播到海内外。

1942年底，日军集中兵力对抗日根据地实施战略大“扫荡”。范长江带领华中分社随军部抵达淮南盱眙县黄花塘。在这里，范长江继续负责新华社华中分社的工作，并领导大众剧团开展群众文艺实验工作。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范长江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文艺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9年10月，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正在上海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的范长江于当月29日接到中央调令，立即赴北京任职。过去许多研究者认为，范长江此次奉调入京，就是去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主持党中央机关报的全面工作。新近发现的档案则表明，这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还没有做此决定。要范长江主持人民日报社事务，应该是1949年12月间的事情，而且事情来得有些急促，中央领导人应时而变，才确定了范长江在人民日报社的任职。

平津战役时考虑出任新华社秘书长

早在1948年12月平津战役期间，中央领导人已着手筹建新中国的新闻管理机构，并且确定由毛泽东的秘书兼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总负责。

12月10日，中宣部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交报告，提出了占领北平、天津后组建“报纸、通讯社、广播和国际新闻宣传”这4个领导机构的设想草案。从字迹推断，该报告由胡乔木起草。报告提出，占领平津后该区域的报纸负责人，在章汉夫、张友渔、钱俊瑞3人中择其一主持。通讯社（应是指进入首都之后的国家通讯社即新华社）由胡愈之任社长兼国际新闻编辑部主任，陈克寒（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任国内新闻编辑部主任，范长江（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任秘书长管理日常社务。但这份报告还提出，如果陈克寒和范长江合作得不好，则考虑范长江“参加报纸报刊工作”。

报告提议，由廖承志负责广播事务，徐迈进、梅益、温济泽为他的主要助手；国际新闻主要分英文和俄文两部分。如果章汉夫不参加报纸领导，则由他担任国际新闻宣传总负责人兼英文部主任，吴敏（即杨放之）为俄文部主任；如果章汉夫将来负责香港事务，则换成当时正在香港的乔冠华来担任初议中由章汉夫担任的职务。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中宣部仍然在考虑，在解放北平后恢复出版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而河北石家庄地区的华北军区机关报《人民日报》可迁入天津成为河北省委机关报。报告还指出，如果进入北平办《解放日报》，除暂提上述3个人选作为主要负责人之外，副总编辑一级的“主要编辑人员”应包括邓拓，另从华北人民日报社和东北日报社各调一人担任。由此可以判断，此时范长江在中央机关报3位候选人名单之外。

中宣部的这份报告是作为草案供书记处参考的。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在收阅报告后即用毛笔批示：“廖承志应抽出做青年工作。广播管理处可以范长江或其他人任。”刘少奇的批示未见签署日期，但他的意见是决定性的，此后廖承志即转而负责中央青委工作，为成立团中央进行准备。而在刘少奇的批示中，可见范长江又被当做负责广播事务的领导候选人。

南下创办《解放日报》

胡乔木起草的中宣部1948年12月10日报告内容后来并未实现，因情况有很大变化而不再提起。首先是胡乔木继续担任新华社社长。进入1949年后的新华社仍然承担着发布“新华社社论”的任务，胡乔木经常撰写此类社论。新华社日常事务由副总编辑陈克寒负责。原先担负新华社编辑业务的副总编辑范长江转而负责报纸工作，他于1948年12月担任北平“新闻先遣队”总负责人，负责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后接收国民党政府的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随后又担任1949年2月2日创刊的《人民日报·北平版》总编辑。

这时，中央领导人做出新的决定，华北人民日报社将迁入北平。由于将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上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那么华北《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央机关报将是顺理成章的。为此，中央决定将《解放日报》移交给第三野战军，解放后在上海创办《解放日报》；而《人民日报·北平版》则在华北人民日报社迁入北平后转办北平市委机关报《北平解放报》。

根据这个情况，1949年3月8日，新华社总社电告北平市委和范长江本人：“中央决定长江同志担任新华社第二副社长，并拟要他参加（南）京、沪接收工作，请令范即脱离（《人民日报·北平版》）报社，专心布置新华总社迁（北）平的准备事宜，并于本月内回总社一行。”可见在这个时候，范长江还没有接到去上海前线筹办《解放日报》的委派。

在社长张磐石安排下，华北人民日报社人员于3月中旬之前陆续来到北平，开始在北平出版《人民日报》。范长江奉命先回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的新华总社，随后又去了太原前线，进一步学习总结了在大城市接管国民党报刊电台的经验。他于1949年6月初到上海，全面负责解放日报社的工作（据2011年10月16日在北京访问吴象的记录。吴象原是《人民日报》前线记者、《山西日报》采访科科长，他接待了前来考察工作的范长江。后来吴象曾任《山西日报》总编辑）。

奉调回京任新闻总署副署长

因承担着过于繁重的工作，胡乔木于1949年5月1日向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提出了一份关于新闻组织领导工作的设想的报告。报告提出，为了使胡乔木本人集中力量于主要事务，打算由陈克寒负责新华社的全面工作，担任新华社副社长兼总编辑。

胡乔木建议，为管理报纸、通讯社和广播事务，即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由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周扬、陈克寒、廖承志、张磐石、范长江，加上“工、青、妇”方面各一人组成，由刘少奇任书记、胡乔木为副书记。对这个报告，毛、刘、周、朱均圈阅。周恩来将原拟的“中央党报委员会”改为“中央新闻工作指导委员会”。在圈阅件上，刘少奇的名字圈去了，确定胡乔木为这个委员会的书记。周恩来于5月3日批示同意成立这个委员会。

范长江在上海的工作是暂时的，中央领导人早有意向，在上海事务稳定后调他回京任职，但不是调范长江去上面提到的“委员会”。

1949年10月10日，中宣部和中组部联名致电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通知说，中央决定调范长江到北京工作，请通知他在接替人恽逸群到达上海后即行交接，返回北京。范长江回北京的使命是出任新闻总署副署长。范长江回到北京，确实是投入新闻总署工作的。根据档案记载，当时包括胡乔木在内，新闻总署总共有32个工作人员。

邓拓提议向人民日报社增调得力干部

1949年8月，邓拓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他以很大精力投入到《人民日报》社论的撰写，而且编辑部事务也相当繁重。当时的人民日报社人员主要由原邓拓领导的晋察冀日报社和张磐石领导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社两部分组成，他们来自太行山根据地的南北两端。两报社合并后，在编辑部岗位上原晋冀鲁豫的干部比重要大一些。邓拓切身感受到，两报社原有的工作方式和管理方式存在着差异，乃至原先两支队伍或多或少存在的“山头”意识也会影响到整个队伍的团结和协调，必须要认真对待。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原先的“两大报”和后来的华北《人民日报》长期在中国北方农村办报，编辑部人员对城市工作和生活或是生疏或是原本就不熟悉、不适应，管理粗放。

针对以上情况，邓拓于12月1日向主管领导胡乔木提出报告，并请他转呈毛泽东、刘少奇，指出“目前人民日报存在着致命的必须根治的缺陷”。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严重地脱离实际的现象”。全国性的新闻依靠新华社供稿“尚无窘困”，但是关于各地的稿件严重不足，依赖“剪报”，“盲目被动”。2.“游击习气积重难返”。“编辑部的领导实际上是多头的，只有笼统的‘大家负责制’，而不是逐级的个人负责制。”3.“干部量多质低，且使用不当，不能发挥积极性”。“现在编辑记者虽还有127人”，但普遍的水平低，甚至编委成员中也有此情况。“在现有干部中，有的资格较老，眼高手低，工作搞不好；有的能力较强，但没有放手使用，也就不敢负责。”4.“行政管理工作对编辑部工作配合不好，对技术改进不积极”。

为此，邓拓希望中央向人民日报社增调干部，同时对编辑部进行调整。首先，“增调两三个可以单独担负一般编辑工作、能写评论的领导干部，加强领导”。此处应是指，要求调配几名副总编辑级别、能编报能写评论的领导到人民日报社来。其次，“改组编辑部，以政治与业务即德与才两项标准为主（不强调资历），调整编委、组长（科长）与编辑人员。严格审稿，实行逐级个人负责制，加强编辑和计划性政策、业务的检查与总结，建立新闻工作的正规化制度”。

邓拓还提出3点建议：由副社长或副总编辑一人专门负责上下联系，按上级意图组织报道，挑选部分得力记者与各大行政区建立联系，在各省市组织特约通讯员。

应该说，邓拓在这份报告中语气凝重，引起了胡乔木的重视，很快上报毛泽东。

毛泽东批示促成任人民日报社社长

接到这份报告，毛泽东于12月4日作出批示：“乔木：此事应早日解决，不应拖得太久。邓拓意见似乎是好的。”这封信直接促成了范长江就任新职。

其实，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由谁来主持党中央机关报？毛泽东早在延安窑洞里就有所考虑，而且将范长江作为重要人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莫艾在《毛主席约谈记》一文中，记述了毛泽东于1942年5月初在延安枣园约见他的情形。当时莫艾在延安解放日报社任采访部记者，他采写的劳动模范吴满有的报道刊登于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受到毛泽东的好评并约见了他，约见时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在座。

这次约谈近4个小时，且邀请共进午餐。谈话开始后，毛泽东向莫艾详细问及“大后方”新闻界的情况，特别询问了范长江的近况，对他表示十分关切。谈话中，毛泽东面对博古、也同时对莫艾说，党的新闻工作将来还是需要他办的。

这说明，新中国成立后选调范长江主持《人民日报》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对范长江已有长期观察，加上转战陕北期间范长江一直跟随在他身边，彼此熟悉了，因而毛泽东认定范长江是新中国成立后主持中央机关报的合适人选。

有了毛泽东的批示，范长江于当月即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社长，主持全面工作。自接任起，胡乔木不再任社长，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张磐石调任华北局副书记，邓拓任副社长并继续担任总编辑。

从邓拓提议到毛泽东批示，范长江到人民日报社主持全局工作，这个人事安排落实得很快，有利于增强来自太行山两端的新闻干部群体之间的团结。

综上所述，范长江到人民日报社担任社长应该是在毛泽东于邓拓的信上批示之后很快确定下来的。范长江到人民日报社任职时间应在1949年12月中旬，或稍后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