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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道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4 11:26:08

深度报道

深度报道范文篇1

1.海量信息下的公众知情权

传统媒体正受到新媒体的严峻挑战。面对新媒体的快捷、互动、海量信息，传统媒体必须寻找证明自身存在必要性的理由。其中，深度报道和报道深度就是传统媒体难以替代的强项。

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电影、直投杂志、移动媒体……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竞争导致的信息轮番轰炸，让更多的人、更多、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了世界与社会的动向，但海量的信息流入也让公众“乱花渐欲迷人眼”，无所适从，不知应该相信谁。而深度报道作为更全面、更详实、更深刻地揭示事物发展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之间的复杂联系，还原各重要元素的细节准确性的报道，已经成为新的信息传播环境中公众知情权重要的一部分。

高校新闻专业是一个在观念意识上比较前卫的传媒研究与实践场所，比较媒体而言，它能够摆脱信息的琐碎与功利，更加容易宏观地把握舆论导向，判断各种信息的社会意义、文化背景与新闻价值。因此，在高校新闻专业开展新闻调查，进行深度报道的实践，是训练一支高素质的记者队伍有效的手段与过程。山东大学威海新闻研究所新闻调查小组针对诸多社会问题，深入实际，展开调查，受到了明显的实践效果。

2.娱乐大环境下的严肃、厚重。

新闻娱乐化一是指在内容上偏向软新闻，注重报道名人趣事、带煽情性、刺激性的新闻、体育新闻、花边新闻等；或者将硬新闻软化处理，寻找时政、经济、法律、国际新闻中故事性强的元素突出描写。二是指在表现形式上强调描述，通过描述新闻中有趣的故事、情节、细节，使各种新闻内容衍变为趣味性、戏剧化的新闻。

但深度报道以其思想的深邃与前瞻而成为大众文化日趋娱乐化的今天依然保持其所应有的责任、真实、厚重与严肃的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深度报道的深度其实是指其特有的新闻深度思想，指在新闻报道客观真实的基础上，鼓励记者从整体上和不同侧面上更深入地报道新闻事物的本质与联系，它不忌讳自我的观点与态度融入报道，但是要用事实说话，要告诉受众更深刻、更接近真相的道理。②

案例之一：《皖北乡村“声色”调查》（《记者观察》2006年5月（上）期）是调查小组记者黄玉浩在春节期间参加皖北小梁乡一个婚礼之后采写的报道。经调查发现，流传于皖北一带的的唢呐戏和泗洲戏已经演变成“脱衣秀”，成为当地农民婚丧嫁娶各种礼仪的主要形式。农村文化市场的长年贫瘠，如何丰富农民的文化消费才是解决“声色”问题的根本。种种迹象表明，目前农村的文化消费市场还处于成长的初级阶段，体制还不够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所以丰富农民的文化消费、提高农民的文化品味、规范农村文化市场的秩序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当务之急。该报道通过乡村中的一场婚礼的“脱衣秀”表演，审视中国当下农村文化诸类状况，上升到一个十分严肃的社会问题。

2.多维视角下的真相与偏见

深度报道是可以甚至必须体现出记者本人的主观看法的，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样的事物，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从不同深度、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阶段来看这个事物，真相就有了多维视角下的可塑性，真相与偏见一再地靠近，确是两条无限延伸的平行线，无限接近却永无相交的可能，而这正是深度报道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③

案例之二：为了验证“扫大街的大妈都能做北京民办高校的招生”这个行业内公开的“秘密”，新闻调查小组记者编造了这样一个“善意的谎言”：暗访记者化名王刚，假称安徽淮北某职业高中校长之子，因学校曾在春季招收了一批初中未毕业的学生，眼看这批学生今年春季就要毕业，在无法保证其完全就业的情况下，学校号召学生继续学习，进入高等学校深造，所谓的王刚来京联系这批学生春季入学事宜。新闻调查小组记者通过“更接近真相”的途径，以一个学生的视角了解了北京民办高校的乱象（参见2006年2月（上）《记者观察》的《北京流动高校大揭底》）。

一个事件从不同角度观察，有不同的立场、成色。最明显的例子，是对同样一个新闻事件，媒体之间的报道是不同、甚至是冲突的。如果没有原创权，我们就无法从实证的层面辩解真伪，但是记者可以从不同侧面进行展现。

二、深度报道关于选题的角色定位

对于一个深度报道的记者来说，严肃厚重与负责任的角色定位要求其具有更高的自律与自我要求，首先需要了解国家的舆论大环境、政策方针、目前群众的关注焦点、社会重大问题，那么选题的思路如何梳理、定位呢？

1.从小事中揭开大主题

群众无小事，所谓小事的背后总是蕴藏着深刻的社会动因。案例之三：我校新闻调查小组发表在《记者观察》2006年第八月（上）的《高考录取地下交易黑幕》通过少数不法分子的地下交易调查，把矛头指向了高考考生的身份认证制度与高校户籍制度的衔接漏洞。这则深度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案例之四：民工问题关系到新农村建设，是国计民生的大问题。选择典型案例，解剖分析，由点及面，是深度报道的优势。《“民工荒”不荒》（《记者观察》，2006年11月）就是从农民就业这样一个细微的角度来探讨内陆县域经济的发展方向。农民王志胜已经45岁了，文化程度不高，没有什么技能，但他参加春节后政府举办的劳务招聘会，竟被常熟市滨江劳动服务公司顺利录用，当上码头装卸工，月收入六七百元。政府都会对农民进行法律和技能方面的义务培训，通过劳动局宣传员挨村挨户的讲解和宣传，鼓励农民外出务工，同时还设立了小额无息贷款为比较困难的农民工提供路费。在农民工积累了足够的资金、经验，政府出台优惠政策鼓励他们回到家乡进行投资创业，解决更多的农民就业，走出去，回得来，留得住——这就是作为劳动力输出地发展经济的特有模式，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对于某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好的借鉴。

2.从“我在现场”到“本刊记者”

所有的记者都追求原创新闻，即我在现场，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能抓住新闻的第一落点，但这并不现实，因为抢第一落点的新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正如不是每个记者都有机会去伊拉克，身临世贸大厦的倒塌等等，随着信息传播的日益发展，新闻的新，其时效性的新，只存在于理论上的可能，每一个新闻事件发生以后，无孔不入的各式媒体都蜂拥而至，“我在现场”的意义将越来越被淡化。

那么如何在海量的信息竞争中能脱颖而出，“本刊记者”则成了救命稻草。正如同样的深度事件，《南方周末》会以人文、感性、关怀、正义的角度来报道，《三联生活周刊》会以白领喜欢的理解方式加以解读，《中国新闻周刊》会更加严肃认真，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调查》会质询事件的背后真相，总之，对于新闻事件，更多地要发出“本刊记者”的话语、观点与建议，这是培养深度报道品牌的不二法门。

案例之五：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汀罗镇皂二村农民李俊民，靠回收加工废品为生，一手创办的“爱心家园”以专“捡”流浪汉而出名，自1997年起，十年来他“无偿”收养了近千名流浪汉，其中300多人在其帮助下回到了家。2005年，中央电视台、《南方周末》、新华网等国内数十家媒体争相对其事迹进行报道，而成为媒体“英雄”的李俊民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与争议，一个普通的农民为什么要收养这些无家可归、身患残疾的流浪汉？他拿什么来养这些人，他的经济收入从何而来？如此典型的人物事迹为什么当地政府一直保持低调和沉默？他目前面临什么样的压力与困境？为什么对他的流言蜚语、争议与质疑不断？这群流浪汉的真实生存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2006年4月27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远赴千里之外的山东省东营市扮成一名流浪汉的寻亲者，与李俊民“爱心家园”里的流浪汉们生活在一起，对他们进行了“零距离”的接触与观察，并对李俊民进行了一次为期两周的暗访与调查。

经过调查小组记者的调查，给李俊民定性为一个有头脑的有善心的农民商人是比较准确的。记者认为李客观上做了一件好事，因为这些流浪汉的生活待遇确实比以前好很多，他还免费至少是相当廉价地使用了这批没有自我能动意识的劳动力，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名得利了，这正是很多人不满的地方，因为传统的观点认为，做好事是必然要贴本的，要奉献的。但记者认为，李颇具市场化的援助机制才是符合科学规律的。尽管诸多媒体报道了“疯人王”李俊民，但作者根据独辟奇径的分析角度还是写出了《暗访山东疯人王》一文（《中国社会导刊》2006年6月）。

不回避热点、焦点、争议点，重大事件上能听到“本刊记者”的声音，是一篇好的深度报道必须要体现出来的。

三、平衡心态下的价值博弈

做深度报道的记者关键要有一颗平和的心，充满公正与正义，要善感敏锐，对新闻事件的诸多要素予以整合，满怀激情却要冷静地驾奴，不会深陷新闻而失冷静客观，这种平衡的心态非常重要。新闻工作者牢固树立的一种态度、一种意识——我们的报道，要“货真价实”，有根有据，不能道听途说，不能为了轰动效应而“炒作”。如果不能冷静、理性地分析事实、开展报道，读者就会怀疑你的可信度，也就谈不上什么权威性、指导性。所以，我们的记者，要不断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不断写出既有新意又令人信服的报道。任何带有偏见与刻板成见作出的报道都不会是好的作品。（紧转第21页）

（紧接第66页）

案例之六：覃纪虎在深圳打工12年，做了12年义工，5年内献血10600毫升；他曾是深圳市20大杰出义工之一，与丛飞一起成为深圳义工的“名片”；他曾获“全国无偿献血奖”银质奖章，并被人们称为献血英雄。就是这样一个英雄，穷困潦倒，家破人亡，远走他乡，带着多病的女儿四处奔走呼号，面对这样的场景相信大部分人会落下同情的眼泪，但笔者通过他的言行举止更深刻地意识到这一幕社会悲剧的本质——覃纪虎已经严重地依赖与迷信媒体，而忘了面对苦难时的自强不息。（《背负英雄之名的“流浪”者》，《记者观察》，2006年11月）

深度报道记者不是“揭黑记者”，不是只关注社会的阴暗面，不是以向别人“泼脏水”来炒作自己的“作秀”记者，一个优秀的深度报道记者以及一篇负责任的报道，必然要平衡把握，综合比较新闻事件的各元素的社会价值，正面的、负面的，最后经过精心的处理来达到最大、最好的社会价值体现，负面新闻正面做，负面新闻起到正面效果，这都是深度报道记者对新闻事件进行价值博弈后的选择。“负面报道”聚焦于那些与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事件以及一切反常现象。犯罪、丑闻、性攻击、事故以及自然灾害等一类事件往往是它注重的焦点。它的目的不在于歌颂光明或倡导，而在于暴露社会敏感灰暗的一面，以使公众瞩目、警醒和震惊。而这也只是深度报道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但决不是全部。

注释

周海燕：《调查性报道采访与写作》，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杜骏飞：《深度报道原理》，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郭增榕：《深度报道——独家新闻的一个秘诀》，《新闻战线》，2006年第12期。

深度报道范文篇2

1.海量信息下的公众知情权

2.娱乐大环境下的严肃、厚重。

但深度报道以其思想的深邃与前瞻而成为大众文化日趋娱乐化的今天依然保持其所应有的责任、真实、厚重与严肃的特征。

2.多维视角下的真相与偏见

二、深度报道关于选题的角色定位

1.从小事中揭开大主题

2.从“我在现场”到“本刊记者”

不回避热点、焦点、争议点，重大事件上能听到“本刊记者”的声音，是一篇好的深度报道必须要体现出来的。

三、平衡心态下的价值博弈

注释

周海燕：《调查性报道采访与写作》，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杜骏飞：《深度报道原理》，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郭增榕：《深度报道——独家新闻的一个秘诀》，《新闻战线》，2006年第12期。

深度报道范文篇3

历史源头：美国的黑幕揭发时代

从全球传播史的视角，追溯深度报道的历史，按照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导高钢教授的说法：如果要探究深度报道的历史源头，美国杂志史上的“黑幕揭发时代”或许应该是我们的着眼点。

黑幕揭发时代是从S•S•麦克卢尔的杂志1902年年底发表三组重要的系列文章开始的。麦克卢尔和他的副主编约翰•S•菲利普斯挑选一些能干负责的作家组成编辑部，负责编辑《麦克卢尔》的非小说部分。编辑部成员中，有长于写传记和做调查工作的艾达•M•塔贝尔；有前《晚邮报》记者及纽约《商业广告报》本市新闻主编林肯•斯蒂芬斯，他后来成了美国最著名的从事社会改革的自由派人士之一；还有雷•斯坦纳德•贝克，他在1897年从《芝加哥纪录报》转到《麦克卢尔》工作，后因撰写伍德罗•威尔逊的传记而闻名。从1902年末开始，塔贝尔小姐揭露了约翰•D•洛克菲勒和美孚石油公司的商业伎俩，斯蒂芬斯抨击市级政府和州级政府的腐败，贝克则开始谈论工人问题。《麦克卢尔》的销量突破了50万份的纪录。黑幕揭发的风气在杂志编辑工作中盛行一时。

1905年后，《柯里尔》在黑幕揭发方面接替了《麦克卢尔》的领头羊地位，它的文章涉及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反响最强烈的是塞缪尔•霍普金斯•亚当斯写的关于专卖药制造业的文章。他在1905年和1906年发表的这些文章取名为《美国大骗局》，揭露许多被称为“包治百病”的流行药品是假的，并且证明其中有些含有有毒成分。[1]

深度报道并非一种具体的文体，而是一种报道方式，三种最常见的深度报道系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精确新闻。深度报道新的摸索时期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在30年代解释性报道在美国被提到了应有高度；到了60年代，也是从美国开始，调查性报道引起广泛关注。

大家较熟悉解释性报道与调查性报道，那么何谓“精确新闻”呢？精确新闻是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从事新闻报道的新的报道体裁，它在提高报道的准确性和深度上都有鲜明的特色。精确新闻最早起源于西方媒体上的民意测验和调查报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精确新闻真正产生并走向成熟的时期。最经典的案例是精确新闻的奠基人菲利浦•梅耶采写的美国底特律黑人调查。[2]

深度报道形成美国主流媒体的主流报道技术，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美国报界对越南战争内幕的报道（1965年）和对“水门事件”的报道（1973年）奠定了现代深度报道的历史地位和技术模式。深度报道在美国历史上时隔半个多世纪，再一次成为社会民众与新闻记者共同聚焦的热门话题。1978年美国《世界大百科全书》把深度报道列为美国新闻发展的一大趋势。1985年，普利策新闻奖评选委员会设立两个新奖项：解释性新闻奖和调查性新闻奖，这被新闻学界认为是深度报道学术地位的最终确定。[3]

美中深度报道的同与不同

深度报道在美国和中国产生与勃兴的时代，均为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中，制假造假、贪污腐化、官商勾结、营私舞弊等各种各样的丑恶与弊端出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一个国度的人民在经历着社会文明发展进程带来的阵痛。但中美两国因社会政治文化框架不同，新闻传播的生态环境、传播操作手段等不一样，故在深度报道这一块的差异显而易见。

从媒体的发展历史看，包括深度报道在内的新闻报道总是与社会发展同步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之后，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多变的现实生活，要求新闻不单单是平面地反映一个变动、态势、结果，而且要深入一步，通过系统地提供新闻事件的背景，用客观的形式进行分析、解释，从而扩展和深化报道的内容，给读者以更多启示和教益。在美国，早期的深度报道（上世纪30年代）为什么受重视？其中的背景之一便是“人们感到客观报道的局限性和矛盾”，所以要求新闻界揭露社会弊端，就自己关心的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开始受宠的深度报道是一个更新换代的新闻产品。

新时期中国深度报道的兴起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深度报道就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产生了一批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能够代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水平的优秀深度报道作品。[4]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欧阳明认为，“社会转型使中国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正是中国社会变化与思想解放为深度报道在中国的出现、成长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其间的起伏涨落与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密不可分。”的确，80年代的新闻界在日益“宽松、宽容、宽厚”的社会背景下，自身的观念、业务、手段等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革，难怪深度报道会逢此盛世而大发展大繁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时统宇研究员指出，中国报纸上深度报道的盛行，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它集中反映了新闻传播与新闻接受的内在供求关系。人们感兴趣的不仅是新闻中有什么，更重要的是新闻中回答了什么。深度报道的方兴未艾正是由于有这样丰厚的社会土壤。

尽管深度报道一词（in-depthreports）是从西方引进的。美英也称“大标题后的报道”，法国称“大报道”。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从西方进口了这一报道方式亦非此乃美国人的馈赠品。其理由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一、回首中国新闻社会史，中国新闻人也有不少令人拍案叫绝的深度报道作品，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的“时务文体”不是么？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不是吗？二、据复旦大学张志安博士的研究，无明显证据表明，我国深度报道的实践受到美国深度报道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换言之，以《中国青年报》为代表的“中国深度报道的发源地”最早在进行深度报道时并没有深度报道的意识。他们的实践是自发的，学者对他们作品的研究是事后“戴帽子”。三、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尼尔•高普鲁等人所倡导的“深度报道论”在上世纪80年代被介绍到我国后，颇多争议，咱们并非全盘吸收，所起的作用是“活跃了我国新闻界的思路，促使大家对于沿用已久的报道形式进行反思总结”。

我国深度报道，不同阶段理念各异

深度报道在中国的生根发芽与开花结果，主驱动力是伟大的改革开放国策；这个新闻事业的新生事物，近30年来，成果丰硕，献给党和人民的是一张漂亮“成绩单”。

拉开中国深度报道大幕的大概是“渤海二号”翻沉报道，开新时期舆论监督之先河。198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同时披露了该事故。报道被认为是批评性新闻的重大突破，走的是实事求是的路子，以舆论监督推动了民主和法制建设。整个上世纪80年代，“启蒙”成为深度报道的关键词。“启蒙”是一种理念，它引领着新闻界的先知先觉者向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挺进。其要素有：报刊的主要功能是传播新闻，同时还要干预和推动社会；报纸的目的是为公众服务，并反映民意。

1987年，新闻界业内人士称为是“深度报道年”。是年，以大兴安岭特大火灾报道为契机，中国青年报的“三色”报道（《红色的警告》、《绿色的悲哀》、《黑色的咏叹》）使人耳目一新。之后，经济日报开展了“关广梅现象”的大讨论，引起强烈反响。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夕，人民日报隆重推出《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这篇3万字的长篇大论被认为是深度报道的经典作品，成为“深度报道年”里最令人激动的篇章。在这前后，《命运备忘录》、《七届人大开幕前夕》、《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放活”教授》等等，以首都几家大报为代表，竞相发表的长篇文章构成了一股势头强大的深度报道热流，冲击着社会，冲击着记者，也冲击着原有的新闻写作模式和新闻工作者的思维。在1987年全国好新闻评选活动中，《关广梅现象》被评为报纸系统惟一的特等奖，《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和大兴安岭火灾报道被授予特别奖。[5]

在众多关于深度报道的研究中，当属光明日报女记者樊云芳的探索最具代表性。在这位名记者看来，与传统的报道观念相比，如日中天的深度报道在理念上实现了三大突破：第一，它摒弃“非黑即白、非正即反”的“两极”观，而强调事物的整体性；第二，它避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而强调事物的相关性；第三，它不去追求“终极性”的结论，而强调事物连续不断的永无休止的变化和发展。笔者认为，此时的深度报道于狭义的新闻写作理论增添了两点新内容：一曰让新闻记者有了更多的问题意识，学会“以今日之事态，核对昨日之背景，揭示明日之意义”；二曰似深度报道名篇这样有分量的精品力作一定是有深度、广度和力度的。中国特色的“深度报道”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甘惜分语），主要样式有系列报道、组合报道和连续报道（中国新闻奖的分类标准）。

1989年众所周知的政治风波后，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前，新闻界开始反思在前一阶段由于报道理念出现的偏差特别是有些深度报道由于火力过猛、不合时宜带来的负面效应。深度报道于是进入了徘徊不前的低潮期。又是政治生态环境使然，经历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3年左右短暂的平静，从1992年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开始，“中国质量万里行”大型系列报道预示着深度报道的再度兴起，中国媒体在对大量企业假冒伪劣产品批评曝光的过程中逐渐扛起“监督”大旗。需要被监督的不只是企业，更有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逐步涌现的各类社会问题：各级官员的贪污腐败、政府部门的权力滥用、经济发展导致的环境污染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层面暴露出的问题，为深度报道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消息源。与此同时，管理部门也在为媒体的“松绑”或“授权”中促使其释放能量，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6]这一阶段或曰时期，中国传媒之深度报道的新闻业务理念开始同国际接轨，即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不仅是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纸媒，深度报道理念开始突入电视传媒，有的在不长时间内便获认可，央视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叫好又叫座”便是明证。深度报道本是一种为对抗电子媒体竞争而发展起来的报道方式，不料却被电视传媒克隆过去，并行进在发扬光大的路上，成功的电视新闻深度报道仅在采访方面，就有不少可圈可点的新突破。整个90年代末和世纪之交，以央视相关栏目和《南方周末》为桥头堡，中国媒体的舆论监督阵营空前壮观，值得强调的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纵横》代表着广播舆论监督的水平，《财经》杂志关于“基金黑幕”、“银广厦陷阱”的报道制造了专业期刊舆论监督领域的“水门事件”。[7]高水准的深度报道不仅是要反映新闻的静态截面，而且要披露新闻的变化进程；不仅是观察一个新闻的内部关系，而且要揭示一个新闻的内部与外部的复杂关系。

复旦大学教授陆晔认为，2003年前后，中国的深度报道进入更广阔的公众视野。新华社“龙胆泄肝丸引发尿毒症”的报道，《中国青年报》对山西繁峙矿难瞒报的报道，《中国经济时报》对北京出租车行业垄断黑幕的报道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关涉公共利益的真相揭露；《华商报》“黄碟事件”的报道将一则普通的社会新闻，引向有关国家公权和公民私权界限的深度讨论；央视《新闻调查》栏目明确提出“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的目标定位，都体现出新闻媒介在中国社会变动的历史格局中迫近真相的努力，也包含了中国传媒培育现代社会公民意识的思想启蒙功能。

在新世纪新阶段，深度报道的阵营里喜迎网络这个“阳光传媒”，名唤“专题报道”的网络新闻深度报道，在内容结构、写作方式和传播方式上都发生着革命性的飞跃，其更加重视报道形式的综合调动和集成创新，更加重视报道内容的系统完整和逻辑严密，更加重视调动网民进行互动参与和内容及时更新。

我国的深度报道发轫于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底作出的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至今年迎来“而立之年”。回顾既往，盱衡未来，再回首中国深度报道的第一个三十年，发现她仍然在策马前行的路上……而这一切又是为了谁呢？笔者认为，从受众方来考量，中国新闻界深度报道的长途跋涉，大多是为了争取更多的中高端受众，以保持或争取自身主流媒体的位置。

[注释]

[1]（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著，展江殷文主译：《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第259-262页

[2]林晖：《新闻报道新教程：视角•范式与案例解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第405页

[3]高钢：《新闻写作精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第294-295页

深度报道范文篇4

【论文摘要】:深度报道是近年来新闻界流行的报道格式，各媒体，尤其是都市报，都给这种报道留出了专门的版面。它的特点是篇幅长、题材大，牵涉的方面多，文章结构较一般的报道复杂。

一、深度报道的含义

深度报道是指完整反映重要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揭示其实质意义和发展趋势的一种高层次的报道方式。

深度报道源于西方，"深度报道"一词被引入我国电视界后，其内涵及外延与原始意义相比都有一些变化。西方新闻学中"深度报道"是与"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相并列的一种新闻体裁，含义比较狭窄。而我们所说的"电视深度报道"除了狭义上的"深度报道"之外，也将部分"调查性"、"解释性"报道包括在内，它实际上是"追踪评述"、"综合评论"、"阐释分析"、"政论"、"热点话题"、"对话"等类节目的通称。其次，我们所说的深度报道也不再仅指一种体裁，而是包括了所有那些虽然形式不同、但都具有深度实质的新闻节目。它代表的是相对于动态性报道而言的一种节目类型。目前一般认为，深度报道并非一种新闻体裁，而只是一种报道的方式。

深度报道以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探索事物发展的原因，揭示事件发展趋势，它不仅满足一种信息的传播，还分析了事物的发展原因，突破了动态新闻的肤浅和表面化特点，极大丰富了电视新闻的内涵。

二、深度报道应该具备的要素

首先，一篇文章通篇应是着力讨论某一方面的问题。一件很轰动的大事，深度报道可能关注其中一个很微观的方面，但一定是这件事所集中体现的矛盾主体。

其次，文章应该有一定的结论。这个结论不是是非对错的判断，不是道理，不是记者主观的看法，而是事件本身所陈述、展示的客观存在。这个结论展现的过程，应像数学公式一样，是一个推导的过程，推导所需要的材料，是记者通过采访收集到的新闻事实，推导一局的定理和规律，是主流人群的思维逻辑。结论还可能不是一个明确的结果，只是针对事件所反映问题的客观阐述。

再次，文章得出的结论，应有一定的先进性，或能展示当下重要的社会矛盾，而不是显尔易见、可以轻易得出的道理。如果一个报道不需要过多解释，读者很容易就能看出是讲述了好人得到好报、坏人受到严惩的故事，这种报道就绝不是深度报道。

三、地方台怎样做好电视深度报道

深度报道是现代电视记者应该竭力追求的目标，继中央台一些注重深度报道的新闻评论性栏目推出之后，各地方电视台以"访谈""追踪"等形式的深度报道栏目纷纷出台，显示了"深度报道"在电视节目中的强大后劲。在媒体资源日益爆炸的信息社会，作为电视媒体及电视新闻，要很好地适应市场和受众对新闻信息的需求，必须走深度报道的路子。因此地方台电视新闻工作者要努力做好深度报道。

深度报道的题材，多是事实比较复杂、问题成因多的新闻事件，因此，记者必须通过细致入微的采访，进行大量的新闻调查，从而把握新闻事实。不但要善于动口动笔，更善于动腿动脑，要对新闻事件进行理性的分析、多侧面的现场展示，引发观众连绵的反思和情感的追随，把观众从具体事件引向广阔的社会空间。在采访过程中要注意理论思辩性，彰显新闻力量。深度报道的生命在于通过构思严密的逻辑力量，以精心的选材配以理性的思索，让观众从中悟出道理。关键之处在于思辩出事实表面之下隐含的本质以及对本质的感悟和认识，以一种反思的态度进行积极的思考。从而实现感染人、教育人、启发人的社会功效，彰显新闻力量。深度报道在内容上对事物作多层次的主体化的展示和理性思考，但在表现形式上应是不拘一格因事而异的。它强调各种表现手法的科学运用。既可以做成纪实性的，解释性的，也可以做成透视性的评述性的；既可以做成连续性的，系列性的，也可以做成类属性结合式、互补性组合式的。不管哪种形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增强深度报道的传播效果。

我国新闻媒体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进行舆论监督，由于资金、技术、设备等条件的限制，地方电视台电视深度报道栏目所具有的全国性新闻资源比起央视的显然处于劣势。但地方调查性报道资源相对丰富，能够为栏目提供长期充备的信息源，因而地方电视台可以就地取材，实现新闻节目的低成本运作，只要能够做透做好，同样能够做出受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地方电视台一般具有显著的地方性和浓厚的地域色彩，深度报道栏目的受众是广大的市民，其内容主要涉及城市及周边地区发生的重大社会热点新闻、舆论监督事件。这种鲜明的内容取向是地方台的深度报道最大的特色。另一方面是符合新闻价值的要素之一，接近性，包括地理上和心理上的接近。地方电视台内容本地化主要是因为：符合地理上的接近，因为调查涉及的事情发生的地点就是在市民的周围，舆论监督的力度更容易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与他们关系更密切，因而更为市民所重视。

地方电视台的定位是"记录都市生活，反映社情民意，透视社会热点，提供新闻背景"。舆论监督是地方台电视调查性报道的生命线，只有坚持舆论监督为主要内容，采取揭露的方式，选取重大题材或与大多数人生活密切相关的题材，且采用镜头语言，才能有真实感，吸引受众眼球，扩大社会影响。

除了进行舆论监督与社会热点报道，地方电视台深度报道还应重视对普通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报道，体现强烈的人文精神，即对人和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怀。使得关注对象的范围扩大，把普通人物和社会弱势群体也纳入关注和关怀的视野。镜头对准普通人关注弱势群体实际上是细化了报道内容，明确报道的对象，从宣传性报道的框框中跳了出来。在地域和舆论环境的限制下，增加内容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而且，从新的定位中我们可以读出调查报道的工作人员的确强烈社会责任和对人的关怀。

地方台电视深度报道要突破地方势力的限制。地方台做做舆论监督的最大障碍是地方经济和行政势力的干预，一个有震撼力的舆论监督深度报道选题，因为涉及地方势力，常常还未出炉就夭折，而中央级媒体具有先天的优势，往往能突破地方势力的限制，将事件曝光。因此，在报道中如何突破地方势力的限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是等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地方台电视深度报道要提高记者的素质，树立品牌意识，在电视调查报道中，记者必须去探究事物背后的原因，就需要他有更强的思辩性、更灵活的反应力。栏目要积极培养品牌记者，才能达到品牌效益、体现品牌品质，地方电视台深度报道栏目一定要注意这方面人才的培养。

深度报道范文篇5

一、深度报道的含义

深度报道是指完整反映重要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揭示其实质意义和发展趋势的一种高层次的报道方式。

二、深度报道应该具备的要素

三、地方台怎样做好电视深度报道

深度报道范文篇6

关键词：网络信息传播；深度报道；草根式

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信息传播的快捷性，已经赶超传统媒体，而深度报道作为一种系统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深入挖掘和阐明事件的因果关系以揭示其实质和意义，追踪和探索其发展趋向的报道方式。不仅仅满足向受众提供简单的新闻要素，而是使新闻要素进一步深化。在网络时代强大的影响力下，网络在深度报道这一报道形式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一、网络深度报道

相比于传统媒体，网络深度报道的优势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版面的无限性。由于拥有超链接技术，网络报道在延伸方面是传统媒体所无法企及的。对于同样的热点专题，网络不仅可以承载关于事件本身的报道，更可以在资料背景寻找和受众互动两方面发挥优势。例如TOM网对于冬奥会的最新报道，除了赛事报道以外，网络使受众可以更方面地查询到各家媒体对赛事的报道，集合来自不同媒体的资料、观点，以及比赛的背景、选手资料等。

其次是反馈的快速性。由于网络传播的互动性。网络深度报道可以得到来自受众的迅速反应。如在各大门户网站的论坛和社区，在一篇有分量的深度报道出来之后，可以引起受众的迅速响应和回复，而传播者可以在这些回复中发现进一步的受众所欲探求的信息方向，找到新的报道点，随时监督民意，随时调整调查的方向，以期做出影响更为巨大的报道。网络交流的平等性，也可以保证报道的公正性，在公众意见方面，有着直接的，来自个体的、可统计的意见参考，从而保证了报道“不一边倒”，各方面意见都予以表达。

但是在网络深度报道在这几项优势之外，也由于其本身的特性存在一些明显的劣势：

（一）专业化的缺失。

在版面可无限扩张的同时，也带来一个海量的信息如何筛选和整合的问题。在目前的网络深度报道看来，仍然缺少专业的编辑，受众面对大量的超链接，往往会迷失在信息的“海洋”中，忽视了事件的重点。

（二）权威性和信息可靠性堪忧。

一方面由于专业性的缺失，使得网络深度报道比起传统媒体显得“制作粗糙”，另一方面，不同于传统媒体，网络信息的传播往往来自个人，包括论坛、博客等等较为草根的方式，传播的权威性和真实性。正是由于网络平台带有更大的互动性，使得传播者的权威地位不再，而缺少权威信息又会带来受众在信息选择上的困扰。

（三）流于全面，缺少深入。

网络新闻报道在追求速度和互动的同时，往往在报道的深度上开掘不足。网络深度报道虽然在搜寻背景相关资料方面具有优势，但大量的背景资料的堆积却未能保证有效地给出事件的线索。而本身缺少专业的新闻工作队伍，又使得在追踪报道方面反应慢、缺少一手性。如何才能使得这两个对立的态势统一起来，是网络媒体工作人员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由网络事件讨论引发的深度报道

正如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理论，网络不但作为一种媒介向我们提供信息，在另一种角度上看，可以说网络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网络的变动即信息，具体地说，网络事件变为新闻，这已经是数见不鲜的事情了。

曾经在网络上一个帖子标题“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引发的讨论热潮，本身只存在网络交流的一种现象，它的背后成因、所体现的当下年轻人的心理状态、反映出网络相传不可思议的特点成为了一个新闻热题，并且也是其他媒体深度报道的内容。而网络事件也是近年来深度报道一个热门的关注方向，网络的传播力量引起重视的同时，它本身也成为被报道的内容和对象。

这一点同时还可以说明的是，网络是记者在进行深度报道时开掘思维的渠道，尤其是论坛、BBS等。它们不仅可以提供资料，还可以提供话题，提供报道的内容。“网民们利用BBS、博客和参与新闻评论等方式，成为信息公开最庞大和最富群众性的参与者；另一方面，他们在涉足网络过程中留下的诸多个人信息，也为新闻工作者迅速地寻找到采访对象提供了诸多便利。”而政府部门对于政府网站越来越重视的建设，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又为记者写作解释性报道提供了大量有利的信息。

现今社会网络生活越来越普及，而网络话题也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包，记者不仅可以享受其中的数据资源．还可以与他人交流对特定主题的看法，开阔思路，便于深度报道的思维创新，利用网络媒体同样还可以大大缩短记者与信息源——网民的距离，这是新闻工作者们现成的财富，应当好好加以利用。

三、如何更好地利用网络进行深度报道

网络技术的蓬勃发展为深度报道理念的可操作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从而为深度报道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首先是需要专业的新闻采编队伍。这是网络深度报道进步的重中之重。网络新闻往往依赖受众的自主性，需要受众自己去选择信息的方向和重点进行接收。而深度报道理应在对大量新闻信息进行提炼和加工的基础上，让事实经过理性的过滤，并对新闻表现形式进行创新，能够使受众在有限的时间里获知有关新闻事件或现象的前因后果，节省了时间的同时，也有利于受众形成完整而清晰的认知。所以对信息的整合和过滤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工作，如果要加强网络深度报道同传统媒体相比的竞争力，在发挥信息延伸能力的同时，也要注意信息的整合能力，因此，有效的网络报道编辑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是记者应该更好地利用网络渠道进行采访。网络作为一个渠道的概念，是指获得信息的渠道，也是寻找信息和反应信息的渠道。

（一）关注网络信息。

如前所述，论坛、博客等作为个人信息的平台，这种“草根式”的信息源值得记者重视，平时在生活中也应多关注论坛讨论热点，可以从中发现可进行深度报道的话题或事件。

（二）利用网络方式。

现今社会，QQ、MSN等联系方式已同手机电话一般普遍，通过网络进行联系比传统的上门采访更为快捷方便。同时，网络对于调查信息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于自己要寻找的采访对象，完全可以通过网络调查到合适的人选，这就是利用了网络本身作为信息库的特点。

倾听受众反馈。“深度报道应该为受众提供对新闻事件充分表达意见的空间，这不仅是深度报道的题中之意，也是新闻公平的体现。对新闻深入的挖掘不仅仅要提供事实怎么样，媒体怎么说，还应该提供普通的受众怎么认识，认识到什么程度。这既是新闻再一次深入的依据，也有助于新闻在传播中形成意见回旋往复的舆论场。”根据受众的反馈意见，能够给下一步的报道方向提供明确而有力的参考。同时，网络深度报道也应该借鉴传统媒体的经验，对专题报道要形成品牌意识、模式意识。总之，仍是对信息的整合，形成模式，才能使受众不致迷失在大量的超链接中。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新闻报道中，网络媒体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网络媒体走向深入发展，进一步提高新闻传播的质量越来越引起重视，改变当前热衷于追求技术优势而忽视内容的深度开发、追求报道的速度而忽视报道的深度的状态，重视受众对新闻信息的深层次需求成为共识。网络深度报道作为网络新闻内容的深度方式，必将成为网络媒体在竞争中取胜的关键砝码。

参考文献：

[1]张威：《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困境与挑战》，《青年记者》

深度报道范文篇7

关键词：网络信息传播；深度报道；草根式

一、网络深度报道

相比于传统媒体，网络深度报道的优势有以下几个方面：

但是在网络深度报道在这几项优势之外，也由于其本身的特性存在一些明显的劣势：

（一）专业化的缺失。

（二）权威性和信息可靠性堪忧。

（三）流于全面，缺少深入。

二、由网络事件讨论引发的深度报道

三、如何更好地利用网络进行深度报道

网络技术的蓬勃发展为深度报道理念的可操作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从而为深度报道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其次是记者应该更好地利用网络渠道进行采访。网络作为一个渠道的概念，是指获得信息的渠道，也是寻找信息和反应信息的渠道。

（一）关注网络信息。

（二）利用网络方式。

参考文献：

[1]张威：《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困境与挑战》，《青年记者》

深度报道范文篇8

追踪调查式的电视深度报道，作为对某一新闻事件作纵向拉长延伸的报道，通常提供丰富的背景资料，详细深入地剖析事件的起因和过程。这类深度报道重在事件过程性和故事性，非常讲究记者的介入，追求的是一种具有调查感的效果。本文正是希望从“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三个关键词入手，多角度地观照故事性因素的开掘途径和切入方式。另外，也将就故事性因素开掘的意义以及我国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独具的品格内涵进行探析。

[关键词]

故事性因素、事实与过程、悬念与冲突、画面、记者的介入、倾向性

本文题目中提及的――“故事性因素”，有一个状语成分的修饰――“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中”。我们又可以从这个成分中剥离出三个要素，即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这三个要素从不同向度上对故事性因素的开掘提出要求：

首先，基本事实和叙事过程是故事诞生的先决条件――“深度”本身的规定性。

《十年》一书中谈到“深度报道‘深’就深在以事实的讲述和事实中疑问的解开为核心。”①一方面，记者采访过程中撷取的新闻事实越多，就越能为论点提供有效的话语支持，就会向深度走得越近。新闻有其自身的客观性，受众也有其之于社会现象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评判，无须说教和肆意地主观表述，一清二白的新闻事实会“说话”，受众会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悟得报道之深度。

另一方面，“深”的实现还要诉诸于“事实中疑问的解开”，人们在思考一个问号时，总是会想到这个问号何以来、何以去，总是需要借助一个程式有秩序地求解。深度报道中疑问、矛盾的消解不例外地需要一个过程的承载，电视对生活的表现恰恰靠的是过程。这个“过程”要求深度报道在时间叙述上，不仅说明现在，还要涉及过去和未来；在地点展示上，不仅要报道现场，还要有地点的延伸和波及；在人物采访上，当事人要采访，相关人和见证人亦要采访；在事实本身的搜集上，基本事实无缺的同时，与之相关的细节、各个层次的背景都要有充分的考虑。只有做好了这些基础性的准备工作，“粘在事实后面的那个东西”②才会具备浮出水面的可能性，受众才可能探得更多的事实，新闻发生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才会在报道中表现地客观、明白，对其意义、趋向以及影响的预见和分析才会拥有权威性和参考价值。如此一来，叙事过程因事实厚度的存在而连“点”成“线”成“面”，成其为“过程”。

其次，悬念与冲突是故事引人入胜的两大法宝。

事实上，悬念与冲突之于故事关注度的巨大力量与其对受众心理的迎合是分不开的。悬念满足的是受众的好奇心理：深度报道中适度地交代事件背景、叙述人物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条件，从而巧妙地埋伏几处问号。受众会因之不断地产生期待视野，并积极地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与报道本身的发展进行比较观照，选择继承或扬弃。直至彻底地释疑解惑。比如，《新闻调查》在SARS过后的一期节目――《非典突袭人民医院》一开始就设置了几个悬念――为什么在短短不到20天的时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就陆续倒下200多人，其中医护人员就多达90多人？短暂的时间里人民医院内部究竟发生过什么？人民医院究竟还有多少未解之谜？而这一连串的悬念贯穿于调查的全过程，使报道紧张紧凑、耐人寻味。再如，《双城的创伤》亦是通过记者的设疑将调查引向深入，使之发人深省――是什么导致数名十三四岁的少年选择服毒的极端方式？获救的孩子为什么一直没有向家长开口解释服毒原因？他们为什么始终解不开心结？悬念作为一种契合受众心理的叙述方式，在越来越多的调查性报道中被强调出来。

而冲突的制造则可以在报道中形成充斥着矛盾的“场”，在这个“场”中发生的故事要比四平八稳、春风化雨式的陈述精彩地多。戏剧中之所以会有“高潮”这样一个组成部分，正在于它是凝结冲突或者冲突发展至极将要破茧的一个环节。它能充分吸引欣赏者的审美注意，调动其几处感官同时作出反应，追随剧情的发展解答心中疑问，作出前瞻性估计。人们在戏剧、电影的关键处往往“屏气凝神”，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深度报道与戏剧相似的一点就是：作为叙述事实的一个过程，深度报道也要考虑选取何种切入点、采用何种叙述方式、从何种角度制造悬念和冲突，使受众在不知觉中入“场”，介乎其中主动参与思考。以曾获得亚广联大奖的《婚礼后的诉讼》为例，这期节目就很典型地利用矛盾冲突表现了一个绕有趣味的“故事”：新娘认为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结婚，并在暴力下被迫与新郎发生性关系，新郎的行为足以构成强奸。法院也认为两人并没领取结婚证，其婚姻关系不受法律保护，所以认定新郎强奸罪名成立。与此同时，新郎及其家人、多数村民却认为在农村婚礼举行过后两人就是夫妻了，就要有正常的夫妻生活，登记与否无关紧要，所以新郎被判有罪是冤枉的。三方的观点共同构筑了一个话语空间，受众亦可介入于此，作出评判。

正如《60分钟》的缔造者、执行制片人唐·休伊特所说：“我敢打赌，如果我们能使主题多样化，并采用个人新闻---不是处理事件，而是讲述故事；如果我们能像好莱坞包装小说那样包装事实，我担保我们能把收视率翻一倍。”虽然真实性的铁律决定着我们不可能把新闻当作真正意义上的故事，但运用故事化的表现手法、开掘新闻事件中的故事性因素却是一条优化传播效果的途径。

第三，画面使故事的讲述更具表现力，更有趣味性――电视媒体独具的魅力。

画面赋予电视深度报道一种独尊的魅力。我们不妨从画面照应于有声语言的两方面作用来展开这一观点：其一，电视画面可以对有声语言进行顺向的强化和激励。画面作为电视媒介最主要、最具个性的表现手段，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报道中有声语言表现力上的不足，更可以为其提供“看得见”的证据支撑。尤其是在有些情感性因素极强的画面当中，声音的有意缺失往往能使故事更加触人心怀，成为一种“有益”缺失。同样是在《双城的创伤》中，记者柴静采访心灵极度受伤的小学生时，并没有想当然地像采访其他对象一样提出大量理性化的问题，相反却是朋友式地设身处地考虑到小孩子的承受力，看到少年伤心流泪时，或轻轻为之拭去泪水，或拍拍肩膀表示安慰。一个个安静的画面中一切的旨意、一切的精神都会为受众所领会。可能这期节目会是《新闻调查》中有声语言记录最少的一期，却也可能会成为画面力量最强悍的一期。

其二，电视画面又可以对有声语言进行颠覆，建立更具说服力的规范。画面对语言的这种颠覆力量使得画面剪辑技巧有了用武之地：电视深度报道中往

[page_break]往构建出两套“讲故事”的话语体系，一套来自于有声语言（包括记者的叙述语言和采访对象的话语）；一套来自于画面语言。而这两套模式相互间在话语内容上是呈现可比性、矛盾性的，必然一方是合乎真理和实际，一方是荒谬和虚假的。这样，把涉及同一焦点问题的两方观点剪辑到一起形成对峙，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毁灭和被颠覆为前提，事实会因此昭显，谎言会自然破灭，报道的潜在意旨也通过两者的不同命运得以流露。同时，有声语言的画面的矛盾和冲突也使报道很大意义上体现出情趣。有时这种情趣是一种谎言破灭后的酣畅淋漓；有时是谬误揭示后的恍然大悟；有时会是对真理坚持者艰辛跋涉的由衷敬佩；有时又是对造假编谎者反讽后的哭笑不得。在《透视运城渗灌工程》中，地区各级领导在采访中都信誓旦旦地说绝大多数渗灌都在发挥作用，而拍摄到的画面却是个个渗灌中都满是枯草、无法通水。调查中并不过多介入记者的言词，将事实用无声的画面陈列出来，实现了对采访对象言语的彻底颠覆：“”式的乱兴土木和掩人耳目的面子工程使一切谎言不攻自破。

第四，记者的冷静介入使故事的讲述更具推理色彩――调查式报道类型的客观需要。

“调查性报道的结构模式本质上就是一种强有力的逻辑推理（追问）结构。”③在这种以逻辑追问为亮点的结构模式中，悬念的层层铺设又层层解除会使故事内容的讲述具备一种层次美。逻辑的力量由多方面的因素集纳共成，包括画面的逻辑剪辑、解说词本身的逻辑以及与采访实证糅合而生的潜在逻辑等。而使这一切分向的逻辑成为可能的却是另一种最为关键的力量――记者身为冷静的介入者在采访现场的逻辑性调查。《新闻调查》的工作手册里有这样的解释：“《新闻调查》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调查记者，他是调查行为的实施者、调查过程的表现者，是这个栏目的外化标志和品牌形象。一个没有调查记者出现的节目，不应该是《新闻调查》的节目，而调查记者缺乏良好表现的节目，也绝对不是好的调查节目。”④

需要强调的是“冷静”和“介入”两个质素：记者在采访中既要倾听采访对象“讲故事”，又要引导其“讲故事”。记者在现场判断力的有无和程度的高低是至关重要的，缺乏冷静的判断就容易“出卖”自己的思想，被采访对象牵着鼻子走；超越界限的介入会使记者丧失中立方的清醒和智慧。因此，这里的“介入”必须加上一个质的规定性――“冷静”。如此，采访对象话语中的漏洞、有意掩藏的“冰山下”的内容、表情语言中流露的信息以及物质证据、环境状况中的信息等等才不会逃过记者的眼耳手鼻，探得新闻事件的“本真”、拷问到调查对象的心理和灵魂方能获以途径，采访也才可能拥有走向深入的新鲜“由头”。

当然，这里必然要涉及到调查记者追问的技巧。记者首先应对整个采访事件应有一个初步的心理逻辑和判断。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自我判断中属事实的部分会不断从采访实据中得到求证；采访对象对事实的讲述也会使记者原始判断中非事实的成分获得证伪的依据。记者便要在此基础上重新设置推理切入点，逐渐向事件的“本真”状态过渡，渐次为心中的问号求解。

以上我们从“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三个关键词多角度地观照了故事性因素的开掘途径和切入方式。当然，这样的分列表述并不意味着其间界限之分明、对应之绝对，只是出于三者各自的品格特质更容易采用何种开掘方式的考虑，而分别附以陈述。事实上，优秀的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往往是全方位地将故事性因素开掘地尽致：叙事过程的展现、悬念冲突的设置、画面语言的运用以及记者的调查追问，多种手段一齐上阵，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下面还将提出相关的两个问题以供争鸣：

其一，讨论过故事性因素生成的途径和方式，也就是“怎么样”的问题，我们希望回溯到一个“为什么”的问题，即为什么要开掘故事性因素，深度报道中故事性因素存在的意义何在？传播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传播行为都对应于一定的传播目的和传播效果，而这样的目的和效果都是针对受众的。受众的反馈将告诉传播者其传播目的的实现程度和传播效果的质量高低。所以，前文各点的叙述都谈到了故事性因素的开掘对受众心理的迎合，也就是说在调查性电视深度报道中调动故事性因素的力量去满足受众审美心理往往意味着传播心理效果较高质量的实现。进而受众对所调查事件的关注度和反馈率会相应加强和抬升，一定范围中舆论的形成会再一步推动新闻事件政治效果、文化效果和经济效果的实现。《与神话较量的人》、《繁峙矿难》、《死亡名单》几期节目的播出使整个社会感受到了舆论监督的力量，政府行为的介入一方面推动政策的出台确保了经济运行的规范化和法制化，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化进程和大众的现代文明意识也在无形当中得到了推进。

其二，从“为什么”这一点生发出来，我们不得不考虑到调查式报道的倾向性问题。关于此，首先应当明确的是我国的调查性报道不单纯地等同于西方新闻界所定义的：“一般是报道某些人或某个组织企图掩盖的新闻”，并且“常聚焦于不义、丑闻和违法活动”。⑤调查性报道的中国特色体现在它不与揭露、曝光划等号，而是具有更广泛的内涵和外延。除揭露性报道之外，还有大量中性、正面的题材有待挖掘。并且调查手段的运用可以使非揭露性题材摆脱传统的“带着观点找例子”、“板起面孔教训人”的说教模式，而是通过调查记者在现在进行时态下的步步探问引导受众“参与”调查过程，梳理关系、盘活真相。因而，故事性因素在非揭露性题材中的合理开掘，可以产生不逊于揭露性报道的震撼力量。尤其是一些“有曲折过程和复杂背景的重大事件；有被道德观念和认识水平遮蔽的真相的题材；有被我们狭窄的生活圈子和集体无意识遮蔽的真相的题材”⑥会在调查性报道中获得更广阔的表现空间。比如，《新闻调查》开篇之作《宏志班》、获得国际大奖的《大官村里选村官》、《第二次生命》都是非揭露性题材；《监利税费改革》、《香港行政长官推举纪实》、《跨世纪的政府》、《张家港的故事》、《黑脸姜瑞锋》、《厄尔尼诺探密》、《面对分流的公务员》、《保卫荆江》、《恢复高考二十年》、《中国的品牌》等也都是中性或正面题材的代表作。在这些题材中同样有许多事实和新意可以发掘，《新闻调查》从选择切入点和叙述方式入手，使其富有调查意味，吸引着受众的注意。

之所以调查性报道在我国会有更多层面的涉及，原因之一正在于我国的新闻媒体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大众传播机构不像西方新闻媒体一样单纯地追求高额利润，强调轰动效应的制造。我国的调查性报道不以揭人之丑为终极使命，广大“调查人”更多地是希望自身所肩负的社会责任能内化于调查报道中。出镜记者不仅仅承担一个个体角色在采访中展现个性，更重要地是要担纲媒介角色和社会角色，以“铁肩担道义”的精神赋调查以民族使命感。一期调查性报道节目追求的不仅仅是某个点的揭示和展现，而是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实现。即使是揭露性报道，其报道目的也是由特殊到一般地追问到其中的普遍社会意义和人文内涵，希望通过警示性、典型性的“这一个”引起群众对类似问题的关注和警惕。

参考资料：

①孙玉胜《.十年》P100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8月版

②孙玉胜《.十年》P103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8月版

③徐国源《论深度报道的结构模式》2003年4期《采编生活》

深度报道范文篇9

关键词：网络信息传播；深度报道；草根式

一、网络深度报道

相比于传统媒体，网络深度报道的优势有以下几个方面：

但是在网络深度报道在这几项优势之外，也由于其本身的特性存在一些明显的劣势：

（一）专业化的缺失。

（二）权威性和信息可靠性堪忧。

（三）流于全面，缺少深入。

二、由网络事件讨论引发的深度报道

三、如何更好地利用网络进行深度报道

网络技术的蓬勃发展为深度报道理念的可操作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从而为深度报道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其次是记者应该更好地利用网络渠道进行采访。网络作为一个渠道的概念，是指获得信息的渠道，也是寻找信息和反应信息的渠道。

（一）关注网络信息。

（二）利用网络方式。

参考文献：

[1]张威：《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困境与挑战》，《青年记者》

深度报道范文篇10

那么什么是《新闻调查》的特色呢？这决定于《新闻调查》的栏目性质。《新闻调查》的栏目性质，按其自己的说法是“中央电视台的深度报道栏目”⑶，可是从字面来看，它应该是“调查类报道栏目”，那么这二者之间是否可以等同呢？“调查类报道”产生于美国，由揭发黑幕而兴起。它的特点是“以暴露或揭丑为核心，以社会的腐败现象、犯罪、政府官员的错误行为、内幕新闻以及被某些人企图掩盖的事实为主要目标”⑷。《新闻学大辞典》将它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某人某事进行的‘单项揭丑式’，另一类是针对某一方面存在的问题而进行的‘综合分析式’，也称‘新型调研式’，前者重在揭露政府和公共机关里某些人的违法活动及腐化丑闻，最典型的如对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报道；后者重在分析研究政府和公共机关及整个社会体制中存在的弊端”。那么“深度报道”又是什么呢？《新闻学大辞典》的解释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的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联系、矛盾演变、影响作风、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深度报道不满足于向受众提供简单的新闻事实，而是使新闻要素做进一步的深化，要求一方面剖析新闻事实的内部；另一方面展示新闻事实的宏观背景，从总体联系上把握其真实性。”。这么看来，深度报道的内涵要大得多，调查类报道显然和它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所以，《中国应用电视学》中指出，“解释性、调查性、分析评述性、问题探讨性等等一切具有思想内容深度报道都可归属于广泛的深度报道范畴”。这么看来，调查类报道只能算在广义的深度报道范围内，但它绝对不是狭义的深度报道，即新闻文体中严格意义上的“深度报道”。平面媒体中深度报道的体例已经比较完备，这样的报道例子也很多，最典型的就是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三色报道”，它由于涉及内容的广泛又被称为“全息摄影式”报道。电视形态深度报道较典型的例子现在还很难举出，这主要是因为电视的这种报道形式还刚刚起步，还远未到较完备的地步。

之所以区分“调查性报道”和“深度报道”这两个概念，目的就在于说明调查类报道只能承担起自己力所能及的报道范围，而不能代替分析性报道、解释性报道、狭义的深度报道以及可涵盖这三者的广泛意义上的深度报道，否则它也就不是调查类报道了。那么回到《新闻调查》这里，它的性质到底是“深度报道”呢还是“调查性报道”呢？不妨看一看它栏目的实际：新闻调查创办之初，定位语是“新闻背后的新闻，正在发生的历史”。到了2001年，新闻调查开播5周年时，他们已经鲜明的提出了一个口号：“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探寻事实真相”。新闻背后的新闻是什么，是调查；探寻事实真相又是什么，还是调查。如果说《新闻调查》刚创办时把自己定位于调查类栏目还只是一个尝试的话，那么可以说经过5年的实践和思考，《新闻调查》已经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了自己的生命所在——调查！所以如果要给《新闻调查》一个明确定性的话时，根据它的实际情况，认定它为“调查性报道”更准确一点。它自己所说的“中央电视台的深度报道栏目”，应该理解为广义的深度报道，它应该是一个属的概念。《新闻调查》是属概念意义上的深度报道，更是种概念意义上的调查类报道。明确这一性质，就是为了避免《新闻调查》混淆自己与其他报道特别是狭义的深度报道的界限以至自己负载过多的内容，也从而避免由于这种信息过载和定位模糊而给观众造成的不确定性和陌生感。

到了2001年，《新闻调查》提出了‘探寻事实真相’这个口号。在这个口号里，不但包括我上面所说的内幕调查，同时也包括对复杂问题的深层探究。这也许可以被叫做调查类节目的中国特色。”这标志着《新闻调查》对自己选题的认识已经到了问题的本质认识阶段。调查的本质就在于事物的真实情况没有显现或没有完全显现，所以才有调查的必要。到这里，《新闻调查》这几个字中的“调查”才完全摆脱了主要作为形式的限制，它已经成为节目内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节目中必须有值得调查的事实真相。当然，在节目的选题上，光有“探寻事实真相”是不够的，也就是说，不是仅具有“被掩盖的真相”的题材就可以成为《新闻调查》的节目内容。在这次会上，《新闻调查》提出了选题时的四项要求：有没有真相，是不是有需要反证或澄清的事实；这些事实是不是有关切度：这一事实有没有价值，是否反映出社会发展与变革中的典型特征；是不是有区隔性，即这样的选题会不会同时被其他栏目选中。这可以说是《新闻调查》在选题上达到了高度的理论化，它抓住了调查类节目最本质的特征：真相、关切度、社会价值。

文章的前一部分把《新闻调查》在调查类报道和深度报道之间进行了严格区分，可能会引起许多疑问：在目前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深度报道栏目的情况下，这样划分《新闻调查》的选题范围是否有意义？如果连《新闻调查》都不可以作深度报道类节目，那么深度报道又该让谁去做呢？这确实是《新闻调查》如今在实际工作中的两难境地：既要保持栏目特性，又要承担做深度报道的任务。在一个深度报道类栏目产生之前，这种尴尬局面肯定要持续下去。《新闻调查》不可避免还要继续做一些深度报道，这是电视事业发展的现状决定的，从实际情况来评价，对《新闻调查》的这种做法也不能求全责备。等有一天深度报道的量增多了，新的栏目自然也就出现了，那时《新闻调查》也就可以一门心思做调查了。文章的目的无意于对《新闻调查》目前的做法予以否定，但是区分调查类报道和深度报道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能够从学理的角度澄清自己的认识：在进行一些深度报道的同时，《新闻调查》必须时时记住自己的特质——调查，只有这样，才能使《新闻调查》以清晰的面目面对观众；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新闻调查》永葆自己栏目的生命。

参考文献

[1]袁正明等主编.《正在发生的历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1版.

[2]王晴川.《〈新闻调查〉定位何在》,载于《南方电视学刊》新网页1.

[3]央视国际网站,《新闻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