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左:情景喜剧第一人

5年前的一个凌晨，梁左在人民日报社旁自己的住所里，孤零零地去了，那天距他父亲——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范荣康去世不到一个月。梁左的房子不到50平方米，两间卧室里都有一面墙是书柜，现在他弟弟梁天在这里已经住了5年，他从来不看这些书，但也绝不会丢掉它们。梁天说，刘震云在追悼会上对梁左的概括最像他哥哥:“对人非常宽厚，内心非常孤独。当他进行了一晚上的创作后，他在街上散步，你会发现他的表情非常孤寂。这时他想想身边的事，感到特别凄凉。”梁左的一年四季都在这小屋度过，他的白天是别人的夜晚，如果能按正常作息睡觉，他会紧张地取消晚饭后所有活动，生怕兴奋过了睡不着。

王朔对梁左的评价是:“相声由于他的介入，曾经有一番中兴迹象;情景喜剧，说他是第一人略嫌肉麻却也基本属实。”

来自大杂院的喜剧

梁左也曾以为自己是要拿诺贝尔奖的，王朔劝过他:“相声你也祸害了，情景喜剧你也是头牌，该往我们小说里搅和搅和了。”他美滋滋地说:“真的，全瞧我了？”有时他在剧本里用了个特别得意的情节，就会和英达说:“老英达你看这个情节怎么样？我原本是打算留给我的小说——直接拿诺贝尔奖的！要不是你们都一死儿地求我，能这么随便用到这破戏里吗？”

在梁天的回忆中，梁左上小学时就开始发表文章，诗、歌词、大鼓、快板，没有他不写的题材。1977年又考上北大中文系，而梁天从部队转业后当工人，他们哥儿俩几乎不交流精神层面的内容。“他在这儿，我在那儿。”梁天用手比出差距极远的样子。母亲谌容是作家，也从未教过梁左写作，如果非要谈到帮助的话，那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当时说完《如此照相》的姜昆正面临事业瓶颈，来找谌容求教，遇到了梁左，也遇到了新写的小说《虎口遐想》。姜昆劝他说:“你写小说写多少篇人家才认识你？写相声上春晚一夜就红了。”梁左是最经不起恭维的人，当时就同意把小说改成相声。

姜昆也曾嘀咕过，梁左那些书呆子气十足的、纯书面语言的长句子组成的包袱，一般情况下是不符合相声创作规律的。可《虎口遐想》就是那时最火的节目之一，也是梁左反响最好的相声，这和他的相声选材有关。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梁左一直没有脱离基层。他曾在北京平谷插队，这段日子被他写成小说《太平庄旧事》，在《我爱我家》里，也能看到和平和贾志国对知青生活的回忆。返城后，梁左先是在教育部工作，对机关生活十分熟悉，后来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临终前，他的身份是北京语言学院的老师。他有很多年住在东直门的大菊胡同，每天跟街道大妈处在一块。他喜剧里最经典的一段是“七八十岁的老太太抓坏人，那坏人得多大年纪呀！”就是来自大杂院生活。

在他早期相声里，胡同生活的痕迹随处可见。物价、就业、街道工作，这些底层生活是他的主要题材。梁左的好友刘震云对他的分析十分准确:“首先是站在一个平民的立场上，这种平民的立场表现在，比如和朋友日常的聊天中，他所讲的故事基本上都是平民老百姓的故事或旧社会的市井故事，他对世界的这个部分特别感兴趣。但是如果只是把这些故事原封不动地说出来，大家上街随便去看场景就行了，就不需要再看梁左的情景喜剧了。他在写平民百姓生活的时候加进了很多知识分子的文化含量。正是这种文化含量使这些司空见惯的平民的生活得到了升华，这就是梁左的作品让所有人喜爱的根本原因。”

《灭鼠记》是梁左的一篇小说，后来改成了相声和情景喜剧，故事来自于他和姜昆下地方演出，在招待所遇到鼠害，姜昆被老鼠咬了耳朵。梁左为了加工这件事啃完了一本厚厚的《中国鼠类大纲》。他还经常劝梁天:“你要看《红楼梦》，看不懂也要咬着牙看，这对你揣摩人物心理很有帮助。”他自己为了看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就学了一年的西班牙语。

尽管生活在大杂院，梁左的知识分子习性不改，最了解他的人是英达，因为俩人经常“对讲学问”。有一次，梁左想出了俄罗斯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来难英达，没想到英达立刻背出前几句，原来这本书是由英若诚翻译的英文版。在梁天的记忆里，他哥哥最常交流的对象是王朔、刘震云等人，王朔一叫梁左参加饭局，他就会拿出中国文人的趣味，扭捏半天，质问“为什么不是三天前就请我？”直到王朔发火说:“反正我们都在这儿，你爱来不来。”然后梁左5分钟内就到了，他总在饭后说“受用是谈不上的”。但是在他们的观察中，梁左其实非常喜爱这类饭局。

王朔经常取笑梁左写的是“大众庸俗喜剧”，因为梁左管自己从事的事业叫“大众通俗喜剧”。梁天说，梁左从不以写喜剧为低人一等，他自己觉得相声幽默，所以才写。那时他写一段相声才挣50块钱，从居住条件看，梁左也实在算不上热爱物质生活的人。当情景喜剧的编剧不乏钱的因素，他当时缺一笔钱，英达又苦求他，他觉得面子、里子都有了，自然乐意。

《我爱我家》一直没有在北京台播出过，它在第一年获得的褒贬不一，有很多老干部看了不开心，认为文兴宇饰演的老傅有损老干部形象。第一集《发挥余热》就有讽刺性，准确把握了“老有所为”的心态。虽然这种讽刺是温情、善意的，那一年它还是被有的媒体评为年度最差电视剧，没想到如今成了不可逾越的经典。其实“老傅”这个人物有英若诚和范荣康的影子，剧中老傅的儿子姓贾，这就和梁左与他爸爸的情况相同。两个老头儿平时很爱开玩笑，他们看完后并不觉得被讽刺，反而很喜欢。英达也曾经对记者表示过，再也不可能有当时的环境。《我爱我家》基本上没有使用方言，被王朔称为“新北京话”写作，这在今天的喜剧创作中也很少见了。有业内人士认为，虽然是普通话，但这部剧中使用了大量的改良“文革”语言，像和平的妈妈说:“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不仅老太太，连贾圆圆也是满口这类词汇，在当时非常新鲜。有一集是和平生病，记忆回到了“文革”初期，老傅为了让时间进程加快，一挥手就粉碎了“四人帮”，顺便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了。在今天的喜剧中，这样的手法被反复使用。

梁左对马三立十分推崇，他举过一个例子:“我上比巴金，下比柳青，超过托尔斯泰，不让巴尔扎克，外国有马雅可夫斯基，中国有马三立！高尔基写《母亲》，我写《二姨》！短篇，中篇，长篇，稿费，源源不断，邮局汇款:‘马三立，拿戳儿！马三立，拿戳儿！’有了钱，怎么办？我先买一棉帽子戴……”梁左称这段是了不起的意识流，马三立上过高中，确实是老一辈相声演员中文化最高的。

梁左在相声中也没少用过他的文学底子，《虎口遐想》中的小青年掉进虎山，从众人解裤带想到姑娘的裙带，再想到自己的终身大事，就是一段意识流描写。

《我爱我家》拍摄时现场带观众，而不是现在室内喜剧用罐装笑声，梁天说，这要求演员必须熟记台词，如果NG，观众就笑不出来了。梁左的台词很难让演员即兴发挥，因为他写的时候反复念过，一定要达到琅琅上口的地步。如果改词，效果就出不来，当演员不好好背词的时候，梁左就特别着急。《我爱我家》的续集和《临时家庭》同时拍摄，投资方提出让梁左当导演，梁天记得，他哥哥那时别的无所谓，就是演员不记台词让他无法容忍，可他又是个好好先生，就是不高兴也不会说出来，别人叫他两声导演，他又乐得“张着两鼻孔往外冒气偷乐”（蔡明语）。

春晚“救命稻草”

梁左最直接帮助的情景喜剧创作者是梁欢，当时他们的父亲范荣康住院，梁左得陪护，他推荐妹妹梁欢完成一部分剧本。开始梁欢也不能进入状态，还是按照母亲的正统路子写，梁左是那种很能启发别人灵感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梁欢、臧里、臧希和张越都成为写喜剧的主力。冯小刚在悼念梁左时，曾提到过《小偷公司》给他的帮助最大，他每拍一个片子前都要听一遍，已经能背下来这个相声。

梁左给春节晚会做过7年的撰稿、策划，曾被称为“救命稻草”，他想说服从前的副台长洪民生写一个春节晚会回顾，洪说“不好写”，他又去劝姜昆，姜昆的回答是100岁的时候再写。梁左憋不住，自己写了春晚系列。对于春晚的衰败，他有自己的认知。“明星们无须再通过晚会来‘出名’，但必须通过晚会来‘保名’。他们参加晚会已不再是‘新闻’，但如果不参加晚会却会引发出无数的‘新闻’。明星们参加晚会的激情大为下降，而且演出的节目大多抱着不‘伤腕儿’(破坏名声)就谢天谢地的想法。”春晚刚开始的时候，明星们一演完就急着打电话，四处打听自己的节目反响如何，慢慢地变成急着收拾东西，赶紧回家团聚。春晚已经成了按时交的作业，失去激情和创造力。

对于晚会相声的衰落，梁左认为:一是时间不够，相声需要“三翻四斗”，在春晚不到5分钟节目时间里，根本没有“翻”的时间;二是把相声简单地归分“歌颂型”和“讽刺型”，歌颂型一路绿灯，讽刺型的要看讽刺的是什么，小骂帮大忙的可以，一旦触及到社会热点和真正的弊端，基本不保。他甚至不怕得罪人地讲过一个例子:维吾尔族演员克里木和回族演员常佩业合说《民族乐》，内容空洞，因被定为歌颂型，演员又是少数民族的，领导审查时说:按条件不够上春晚的，可是难办哪！梁左说他一直没理解:这有什么难办的？

他最后一次参加春晚，给姜昆的本子是《大船》，没有通过审查，后来给侯跃文的《侯大明白》倒是上了，但梁左认为实在不怎么样。他第二年从情景喜剧中找到了自信，再也不想参加春晚了。

梁天曾见证过中国喜剧的发展，自己也拍过一个情景喜剧《售楼小姐》。1987年，他参演了《二子开店》后，母亲谌容特地给他写了剧本《喜剧明星》，却没有达到捧红他的目的。1991年，以王朔为首的40多个作家成立了海马影视创作室，写了《海马歌舞厅》，一个作家一个思路，最后搞出个四不像。黄健中曾试图让梁天演正面人物，在他执导的《龙年警官》里梁天是一个警察，一出场观众就哄笑;黄健中不死心，还策划了《天生胆小》，虽有葛优加盟，依旧没有用。梁左劝梁天说:“你又不帅气，又不健美，又不是十八般武艺精通，还是依靠语言的魅力最重要。”他给梁天定位为城市后进青年，“《我爱我家》是我这类形象的总爆发，也是我个人演艺生涯的高峰。”梁天说，演完这部戏后，他就不怎么演戏了，转行当导演、开公司。

梁左曾经给姜昆写过相声剧《明春曲》，他临终前正在写的是《闲人马大姐》，他给梁天最后写的《有人爱没人疼》至今没有播出。去年梁天曾想把梁左的小说《侦破爱情》和《电影厂的招待所》改编成电视剧，后者描写了北影厂招待所、小食堂里各种寻梦的文艺男女青年，都不属于喜剧。在刘震云看来，梁左的笑里藏着悲痛和眼泪，他总是把沉重的事儿用玩笑的口气说出来。梁天也说:“悲到极限才能出喜。”就像他生前写过《我们死了以后会怎样》，也似乎带有某种预言性质。在他去世5年后，姜昆准备搞一个梁左作品专场晚会来纪念他的贡献;他的女儿梁青儿已经20岁了，在美国读英国文学，开始写小说，准备继承爸爸的衣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