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沈从文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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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5月10日，著名作家沈从文在北京逝世。作为一位文坛巨匠，1949年后，沈从文在困顿中找到突围之路，从文学创作转向文物研究，虽然有挣扎与苦痛，却换来自如和宁静。本文载于2014年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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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18日，行走在湖南横石和九溪的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接连写了两封信。见到一个老纤夫和船主为一百钱争执，他在第一封信里为“活着的意义”有感而发：
多数人爱点钱，爱吃点好东西，皆可以从从容容活下去的。这种多数人真是为生而生的，但少数人呢，却看得远一点，为民族为人类而生。
要像那少数人一样，把自己的意义投射到个人生活之外的社会上去。这是上午的沈从文在河上漂流的思考。然而下午，看到山头淡淡的午后阳光，水底圆如棋子的石头，他又有了完全不同的感悟——历史并不是那一套套用文字写成的，一代代人相斫相杀的宏大故事，而正是那“小小灰色的渔船，沉默的鱼鹰，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
这些东西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
将近一个甲子之后的1992年，25岁的张新颖在《收获》杂志上偶然读到了这封信。“以前我总是糊里糊涂地觉得沈从文很好，但是不知道他好在哪里，也不知道他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读那个信的时候，忽然理解了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也明白了沈从文后来为什么对杂文物那么用情。”
只读过小学、湘西行伍出身的“乡下人”沈从文，四十多岁时已经写出七十多部作品，名噪一时，雄心勃勃。然而在人生的下半场，他毅然宣布封笔。
如今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张新颖接受采访时说：“一般人是跳不出这个圈子，我要么写，要么不写。但对于一个人的事业来说，这些方式都没办法实现自己，都完蛋了，写和不写都完了。问题是沈从文能够从写和不写之间跳出来，找到了一个要做的事儿。”
那件要做的事儿便是——成为一个不起眼的杂文物研究者、解说员。数十年的漫漫岁月里，他克服外在条件的艰难和内心的痛苦，在这一领域筚路蓝缕，于喧闹暴戾之中，始终独善其身。学者傅国涌描述，“以后的三十年，中国少了一个作家，而北京午门下多了一个指点解说、抄写说明的老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是其中的结晶。”
如此的戏剧人生，上下半场似乎截然不同。但在张新颖看来，1930年代那个在河边参透“历史”的沈从文，已经为他的后半生埋下了浓重的伏笔。利用《沈从文全集》浩如烟海的资料，张新颖耗费10年所著《沈从文的后半生》最近面世。“从事杂文物研究是外部压力和沈从文内在主动选择的双重结果”，这是该书的一个主要内容。
“沈从文把自己看作河中的一枚普通石子。他的生命也是一条河。那些在别的作家笔下要经受现代考验和质问的普通人，到了他眼中变成了生活自在的、自身有着人性纯朴品质的人，所以他会在妓女身上、在船夫身上、在最下等的士兵身上看到庄严、诚恳、努力的东西，对他们的尊重和学习，不管是他从事文学，还是后来进行杂文物研究，都是如此。”
1948-1949：从崩溃到重生
1923年，踌躇满志的沈从文挟着铺盖在北京前门车站下火车。月台上的边城青年对眼前这座豁然敞开的古老城市说：“我是来征服你的。”
二十多年后，这座城池差点将他倾覆。
从抗战结束的次年回到北平以后，“民族自杀的悲剧”让沈从文忧心如焚。作为游离在国共两党之间的自由作家，他并没有明确的好恶倾向，始终警醒地和政治保持着适度的距离。
1948年11月，冯至、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等人参加了北大“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在发言中，沈从文将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比作马路上的红绿灯，表示“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
他没有接受北大国民党负责人陈雪屏的南下劝说，最终决定与朱光潜、梁思成等老友一道留下来。不过，他已然意识到，政治和政治的要求成了当下文学无可怀疑的前提。在给一个青年作者的信中，沈从文说“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这是我们年龄的人必然结果”。
两个月后，风暴来袭。北京大学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并在教学楼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这使沈从文感到极大的震恐，认为政治清算终于到自己头上，他写信给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城，三数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不久又收到恐吓信，随即发展成“精神失常”。
张新颖在和鲁迅研究学者孙郁对谈时说到，沈从文不是一个现代舆论启蒙产生出来的、可以断然和过去决裂的作家，他的自我乃是从他那个苗汉混居的偏僻山野一步步成长得来的，要在一夜间把自己从前的经验全然否决，对他绝无可能。
“梁思成是他非常好的朋友，他觉得清华也解散了，当然还可以照常做，很好啊，为什么不能接受？可是沈从文就是不能接受。从一代人共同的命运变成只有我一个人来承担这个命运，这个刺激太大了。”
1949年3月28日上午，沈从文在家里自杀，“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所幸被家人发现，后送入精神病院。
“有这个极端的行为也非常的好，就是我一个人走到绝望的最底部了，那么如果我还没有死，又活过来，那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再把我推向死亡了。所以这个自杀是一个新生的起点。以后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承受。”张新颖如是解读。
悲剧之后，沈从文的状态转为了“静谧”和自省。“重获新生”的沈从文甚至给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写信，劝他北上。貌似悖离本心，细想却可知，他何尝不是借着说服侄子来说服自己；而从此转型的后半生，他开始了“再不做就来不及”的新研究。
早年的生命密码
病情好转后，沈从文到新成立的历史博物馆工作，转攻古代工艺美术史。对于放弃写作，他并不惋惜，“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又说工美史的研究，“目下你们还来不及注意，过三五年就会承认的。”对即将开始的新事业，他充满了自信。
这份自信和热忱当中，埋藏着早年生活中的点滴“密码”：在湘西部队当兵时，沈从文一个月大概领3块钱的补贴，但有谁能够想象，在这个小兵的包袱里，有一份厚重的“产业”：一本值6块钱的《云麾碑》，5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5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
张新颖介绍，在《从文自传》里面，曾特别写到他20岁的时候，在“湘西王”陈渠珍身边为其保管书画、青铜器、古书，“所以他闲着没事的时候要给陈晒书，清点文物，他就会产生一个很强烈的感情。”
从湘西来到北平，青年沈从文方向未定，历史、文物、美术等书籍却是他的阅读之重。抗战时寓居云南，他也对西南文物中一些为历史和现代学人所忽略的东西情有独钟。
汪曾祺回忆：“我在昆明当他的学生的时候，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不知从哪里买了那么多少数民族的挑花布。沏了几杯茶，大家就跟着他对着这些挑花图案一起赞叹了一个晚上。”
张新颖用大量事实和实例证明，倾心杂文物研究，是沈从文自主而非被动的选择。在《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这篇文章里，沈从文便透露了这个选择漫长的“潜伏”历程：
我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生命其实是很奇妙的，他自己也不知道留了那么大的一个密码，到他后半生的时候，这个线索就非常清楚了。”张新颖说。
无人理解的杂物匠
面对着艰苦的条件和动荡的环境，沈从文总算是找到了重新支撑起生命的东西。他在1949年后期给张兆和的信里说：“我温习到16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1951年的信里，他还写道：“我爱这个国家，要努力把工作和历史发展好好结合起来。”
但他的周围，却不见得那么爱他。
时任文物局长王冶秋由郭沫若一手提拔，他觉得沈从文转行是文人避风，“沈是灰色的旧知识分子，是在旧社会培养的，要控制使用。”
在历史博物馆，沈从文拿不到必须的办公材料，甚至都没有一个办公室，他只好在午门城楼一条走廊的小角落放了一张办公桌。结果，他就这样在午门楼上和两廊之间转了10年。
他的两个儿子看不出他弄古董“有什么意思”，曾和他长夜争执。三人各自劝说无果，一齐抹泪。
沈从文还当过解说员，汪曾祺、萧乾等人都以此而为他不平；张新颖则认为，就当时情形看，那倒可能是他在博物馆上班时“最为放松、活跃、有意义”的时候。
58岁生日这天，沈从文在故宫陪美术学生们看了一天绸缎和陶瓷，十分疲累，回家后独自一人听贝多芬第九交响乐，觉得欢乐而清静。他给大哥写信说：“我总深信只要工作对国家整个向前有益，也就够了。个人吃点亏或生活寂寞些，都无妨。”
和30年前写短篇小说近似，他又充当了“打前站”的角色，例如绸缎研究，此前无人留意，近于空白点。助手王亚蓉回忆，“考古文物就数丝绸最麻烦。附着尸身，污染最重，又是文物中最脆弱娇贵的，是份费力不见好的工作。”
他最关心的是扇子、马鞍、镜子、衣物、酒杯茶杯等等无限庞杂的日常用品，而这样的东西在传统的文物界是不被当作文物的，“过去是不能卖的”。
张新颖由此前溯到1902年，“梁启超那时就说过，中国没有历史。看看二十四史，记载的就是为了改朝换代打来打去的历史，所以他说这个不是历史啊，真的历史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物产、劳动、创造，这样一个思想跟沈从文后来的思想是相通的。”
沈从文所做的杂文物研究，其实与博物馆系统最为相应；可悲的是，这个系统却并不“识货知人”。除了王冶秋，管业务的韩副馆长也曾说：“终日玩玩花花朵朵，只是个人爱好，一天不知干些什么事！”
这些领导认为，研究工作就是在书桌前待着。沈从文却从一己的经验提出“文物研究必须实物和文献互证”。这和1920年代王国维提出地上材料与地下材料互证的“二重证据法”异曲同工，但在几十年后的中国，却是“冒进”而边缘的。
1953年，历史博物馆曾在午门两廊布置了一个内部“反浪费展览”，展出的是沈从文买来的“废品”。譬如沈从文从苏州花30元买来的明代白绵纸手抄兵事学著作，还有花4块钱买来的宋代暗花绫子，机头上织有“河间府制造”等字样，主办者皆以为是“浪费”。
“他们用意在使我这文物外行丢脸，却料想不到反而使我格外开心。”沈从文不以为“耻”，却乐在其中，兴奋地带着各地来的同行参观。那些历博领导看不上的素纸或是花布，在他心里都不仅仅只是实物本身，还有更多艺术品和劳动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就像他早年从小银匠锤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从中发现工作成果以外劳动的细微情绪一样。
张新颖说，这件事除了表明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现实处境和政治地位，还显示出，从文物的观念上来说，沈从文的“杂货铺”和物质文化史研究，确实不被认同。
但沈从文却依然坚持故我。他在1968年所作的检查《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中坦承：“始终留在博物馆不动的原因，不是为了名、利、权、位……而是要解决一系列的所谓重要文物时代真伪问题。不是想做专家权威，正是要用土方法，打破在文物界中或历史上一切专家‘权威’，破除对他们千年来造成的积习迷信。”
整个后半生，“手头永远有活儿”的沈从文都将自己置于一种极度的急迫感中。1974年，他在东堂子逼仄的陋室不断接待来自各地的来访者，妻子张兆和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去屋檐下搭的简易厨房中躲避。因为担心沈从文“可能会招惹祸害，身体会垮下来”，两人闹起了矛盾。
沈从文说张兆和计较的是“小处”，他以为，“能这么把全部生命，放到工作上去”，是在社会的巨大变动中好不容易得到的“那么好的机会”，这才是“大处”。
《无从驯服的斑马》是沈从文写于1983年春的一篇未完成的作品。他在文中这样总结：“就我性格的必然，应付任何困难，一贯是沉默接受，既不灰心丧气，也不呻吟哀叹，只是因此，真像奇迹一样，还是仍然活下来了。体质上虽然相当脆弱，性情上却随和中见板质，近于‘顽固不化’的无从驯服的斑马。”
当我们怀念沈从文时，多会偏重其温厚、平易、隐忍，而容易忽略其性情中强韧乃至极端的“板质”一面。张新颖认为重要的是：“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在一个变动的时代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安身立命……在精神的严酷磨砺过程中去追求意义和价值，他的苦难和整个创造事业的主动追求是紧密相连的。”
与“二王”的忘年交
虽然得不到单位、同行，甚至家人的全然理解，沈从文却在后辈同道身上得到了莫大的慰藉。
1953年，朝鲜停战，志愿军军人王?第一次到北京，有一天一个人去看历史博物馆的展览，他记得很清楚：
我刚一进门，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五十来岁的人就站起来，跟着我看，然后就跟我讲。那是铜镜展柜，唐宋的铜镜，几十面，一个柜子。这一个柜子就给我讲了两三个小时，使我非常感动。两个人约好了第二天再来看。我就这样一个星期看完了这个西朝房……那个时候我有许多问题，对文物可以说一窍不通，这位讲解员就非常耐心给我讲，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
我一直没有问老先生是什么人，什么名字，越来越不好问。到分手的时候就非问不可啊。我说：“这么多天你陪我，我一直张不开口问你尊姓大名。我非常感谢你花了这么多时间。”他说他是沈从文，我吃一大惊。
一个解说员和一个参观者的相遇，在张新颖眼中，实在是一个太过朴实、温暖、美好的故事。不仅如此，王?在沈从文的参谋下选择工作单位，进了中科院考古所；对沈从文而言，他后来的研究工作也有了重要的臂膀。据说沈从文临去世几年，王?去看老先生，从来不敢进屋，就站在门外看着。因为沈从文“一见了他就会哭”。
王亚蓉最早是学绘画出身，经王?介绍也到了考古所。沈从文原想把她调到自己身边工作，在征得历博默许后，王亚蓉想尽办法得到了原单位的调动批准，不料历博领导不让她与沈一起工作，而让她到馆里摹古画。王亚蓉不愿让老人寒心，选择了拒绝。因为原单位已停薪留职，历博又不肯接收，王亚蓉有半年时间只能依靠沈先生每月个人资助的20元解决生活问题。
半路出家的“二王”白天在考古所工作，下班后准时到达沈从文东堂子胡同的小屋，仿佛从事第二职业。沈从文去世后，他的服饰研究事业也由他们来承传。“沈从文做的很多笔记字迹难以辨认，如果没有王?，《沈从文全集》中的文物部分不知如何才能面世。”张新颖深为感慨。“很奇妙，跟同辈不能讲的东西，跟下一辈可以。所以他们才是最理解沈从文的人啊！”
这种关系，就好似鲁迅之于萧军、萧红，有着那个时代特有的“跨代之交”的色彩。而这一抹色彩，成了沈从文后半生极为难得的亮色。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7年的曲折
“他在30岁的时候追溯自己的过去，写下《从文自传》，满以为可为后半生准备好一个‘自己’，却不料走向了从未想过的道路。然而他却让这条生命之河在急转之后流出了别样的宏阔。”张新颖说。
这宏阔中，寄托了沈从文最多心血的，便是命运多舛的《中国古代服饰资料》。原本是他在60年代初一人苦干的，毫无扶持。由于周恩来的关心，提出“给沈从文调8个助手”，此事才出现转机。
这本服饰文化的开山之作，对三四千年间各个朝代的服饰问题进行了抉微钩沉的研究和探讨。“原计划编写10部，由1964年初夏开始，前后不到8个月时间，本书主图二百幅，附图约百种，及说明文字二十余万，样稿就已基本完成。”
然而因为毛泽东关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批评意见，已经完成打样、只等着印刷的服装史，突然中断了出版。
张新颖指出，对于沈从文来说，讽刺还更深一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主要指的是历史题材的戏剧，历史博物馆的造反派“创造发明”地把《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也当成这种危害的毒草，哪里能懂得，沈从文苦心研究的物质文化史及物质文化中的服饰一脉，要讲的恰恰是普通人民创造的物质、文化和历史。
对时势心知肚明的沈从文早已知道结果，但就是不甘心。到年底，稿子还在赶改，只是他早把出版理想放弃，只担心将来“出乱子”。
乱子果然如预感中降临。“文革”中他一个做学问的成了“浮沫沉滓”，书稿自然也难逃被抄走的厄运。下放湖北期间，在手边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他纯靠记忆，把图稿中遗漏或多余处一一重记。“沈先生的脑子就跟那计算机似的。我们都不行。”两位助手回忆。
百般无奈中，沈从文以卑微而愤懑的口气向上级提出，只要让他回到那个“二丈见方原住处，把约六七十万字材料亲手重抄出来，配上应有的图像，上交国家，再死去，也心安理得！”然而他得到的只是冰冷的答复：目前博物馆还是主要在搞运动，至于他视如命根的资料还没有经过批判。革委会劝他“要正确对待”。
历经病痛和各种坎坷，拖延了约17年，这本更名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著作直到1981年才付梓出版。因耗得太久，沈从文已经心力交瘁，意兴全无。
黄裳评价此书，“完整的、严密的体系的形成也许还是将来的事。但现已露出地表的林立的桩脚都是结实的，多数是经得起考验的，而且也已初步显示出宏伟建筑的规模。”而在黄永玉和孙郁的眼中，该书本身即是部“很美的文学作品”。
据说沈从文自己说过，“后人再想搞，已经没有机会没有条件了。”50年代全国文物到北京巡展，他有机会亲眼见识，经手收购，而后人想研究也无从研究了。“再搞的人只能以他的为根基，还未必有他治学的态度。”
在无比艰难的日子里，除了这部长篇专著，沈从文还写了《中国绸缎史》、《山水画史》、《陶瓷加工艺术史》、《扇子和灯的应用史》、《金石加工史》等著作。
最打动立传者的，是传主生命的强韧。张新颖感叹：“当我们说绝境的时候，总会以为是很大的关口。但更折磨人的，是每天面临的日常生活的那些困窘和不堪。比如他在历史博物馆，上那么多年班，连个办公室和桌子都没有！在大的政治的不堪境遇之外，能面对每一天这样不顺心的琐事，就很不容易。沈从文不是完人，但他了不起，一边发牢骚，一边还干实事。”
文学心：从未泯灭，屡遭磨折
1949年之后的沈从文全力投入了坛坛罐罐、花花朵朵的世界，但他内心里的文学初心，从不曾消失。
50年代初在革大，一位朴实、寂寞的炊事员，让他产生了恢复用笔的冲动，他尝试写小说《老同志》。七易其稿，仍以失败告终。
1951年10月，沈从文曾随北京土改团前往川西参加了4个多月的土地改革。他在内江连亘的丘陵四野散步，褐土和甘蔗林相间相映，极静中听闻竹雀啾鸣，一切温和静美如童话景象，他那颗“创造的心”似乎又要回来了。
1955年，他还写过中篇《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张新颖说，“（后半生）相对放松的状态也只此一例。”那时沈从文还向王冶秋表达过，“如钻进去还是可以写的。”
但世事难料，几桩“变故”让他这份好不容易激发起来的积极性又几乎退到原点。
一是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在这本“具有奠基性质”的文学史论中，王瑶直指沈从文以湘西为背景的作品“奇异哀艳而毫无社会意义”；批评他写小市民“不缺乏多量的恋爱故事”；写底层人物，“都是只有一个轮廓”。总之，“观察体验不到而仅凭想象构造故事，虽然产量极多，而空虚浮泛之病是难免的。”
另一桩，1953年上海开明书店将沈从文一切著作的纸型完全销毁。在大陆的文学史著作中，“沈从文”3个字完全消失。与此同时，台湾也查禁了他的作品。
这两件事对沈从文伤害极大，也就不难理解，当胡乔木表示愿为其重返文学创作岗位作出安排，他却间接拒绝。
然而他内心始终盘旋着一个放不下的计划：张兆和的堂兄张鼎和1936年被国民党杀害，沈从文一直想以他为原型写一部传记式作品。1960年一开始，他希望能请一年创作假，完成这部长篇小说。
好事多磨，他不光饱受高血压和各种会议活动的困扰，心理上也不免顾忌：“怕错误似乎是共通心理，这也是好些作家都不再写小说的原因。”而且，固执的沈从文也不希望用《红旗谱》那种手法得到成功，但他自己习惯的“又不大易和目下要求合拍”。
他原计划在井冈山住下来体验生活，但到江西后，发现时变势移，已无从体验到创作张鼎和题材所需要的氛围，只好作罢。
他毕竟不甘心，向大哥沈云麓倾诉：“如能换个比较单一环境，有太阳可晒，有三几种青菜可吃的地方去，从容不迫写它一年，抄改个三五次，用12万到15万字，可能在完成后给读者一点儿有分量的印象和知识的。可是向谁去商量找那么一个地方？空想而已。”
60年代初，沈从文在青岛休养期间，张兆和给他写信：“我觉得你的看法不够全面，带着过多的个人情绪……你说你不是写不出，而是不愿写，被批评家吓怕了。”
沈从文于是写了一篇《抽象的抒情》，他说在当时的历史处境下，“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
1969年，沈从文被宣告“解放”。然而所有书信、自存文学作品样书、文学手稿等资料悉数不发还，将由馆中“代为消毒”。这一处理，把沈从文之前“妄想写得出新型短篇”的希望，连根拔除。
之后从咸宁到双溪的下放岁月，困于重病和无可慰藉，他又拾起了旧体诗。“这似乎是他找到的惟一还能做的事”，甚至打算就此“改业”。然而因为妻儿友人担心写诗可能带来意外的灾难，他的热忱也就此打消。
黄永玉认为，文学仍然是表叔内心深处的中心，他不愿接触那处“痛感神经”。但吊诡的是，沈从文曾起草过以黄永玉家世为内容的小说，题为《来的是谁？》。虽然只是个引子，情节却一波三折，扑朔迷离，是相对完整的篇章。
1971年，下放河北农场的黄永玉收到沈从文塞在牛皮纸小信封里寄来的这部小说，“情调哀凄，且富有幻想神话意味。（我）劳动归来，晚上睡在被窝里思索，老人在那种地方、那个时候、那种条件，（如何）忽然正尔八经用蝇头行草写起那么从容的小说来？”
但这部引人入胜的短作，终无下文。
“他在年轻的时候确实有很大的野心，我写的东西应该拿到世界上，这样一个大的愿望没有实现，中断了，所以让他一辈子都不甘心。所以以后不断地试。就像爱一个人，从来没有从心理上真正断过，纠缠了一辈子，这也是特别的情形……但他失败了，也只能失败。”张新颖总结。
1981年夏，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在寓所
沈从文是“个例”
对于政治和政坛人物的疏离和隔膜，沈从文从一开始就表现无遗。
50年代初在革大，他说自己“事事都显得十分落后，理论测验在丙丁之间，不会扭秧歌，又不会唱歌，也不能在下棋、玩牌、跳舞等等群体的生活上走走群众路线，打成一片。换言之，也就是毫无进步表现”。他也对革大当时的一些现象表示不理解，认为“学习既大部分时间都用到空谈上，所以学习实践，别的事既作不了，也无可作，我就只有打扫打扫茅房尿池”。
张新颖指出，不论是当时还是“文革”中，他做的自我检查都和别人迥然不同：“沈从文从来没认为他自己错，他的检查一读根本不是检查，有的时候还在表功，还在批评让他检查的人。这是非常特殊的例子，我还没有看到像他这样很硬气的检查。”
在政治活动之外，对于自己是谁、能做什么，他却极为清醒。张新颖多次提及的一个细节是：
1956年10月10日，五十多岁的沈从文走进山东师范学院。门房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什么也不干。”
他在文物室看了两个钟头。上午散学，学生们拥挤着出门去食堂，他夹在中间挤来挤去，没有一个人认识。
他觉得这样极有意思；又想，即使“报上名来”，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不知怎么一转念，想到了老朋友巴金：“如果听说是巴金，大致不到半小时，就传遍了全校。”接着又有点负气但到底还是泰然地想道，“我想还是在他们中挤来挤去好一些，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倒知道。如人人都知道我，我大致就快到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了。”
他并非圣贤，同代文人的做派、遭遇他都了然，内心也泛起过一丝微澜：“从生活表面来看，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了。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有名，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我既从来不找他们，也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
学者陈徒手多年来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研究。在他看来，沈从文属于个例，是“逃遁型的作家”，与文学运动基本上是脱节的，处于边缘的位置。这既是避害躲灾，又是努力适应，竭力想在困难的环境中做出自己应有的学术贡献。
“他和老舍、丁玲、赵树理截然不同，不是一口锅里吃饭的人。他只是应付于政协委员的差使，没有更多的参与政治的欲望。在这一点上，他与好友巴金也有较大的不同，他尽力压缩活动范围，不让自己随意激动，不轻易抛头露面，自甘于寂寞，只想在文物专业上发挥特长。沈先生的自控力超强，能耐住困苦和寂寥，不为形势所动，能消磨掉命运不公的不断侵袭。这一条特别突出，在那一代作家中只有他做到这个地步，其间有挣扎，有苦痛，但却换来自如和平安。”陈徒手告诉本刊记者。
王?说，沈从文不嫌境遇差，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权利。通知他去办理从历博调至社科院的手续时，他误以为是办理退休手续，嗫嚅着说：“我还能做点事，请不要让我退休。”有时，沈从文的固执到了让人担心的地步。历史博物馆打算把他的书删去文章单出图，有人建议他去找江青姚文元，因江青曾自称是他的学生，他说宁愿不出书，也不找他们。
然而，使沈从文痛苦的是，艺术或思想都不好的作品可以自由出版，有些人对国家有益有用的精力，却被无谓消耗了。一贯隐忍的他也禁不住抱怨：“时代十分活泼，文坛实在太呆板！”
回顾动乱年代，沈从文坦言：“十多年来和人不争名位，帮人做事总是赔本，学的通是过去人还不曾认真研究过的劳动人民文化……若比较公平的估计，我不会有太多错误。”
读者icancu这样解读：“他一生对政治的看法，可以说是肤浅的么？但确实是这样，政治这个层面对于一个野人来说，是第二层次的镜像，远逊于天地、自然、历史、人类。沈从文做文物研究，于他大概是最容易的路，是回溯，回家一样可心安。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味平静，波澜从未离开他的生命，只是因为他用自身的深广包容了它们，而显得那么平静。”
“文革”期间，沈从文的住房被占，家被抄了8次；书稿图籍、文物什物或遭掠毁，或当垃圾卖掉。他曾被分配打扫博物馆的女厕所，下放期间备尝事业凋敝和旧疾之苦。这一切，都被他用嘲笑、乐天，对美的细腻体察，一一消化。
据黄永玉回忆，“文革”高潮时，久未见面的叔侄俩忽然在东堂子胡同迎面相遇，沈从文装着没看到他，擦身而过。一瞬间，他头都不歪地对黄永玉说了4个字：“要从容啊！”
还有一次，他跟沈从文从东城小羊宜宾胡同走过，公共厕所里有人一边上厕所一边吹笛子，是一首造反派的歌。沈从文说：“你听，‘弦歌之声不绝于耳’！”
干校期间，他从咸宁迁到双溪，辗转劳顿，血压陡升。他还给黄永玉写信：“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一定喜欢）……”
“老顽童”的笑与泪
似乎是上天的告慰，晚年的沈从文在体力和精神上，竟有了一种非同一般的表现：不知饥饱，不觉疲累，特别是记忆力和分析力，复如40年前：“试搞了个廿多大小不一的文物专题，有的只四五天就搞出来了！”
他很认真地思考了这种“奇迹”的出现，认为是千万年来的人类把聪明才智多使用在得失竞争上，“所以把原始人的嗅觉、视觉、听觉，甚至于综合分析能力全失去了。理解到这方面时，将可设法恢复已失去的一切。”
听起来无比迂阔，却是他个人生命更高一层的亲证和体验。张新颖对此也颇为认同，甚至提出“学问滋养说”：如果你的学问做得足够好的话，学问本身会反过来滋养你的生命，前提是学问一定要做到那个程度。
1978年起，这个国度逐渐恢复秩序。沈从文离开了将他闲置近30年的历史博物馆。他开始获得了些微尊重，被侵占的老房子得到归还，还在社科院历史所获得了“研究员”的编制。
80年代初，傅汉思、张充和写信邀请沈从文夫妇来美。行前沈从文自嘲，此来只要如“熊猫”给人看看，便已完成大半任务。未承想，在美国3个半月，他到15所大学做了23场演讲，活动和收获都远超预期。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讲《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末尾说：“我今年78岁，依照新规定，文物过80年代即不可运出国外，我也快到禁止出口文物年龄了。……所以我在今天和各位专家见见面，真是一生极大愉快事。”耄耋之年的老人，自然呈现了一个生命的平和与坚韧，不卑不亢而童心犹在。
沈从文当然明白，听众期待听到他关于过往岁月的受难“证词”，但他未曾投合这种心理。在圣若望大学演讲《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最后他平静而诚恳地说：
许多在日本、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社会变动是必然的现象。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中国近30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地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作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
张新颖认为，不谈文学成就或许是低调自谦，避谈“文革”也有稳妥考虑，但上述这段话，却是老人的质朴之言，令人感佩。美国汉学家、沈从文研究学者金介甫观察到，对于沈从文的外国听众来说，这也是一次空前的经验。“他的语调既表现出中国伟大的传统学者所特有的那种无我的谦逊，又流露出一种欢欢喜喜的精神，因而听众说他活像一尊‘小佛爷’，一尊‘弥勒佛’。”
之后，年过八旬的沈从文回到他魂萦梦绕的故乡。
短短的回乡之行让沈从文清楚，变化较之不变，更为永恒。好在他过去的文字将那些美好留存下来：“四个县城是美的，最美的沅陵，就只会保留在我的文字记载中，一切好看清流、竹园和长滩，以及水边千百种彩色华美，鸣声好听的水鸟，也将成为陈迹，不可回溯，说来也难令人相信了。”
文学博士凌宇为写《沈从文传》，1984年6月接连有十余日和沈从文长谈。他常常说出一篇待验证的作品名称，沈从文摇摇头：“记不得了。”凌宇便复述作品的内容。还不等他说完，沈先生便孩子一样天真地拍起手来：“是我的，是我的！”
年纪渐长的“老顽童”爱笑，但也越来越容易流泪。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1985年，某杂志社的几个人来采访，问起“文革”的事。沈从文说，“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来访者中有一个女孩子，走过去拥着老人的肩膀说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没想到的是，沈从文抱着这位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
黄永玉在80年代曾得到一大张将近六尺的拓片，那是沈从文为民国内阁总理熊希龄某部属的殉职书写的碑文。字体俊秀而风神透脱之极。黄苗子看了说：“真不可思议！要说天才，这就是天才；这才叫作书法！”
书写时间是民国十年，即1921年，那时沈从文19岁。
黄永玉把拓片带给表叔看，沈从文注视了好一会儿，静静地哭了。黄妻安慰他：“表叔，不要哭。你19岁就写得那么好，多了不得！是不是？你好神气！永玉六十多岁也写不出……”
黄永玉描述，“（表叔）他转过眼睛看着我，眼檐一闪一闪，他一定在笑……”
1988年5月10日下午，沈从文会见黄庐隐女儿时心脏病发作。神智模糊之前，他握着张兆和的手，说：“三姐，我对不起你。”这是他最后的话。
晚上8时30分，他静静地走了。
葬礼遵其遗嘱未放哀乐，而改放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他生前最喜爱的音乐。
大时代的孤舟
沈从文去世了，国内的新闻却没有声音。巴金在家里一连几天翻看京沪报纸，找不到老友的名字。直到一周以后，新华社才发了简单的报道。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接到台湾记者的电话，问他能否确证沈从文逝世的消息。他立即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核实，令他震惊的是，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竟从未听说过沈从文这个人。“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现中国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哀伤。”此后，马悦然证实了沈从文与198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的事实。
沈从文去世8年后，《从文家书》出版。张兆和在后记里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这种直陈，在张新颖看来极具勇气，而张兆和一生对沈从文的包容和照顾，也令他肃然起敬。
2002年年底，在张兆和、沈虎雏、王?等人的努力下，32卷本《沈从文全集》终于出版，其中400万字在作者生前未曾刊发，且多为1949年后所写：9卷书信中有8卷写于1949年之后，这三百余万字书信“从数量上讲接近沈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总量”。沈从文的世界这才得以完整地呈现出来。
由此，张新颖发愿为沈从文的后半生立传。而“重新发现”沈从文的工作，仍将继续。
沈从文的后半生与文学交道不多，但“从文余脉”，犹存至今。张新颖不止一次提到，黄永玉近年的《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就是沈从文召唤出来的，算是弥补他未写完的《长河》的遗憾。”
还有侯孝贤和贾樟柯。张新颖谈到，前者1982年拍摄《风柜来的人》时面临很大困惑，杨德昌等“海归派”告诉他拍电影要有自觉的观念和方法。踌躇之际，他读了朱天文给的《从文自传》，豁然开朗。
“一个人可以承受那么苦难、那么恐怖、那么血腥的故事，可是即使有这样的故事，在太阳下面还可以看到温暖，还可以看到人性的美好，人的胸怀还可以亮一点，更大一点，由此建立了侯孝贤拍电影的自觉。”张新颖认为，后来侯孝贤拍的《悲情城市》，很明显可以看到《从文自传》的影子，“这个不仅仅是影响，而是说在他困顿的时候，翻开了一个自觉的观念，这是可以使侯孝贤受益终生的东西。”
在张新颖看来，贾樟柯的《小武》、《站台》、《三峡好人》等作品，也有沈氏风格。“如果我大胆一点地说，贾樟柯可能忘记了，在他创作《天注定》的意识里面未必想到沈从文，但《天注定》写的是什么？40年代沈从文写《长河》的时候，就是写在时代巨大的压力下，人怎么活，人怎么活不下去，人怎么变，怎么变成另外一种人，《天注定》写的也是这个。”
张新颖表示，沈从文传统从来不显得强大显赫，而是一点一滴渗透到具体的生活和文艺创作上，渗透到特别优秀的创作者身上。不管是侯孝贤、贾樟柯还是建筑师王澍，还是贾平凹、王安忆、莫言、余华这样的作家。
在喧闹的巨变时代，沈从文总能看到他人所不能见，感到他人所不能感。比如四川土改时，“每每听得锣鼓声，（他却感到）大都如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
“如果放在更长的时间段来看，这些东西确实就被吸收了。但这在当时很难想象。从意识形态上讲，这个思想是很反动的。外面翻天覆地的土改，到他那儿，一下子就没了。”张新颖说，“沈从文看任何东西，角度都会和一般人有所不同。他有这个能力，随时能跳出来。我们没有，所以总是被强大的时代裹挟着。”
在受访过程中，张新颖不断提及新书封面上沈从文的亲笔画，那也是让他极为动容的一个细节——1957年5月，沈从文在上海出差。他依照从窗口望见情景画了3幅速写：在红旗、歌声和锣鼓的海之外，一艘艒艒船还在做梦。一个人拿着个网兜捞鱼虾。网兜不过如草帽大小，除了虾子谁也不会入网。奇怪的是他依旧捞着。
在五一劳动节的日子，黄浦江的宏大潮流汇集和裹挟着人群轰隆而过，沈从文的眼睛依然能够偏离开去，发现一个小小的游离自在的生命存在，并且心里充满温热的兴味和感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张新颖慨叹，其实沈从文就是那个小小的艒艒船里的人，“总而言之不醒”，醒来后也并不加入到“一个群”的“动”中去，只是自顾自地捞那小小的虾子——投入到他后半生倾注无限热情的杂文物研究中。
“为什么很多比沈从文更有才华的人都浪费掉，而沈从文可以留下故事？这是我的书最想关心的东西。很多人都觉得，时代的力量太强大了，其实不是，一个普通人也可以跟他的时代构成非常有意义的关系。在我眼里，沈从文当然有他的才华，但是沈从文也是一个普通人。重要的是，他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做出了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构成了历史的意义。”张新颖说。
（参考资料：张新颖著《沈从文的后半生》，吴世勇著《沈从文年谱》，凌宇著《沈从文传》，金介甫著《沈从文传》，陈徒手著《人有病天知否》，黄永玉《黄永玉谈沈从文》，《助手谈沈从文（一） ——王?王亚蓉答《光明日报》记者问》，燕舞《那个像沈从文的张新颖》，豆瓣icancu发表的《沈从文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洪烛《沈从文的前半生与后半生》，搜狐文化频道专题《边城突围：沈从文的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