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倒的包龙图 | 纪念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方荣翔先生逝世30周年

第一，方荣翔精神品格的可贵之处，集中表现在他无限热爱人民的艺术事业上。

方荣翔是在革命队伍里锻炼，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位人民艺术家。他把自己的生命无私地奉献给了人民的艺术事业。由于积劳成疾，方荣翔在1974年就犯过心脏病。1985年，由医院建议，山东省委省政府领导决定，聘请外国专家为他作了心脏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方荣翔多次表示， “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竭尽全力为四化多做贡献”。

1988年6月18日，他在香港利舞台演出《打銮驾》时，心脏病突然发作，团领导和闻讯赶来的香港朋友商量立即送医院治疗，并安排他的弟子化妆，接演后半场。服药缓解以后，方荣翔执意继续上场。他说，决不能让台下的观众失望。尽管领导、医生和香港朋友再三劝阻，他还是不肯。他说：“万一出了意外由我自己负责。”他冒着生命危险，毅然登台演完了《铡包勉》和《赤桑镇》两折唱功很重的戏。观众知道方荣翔动过心脏大手术，犯了病仍坚持演出，很多人激动地流下了热泪。有位卢森堡华侨到医院看望方荣翔时说：“方先生，你带病演出，我们是含泪看戏的呀!”在以后的几天里，方荣翔白天住院，晚上在医生的监护下坚持演出，直到圆满地完成了赴港的演出任务。“活包公”方荣翔冒着生命危险登台献艺，极大地震撼了香港观众，他们说：这只有在党培养下的演员才能做到。

在离开香港的前夕，港安医院为方荣翔作了心血管造影检查，发现1985年搭桥手术的四根血管已全部堵塞，需要作第二次心脏手术。当时在香港的姜春云省长到医院看望了方荣翔，并与省委领导商量，决定尊重医生意见在香港为方荣翔作第二次手术，要不惜代价延续方荣翔的生命。而方荣翔此时向医生提出的问题是：不作手术以后能不能演出?作了手术以后能不能演出?他明确地对医生说，如不能再演出，手术也不必作了。当医生们经过研究分析告诉方荣翔手术以后还可以再登台时，他才接受了手术。手术前他写了一篇《重托》，其中说：“一旦手术不顺，我的家属、亲友，特别是我的子女，不能有丝毫对医护之不满。”“如果我不幸，不要留骨灰盒，我的演员名字留给了广大观众，这是一个演员一生中最大的荣誉。当然，我心中不满足的是，还有许多演出、录像、录音、拍电影工作没完成，深感愧意。”

手术进行了14个小时。手术后的次日早晨他就坚持下床，第四天就为医护人员唱了几句。当医生说，你可以重新登台演戏时，方荣翔放声大哭。不，这是为他第二次战胜死神的胜利的开怀大笑。

事实证明，方荣翔的灵魂属于人民和艺术事业，对于他来说，离开了观众比什么都痛苦。不惜重金，两次为他作心脏手术，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这位杰出的艺术家的关怀，而他自己两次甘受手术之苦，为的是艺术生命的延长。他用生命去延续艺术，用艺术去延续生命，多少年来他是一贯如此的。1988年10月，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追述一次在北京演出的情况时说：“演《铡判》那天上午，突发心绞痛，亏我自觉症状早，服药吸氧，躺了一天，我只有一个念头，不可回戏，要坚持。”“那天浑身没一点力，在‘望乡台’上双腿发抖，但凭毅力，我还是控制住了。”

1981年在天津一次演出后，心脏病发作，他的夫人张玉荣搀扶着他慢慢地走下了剧场的台阶，刚要出门时，忽然想到传达室里的一位老同志还没有听他的戏，便强忍病痛，给他唱了一段。那位老同志看他满脸滚动的汗珠，苍白的气色，知他身有重病，说什么也不让他再唱下去，但他还是用小声唱完，并说“对不起!”然后鞠躬告辞。

方荣翔同志一心想着观众，把为观众演戏当成自己的天职。田间、炕头、列车上、车间里，走到哪里就把戏送到哪里，就连到他住地送信的、送牛奶的、拉垃圾的也都听过他的演唱。虽然把毕生心血献给了观众，但他仍嫌不足。他曾恳切地对医生说：“我不多要求，再给我两年的时间，我把欠的‘债’还了，就是死也心安了!”他所说的债，就是已答应了的到河南、四川、贵州等地的演出。

由于病魔肆虐，方荣翔同志自知来日无多，他在遗嘱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我仅仅是一个京剧演员，基础有限，水平不高，贡献很少，可是领导给了我许多很高的荣誉，我心中很是有愧。自己想去完成的一些任务也未能如愿，对党和政府、对人民、老师们、观众们、亲友们，我只有歉意，我是怀着深切的歉意向你们作别的。”多么诚挚的感情!多么高尚的情怀啊!方荣翔同志已将毕生心血献给了为之奋斗的艺术事业，献给了广大观众，用自己的心血延续了裘派艺术的长河。他创造的艺术形象，刚柔相济，气象超然，雄浑磅礴，栩栩如生，是他精神品格的外射。他把自己献给了党，献给了观众。任何力量都不能把他同党和人民的艺术事业分开。

第二，尊师敬业，提携后进，是裘派艺术承前启后者。

方荣翔同志幼年学艺曾转益多师，但他对每位师父都终生不忘。对业师裘盛戎则更是如此。裘盛戎在艺和德两个方面给了方荣翔以深刻的影响。1971年，裘先生病重时，方荣翔3次从长春到北京去看望他。病榻之前，端汤伺药，直至裘先生逝世，他才离去。当时正值“文革”高潮，那时方荣翔敢去看望裘盛戎这个所谓“反动权威”，足见其义气之高。裘先生临终时以手表和戏装相赠，表明了他对方的评价和期望。方荣翔不负师望，在十年浩劫过去不久，他即高举起裘派大旗，弥补了裘氏身后在净行艺术上造成的损失，使人们看了他的演出有“裘盛戎再生”之感。继承并不等于模仿，而意味着创造，有创新才能继承发展。方荣翔创造性地发展了裘派艺术，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师父。方荣翔成名后，有人建议他高举起“方”派的旗子。他听了很生气，始终坚持说自己比师傅差得很远，他说， “不要宣传我个人，要宣传裘派艺术。我有点成绩是老师教得好，团里的同志们合作得好，是广大观众的支持和鼓励”。

裘先生病逝之后，方荣翔同志节衣缩食，甚至有一段时间舍不得吃早饭，把省下的钱接济师母。《裘盛戎唱腔选集》出版后，方荣翔把全部稿费交给了师母。

为了继承和弘扬裘派艺术，为了戏剧事业后继有人，方荣翔同志晚年十分重视收徒传艺。他虽然对师父恪尽弟子之礼，但他却不要求学生那样做。学生来家，他亲自端茶送水。就是躺在病床上，他也要看着学生走戏，细心指点，从不马虎。有一年夏天，方荣翔同志从外地演出归来，团里放假，他放弃了休息，每天带着饭到十几里外给学生说戏。由于方荣翔同志教得认真、严格要求，这个学生进步很快，在省里青年会演中曾获一等奖，在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奖赛中，获得“最佳表演奖”。

方荣翔的收徒传艺，不仅从技艺着眼，而是从文化意识出发，自觉肩负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历史使命。唯其如此，他才做到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并且不必“自行束修以上”。1988年在香港收台湾女花脸王海波为徒即是一例。拜师仪式前，王海波对方荣翔说：“老师，有件事和您老商量一下。明天举行拜师仪式，按梨园规矩，学生要送师父‘进身礼品’，我不了解大陆上的习惯，不知送什么好。”方荣翔沉下脸来说：“我收了不少学生，有权的、没权的、有钱的、没钱的、工人、农民都有。只要他们真心学戏，又有较好的底子，我就教!我从来没提过物质要求。我当年拜裘先生，就是个穷光蛋。我怎么能破了这个规矩呢?”第二天，在一家餐馆里，王海波向荣翔鞠了3个躬，荣翔还了3个礼，就算礼成。荣翔对这个唯一的台湾女弟子关怀备至。他把自己用稿酬买的一黑一白两口珍贵的犀牛尾髯口，送给王海波，并在病榻上为她说戏。方荣翔逝世后，王海波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对济南观众说：“我忘不了方老师在香港带病给我说戏的情景，……我要把方老师教我的戏，在方老师的剧团里尽量表现出来，以接受老师在天之灵的检验。”台下观众报以热烈掌声，大家似乎觉得海峡两岸人民的心更加贴近了。

方荣翔同志教戏教人、育人育心，对学生的思想品德要求也很严格。有个外地学生，跟荣翔学戏之后，技艺大增，他渐渐瞧不起以前的师父，对领导安排的工作也不那么认真地去完成。荣翔同志得知这种情况便记在心里，在一次教完戏后，不让学生关录音机，他说：“以后我不在你身边，有几句话录下来，你常听着点：教你一句唱、一步走的都是你的师父，要尊重，不能只认识我方荣翔。领导上交给的任务也要积极地去完成。越是有成绩，越要谦虚。”在荣翔的帮助下，这个学生的思想境界有很大提高。

方荣翔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白天向学生传授技艺，夜里瞒着医生整理剧本，把舞台调度、表演动作都一一写明，并把唱念录下音来。在方荣翔病逝之后，亲人们为他整理遗物时，发现他枕头下、抽屉里、衣兜里的纸片上全是戏词!这些纸片凝聚着他的多少血汗啊!透过这些纸片，我们不难看到方荣翔的尊师之心、爱徒之心、热爱裘派艺术之心是多么热切真诚。

方荣翔同志继承和弘扬了裘派艺术，他也继承和弘扬了我们中华民族尊师爱生的美德。他不仅是一个好演员，而且是一位好教师。

第三，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艺术家。

方荣翔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把个人名利放在心上，表现出对党的一片赤诚。1955年实行薪金制，他被定为文艺四级。他多次向领导要求降低工资。为此，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表扬。1960年前后，生活比较困难，有人劝荣翔同志“跑散仙”挣大钱，但是他宁可典卖衣物糊口，甚至把3个10岁上下的子女送到外省学戏谋生，也不脱离剧团去谋私利。前几年，文艺界的“走穴”风一度盛行。因为方荣翔同志有名气、影响大，很多地方高价聘请他去演出，但是方荣翔同志一概拒绝。他对同志们说：“我是共产党员，国家已经给了我应有的报酬，我不能再去额外捞取外快。如果文艺工作者把自己的良心都出卖了，还说什么为人民服务，还讲什么人类灵魂工程师!”

1988年他到香港演出，有人说只要他松松口，香港朋友送的东西一车也装不了。但是，荣翔同志除了用自己的钱买了一架电子琴，回来后专门送给他担任校外辅导员的一所小学外，对香港朋友的馈赠一概拒收

方荣翔同志勤恳恭谨，廉洁奉公，对党对人民一片赤诚，为弘扬裘派艺术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曾任山东省京剧团副团长，被选为第3届省政协委员、第4届省政协常委、第6届省人大代表、第7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山东分会第2届副主席与第3届名誉主席、省文联名誉主席，是全国艺术研究委员会特邀委员，中共山东省委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山东省人民政府授予他“山东省劳动模范”称号，文化部作出表彰方荣翔的决定。荣誉多了，名气大了，但普通一兵的本色没有变，他常说：“我只是一个普通党员，党和人民给了我这么多荣誉，受之有愧，实不敢当。我只有尽最大努力，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培育。”演员最重视艺术称号和品级，方荣翔却把这看得很淡。1988年，省文化厅根据文化部通知精神，推荐方荣翔参加评选艺术大师。他得知此事，恳切地表示：“我一生愿做一名人民的演员，我毫不具备艺术大师的水平。我是32年的共产党员，深知要做一名文艺战士，不争名不争利。……千万别让我参加评选。”

把荣誉让给别人，把工作留给自己，勤勤恳恳地埋头工作是方荣翔同志的一贯作风。1979年山东省举行京剧流派会演时，剧场的看牌上把他的名字写在了一位旦角演员的前面，他执意不肯，说：“生、旦、净、丑，净是第三位，不能挑头牌，自己的水平也不如那位旦角演员。”后来直到把他的名字排在了后面才算了事。

1987年，方荣翔到北京为宋庆龄福利基金会义演，举办单位知道他做过大手术，对他特别照顾，把他安排在前门饭店食宿。可是他刚一住下，看到条件那么好，就让他儿子去打听房价，并对儿子说：“咱们是来义演的，怎么能住这么高级的饭店!告诉接待人员，咱们到人民剧场招待所去住。”直到住进了招待所他才心安。

平时，家属院的院子脏了，他去打扫；厕所脏了，他去收拾；有位独居的老太太生活不方便，他去照顾；炊事员的孩子病了，他深夜帮助送进医院；外出开会，他让儿子用自行车接送，不让团里派车。这些平凡小事，无不体现荣翔同志的公仆意识和孺子牛精神。

方荣翔同志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而且对其家属、子女要求也很严。1982年9月方荣翔随团赴日本演出，当剧团即将回国的时候，有一位日本华侨戏迷，出于对方荣翔同志崇拜，便送去两万日元要他买点零用物品，被方荣翔婉言谢绝了。这位华侨没办法便把钱转交给方荣翔的女儿，当时他女儿不明情由留了下来。方荣翔知道后，立即让女儿把钱送还给那位华侨，并严厉地对女儿说，我们要严格遵守外事纪律，绝不能做有失国格、人格的事。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踏踏实实做人民的公仆，这就是方荣翔一生遵循的原则。

纵观方荣翔的为人，可以说其生亦荣，其死亦哀。生前死后，人们都认为，论艺术水平如方荣翔之高者有之，论思想品格如方荣翔之美者也有之，而论二者统一如方荣翔者则为数不多。前辈艺术家的言传身教，民族传统美德的熏陶，革命战争炮火的洗礼，党的教育、培养和关怀，观众的拥戴和鼓舞，使他由满怀报效之诚。他驾驭着艺术的车轮，艺术的车轮又推动着他，使他不能自己，把他推向艺术和人生的光辉之点。他声溢金石、志华日月，虽死犹生，永远活在人民中间。

文章来源：《中国戏剧》1990年第9期

作 者：于占德

转 自：山东省京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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