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泽华 黄浩瀚

　　202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日，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中国社会变革。这场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冲破封建思想牢笼的桎梏，传播了民主思想，为探索救国兴邦道路打开了新的思想境界，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启发国人民主共和理念，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做好了思想准备。

　　每当勾忆回顾这段历史，就油然想起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名言：“华侨乃革命之母。”可以说，海外华侨尤其是潮汕侨胞对辛亥革命作出了杰出贡献和牺牲，在中国革命史、华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1961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中共元老董必武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大会上说过：“海外华侨是辛亥革命的强有力的支持者。”

　　明清以降，大批中国人（广东、福建两省为主）漂洋过海到海外谋生创业，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华侨早已遍布世界各地，形成了广大的华侨群体，其中尤以潮汕华侨人数居首。广大海外华侨极度希望祖国强大，可以成为其坚强后盾，他们比较容易接受西方民主思潮影响，普遍积极支持国内革命。海外潮汕华侨热烈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积极支持民主革命活动。

　　组建革命团体，积极宣传革命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这是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最先参加兴中会的二十多人都是华侨。兴中会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得到许多爱国华侨的鼎力支持。1895年春，兴中会在香港成立总部，很多华侨、港澳同胞和革命志士积极支持，踊跃参加。不久，在日本和越南等地的中国华侨和留学生也纷纷设立分支机构，其中华侨约占七成。1903年，汕头籍新加坡侨领林义顺与其舅父张永福及厦门人陈楚楠在新加坡创办《图南日报》，宣传民主革命。1905年，兴中会和章太炎、蔡元培等所组织的光复会以及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等革命团体联合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同盟会在南洋、欧洲、美洲等地都设有支部，在华侨最多的南洋，开展得最为轰轰烈烈。同盟会的南洋支部，就设在潮汕华侨张永福的“晚晴园”，后来迁移到槟榔屿。在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柬埔寨、菲律宾等地都有同盟会的分支机构。著名爱国侨领福建籍陈嘉庚就是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的。到1908年，仅南洋英荷殖民地就有同盟会分会通讯处一百多个。1910年，同盟会在美国旧金山正式成立美洲支部，不久在美国西部就有15个分会。

　　与此同时，华侨在海外积极组织革命团体和宣传媒体，宣传民主革命理念。如张永福与林义顺、陈楚楠等创办《中兴日报》，作为同盟会分会的机关报，宣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南洋总部成立后，林义顺立即到马来西亚槟榔屿、缅甸仰光等地建立同盟会分支机构。

　　回国参加革命，为国壮烈捐躯

　　大多数海外华侨坚贞爱国，无私馈报祖国，饱含赤子之心。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17年间，孙中山在海外华侨支持下，发动了十多次武装起义，经费和参加人员多由华侨支持。在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下，新加坡的另一位潮籍华侨许雪秋加入了同盟会，后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国民军东江都督，奉派返潮汕相机发动起义，因联络失误，计划告空。1907年5月他再次按孙中山指示，筹划在饶平县黄冈起义。因敌众我寡，在清军反扑下，起义宣告失败，史称“丁未黄冈起义”。

　　最惨烈的一次起义是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起义，史称“黄花岗起义”，是由孙中山、黄兴、赵声等人在马来西亚槟榔屿策划的，得到广大华侨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支持，许多华侨志士主动回国参加这次起义，有的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仅仅从新加坡、槟榔屿、缅甸回国参加起义的就不下500人，越南华侨以打石工人石锦泉为首，组成敢死队回国参加起义。他们英勇作战，奋不顾身，最终寡不敌众，革命失败。是战役86人死难，后收敛烈士遗骸72具，合葬在黄花岗，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其中明确是华侨的就有29人。黄花岗之役中，潮籍海丰人陈潮负责抢占仙湖街始平书院军械库，在与敌军进行争夺战时，腰部中弹，仍振臂奋呼，英勇战斗，毙敌数十人，令清兵见而却步，但终因敌众我寡，后方失援，始平书院被炸毁，陈潮被炸死，年仅24岁。民国初年，陈潮故里海丰县联安霞埔乡建立“陈潮纪念学校”（今陈潮纪念中学）。

　　积极捐资捐款，全力协助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历次起义的枪支弹药购买费、士兵伙食费、活动宣传经费等绝大部分是由华侨捐资的。从1895年起，孙中山在广东、广西、云南发动的历次起义，在经济上就是完全靠华侨支持的。据不完全统计，1907至1908年的几次起义共得到华侨捐助约20万元。黄花岗起义的军费，本来计划筹募港币13万元，结果筹得港币18多万元。武昌起义一开始，华侨为革命的捐款更为活跃。据陈宗山在《南洋华侨革命史略》中说：“辛亥一岁中，南洋华侨所输革命之资，可达五六百万元。”后来，孙中山回忆他领导起义的历史时深情地说：“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海外潮人从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了辛亥革命以大力支持。如郑锡蕃（1862-1933），揭阳县地都乌美村人。19岁侨居印尼巨港市，经营橡胶、咖啡，建中华轮船公司航运星岛而成巨富。后来在槟城结识孙中山，参加同盟会，极力赞助革命事业。印尼华侨吴伟康带同华侨捐款2万元支援革命。林激真也从安南携回华侨巨款支援潮汕发动起义。1906年，孙中山到新加坡设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并开设中华公司作为革命机关。华侨林受之在晚晴园的同盟会分会任要职，并兼任中华公司总经理。林受之为帮助革命，总共捐出家财数十万，结果家产荡然无存，儿女沦为佣工，闻者无不动容。1911年武昌事起，汕头革命党人纷纷举义响应，光复潮汕，所需资金都得自香港同胞及南洋的华侨商人。参加光复汕头的潮籍华侨包括陈涌波、林激真、许雪秋、谢逸桥、陈芸生等。辛亥革命成功，财政告急，各地对南京革命政府支持238万余元，潮籍泰国华侨郑智勇独力提供100万元，占支持总额40%。清末民国初期潮汕著名的华侨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高绳芝坚决站在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一边，秘密参加同盟会，推翻清朝。在惠州起义一役，高绳芝秘密捐款2万银元作为军费。黄冈起义时，他又负责后勤工作。辛亥革命全面爆发后，潮汕地区积极响应革命，高绳芝为革命大局奔走，慷慨解囊10余万元银元以充军费。11月潮汕先后光复。1911年11月13日，即是汕头光复后的第3天，高绳芝被推举为汕头民政长，为了地方安宁，一向无心仕途的高绳芝不得不临危受命，出任“全潮民政财政长”，搁下繁忙商务周旋于各军之中，在他的规劝下，部分军队退出汕头，才使汕头免成火并之地。

　　投资家乡建设，促进经济发展

　　辛亥革命唤醒了海外华侨的中华民族意识，推动华侨更加紧密地与祖国家乡交往交流，更加主动深入地参与民族独立和富强的伟业，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海外潮侨除支持革命外，还积极参加捐钱捐物，回国回乡修建学校，捐资救灾，华侨在潮汕地区进行大量投资，极大促进了这一时期潮汕经济社会的发展。民国时期的汕头，经济地位在广东省仅次于广州，这和潮汕华侨投资的巨大作用是分不开的。

　　据有关资料记载，海外潮人自19世纪90年代便开始向潮汕地区投资。1920至1937年，海外潮人在潮汕地区投资总额合计4100.44万元。这时期投资重点主要放在房地产业和商业，当时汕头市升平路、至平路、安平路、镇平路、永平路、商平路、镇邦路、民族路、中山路、海关路、外马路及西堤路所有新建的楼房，一半以上由富侨独资或合资建成，其中泰国澄海籍陈黉利家族1929至1933年就在汕头建筑和购买楼房400多座，新加坡荣发源家族也在汕头几条街道拥有大量楼房，荣隆街的楼房更是全部由其投资兴建。商业方面华侨投资主要经营陶瓷和土特产的加工和出口。据陈雪峰在《潮汕海外侨民的爱国行动及投资》介绍，上世纪30年代以后在汕头经营出口业务的“南商”“暹商”“南郊”“和益”4个行业组织，其成员绝大部分是海外潮人，“南商”“暹商”两个组织中海外潮人的资本均占九成。此期间，海外潮人还有部分在潮汕投资发展工业、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如泰国高绳芝家族在汕头投资兴办开明电灯公司、汕头自来水公司、汕（头）澄（海）电话公司，在澄海开设振发织布局；揭阳籍港商郑植之、郑翼之兄弟在揭阳和汕头创办捷和金属制造厂和南华钟表厂，泰国、新加坡一些潮侨在潮汕各地投资兴建利生火柴厂、华侨瓷厂、华侨冰霜厂、五四榨油厂、炎会酱园厂和制药厂等。泰国郑智勇及其他潮商则分别投资创办来往于汕头和暹罗的华侨通商轮船公司、汕樟汽车公司和普益行车公司。据有关资料，1889至1949年间，华侨在汕头市投资达5315.5万银元。饶宗颐《潮州志》载：“都市大企业及公益交通各建设，多由华侨投资而成。”

　　潮籍华侨对家乡的投资对汕头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一是促进了潮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快了潮汕工业现代化进程。华侨回潮汕投资，不仅带来资本，而且引进先进设备、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相比江浙等地，潮汕早期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多为华侨投资，这就使潮汕早期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成为更加纯粹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二是华侨投资繁荣了潮汕的城市经济。汕头在20世纪20年代进行市政道路改革过程中，华侨在汕头创办商业公司、自来水厂、电灯照明公司、电话公司等实业，改善了城市公共事业，促进就业，带来城市工商业繁荣发展。三是华侨投资带来城乡交通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如在公路建设方面，安凤、安揭和护堤公路的兴建，都有华侨投资。潮汕的内河航运，也有华侨投资的。据民国《潮州志》所言，凡潮州“都市大企业及公益交通各建设”多由华侨投资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