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火中永生——李公朴女儿回忆留长胡须的“民主之神”

父亲为了抗日救国和民主，坐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到过革命圣地延安，为推动民主运动受过重伤。他虽然和我在一起的日子有限，但对我的教育，留给我的印象，却极为深刻，终生难忘。

父亲与母亲的姻缘

北伐战争时期，父亲李公朴随国民革命军回到上海。在上海妇女慰问军队的活动中，遇到了母亲张曼筠。母亲是上海著名书画家张筱楼的次女，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堂，当时是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那天，母亲与她的姨侄张则孙初次登台，主演一出北伐军解救一个遭封建军阀凌辱的家庭的话剧，受到观众热烈欢迎。演出结束后，父亲一行青年军官到后台慰问演员。他身着军装，英姿威武，两目炯炯，在母亲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而母亲呢，脸庞虽有些似西方美女，但全身却透着东方女性的温柔、真挚和朴实。她深深吸引了父亲。于是，母亲的姨侄张则孙便充当了他们之间的“交通员”，成了他们爱情日深的见证人。

父亲李公朴与母亲张曼筠合影

1927年4月12日，从这天起，蒋介石一面北伐，一面“清党”，屠杀共产党员和工人。父亲十分气愤，毅然脱离国民党。

1928年春天，父亲与母亲在上海基督教慕尔堂结婚，从此相濡以沫，共赴国难，共度时艰，共担风险。

我们名字的由来：国家多难，要为国分忧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父亲正在为此而极端苦痛的时候，我出生了。父亲给我这个女孩取名叫“国男”，因为正值“国家多难”之际，“难”与“男”是谐音，希望我像男儿一样将来为国效命。

1933年日寇继续向华北进攻，国民党投降派坚持对日本不抵抗和反共内战政策，祖国内忧外患，危急万分。这一年弟弟又出生了，父亲给他取名叫“国友”，“友”是“为国担忧”的“忧”字的谐音。

当我们懂事时，父亲给我们讲了我们名字的来历，讲述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的残暴罪行和人民亡国的苦痛。父亲教我们唱救亡歌曲，动情地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要我们牢牢记住国家多难，要为国分忧。

我和弟弟从小喜欢和父亲在一起，从他身上我们感到慈父的爱，但是说实在的，心里又有点怕他，因为他对我们的缺点和坏习惯绝不留情。慈祥中有严肃，严肃而不失慈祥。严师慈父，这是我对父亲最深刻的感受。

东西方相结合的个人品性

早在1930年我还没出生时，听母亲说，父亲从美国留学归来后，南京的家里便增添了一些西方民主、平等、自由、开放的生活气息。他带回了一句格言“工作的时候就是工作，玩的时候就是玩”。他工作时非常严肃，板起面孔，一门心思，不许任何人打扰，让我们感到有些“威”；但是玩的时候，他又无拘无束，甚至像孩子般顽皮，孩子们和他一起戏耍，从不把他当成长辈。

父亲很好客，常请朋友们来家吃饭，院子里这时歌声就飘起来。他最喜欢唱的是《苏武牧羊》和《满江红》。他引吭高歌，慷慨悲壮。有时他还唱从美国带回的“108首民歌”，特别是那首凄苍的“老黑奴”，唱着唱着，就学那“老黑奴”弯起腰、招着手说“我来了，我来了”；他也喜欢京剧，一面打拍子，一面唱《捉放曹》《空城计》，有板有眼；高兴起来，他打开留声机，在院子里就和客人们跳起交际舞。夏天，他拿出手摇冰激凌的桶子，自己动手，做冷饮招待客人，这就是家里孩子们最“疯”的时候。

父亲也保持着东方的一些优良传统。他对长辈很尊重，对岳父、岳母，从来都是极尽孝道。他不仅支持岳父张筱楼的书画事业，帮助举办书画展，而且因为自己也很喜欢此道，在书法上常常求教于岳父，所以父亲的笔迹后来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我外公的影响。

父亲书法作品

父亲身上也有中国文人痛恨腐败、不屑于官场的正直清高。抗战前，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是中国官僚社会的一个缩影。那里集中了中国大大小小的官僚，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当“官”的进步人士或共产党员。父亲在南京的交游很广，经常来往的有文化、教育和政界的知名人士。我家在南京住的时间较长，父亲逐渐了解了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的许多内幕，目睹了官僚的糜烂生活，他看不惯他们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却还要从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病人身上吸血。他看到自己的好友高士其为此气得浑身发抖、四肢抽搐，便支持他辞去好不容易谋到的医生职位，让他住到自己家里。

南京原本是有些人升官发财的地方，父亲认识的朋友中也不乏高官，他不但没有趋炎附势、同流合污，反而下定了“誓不为官”的决心。但是有一件事例外。东北三省沦亡时，父亲满腔悲愤，奋起救亡，发起组织“中国国际合作协会”，联络各国文化界人士，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制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担任了总干事——这个为民族解放服务的“民官”。后来，他先后担任读书出版社社长、北门出版社主编以及多个民主集会的总指挥，因为这种“官”不求任何获取，只有无私付出。

讲民主的慈父

在我和父亲相处的日子里，我亲眼看到他在社会上坚持不懈地为争取人民民主而斗争，在家里，他也同样表现出了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

我和弟弟的名字是父亲在我们出生后起的，可是我们的姓，却是在我们入幼儿园报名前，经过一番讨论才决定的。本来，我随父亲姓李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父母亲打破旧传统，征求我们自己的意见，问我们愿意随父亲姓还是随母亲姓。我表示愿意随母亲姓，弟弟表示愿意随父亲姓。父母就尊重我们两个未成年小孩子的意见，定下了我们的姓名。

从我懂事那天起，我就感觉到我在父母亲面前是有发言权的。我们公认父亲是权威，但家里的事情他都要征求我们的意见。有时大家发生争执，他从不以家长身份压人，而是分出谁是谁非，谁说的对就听谁的。这一点逐渐成为我们的家风。

父亲从延安、边区辗转到昆明以后，民主政治思想也有所发展。当时，他很受延安“人民当家做主”气氛的感染，常常演讲、写文章，热情宣传延安的民主制度。他也身体力行，在家庭生活和他所创办的书店、出版社中，实行这种民主制度，人人是平等的，人人有发言权。朋友们说，我们楼上楼下（楼上是家，楼下是书店）是个“民主之家”。有一次，我欺负了弟弟，把他气哭了，父亲把事情弄清楚以后，严肃地要我先作自我批评，然后大家对我批评。我认识了错误，以后再也没有重犯，还懂得了处处爱护弟弟。

在这方面，父亲也是以身作则的。一次吃午饭，父亲对母亲做的菜有些挑剔，母亲忙了一上午，心里自然不高兴，饭也没有吃好。父亲察觉到了，等到晚上开饭时，他当众作了自我批评，母亲和全家人这顿饭都吃得非常高兴。父亲曾对我们说，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是他在延安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不论是官是民、是长是幼，都应当坚持用好它。

我们的全家福，左一为作者

我在初中的三年里，每个星期回家一次。父亲总是抽出时间对我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了解我在学校的学习与生活，有时还谈些国家大事，问问我的看法和意见。他趁机给我讲延安和晋察冀边区人民充满朝气的崭新生活，同国统区腐败的黑暗现实作对比。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城郊，看见国民党军人押着一群贫苦青年人，他们被用绳子捆绑着互相连在一起。父亲告诉我，这是抓壮丁，国民党就是这样抓人、强迫他们当兵的。父亲又讲了许多在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下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故事。他亲眼看到在那里，农民们自愿将自己的子弟交给八路军，青年人把参军看成是一种莫大的光荣。父亲曾把他在革命根据地耳闻目睹的真人真事写成一本书，书名叫《华北敌后——晋察冀》，真切地记载了根据地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广大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新面貌。

在昆明的几年中，当地的青年人都喜欢和父亲在一起，他们常常在星期六的晚上聚集在我家，开“周末晚会”。父亲教大家唱解放区的歌曲《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生产大合唱》等，还指挥大家一起唱，甚至一面唱一面跳。父亲扭秧歌没有母亲好，他就请母亲带着大家跳。父亲说，这是他最愉快的时刻，当然也是我们与这些青年人最幸福的时刻。今天回忆起这些场景来，我的心里依然无比温暖和亲切。

父亲牺牲以后，我们没有辜负他的教育和期望。母亲带着我们去上海、香港等地，继续开展民主运动，我和弟弟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8年，母亲和我们从香港通过国民党封锁线，奔赴日夜向往的华北解放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抗议压制抗日民主 留起长胡须

1936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被吵闹声惊醒，睁开眼，满屋都是陌生人，有的是国民党警察，有的是法租界的巡捕。他们气势汹汹，蛮横无理。爸爸大声斥责他们：“救国会就是爱国，这也有罪吗？”后来我长大才明白，父亲当时就是因为主张抗日救国犯了“罪”，才被国民党当局带走的。他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人一起坐了八个月的监狱，这就是抗战史中记载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照片，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事件发生后的一天，母亲带着我和弟弟进苏州监狱探望父亲。在一个庭院的平房前，站满了喧闹的人群。突然，父亲从人群里跑到我们面前，抱抱我，抱抱弟弟，不断爱怜地亲着，接着又问这问那。我才发现父亲的胡须比以前长了许多。我奇怪地问：“父亲，你的胡子这么长了，怎么不剃啊？”父亲笑而未答。等我长大懂事后才明白，这是他对国民党反动派压制抗日民主运动的一种抗议。

留胡须的父亲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们问父亲：“胡子可以剃了吧？”他却严肃地说：“日本帝国主义是打倒了，但国家还有内战的危机，真正的和平、民主还没有到来。”为此，父亲还写了一首《不要教胜利冲昏头脑》的诗。

后来留长须的父亲，就成了他作为民主斗士独有的一个特征。我是多么盼望父亲剃去胡子的那一天啊，因为到那一天，才是真正和平、民主到来的一天！

遇难前的种种预兆

1944年，西南联大等四个大学和云南文化界举行辛亥革命33周年纪念会，会上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会议进行当中，特务扰乱会场，闻一多伯伯和父亲沉着镇定，挺身而出，积极维护秩序，会议继续进行，并大获成功。这年12月25日，昆明各界人士举行纪念云南护国起义29周年大会，并请护国起义的元勋们参加。会后大家上街游行，声势浩大，深受市民欢迎。从此昆明的民主运动逐步走向高潮。

国民党当局有鉴于此，决定不惜一切手段镇压民主运动，企图收买分化，甚至暗杀民主人士，妄图摧毁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1945年春季，国民党特务头子刘健群突然来到昆明，特地“拜访”父亲，说是“蒋委员长”要他来“关心”父亲的，又说在昆明不安全，希望父亲到战时陪都重庆去，可以在教育界委以“重任”。父亲深知他的来意是威胁利用、收买分化，于是坚决而委婉地予以拒绝。此时，他知道为自己又埋下了一条祸根。

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蒋介石一面备战，一面邀请毛泽东来重庆和谈，毛来重庆谈判了43天，签订了“双十协定”，并准备召开五个方面（国民党、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青年党、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正式举行会议，会议达成五项协议。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群众举行庆祝政协胜利闭幕大会。会议刚开始，一群特务暴徒便抢占了主席台，大打出手。父亲是大会总指挥，受了重伤。在重庆这场“较场口血案”后，父亲写信寄到昆明家中，说是伤势没有完全恢复，但没有生命危险。记得母亲给我们读父亲的来信时很激动，因为信上谈到了“流血”和“死”，我们很害怕。父亲在信中说，这次流血使他觉悟出许多道理，“革命没有不流血的。我流的血不过几百CC，只是血海中的几滴而已，这算得了什么呢？为了中国的前途，只要能团结更多的人，死又何足惜！”5月间，父亲与陶行知创办的重庆社会大学第二期由于当局不予批准，被迫停办，父亲才带着伤回到昆明。

“较场口血案”后在医院中养伤的父亲

6月间，国民党突然在昆明进行市内大搜查，风声越来越紧，局势更加险恶。昆明的特务们还用大字报造谣诬蔑，说“李公朴携巨款回昆明准备秘密暴动”，说“闻一多组织暗杀公司”，等等。这些日子里，父亲创办的北门书屋对面多了一个修鞋匠，他整天贼眉鼠眼地监视书屋。一个装疯卖傻的女特务经常出现在书屋门口和闻伯伯宿舍门外，胡言乱语，指名咒骂。有一天，两个彪形大汉突然闯进书屋，声称听说李先生招兵买马，特来投效。此时的昆明城已成特务的天下，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朋友们多次劝说父亲，尽量少出去活动，免遭不测。父亲始终沉着镇定，有时照样外出找人、办事。他说：“我们参加民主斗争，就必须要有牺牲的准备。”他为悼念中共王若飞等四位飞机遇难烈士，写了一首诗《你们的死，叫我格外不怕死》。母亲心怀忧虑，再三嘱咐父亲多加小心，父亲含笑对母亲说：“我的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父亲这句话在他遇难后成为广为流传的一句名言。他果然两只脚再也没有跨回家来。

被特务用无声手枪从背后射杀

1946年7月11日，父亲一直在家伏案写作，晚饭后，由母亲陪同外出为朋友办事。在乘公交车回家的路上，他们被特务们紧紧地盯上了。到青云街口下车后，没走几步，就听见后面轻轻“啪”地一声，父亲应声倒地。当时他神志还清醒，告诉母亲“我中枪了”。母亲在呼喊，路上的云南大学学生紧急要到一个帆布床，将父亲送云大医院抢救。到医院打开父亲腹腔后，才发现腹肠被击穿好几个大洞，血一直向外喷射。在医院三个小时的抢救过程中，父亲忍着剧痛没有呻吟，几次嘴在颤动，挣扎着要说什么，终于吐出了“卑鄙！无耻！”便昏了过去。当他再一次醒来时，又艰难地颤动着嘴唇，喃喃地唤着：“为了民主！为了民主！”黎明前，父亲突然睁开眼睛，问了一句：“什么时候了？”母亲答：“5点了。”“天快亮了！”父亲闭上眼睛，伴着剧烈的咳嗽，吐出了最后一口血。5点20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父亲受伤后，母亲趴在父亲身旁失声痛哭

第二天，母亲接到从延安发来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唁电，她含泪读给我们听：“惊悉公朴先生为反动派狙击逝世，无比愤慨！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全国人民将以先生之死为警钟，奋起救国即以自救……”

7月16日，在云南大学的操场上，举行了父亲的火葬。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悲壮的场面：操场中央摆着一个大铁筒，下面架着浇有汽油的木柴，父亲坐在里面，他没有倒下，像是在沉思，我看着父亲和他那长长的胡须在熊熊烈火中永生了。

父亲火化时的场景

多年来，父亲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12个字作为他的座右铭。他解释说：“吾辈追求真理，认识真理，抱着真理为民族、人类服务，有什么疑惑呢！”“惟其不惑，所以不忧，所以不惧。”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父亲为真理勇于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事实证明，父亲的血没有白流。三年后，他们努力争取的新中国成立了。

本文内容来自《纵横》2013年第8期张国男《留长胡须的“民主之神”——回忆我的父亲李公朴》、2018年第7期张国男《说说父亲李公朴的胡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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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杨玉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