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痛批国名党当局:无官不贪、无财不刮

导读:马寅初的“左转”,简而言之原因有三:马寅初本人的士人气节、家国情怀和性格倔强,蒋介石的严重误判和国民党的严重腐败,中共尤其是周恩来高超的统战策略、斗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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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完全恢复自由的时间,一直延至1944年12月。标志事件是12月21日,时任重庆大学校长张洪沅请示朱家骅,希望马寅初能返校授课,得到同意。显然,这个“同意”,不是朱家骅而是蒋介石才能拍板。1945年1月,马寅初再次受聘为重大商学院教授。猛虎归山的马寅初,不改初衷,抨击时弊的热度、辣度犹胜昔日,政治立场明显“左转”。

国共内战时期,他全面否定国民政府的财经政策、国民党的贪腐权贵,甚至公开与蒋介石唱“对台戏”。例如在《中国战后经济建设问题》中重翻旧账,说:“五年前我主张征收财产税,就派了宪兵、特务来把我关了起来,说我是共产党。五年后的今天,立法院通过要征财产税了。如果我见到蒋先生,我要对他说,你就应该把这些人一个个都关起来呀!”

蒋介石曾气急败坏批马寅初是“嵊县强盗”,雄辩的马寅初则说自己是“嵊县强道”,即强大的道理;国民党的大官将领不是“大道为公”,而是“大盗为私”。

1945年5月8日,他在交通大学演讲时说:“今天这些当朝的人,他们的哲学是‘无官不贪’、‘无财不刮’,靠这些人能建设好中国吗?”

“这些大官们,国民党的将领们,他们吃的是鱼肉、穿的是丝绸、住的是高楼、坐的是汽车,扪心自问,他们应当觉得卑鄙不堪,有何伟大之可言,孙中山先生说过‘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现在这个天下有什么道,这个世界只有强盗的盗,而没有道理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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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马寅初离开重庆前夕,书条幅“碎身粉骨不必怕,只留清白在人间”,赠学生、重庆大学爱国运动会主席许显忠。题词的出处来源于谦的托物言志诗《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马寅初与于谦一脉相承,以石灰自喻,决意不畏艰险,不同流合污,清清白白做人;决意不畏牺牲,以天下为己任,为社稷苍生“粉骨碎身”。

1946年6月13日,杭州二十多所大中学校一万多人集会游行,抗议蒋介石同美国签订《中美商业条约》,反对发动内战。游行前一天,时任浙大校长竺可桢拜访马寅初,希望他在次日演讲中保持克制态度,将游行口号控制在停止内战范围内,不要挑战国民政府的权威。竺可桢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余谓内战中共、中央均须负责,但寅初则谓政治协商会之定案二中全会首先推翻,故中央应负其责。余谓若明日军警阻止,必发生事端。寅初谓如此则事端扩大,庶几国家之福。余甚以此说为不然。”由此可见,马寅初的政治立场已比竺可桢更左翼、更坚决了。

第二天游行即将开始,马寅初出现在主席台上,发出“狮吼”:“中国弄得这样糟!为什么会这样糟?一句话就是没有正气”;“中国就有那么一批人,唯恐天下不乱,社会越乱,他们就可以趁机发财,我坚决反对内战,今天大家出来维持正气,来反对内战,机会非常难得,我虽没用,但绝对要跟着大家走。”在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马寅初结束演讲并参加游行,一直站在最前列。

后来考入浙大的陈永秉,在杭州街头亲眼所见马寅初的昂扬斗志。当时下了一阵雨,有同学离开躲雨,但见马寅初不为雨淋所动,躲雨的同学又回到游行队伍继续前行。(陈永秉《我所知道的马校长的二三事》)

1948年5月20日晚上,浙大学生自治会为纪念“5·20”惨案一周年,在大操场召开营火会。马寅初应邀出席并演讲,到场时带来铺盖行李,做好被捕入狱的准备,相当于武将抬棺上阵。此举震烁朝野,一直被人津津乐道。他开场白就说:“今晚兄弟来此给同学们讲演,如有特务在场,请注意,你们如要抓我,应先让我把演讲讲完,我是带铺盖行李来的,我马寅初死都不怕,还怕进监狱吗?!”千余名大学生报以热烈鼓掌,经久不息。

马寅初随后切入正题:“今天兄弟给同学们的讲题是‘旧中国经济的十大死路’。”已是浙大一年级学生的陈永秉,在《我所知道的马校长的二三事》中描述马寅初演讲的现场氛围,“开始讲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侵吞国家资财投靠美国,卖国求荣,丧权辱国,经济凋蔽,民不聊生。每讲一句,都获得浙大学生如雷鸣般的掌声,会场气氛十分严肃而活跃。反映了马老铁骨铮铮的凛然正气,令人敬佩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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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1940年被捕,是他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关系从支持、疏离到陌路的转折点,也是他与共产党和周恩来的关系从接触、默契到信任的转折点。他的“左转”,简而言之原因有三:马寅初本人的士人气节、家国情怀和性格倔强,蒋介石的严重误判和国民党的严重腐败,中共尤其是周恩来高超的统战策略、斗争策略。吴敏超在《马寅初被捕前后──一个经济学家的政治选择》一文中,对马寅初的政治立场转变、前因后果有比较详细的考证。

其实,马寅初在《共产主义与中国资本》、《马克思在中国有实行之可能性否》(《马寅初全集》第3卷、第4卷)中,对马克思的学说有保留。他指出,马克思学说在美国等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国家未必适用,在生产落后的中国更不可能采行。

1938年,他在《战后经济复兴问题》演讲中,不认同中共的阶级斗争论和革命主张,“以我国目前情形观之,有知识之人,往往喜唱高调,与事实离开太远。……读书人之思想不致过于激烈,而事业界亦不致过于保守,社会秩序,始能安定。先求社会安定,而后可以言进步。革命系激烈的,流血的,进步是和平的,按步就班的。循序渐进,不激不随,此进步之真义也。”这与胡适、傅斯年等知识界领袖的“渐进改良”社会改革方案意见一致。

马寅初还质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不仅仅由劳动产生,还包括技术、管理、经营等很多无形资产。(《马克思价值论之批评》,《马寅初全集》第4卷)陈独秀对此反驳,以“撒翁”为笔名发表《马寅初又来出博士的丑》,毫不客气地指责马寅初不懂马克思价值论。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完善单纯的按劳分配制度,“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可见,马寅初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扬弃,切中要害,先声夺人,走在陈独秀之前,走在中共之前,走在时代之前。(山水微言)

责任编辑:吴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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