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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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文化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特地加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这“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指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叫“资”，古代王朝叫“封”，不与中国好的共产党国家叫“修”。8月，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那“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旧）”就是“封、资、修”。山西省会太原市委书记袁振从中央文件里感悟出了里面的真正精神，决定把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只保留十几处，其余通通毁掉。芳林寺只用一个上午就全砸毁，国务院重点保护单位晋祠几座殿堂的塑像也砸掉，至于大批木雕像，当然是劈成木柴送进厨房。（孙涛《虔诚与疯狂――山西“文革”及太原五中学生刘灏十年沉浮纪实》）不过，这样的书记在当时不占主流，真正引领“破四旧”风潮的是革命学生。
1966年6月，学校停课，学生们在领导人“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提示下，在8月喊出了“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 8月17日，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8月19日，中学红卫兵（还有少数大学生）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导北京红卫兵的革命行为。8月23日，全国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报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人民日报的社论标题为——《好得很！》。于是，“破四旧”运动迅速席卷全国。
颐和园位于北京体育学院附近，这给了北体的学生显示其革命决心的有利条件，他们在颐和园内仔细搜索，凡是画了人物的，一律用白漆涂刷覆盖，仅留下花草不予革命。四川什邡县慧剑寺，唐朝就存在了，寺内有宋代画像和明代高手画的五百罗汉像，都被灰浆涂抹而彻底毁掉。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留有许多古代壁画，学生将壁画中的人物眼睛挖空，或直接将壁画用黄泥水完全涂抹。北京市有11万4千户被抄家（《当代中国的北京》1989年版第一卷第168页），上海市，总理周恩来说“抄了十万户资本家”（1966年9月25日周恩来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偏远僻乡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有565户被抄，江苏江宁县一个禄口公社就有308户被抄，上海奉贤县青村公社315户被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帐拿出来展览……”梁漱溟回忆：“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
学生破完四旧的物质，开始把对象转移到个人形象方面。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陈再道回忆录》中写到：“我们遇到了红卫兵设的路卡，正在检查过往行人的着装。……只见那些红卫兵的手里拿着剪子、榔头等工具，对那些着装打扮不革命的人，采取着非常革命的行动：有的长辫子被剪没了，有的怪发型被推完了，有的高跟鞋被锯掉了，有的火箭鞋被砸扁了……尽管这些人在和红卫兵讲理、央求，反抗，可是在‘这是革命行动’一词的压力下，无一幸免。” 结果，一些头发留得稍长的海外华人、港澳同胞回国探访时，一到广州就挨了一剪子。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接见他们时说：“不要见怪，你们看到我们这样好的后代应当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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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城市的学生青年基本都到农村去了，“破四旧”运动终于停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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