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斋·六月春拍】施蛰存的金石收藏之路

不同时期的施蛰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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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是三十年代文坛的风云人物，他在近代中国文人中是幸运的，因为他足够长寿，在晚年亲眼看到了自己获得了众多荣誉，看到了自己的著作一本本印出来。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先生已经基本不事新作，而集中整理出版过去的著作，“双百”是其中的代表作，2001年出版的《唐诗百话》已经是数次重版，而《唐碑百选》，也是在2001年出版的，两者涵盖了他一生所钻研的文学、金石领域。2002年他与草婴、钱春绮等一同获得首批“中国资深翻译家”的荣誉，又是对他在外国文学研究上的肯定。

施蛰存晚年，除了整理出版自己的过去著作外，也常常写闲散文章发表在《新民晚报·夜光杯》等处，也多与上海本地的文人，如黄裳、周退密是等交往频繁。来探访先生的人络绎不绝，大多是文学、金石这一脉上的同好、晚辈，与先生不熟悉的来访者，最感兴趣的恐怕是三十年代先生与鲁迅的公案。

那时候先生和戴望舒、刘呐鸥一同办《现代》月报，开始时与左联关系还不错，1933年鲁迅的著名杂文《为了忘却的纪念》寄给现代月报，没编辑敢发，还是施蛰存拍板说“发”。但后来施蛰存号召年轻人多读点《庄子》和《文选》，鲁迅是认为中国人要么“抱着古文而死掉”，要么“舍掉古文而生存”，“只识拉丁文的人来搞，中国文学才有前途”，而施蛰存这是搞复辟，于是两人开始笔战，鲁迅还发明了“洋场恶少”、“第三种人”的称号，这两个称号在后来也给先生造成了很大影响。

鲁迅先生像

七十年前的旧事，已经染上了回忆的陈旧的金色，与来宾交谈时先生旷朗地侃侃而谈，已经把过去视作可爱的趣事。

2001年先生相濡以沫的夫人陈慧华不幸去世后，施先生的精力不济，会客渐少，偶有见客，兴致也不高，在施先生逝世前的几次会客中，与河南崔耕先生的会面，可算是很愉快。据载，见到了崔耕后，先生“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交谈后送了一本新出版的《唐碑百选》，还拍出两百块钱，让人带崔耕去吃饭。崔耕是石刻专家，两人的通信约是在文革行将结束的1975年开始的，从1975年到新世纪，两人通讯频频，讨论学术，可谓知交。崔耕为先生在河南收购了大量碑帖，充实了先生的箧藏。

其实先生的金石收藏，文革后反而不及五六十年代收的多。大规模的购藏，是从五十年代末开始，先生把很多藏书卖了，换成了碑帖。从那时候起，金石在先生的学术和生活里占据了很重的地位，日记里几乎每天都有和金石碑帖相关的记载。

先生收碑帖向来是读书人的收法，一个是追求整纸拓，因为便于研究；此外要追求数量的全，因为除了那些向来有名的碑外，其实很多不知名的石刻，对历史、文学、书法的研究也有较大价值。如他在复崔耕的信函中曾说“搞文物工作，正要小大不遗”。先生收碑帖石刻的拓片，也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因此先生并不是“收”拓片而已，而是用这些藏品作了大量研究。关于金石的著作，先生著有《水经注碑录》、《北山集古录》、《金石丛话》、《唐碑百选》等，可谓富庶，他是学者型的研究，往往将碑文、考据与文史典籍联系，旁征博引，这非极丰富的学识不可，今后恐怕难有类似的著作了。如果说，清末的金石学是由吴大澂、端方这样的贵胄和王国维、罗振玉这样的文人引领的，则称先生为新时代金石研究的引领者之一，亦不过誉。

结合先生生平，他收拓片可能是出于几方面原因。其一，原来在民国时期，拓片被称为“黑老虎”，价昂难得，五十年代后，故家的文物大出，先生力所能及，故开始收取；其二，当时情势，不适合多持旧书，也不适合作古代、西方文史的研究，故卖出旧书换取无碍的拓片，研究无碍的金石学；其三，向来的兴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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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是有兴趣，不然无以支撑。在先生第一部金石学著作《水经注碑录》的序言中，略叙收碑拓的最初缘起，提到抗战在云南时期收了云南当地的碑拓，二爨、孟孝琚等，当然，这似乎也不是先生开始金石之最初。若从头说起，先生的父亲施亦政是读书人，后来应陆懋勋聘，担任松江履和袜厂的经理，因此先生从小家境殷实，由于从小居住在松江，自认为是松江人。父亲藏书多，有些印谱这样的金石书，先生小时候就经常拿出来欣赏，那时候对篆刻印章即有兴趣，曾仿“钱塘苏小是乡亲”，找人刻了一方“家姊是吴宫美人”，被父亲讪笑，在羞愧中把印面磨去。不过施家容貌向来好，施蛰存年轻时俊朗自不提，妹妹施绛年曾是戴望舒梦中情人，戴望舒的长女戴咏素曾说：我表姐认为，施绛年是《雨巷》中“丁香姑娘”的原型。

后来入杭州之江大学外国语文系，虽然因家学的缘故，先生旧学功底深厚，但当时社会热潮是新文学，先生又读的外语专业，自然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二十年代开始，主要精力在阅读、写作诗歌小说，后来和戴望舒、刘呐鸥一起到上海办杂志，那时先生年轻，但也成了文坛的风云人物之一，他的小说《鸠摩罗什》、《将军底头》等，运用大量现代派的精神分析、通感写作，形成了我国近代文学史上称为“新感觉派”的文学流派。

施蛰存先生主编：《现代》

在上海办杂志写小说的日子，虽然有与鲁迅的论战，但在生活上是富足的，而且“谈笑有鸿儒”，因为办杂志的关系，先生和当时文坛大多数名家都有交集。这时候似乎未见有明确的关于收藏碑帖金石的记载，仅1934年周作人日记记载收到“施蛰存君寄来拓本一束”。三十年代金石研究是时髦的事情，鲁迅早年常逛旧肆买碑石拓片，因此当时先生可能零散获得或买了些，但并不成规模。

安逸的日子在抗战爆发时终结了，1937年先生33岁，住在松江县城。时局已乱，日机每日轰炸，松江旧宅被毁，所藏“明版书二百余部”付之一炬，此时尚未提及毁去的文物中有碑帖。是年，先生与妻陈慧华商定去云南暂避，历时近一个月，经浙江、江西、湖南、贵州等省，抵达云南，在云南大学文史学系授课，这个时期，因为教学工作的关系，先生的精力从西方文学转移到国学。大概在1938年，先生曾自述，认为自己的小说对抗战毫无意义，自此封笔，专心国学。

在云南期间，与先生最亲密的是吴晗和沈从文。吴晗经常和先生一起打桥牌。云南多古迹，羁留云南的文人们课余探访，先生就曾和吴晗一同探访当地夷人乡寨。二爨、孟孝琚等名碑所在自然也是必访之处，《水经注碑录》序言中所提到的云南数种名碑拓片，就是在这期间获得的。昆明那时还有一条旧货街叫“佛照街”，专卖古董旧货，因各地文人汇集到昆明，佛照街格外热闹起来。1938年，有一次先生和沈从文一起逛佛照街，发现了两块老绣件，沈从文当时已经对古服装感兴趣，劝先生买下来。另外先生也受到沈从文影响，收了些缅刀、缅盒。先生对书以外的古董发生兴趣，可能就在那时。1939年云南新掘一残石鼓，也由先生担任监拓之职，得到了初拓本。

抗战时期先生并未像其他文人那样久居昆明，而是多次回沪探亲，在由云南途径香港回沪的时候，在香港摩罗街古玩店买了北宋砖志的拓本。

先生数次在沪、昆间走动，后来懒得再车马频繁，即在被日军包围但并未沦陷的厦门大学寻了一个教职安顿。先生对金石的兴趣继续发展，1943年，泉州县长石有纪赠《北宋万安桥记》拓片，此事《水经注碑录·序》中也提到。抗战时期厦门大学迁徙至长汀，期间先生还去寻访过《福田寺三门碑》旧址所在，但碑已不存。

抗战结束后，先生在文坛辈分渐高，学术著作及译作不断，更作为曾与鲁迅笔战的人物，已大名鼎鼎，如黄永玉本是性情中人，就极佩服先生敢与鲁迅论战。返沪后先生重操旧业，创办杂志，据黄裳先生回忆，与先生初次相识就是那时候，先生邀他投稿，杂志名称是“《活时代》”，当时先生还担任《大晚报》的主编，生活境况较抗战时期已明显改善，有余钱收古玩。周退密先生曾回忆，大概在1948年的时候初次见到了“大名鼎鼎”的施蛰存，“知道他喜欢碑帖，又有不少收藏”，一见如故，引为知己。可见大约到解放前夕，先生的碑帖收藏已颇成规模，他交往的“鸿儒”，除了以往的文学家，也开始与诸收藏家建立了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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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先生到华师大任教，此后数年，渐渐地卖掉了收藏的中西文旧书，换成碑帖。1957年失去授课资格后，空闲时间全力购买碑帖，研究金石，这段时间先生购买极凶，多时一天可以买数十张，碑帖的来源途径有多种。

比如在早期，每周去朵云轩逛一次已成习惯，先生藏品的很大部分即来源于此，直到现在，老一辈的朵云轩职员还记得当年先生常去买碑帖的事。朵云轩的碑帖来源多为市场收购，解放后旧家出的书画碑帖有不少为朵云轩收去，自然不乏旧家、名家的藏品，先生也从中收取了很多。本专场中可见到诸多名家旧藏，像于右任、陈运彰、陈柱、姬觉弥、端方、刘公鲁、马君武、徐乃昌等。那时虽说旧家贱卖，但碑帖价格也不便宜，先生自己提到，六十年代初花了五角买《司马长元刻石》二纸，同时代吴昌硕一幅画卖20块钱，先生尚嫌贵。

又比如，那时上海的主要碑帖商贾，黄小玄、李道生、曹裕仁、戈子培（“钱应瑞夫人之兄”）都曾售碑帖予先生。特别是60年代之后朵云轩碑帖供应渐少，先生只能从市场上搜罗。比如本专场中的张处芳旧藏，据载“一九六五年五月卅一日：……戈子培来，问尚有家藏碑数种，要者可让与。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三日：戈子培来，示唐宋元碑五十种，皆平湖张处芳物，以所藏大小三砚易之。”

再有就是先生与友好互赠寄的。

除上文提到的崔耕先生外，更早的有李白凤，三十年代李白凤写新诗，常往《现代》杂志投稿，两人因此相识，晚年白凤转学篆刻、篆书，卓然成家，此时两人对金石都有兴趣，1962年重新恢复联系。白凤为先生在河南收集了很多碑帖，在先生的记录中，常可见“白凤寄来拓片”的记载，当然先生也为白凤在上海搜集了很多金石出版物、书籍和生活用品。1978年李白凤去世时先生悲痛不已，“白凤在这个时候去世，可谓惨酷，我至今尤感到难过”。

启功也与先生来往频繁，论碑谈书，也为先生收集了一部分碑帖，如1963年寄赠“昭陵拓本二十八种全份”。先生的《金石百咏》问世后，启功有盛赞“读之如入宝山，目不暇给，自晚饭后归家拆裹读之，至夜三时始毕。在中胜义纷纭，尚待涵味，更有若干拓本，未曾见识，恨不得立趋高斋，亲听指授，益快眼福”。启功本人是买碑帖的，与施蛰存往来函件中也常常交流京沪两地碑帖行情。先生著作得到一位行家的如此盛赞，可见先生金石学问确有高明之处。

谢国桢，当时买碑帖也买的极凶。先生回忆，大意是：当时上海买碑帖的很少，来买的大多都买些名碑，颜柳书之类的，后来来了个北京人谢国桢……颇将谢国桢视为对手。朵云轩曾新进一包簠斋拓赠吴大澂的古陶文，尚在议价中，已为谢国桢先得。当然，后来先生与谢国桢交流金石甚勤，可谓知友。

又如闻宥，擅金石考古，与先生也书信商学，互通有无，1974年曾寄建康府修城砖墨拓裱本。

又如青海师范学院范泉，先生也曾请他代购碑帖“如有宋以前的其他碑志，能否为我随便买一份来”，“青海博物馆如有解放后出土的石刻，希望你为我弄一份拓本，可以缴纳工料费用。”

又如香港吴羊璧曾寄来《鲜于璜碑》，先生函云“碑价请在我存款中扣除，不劳赠送，陈少棠先生实在太客气，万一再不肯收下，只好领情，但我不敢再请他代买书刊了。”

至于与先生同寓沪上的邵洵美、周退密等人，先生常常登门求教，交流藏品，自是不提。沙孟海任浙博馆长时，也常与先生书信谈论金石。

先生的金石著作也是在五十年代末开始撰写的，从《水经注碑录》开始，六十年代几乎每天抄录《金石遗闻》，也曾将几百篇碑跋辑成《北山楼读碑记》，虽然文革时遭抄去，但尚留下残稿。现在看，先生很多金石著作虽然是晚年出版的，但整体撰述是在这个时间段完成的。可以说，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是先生金石学研究的最重要时期。

1979年先生到北京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始担任一系列职务，如《现代汉语词典》编委，参与编写《唐诗鉴赏辞典》，任第一届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在华师大任硕士导师……事务教务繁忙，大约在1981年先生寄予崔耕的信中说“我好久无法得碑拓，故已兴致阑珊”。这段时间，虽然先生“悠闲”已过，重新开始忙碌，但还是零散地收到各类拓片。可能市面上可见的主要碑志已收齐，先生又开始注意以往忽视的品类，如砖拓、经折装本等，更加充实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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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先生碑帖题签

北山楼是先生的书斋名。他抗战时期在长汀任教时，厦门大学在北山之下，开始使用“北山楼”作斋号，“以后，虽然我离开了那里，回到上海，不管什么处境，书斋名称却从未更易。仅在文革中，我把“楼”改为“板屋”，但仍叫“北山”。所谓‘板屋’，是在抄家后，房屋被迫缩小，只得在晒台上搭建半间陋室，冬冷夏热，除放些书外，还能放一小桌子。可以说，我走到哪里，那里就是我的‘北山楼’。

先生的房子落实政策归还较晚，所以先生长期居住在斗室，是一间二楼朝北小亭子间，而先生所收的碑帖又都是大幅整张，小桌上展不开，就展到床上，“佝偻着身子看”。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小小的北山“板屋”竟收藏了两千余张碑帖。

对于自己的收藏，先生看得很豁达，在《历代碑刻文字图鉴》序说：“我收集碑帖逾二十年，得大小拓本二千三百余纸，凡历代石刻文字有拓本传世者，已得其十之八九……今已九秩，念此丛残故纸，即当散失……水火刀兵之劫，此腐纸残字亦必不能禁其于灭没，原石或多已不存，拓本不可再得，不待百年，此物终将绝迹……”

这段文字似乎太过悲观。诚然，人有离合，物有聚散，但如今藏界鼎盛，相信这批珍本能得藏家爱惜。只有这一点，我们相信先生是多虑的。

按

本文资料多来源于沈建中先生《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此书是了解施蛰存先生生平最重要资料。也参考了《施蛰存日记》。两书中著录先生得碑之事，多有与本专场拍品相关者，能见者已列举，但挂一漏万，方家涵宥。

附施蛰存用印一览：

蛰存1938年钱君匋治

无相庵 1938年钱君匋治

無相盦藏本 1961年單孝天治

舍之 1963年韓登安治

北山樓文房 1963年韓登安治

吳興施舍 1972年高式熊治

施舍所得 1972年高式熊治

吳興施舍蟄存 1972年孫正和治

舍之文字 1973年錢君匋治

施舍校碑 1973年錢君匋治

施舍蟄存 1973年孫正和治

舍之金石 1973年孫正和治

施舍讀碑記 1973年孫正和治

北山樓 1973年孫正和治

施舍金石 1973年韓登安治

施、舍 1974年李白鳳治

北山樓 1975年盧輝倫治

蟄庵 1975年盧輝倫治

施舍長年 1975年陳巨來治

吳興施舍所得古金石磚瓦文 1975年盧輝倫治

吳興施舍考藏 1978年陳巨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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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年6月21-22日 9:3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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