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513事件”爆发50周年，就当公民社会翘首期盼新马来西亚政府会有进一步的转型正义工程，如是时候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不过新政府却拒绝了这倡议。

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刘伟强回应各界称，成立513事件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是没必要的。宛如前朝政府“要稳定，不要乱”的主旋律，刘伟强部长强调“政府如今专注巩固人民团结和国家经济”。

然而“拼经济”和人权保障非得是相悖的吗？台湾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董事长薛化元表示，进入体制后的执政者所扮演的角色不一样了，执政者无法百分之百兑现政见是普遍现象，但“拼经济”与人权保障是否有必然性是值得商榷的，如同社会发生失序的事件，国家能处之不理吗？

什么是二二八事件

513事件是我国难以磨灭的历史伤口，那相对应于台湾的，就是“二二八事件”了，至今台湾仍在探寻真相的道路上。

二二八事件起源于1947年2月27日，当时台湾省烟酒公卖局缉私员与宪警单位在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马茶房查缉私烟时，因不当使用公权力，一位缉私员开枪误射群众，导致一死一伤，成了事件的导火线，进而引发2月28日起部分台北市民之请愿示威。

2月28日这天，民众前往行政长官公署前广场示威请愿，但却因发生公署卫兵枪击请愿民众，使纷乱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民众请愿惩凶的抗议演变为省籍冲突。当时仍在大陆的国民政府遂派遣军队逮捕与镇压台湾民众，造成大量民众的伤亡，台湾官方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估计死亡人数约1万8000至2万8000人左右。

1990年2月27日，虽然当时台湾尚未政党轮替，但台湾立法院却能首次为二二八事件死者起立默哀1分钟，那是当时台湾最高民意殿堂首次回应民间对走出历史阴影的期望。

至今，我国国会仍未对513事件的罹难者有过如此的宣示式举动。针对民间提出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要求，刘伟强部长以前朝所设立的国家行动理事会曾发表了“513惨剧报告”为由，而不愿进行更进一步的转型正义工程。

然而，半世纪前“513惨剧报告”真能回应民间追求真相的期盼吗？又能抚平受难者家属的伤痛吗？

反对力量崛起，打破禁忌

虽然已解严32年的台湾在历经民主化后，已有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二二八国家纪念馆等官方纪念场所，官方甚至在1995年10月7日推出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为二二八受难者及家属提供物质上的赔偿，但在追求更高层次的真相上却是远远不够的。

薛化元表示，回顾二二八平反运动的历史，戒严时期二二八在公共领域是被遗忘的事件，是无法讨论的禁忌，而这禁忌的被打破乃和反对力量的崛起有很大关系。

台湾是在1987年7月15日解严，而解严前夕的台湾社会已开始在转型，威权体制渐被动摇，民主人权运动开始蓬勃，如民主进步党在1986年9月28日成立。薛化元提到，在那时空背景下，二二八平反运动和其他人权运动产生相当程度的连接关系，随着民主运动发展，以往社会不敢谈的二二八事件也得到更多关注了。

解严翌年，李登辉接任去世的蒋经国成为总统。由于是首次由台湾本省人任总统，因此当时李登辉被社会给予很大期望会平反二二八，然而当时李登辉的表态却是“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

薛化元表示，实际上当时李登辉私底下请在中研院三民主义研究所服务的女儿李安妮，去请教该所学者研究员赖泽涵有关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以及政府应如何处理的意见，而且赖泽涵当时还是被视为比较亲国民党的学者。薛化元称，时间终究证明了李登辉是有意愿去推动平反二二八的，只是那时空环境不适当，当时李登辉刚继任，还未掌握党机器，国民党人仍有不同的意见。

李登辉是进入了90年代，才进一步掌握政府和党的机器，而当时台湾社会风向的改变，已允许他进一步回应民间诉求推动平反二二八，如1992年台湾行政院公布《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不过薛化元坦言，碍于当时尚未政党轮替，拥有二二八事件资料的政府部门，未必能够充分配合行政院对二二八事件的调查，因此李登辉时期的研究报告成果是有限的，但该报告已是重要的起步，也是后来研究的基础。

薛化元进一步说，因此2000年政党轮替后，陈水扁政府又挖掘了新资料，因此才会在2006年发布《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首度以官方立场指出二二八元凶为蒋介石。

尽管如此，二二八事件真相研究目前仍是进行式。薛化元分析，碍于当时陈水扁政府在立法院“朝小野大”，《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无法通过，才会有当前蔡英文政府所推动第三波转型正义工程，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也根据新的资料进行研究，并在今年内发布《二二八事件转型正义报告》。其中该报告的特点包括，许多台湾民众仍不晓得家族中有亲人是二二八受难者，该报告会更进一步揭露受难者名单。

由此可见，台湾这段过去72年的历史伤口仍未愈合，解严了32年与3次政党轮替，台湾各界对真相的追究仍在努力。

国家有为民探究真相的责任

当然，相信读者也明白马来西亚和台湾有很大的文化差异，513事件与二二八事件历史脉络各不相同，前者主要表现在族群间的冲突，后者乃国家暴力对人民的人权侵害。

对于二二八事件中的族群因素，即“省籍冲突”，薛化元的看法是族群因素并非二二八事件的重点，他说“大家常常以为二二八是族群冲突，是外省人、本省人的冲突。大家忽略了，国家暴力的伤害对象，也有外省人”、 “白色恐怖也不是外省人迫害本省人，是国家公权力对被统治者的施暴。”

薛化元强调，台湾政府给予二二八受难者赔偿后，也有不少外省籍受难者家属获得赔偿。薛化元表示，当初二二八平反运动并非全由本省人发起的，运动中的成员就有不少外省人，如1989年自焚身亡的台独运动者郑南榕，因此二二八不适合从族群角度分析，而是审视国家公权力对人民的侵害。

不过对于从族群间的仇视而引发的冲突，薛化元主张国家公权力仍旧有一定责任。

首先薛化元先从国家公权力对人民的施暴的层面来谈，他认为国家体制若没有转型的话，国家体制过去对人民不当的伤害将很难得到救济。而国家体制转型后，在民主宪政法治基础下，该如何面对过去的事情，就是转型正义所要面对的。

至于族群间的冲突，薛化元解释人民本该受到国家的保护，因此人民之间的仇视导致不当的施暴，不仅受害者理应受到国家的保护，而施暴者也应受到制裁。薛化元认为，各族群之间的伤害发生后，最终国家司法体系有无有效提供救济，就是要被检讨的事情。

最后，对于当前国民党如何面对二二八事件，薛化元观察到在政府是否应当要承担一定责任等方面，很多国民党高层未必反对，只是要追究到什么地步而已。

解严初期，虽然李登辉有意平反二二八，但仍有部分国民党人立场依旧保守，并发表争议性言论，如前行政院长俞国华曾就二二八事件平反与否而言:“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纷争，自古已有。当年满州人入关杀了很多汉人，满州皇帝也未向汉人道歉”，当时这言论令台湾社会哗然。

不过随着台湾社会的民主化，国民党内的时代交替下，也改变了态度，如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任内曾多次以国家领导人身分，对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表示道歉。

薛化元表示，其实这些年来朝野政党对二二八事件已有的基本共识，即该事件是不幸的历史事件，是国家公权力侵害人权的过去，不会有人反对过去国家在当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要求国家领导人必须出面为这段历史责任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