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在刑部第一次供辞

汪季恂别号精卫，前在东京留学时，曾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皆发之于民报，可不多言。丁末年(着者按：即光绪卅三年)孙逸仙在钦州镇南关起事时，曾与其谋。兵败后携炸药军器等出，潜以此等物件纳入书麓内，寄存友人处。后复在南洋各埠演说，联络同志。继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震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又自以平日在东京交游素广，京师如宪政编查馆等处，熟人颇多，不易避面，故闻黄君(着者按：即黄复生)有映相馆之设，即以三百元入股，至京居其处。黄君等皆不知精卫之目的所在，故相处月馀。后见精卫行止可异，颇有疑心，故映相馆中有人辞去。至于今日，思闻价言相馆中有事，故即往阅。知事发，不忍连累无"辜"(亲笔原供下半张字迹，已漫漶不辨，而抄本则书辜为"股"字，死为刑部书吏誊写时之笔误)，故复回寓，拟留书黄君自白。未至寓，遂被收捕。

汪精卫在刑部第二次供辞

自被逮以来，诘者或曰：今中国已立宪矣，何犹思革命而不已？呜呼!为此言者，以为中国已有长治久安之本，而不知其危在旦夕也。自吾党人观之，则数十年以来，其益吾民之悲痛，而不可一日安者，固未稍减于曩昔，且日以加甚者也。今之特立宪之说者，以为立宪则必平满汉之界，而民族主义之目的可以达。立宪则必予民以权，而民主主义之目的可以达。如是，则虽君主立宪，奚不可以即于治？以吾党人论之，姑勿论所谓平满汉之界，与所谓予民以权者，为果有其实否？即以君主立宪之制而言，其不能达济国之目的，可决言也。谈法理者，每谓君主仅国家之最高机关，有宪法以范围之，则君主无责任，而不可侵犯，故君主立宪，未尝不可以治国，此于法理则然矣；以事实按之，而有以知其不然也。大抵各国之立宪，无论其为君主立宪，为民主立宪，皆必经一度革命而后得之。所以然者，以zhuanzhi之权力，积之既久，为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非摧去此强权，无以收除旧布新之效故他。法国当路易十六即位之初，盖已几树立宪君主政体矣，而后卒不免于大革命，其故实由于此。此非惟民主国之法国为然，以君主国言，若英，所谓宪法之母者也；若德、若日本，所谓君主立宪政体之强国者也。今之言立宪者，多祖述之。其亦尝一按此三国之历史乎？英国无成文宪法，其所谓权利请愿，与所谓大宪章者，实由几度革命所造成，其宪法发达之历史，盖递迁迭变以至于今日者。法学者谓英国之国体，虽为君主制，而以其政治而论，实为民主政治，非虚语也。德国之宪政，由日耳曼诸邦自治制度，夙已发达，足以为其根本，故君主立宪之制，可行之而无碍。至于日本，则所谓最重君权之国也。其宪法上君主之大权，还非德国可比，微论英国。今中国之言宪政者，或谓宜以日本为法，或谓其君主大权过重，戾于法理，为不足学。吾以为前说固无足论，即后说亦徒为法理之空谈，非事实之论也。夫谓日本宪法，君主大权最重者，于法理上则然耳；至于事实，则大权固不在君主也。维新以前，幕府zhuanzhi，天皇仅拥虚位，是故倒幕之役，实为日本政治上之大革命。西乡隆盛以兵东指，德川幕府以兵迎降，政治上之大权，已移于维新党之手。于是德川归政，天皇总揽大权，要其实，则天皇高拱，国事皆取决于倒幕党之手。是故日本之宪法，以法文而言，则大权总揽于君主；而以历史而言，则其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固已一易而非其故矣。今以此三国立宪之成迹，衡之中国，乃无一相类，既非如英国宪法之以渐发达，又非如德国有自治制度以为根本，而又非如日本之曾经废藩倒幕之大革命。其zhuanzhi政体，行之已数千年，自二百六十馀年以来，且日益加厉，而所谓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在于君位，而政府及各省行政官，特为奴仆，供奔走而已!一旦慕立宪之名，而制定宪法大纲，其开宗明义，以为宪法所以巩固君权。夫各国之立宪，其精神在于限制君权，而此所言立宪，其宗旨在于巩固君权，然则吾侪谓如此立宪，适为君主权力之保障，为政府之护符，其言有少过乎？呜呼!如此之立宪，即单以解决政治问题，犹且不可，况欲兼以解决民族问题乎？夫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有密切之关系。民族主义，谓不欲以一民族受制于他民族之强权。民权主义，谓不欲以大多数之人民受制于政府之强权。然所谓强权者，即政治上之权力。今号称立宪，而其目的在于巩固君主之大权，是其强权，较昔加厉，其终于为民族民权两主义之敌，不亦宜乎？

论者又曰：此惟国会未开时为然耳；国会已开，则民权日已发达，故为政治革命计，当以速开国会为惟一之手段。为此言者，可谓惑之甚也!夫立宪所以巩固君主之大权，上文已言之矣，而国会者，即为此大权所孕育而生，如婴儿之仰乳哺，得之则生，不得则死。如是，国会而欲其能与政府争权限，以为人民之代表，庸有望乎？吾敢断言：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未有所变易，而贸贸然开国会，以生息于君主大权之下者，其结果不出三种：

一曰：国会为君主之傀儡，前此之土耳其是也。土耳其尝立宪矣，其宪法悉模仿欧洲君主立宪国条文。颁布之后，以亲佞之臣，组织内阁，以各省总督为上议院议员；以阿附朝廷之小人为下议院议员，粉饰苟且，殆如一场戏剧。未几，新内阁颓然而倒，而国会亦闭歇不复开，至昨岁而有少年土耳其党之大革命。

二曰：国会为君主之鱼肉，今之俄罗斯是也。俄自与日本战败后迫于民变，不得不立宪，其宪法条文之完善，较之意法大纲，相倍蓰也。其宪法由民党数少年囡囡。(此二字原本已漫漶不辨)所购得，较之今日所谓立宪，又不可同日而语也。然而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无所变易，国会终不能与政府之威权相敌，故自有国会后，以持正义之故，履被解散，议员之逮捕者，累累不绝，脓血充塞之历史如故；革命之风潮亦急激如故。

三曰：国会为君主之鹰犬，今之安南议会是也。安南隶属于法，法欲苛歛其民，而虑以是激民怒，乃开议会，以安南人之有资望者，为豪杰员，为会同员。每欲加税，辄开议会，使议决号于众曰：此议会所议决也。故安南有议会，实为法国官吏之鹰犬，协力以搏噬其人民者也。

由是观之，即如请愿国会者之所期，其结果不出此三者，请愿诸人，其果有乐于是乎？醉虚名而忘实祸，其罪实通于天也!

立宪之不可望如此，以故革命诸人，以为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此实革命党所久已决议者也。若夫避战争之祸，而求相安之法，则前此革命党人┅┅(此段原文有遗漏，据前清刑部档案封皮上之批注，谓系审案时辗转传送所散夫。)宪政体，则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之目的，皆可以达，而战争之祸，亦可以免，诚哉言也!或有虑此为不利于满人者，不知果不言立宪则已，如其立宪，则无论为君主国体，为民主国体，皆不能不以国民平等为原则。谓民主国体为不利于满人者，非笃论也。或有虑此不利于君主者，然以较诸鼎革之际，其利害相去当如何？历史所明示，不待详言也。所谓愿汝生生世世勿在帝王家，及所谓汝奈何生我家者，其言抑何惨也!设不亡于汉人，而亡于邻国，则法之待安南，与日本之待朝鲜，视去其国王，如一敝屣，而其国王，乃日仰鼻息以求活也。以较之日本德川幕府奉还大政，身名俱泰者，其相去何如乎？

上之所言，于国内现象，略陈之矣。至于国外之现象，其足使中国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者，尤令人惊心怵目，而不能一刻以安。国人于庚子以来，颇知敌国外患之足惧。至于今日，反熟视若无所骇，此真可为痛哭者也。夫中国自甲午战败以来，所以未致于瓜分者，非中国有可以自全之道，特各国平均势力之结果而已。庚子之役，俄国乘势进兵于东三省，久驻弗撤，实启瓜分之局。日本以均势之故，遂与之战，战役既终，而各国之形势为之一变。前此日英同盟，与俄德法同盟相对抗。迨日俄战后，而有日俄协约，有日法协约，有英俄协约。所谓协约，质而言之，实协以谋中国而已。前此欲谋中国，而各国自顾其利害，势有不均，遂相冲突，今则鉴于战祸，而以协约为均势之不二法门，一旦各国势力平均，则保全瓜分，惟其所欲。顾所以苟延至今者，以英法虑德为之梗，而日本又虑美国之议其后也。比年以来，日美之冲突，日以弭甚，数月前且有日美开战之说，而日英美同盟之议，嚣然大起，日本新闻从而论文曰：日英美同盟成立，则可以制支那老大帝国之死命，其谋我之亟有若是也。夫美富而日强，两国虽各怀敌意，终不敢遽如日俄之肇衅，则其彼此利害冲突之点，终必以协商定之。诚使英德法俄美日对于中国之均势政策略定，则自甲午以来中国所赖以苟安偷活者，至是已失其具，保全在人，分割在人，有为波兰之续而已。分割之惨，夫人而知之矣，抑亦知所谓保全者，其实祸无异于分割，国不能自立，而赖保全于人，已失其所以为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此所谓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者也。识者有忧于此，乃渴望清美同盟。夫同盟之目的，在于互相扶助他。故有两强国同盟者，而决无以强国与弱国同盟者。以强国而与弱国同盟，是必强者以同盟为饵，而钓此弱者也。前此之清俄同盟，是其例矣。夫国不自强，万无可以与他强国同盟之理，而非于国家权力发动根本上，有大变革，又无可以自强之理，爱国者可由此以知其故矣。今之谈国事者，不以此为忧，而顾以迩来中国与外国交际，其体面较优于前，遂怡然用以自慰。夫曩者中国所以不见礼于外国者，以其有贱外排外之思想，然虽如是，而俄人固尝以深情厚貌相结，而因以攫大利矣。今日国人之思想，已由贱外排外一转而为媚外，而各国之智，孰不如俄？知中国之所重者，不在主权，不在土地人民，而惟在体面，遂亦竞以深情厚貌相结，以期外交上之圆滑，而中国之人，遂以沾沾自喜。间有一二小小权利，得侥幸争回，则尤大喜欲狂，而于外国之协以谋我，瞠乎若无所见，此真燕雀巢于屋梁，而不知大厦之将倾也。此无它，由人人心目中以为已豫备立宪，凡内治外交诸问题，益可藉以解决，醉其名而不务其实，如相饮以狂药。猥曰期以八年，迢迢八年之后，中国之情状，真有不忍言者矣。

由此言之，则中国之情势，非于根本上为解决，必无振起之望，及今图之，其犹未晚，斯则后死者之责也。

自白

在每一本书正文的前面，照例应该有几句废话。这次我破例用了这自白两字。"自白"就是被指为一个犯罪者的供辞，是的，我确曾为了叁加汪政权而被作为罪犯；而且，又确曾于十五年前在法庭上写过自白。以自白体来为序文，因为有过这一段太宝贵的经验，我自信或许可以写得更为胜任愉快。

我曾经执业为律师，代人写过无数的自白书，而不料最后竟为自己写自白书了。我又曾经为无数的罪犯辩护，但当我为自己辩护时，却并不曾发生一丝效力。我当年写的自白书，原期获得法律公平的裁判，而结果反而被拿来作为"犯罪"证据。现在我再写自白，是呈献给我所有的读者，而且愿意接受读者们不论怎样的裁判。

我家圣叹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杀头，至痛也!无意得之，不亦快哉!"我却犯了杀头的罪名而结果并不曾杀头，不亦尤其快哉？圣叹又说："抄家，至惨也!无意得之，不亦快哉!"而我家竟得与红楼梦之贾府媲美，亦无意得之也，又岂不快哉？为此沾沾之喜，因乐于以自白名我序。

自白书中，应该沉痛地表示出若干忏悔之意，我现在衷心忏悔：忏悔于一生中搞政治，为报人，做律师这三项无可补救的错误。

我完全不懂政治手段的人，为什么要搞政治？像我不具有政治家心肠的人，又为什么要站到政治圈的边沿？"国家事，管他娘!"他人的娘，我又为什么想管？"天坍下来，自有长人去顶。"中国既有那么多的"民族英雄"，我是什么东西？又为什么也想去帮着顶？而顾亭林害苦了我，我中了他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书毒，不问那时是什么时代，什么世界，又是怎样的一个现状？盲人瞎马，胡闯乱撞，最后的为罪犯，写自白书，还不千该万该!

过去我以为报人是一项清贵的职业，清得号称为指导舆论，贵得自命为无冕帝王。因此，我选择了这个职业。不意四十年浮沉其间，使我知道报纸只是政治的工具，有时且是一个政权的帮凶。同一个人，同一枝笔，于局势多变的时代，可于炎凉易势之中，显出臧否无常之妙。"替天行道"的法庭判你为"罪犯"报纸更添油加酱地指责你的罪状了。我骂完了别人之后，不意竟让别人骂我。我忏悔!我得到了报应!我选择错了一个专事吠声的职业。

我一向天真地视法律为庄严神圣，甚至我费了多年的时间去加以研习。当时我做律师的时侯，也俨然以保障人权自负。但我忘记了中国"法律不外乎人情"的一句话，有钱好使鬼推磨，我曾为了保障人权而向"替天行道"的法官们关说贿赂，而得邀网开一面。但至自己被指为罪犯时，一样也行贿求情，虽荷末减，却又并不能网开一面。我经过了一次体验，使我明白法律也者，以之为欺世惑众的工具则可；以之为立国之大本，社会之准绳，将无异如痴人之说梦。一场官司，却给了我十分宝贵的启迪。

际此本书第三册发行之际，我应先感谢读者对我的包容。为了偿付每天的文债，每一章都是仓卒成篇。为了顾虑周遭的环境，若干地方不得不隐约其辞。而读者厚我，本书于上中册出版之后，更纷纷对我加以督责与鼓励，希望不草草结束。于是本书又例外地于上中册之后，继之者竟为第三第四册了。更承日本时事通信社长谷川才次先生，经多方审查，尚不以我笔下所写的为臆造，要求将日文版的版权让渡，且已与我签署契约，现正延请名家，从事日译，预定赶于本年九月份在全日本发行。使汪政权的一段往事，能够让日本方面的朋友读了，于事过境迁的今日，或许为之哑然失笑。这更是我一项意外的收获。

最后，我更得对政府道达我的无限愧谢之意。当年让我置身牢狱，我是律师，恰如做医生的更多了一次临床实习的经验；我是报人，更使我有实地采访的机会。政府慷慨地让我获得那么多见闻，吸收了那么多资料，真是万分成全了我，使我于现在飘泊潦倒之中，得以摭拾旧闻，疗饥易粟。更使本书得以详叙收场之经过，而无负于读者之殷望，其亦有塞翁失马之意乎？是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