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惠庆（1877—1950），字骏人，上海虹口人，先后担任过驻瑞典、丹麦、德国等国全权公使以及驻美、驻苏大使等。抗战爆发后，他为国内抗战救护事业奔走呼号，是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救济工作的先锋人物。
外交“红人”
颜惠庆与红十字运动结缘，与他的外交生涯分不开的。1912年民国建立，陆征祥出任第一任外交总长，颜惠庆出任外交次长。
以后近十年里，外交总长人选屡屡变更，但颜惠庆一直稳居次长，被称为“不倒次长”，直到1921年被正式任命为外交总长。
任职第三年，正逢中国红十字会改选。考虑到红十字会“会务重要，有关国际”， “非外交人才不足以胜任”。作为外交总长的颜惠庆顺理成章地成了红十字人眼中会长的不二人选并成功当选。
初次任职会长的颜惠庆不负众望，带领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参与1924年江浙战争、1925年川贵等地战地救护、灾害救助等人道行动。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南北实现统一。192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敦促红十字会尽早完成换届改选工作。颜惠庆再次当选为会长。
1933年1月，颜惠庆被任命为中国驻苏联大使，无法兼顾红十字会工作，王正廷接替颜惠庆出任会长。
为救国而“发声”
1935年年底，颜惠庆正式辞去驻苏大使职务，结束职业外交家生涯，前往青岛与家人团聚。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颜惠庆举家迁往上海避难，然而，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了，这是他“平生中第一次看到发生在眼皮底下的战争”。
9月11日，时任外交部长的王宠惠致电颜惠庆，请他向世界各国发出支持中国抗战的呼吁书。爱国心切的颜惠庆欣然答应，当即起草讨日电文，呼吁红十字国际组织立即采取各项有效措施，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接到颜惠庆的电文后，中国代表团立即呈送各会员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产生了巨大反响，美、英、法等国纷纷表示愿意援助中国，提供抗战物资。
10月22日，颜惠庆又向美国发表了题为《孤立主义像长城一样是没有防护作用的》的广播演讲，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承担起和自己的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责任，在美国引起了很大轰动。
投身战时救济事业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面对日军肆意轰炸的暴行，颜惠庆心生悲悯，挺身而出，义无反顾投身到战时救济事业之中。
1937年9月18日，颜惠庆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路）国际饭店主持召开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筹备会议，会议决定由颜惠庆、白赛德、邓纳等人组成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执行委员会。
10月2日，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在国际饭店召开会议，执行委员会正式通过由颜惠庆起草的会章草案，并推定颜惠庆为国际委员会主席。
10月16日，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正式成立，简称“上海国际红十字会”（Shanghai International Red Cross，缩写为S.I.R.C.），设会址于国际饭店内，直属中国红十字会。
国际委员会成立后，首要解决的便是如何安置棘手的难民问题。
原来，无情的战火迫使大批难民逃往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而从浦东逃往法租界的难民被滞留在南市区，缺衣少食，处境悲惨。建立南市安全区保护难民安全成为颜惠庆等人的共识。
经过几番讨论，1937年11月9日，在当地政府协助下，在法国传教士饶家驹神父的往返折冲之下，南市难民区正式划定。在其后近三年的时间里，南市难民区先后设收容所130多所，最多时救助难民不下30万人。
难民众多，开支巨大。为筹措救济经费，1937年10月21日至23日，颜惠庆两次专程拜访宋子文和孔祥熙，说明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性质及所需资金，最终获得100万元的政府拨款。
在他带领下，国际委员会广泛发动社会募捐，随后又发起创立“三元救命会”，因入会人员每月只须缴纳3元，平摊到每日，就是一天一角，又称“一角救难运动”。他还委派饶家驹神父去美国募集经费，亲自为他布置行程，并写信给驻美的王正廷、史汀生、戴维斯等人，保证在美募捐工作的顺利完成。
作为政治家、外交家，颜惠庆两度出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为推动红十字事业发展建立功勋。特别在淞沪会战期间，发起成立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为伤兵救护、难民救助，谱写华章，值得后人景仰。
本文转载自“中国红十字会”微信号，作者李欣栩、池子华分别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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