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密议、密函到明诏：天京事变爆发的复杂酝酿

《石达开供词》⑩有三个版本——《三略汇编》《骆文忠公奏议》和《蜀燹述略》，(11)本文以《三略汇编》之记载为主。(12)石达开则是事变的当事人，知晓内情，他在同治二年(1863)春夏之间大渡河兵败被俘后的“口供”中，也提到了“密议”：“达开自江南带人到湖北，听闻洪秀全们在金陵彼此疑忌，韦昌辉请洪秀全杀杨秀清。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韦昌辉忿气，把杨秀清杀了。洪秀全又欲杀韦昌辉，达开闻信，回南京与他们排解。”(13)石达开在口供中隐去了自己与密议的关系，声称在湖北前线作战并不知情，超脱于兄弟萧墙之祸。如果像他所讲，则密议是由洪秀全发起，韦昌辉主动请缨杀杨，洪没有立即答应，实欲坐待时机。

李秀成和石达开虽各执一词，但两相印证，“诛杨密议”本身确实存在这一点，似无疑问。分歧在于李秀成说密议在“万岁事件”之后，石达开称密议在“万岁事件”之前；李秀成说密议参与者为韦、石而无洪，石达开称密议参与者为洪、韦而无自己。

对比分析一下上述两则自述的说法：李秀成的消息来源，应是事变的胜利者洪秀全一方，这些人为洪秀全撇清与“诛杨密议”的关系可以理解，因为“诛杨”后不久，洪秀全又率众诛杀韦昌辉，公开为杨秀清“平反”了。但如真的只是韦、石二人密议，洪秀全一方何以知晓？事发后，韦昌辉和石达开出于各自切身利益都不会承认有过私下密议。石达开的口供以自身为立场，对重要情节有所隐讳，其声称洪、韦密议消息是他在湖北督师时“听闻”而得，这本身就有问题。因为石达开在强调本人与密议无关的同时，忽视了韦昌辉此时也被杨秀清派到江西督师的事实，韦并没有与天王密议的时间；另一方面，洪、韦密议如此机要且风险极高之事，坐镇天京、遍布耳目的杨秀清丝毫未察觉，又怎会在事变发生前一段时间轻易走漏风声，流传至千里之外湖北前线的石达开军营呢？那洪杨内讧的征兆就不会仅存在于清方侦探的预言中，而必成为清朝官方档案奏报的坐实之事了。石达开又是怎么知道、又怎会轻信韦昌辉主动请命杀杨秀清，而洪秀全“口中不肯”、故弄玄虚这样秘密商议的具体细节的？如果石达开是在事变发生后从洪秀全本人或其他渠道得知洪、韦密议的信息，他完全没有必要错置时间、地点，在供词中强调自己当时身在湖北，也无必要明确声明所有内讧信息包括密议、逼封和诛杨均是他在湖北督师时的“听闻”。

以常理论，“诛杨密议”的发起人和参与者，绝不像李秀成所言，仅限于韦昌辉和石达开两人之间，没有“万岁”天王洪秀全的组织(至少是认可)，韦、石私下密议诛杀为“天父”代言的东王九千岁，那是大逆之罪。一旦计划实施时遭洪秀全反对，韦、石师出无名，处境将十分危险。事情的经过可能是：洪秀全因不堪杨秀清变本加厉凌辱自己，首先找来对杨积怨已深的韦、石二人商议对策，目的在于试探他们的态度。太平天国起事之初所封五王，如今只余东、北、翼三王，洪秀全欲解决权势熏天的杨秀清，以三敌一，方能更有把握。

大约在咸丰六年五月(1856年6月)，即太平军第一次击破江南大营前后，韦、石奉命离京之前，此时韦昌辉和石达开均因参与此次重大军事行动暂留天京听调，对洪秀全来说，这是组织“诛杨密议”的最佳时机——而按照李秀成的说法，密议的时间在后来的杨秀清“封万岁”事件之后，而此时洪、韦、石其实并无谋面时机，韦昌辉在江西前线督师，石达开正率军支援武汉。洪秀全等制造时间错置的消息，意在塑造因“东欲专尊”而韦、石不服，遂私下串联“一怒于东”的假象，企图撇清洪秀全指使杀杨的嫌疑，但洪及其拥护者却忽视了“东欲专尊”的最大受害人不是韦、石而是洪自己的事实。

在密议会场，韦昌辉和石达开都看出洪“本欲杀杨”，韦干脆请求勤王靖难，洪秀全假称不忍，“口中不肯”。洪秀全所做的这一切，都被在场的石达开视作玩弄政治权术，尽管他最终附和“诛杨”，心底里却认定，洪秀全乃是天京事变的真正祸魁。从洪秀全的角度说，他不会直接抛出“诛杨”计划，因要防备韦、石泄密，而此时杨秀清羽翼丰满，反形未露，“诛杨”时机尚不成熟。三人密议至最后，洪要北、翼二王静观势态变化，于是“诛杨”行动刚刚开启便被搁置。但此番三巨头密议，却迈出了“诛杨”行动的关键一步，三王同盟，彼此心照不宣但心心相印，诛杀杨秀清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二 “逼封万岁”

东王杨秀清“逼封万岁”，学界历来视为触发“天京事变”的直接导火索。“逼封”一说，从太平天国方面的记载来看，仅见于忠王李秀成兵败被俘后的自述：“因东王天王实信，权托太重过度，要逼天王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14)还有“加封万岁”的说法，来自翼王石达开被俘后的口供：“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韦昌辉忿气，把杨秀清杀了。”(15)

还有清朝方面的两种说法：咸丰六年九月两江总督怡良奏称：“又有云八月十二日杨逆向洪逆索取伪印，意图并吞，洪逆将韦逆调回，杀死杨逆及其亲属。”但怡良对此并不确信，又奏“所闻不一，而其内乱则不为无因”。(16)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载：“杨秀清素以洪秀全为赘疣，至是阴有自立意，令其下呼以万岁。”(17)“索取印信”和“自称万岁”对杨秀清的政治作为没有实质性帮助，反而会使杨失去进阶的合法性。两说均经不得推敲，弃之不论。

石达开与李秀成，分别为太平天国前期及后期的中枢重臣，石更是事变的当事人之一，他们都“供认”有封杨秀清“万岁”之举，可以互相印证，确有其事。问题在于是洪秀全主动“加封”还是杨秀清“逼封”，一字之差，暗含无限玄机。

李秀成的说法来源于天王的支持者或事变的亲历者，李因此站在洪的立场上认定杨秀清“逼封万岁”。如非事实，传述此信息者不敢对“圣灵”兼“天父”代言人妄议并定“逼封”之论，因为杨秀清在事变后不久即被洪秀全恢复了神格和名誉，重新塑造为忠臣的楷模。

“逼封万岁”之说，同样见于“天京事变”时期撰写的文人笔记《金陵省难纪略》和《金陵杂记》。(18)两书所录“逼封万岁”的具体情节略有不同，但均记载了杨秀清逼洪秀全亲到东王府的细节，《金陵省难纪略》记杨秀清“召洪贼至”，(19)《金陵杂记》载洪秀全“入东巢”。(20)据太平天国官书《天父圣旨》和《天父下凡诏书》所载，由东王杨秀清代言的“天父”下凡如需传谕天王，一般惯例是东王到天王府“传达”。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天父圣旨》所载咸丰六年七月十五日杨秀清最后一次代“天父”传言：“午时，天王御驾至九重天府(东王府)。”(21)此时离“天京事变”爆发，杨秀清被杀，只有短短半个多月了。由此可进一步印证，李秀成自述及上述两书提及的天王亲赴东王府之行，并非虚构。

石达开所述洪秀全主动“加封”杨秀清以激变韦昌辉的说法则不尽合理。它更多是表明石达开对洪秀全玩弄政治权术很是反感，他当年被迫出走，以致最终兵败，正是身受其害之故。首先，既然石口供称“韦昌辉请洪秀全杀杨秀清”，韦主动请缨，说明早有“诛杨”决心，洪秀全根本没有必要再搞“加封”来故意刺激韦；其次，“加封万岁”如此大事绝非儿戏，如果韦没有被激怒，洪何以善后？第三，洪秀全本人权欲极强，他将军政交付于杨实属无奈，绝不会再主动出让天子名器和帝王专称——这是仅为洪本人保留下来的一项特权。(22)

当然，李秀成与石达开的两种说法，也不完全矛盾。“逼封”是前提，“加封”是结果，风头正劲的杨秀清采取咄咄逼人的政治攻势，老谋深算的洪秀全则还以“故意加封”的政治阴谋——麻痹政敌，拖延时间，(23)二者互为因果。只是李秀成着重叙述了“因”，而石达开却以“果”为因。

不少学者认为“天父”传言应有圣旨为凭，但现存《天父圣旨》对“逼封万岁”的记载付之阙如，因此很难证实这段史事。(24)现存英国图书馆的《天父圣旨》(1册)和《天兄圣旨》(2册)是太平天国后期经洪秀全删改、审校后重新刊印的，不利于他统治的内容可能被抹掉。毕竟兄弟萧墙之祸是不光彩的，洪秀全对天京事变一直讳莫如深。

有学者认为太平天国存在多位“万岁”并存的体制，如洪秀全在后期塑造的“爷哥朕幼光明东西”八位“万岁”，所以杨秀清晋位“万岁”并非僭越，他没有必要逼封。(25)我们不能拿太平天国后来的历史比附太平天国早先的历史，而且后来荣封“万岁”的八位，或为天王嫡亲，或早已谢世，他们只是人世间的征象，并不能危及天王皇权。因此，杨秀清的“万岁”称号可在死后获得但绝不能在生前享用。此说不足以否定“逼封万岁”。

还有学者认为，“逼封万岁”是洪秀全为“诛杨”寻找法理依据而制造的政治谣言。“逼封”是不是政治谣言，先要看它立不立得住脚。“封万岁”是天京朝中的大事，每次“天父”传言也非同小可，两者肯定不能偷偷摸摸私下进行，都应该有现场见证人，如果只是谣言，早晚不攻自破。史料记载，韦昌辉在“诛杨”后到处张贴告示公布杨秀清的罪名，如“窃据神器，妄称万岁”、(26)“谋逆希僭大号”(27)等等。也就是说，韦昌辉(以及居于幕后的洪秀全)指责杨秀清犯的罪是“自居万岁”，而非“逼封万岁”。“自居万岁”无疑是大逆不道，“逼封万岁”的行为虽然僭越，但只要经天王公开同意“加封”，这个“万岁”称号就是既成事实，至少在程序上合法。所以，“诛杨”之初，无论韦昌辉还是洪秀全，都不愿承认“逼封万岁”这一事实，自然更不会主动“制造”这类谣言。

在韦昌辉发动“诛杨”之役两个月后，即咸丰六年十月，他自己也因为“滥杀”罪名而伏诛，洪秀全出面“主持公道”，为杨秀清平反。“诛韦”也需要公开正当的理由，妄杀东王就是最好的理由。因此，洪秀全迅速恢复了杨秀清生前的神格和名誉，并屡有“加封”。(28)在咸丰十一年(1861)或稍早一些，洪秀全御用玉玺上出现了“八位万岁”一词，如果“八位万岁”中确含已死去多年的杨秀清，这意味着洪承认了杨的“万岁”称号。天国忠臣“逼封万岁”当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洪秀全日后重印《天父圣旨》时干脆删掉了这一节——杨秀清“逼封万岁”系借“天父”传言行事，最初理应记录于《天父圣旨》中。

综上所述，不管事变当时还是事变之后，洪秀全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刻意宣扬“逼封”之事，更遑论主动制造谣言。

天京事变发生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告密”事件，见于自称事变目击者爱尔兰水手肯能(Canny)的口述。(29)肯能说：“杨秀清的一名亲信部将，不知何故，觉得理应向天王洪秀全告密，天王立即诏谕他的心腹盟弟北王韦昌辉(当时外出在安徽[按，实为江西])火速班师勤王，其目的首先在于保护天王本人的生命，其次在于剿灭阴谋篡位者”，(30)“据相信，他(按，东王)一直抱着谋害天王、篡夺最高统治宝座的阴谋……他为一个高级的共谋者所出卖，后者把他的妄图篡夺的阴谋向天王告密，表示愿负扫除奸党的重任”。(31)肯能还指出告密者是“第八位”——应为掌握天京通讯的朝内官领袖佐天侯陈承瑢。陈曾因“牧马人事件”被杨秀清杖责，在东王府理事却屡遭杨打压，是反杨同盟中坚定的一员。(32)“告密”之事也经洪秀全证实，他在《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中朦胧地解释了杨秀清之死的原因——“师由外出苦难清，期至朝观遭陷害”。(33)“朝观”指天朝宫殿，“期至朝观遭陷害”是指有人在洪秀全面前陷害杨秀清。

有人认为，“告密”和“逼封万岁”两说互相矛盾：如杨秀清确曾当众逼洪秀全封其“万岁”，篡逆之心既露，便无“密”可告；“告密”既实，说明杨秀清还在秘密活动，没有公开“逼封”。然杨秀清“逼封万岁”并没有对洪秀全动杀机，或还没有危及洪的性命，而据肯能口述，陈承瑢所告之“密”是东王“欲弑天王”。此亦见诸其他史料。《瓮牖余谈》载：“顾东贼虑洪逆之不能容也，潜欲作难而未发。其信任之左右，私往白洪逆。”(34)《星烈日记》载：“先是秀清带甲士三百人，入伪朝欲行弑。”(35)洪秀全大惧，因之加速了事变进程。

唯一详细记录“逼封万岁”时间的是李滨的《中兴别记》，载其时为咸丰六年七月丁丑日即二十二日(1856年8月22日)，并称洪秀全假意许诺在八月二十五日杨秀清生日那天正式晋其为“万岁”，但未知李滨所据。(36)其实，《天父圣旨》所记“天父”最后一次下凡传言的时间——咸丰六年七月十五日(1856年8月15日)，更可能是杨秀清“逼封万岁”的确切时间。(37)首先，“天王御驾至九重天府”这一重要且特殊的细节与李秀成、张汝南、知非子等人所记吻合。(38)其次，“天父”传天王亲至东王府却只留下“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14个字，似乎小题大做，言犹未尽，可能与洪秀全的删改有关。第三，此时清军江南大营统帅向荣死亡的消息刚刚传入天京——向荣死于咸丰六年七月初九日(1856年8月9日)，杨秀清自以为大敌已去，外部危机解除，同时首义诸王又被他调离天京，可谓既无后顾之忧，又无掣肘之患，对杨来说确实是个不错的时机。

至于权倾天国朝野的杨秀清，为什么会“逼封万岁”，反而使自己走上绝路呢？长期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日本学者小岛晋治认为，“从《天父圣旨》的记载看，似乎是东王鉴于天王和高官们对自己的愤懑情绪日益高涨而深感不安，因此要求得到与天王同等至高的地位”。(39)菊池秀明也指出，“杨秀清为自己独裁所招致的不满心存恐惧，因此想借得到与天王同等的地位来压制洪秀全对他的不满。但他的这一行动反而激怒了洪秀全”。(40)发泄怒火和消弭恐惧可能仅是杨秀清急欲晋位“万岁”的重要原因之一。历来思虑周密、行事果断且掌控天京内外军政实权的杨秀清，在重大危险逼近之时，不但没有及时察觉洪、韦、石三巨头“同盟密议”的存在，采取任何应变措施，反而继续肆无忌惮地向天王权威挑衅，所倚仗者，仍是自以为无往而不利的“天父代言人”身份。

杨秀清在事变前的一系列行为可用“自负”来解释。事变前，杨秀清竟把自己最亲信的能战部队调离天京。李滨《中兴别记》载：“杨秀清以湖南援江西军甚劲，发江宁悍贼万人，令伪国宗杨义清、杨辅清、李大华等率之，自安庆、九江以趋瑞州。”(41)这支部队原驻扎于天京城北清凉山、虎贲山等地，专司拱卫京畿。事变发生后，杨秀清集团瞬间土崩瓦解，足见杨在天京毫无防备。李秀成认为杨秀清“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42)这应是当时太平天国的供职者在长期高压政治下形成的对杨较为一致的感观。

三 “秘密回京”

过去学界认定韦昌辉、秦日纲奉洪秀全密诏秘密潜回天京“诛杨”。考察一下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三人在事变前的具体军事行动，或可从中获取线索。

先看韦昌辉。事变前，韦昌辉奉杨秀清军令主持江西军务，他先是坐镇湖口，后又督师瑞州。咸丰六年八月清督办江北军务德兴阿奏报：“八月初六日(9月4日)，督勇擒获割稻贼首伪旅帅谭盛际一名，供出伪北王韦姓于本月初二日(8月31日)自上江败回，带有逆船二百余只下驶，已由金陵登岸，稍息数日，即分路攻扑浦六营盘。”(43)韦昌辉在八月初二日(8月31日)返回天京。德兴阿的奏报据署江浦县知县袁瑞麟禀称，又与浦口安勇、穆克登额、罗玉斌及六合县温绍原所呈探报相符，可知大致无误。

韦昌辉率部回到天京，时人张汝南记：“东贼军令，凡伪官率众出而败回者，不准入城，必待寇他处获利乃许入。时北贼寇江西败回，亦不准入，颇怀愤怨。”(44)在江海关英方司税李泰国(H.N.Lay)1856年11月4日写给英国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约翰·包令(John Bowring)的一封信中，李泰国讲述了与“一位今日逃离南京之人”的会面：“他向我讲述了许多有关南京的情况。其中，他毫无保留地谈了杨秀清与北王互相猜忌的详情，诸如杨秀清某次如何关闭城门以对付北王，但10天后又重新打开了城门；在此期间，其他首领举行秘密会议，在这两个对手之间作出抉择，结果决定反对杨秀清，判处他死刑；杨秀清和所有姓杨的人因而都被处死。”李泰国对这位南京人的叙述“总体上倾向于相信”，因为这个人“始终都很直率，并没有急不可待要讲给人听的样子，有些事情他知道，有些他并不知道，但无论是知道还是不知道，他都简要明了地说明其缘由”。(45)这位南京城内逃出的难民证实了张汝南的记载，杨秀清确实已知韦昌辉“回京”，但不准其部入城。(46)

据德兴阿奏报，杨秀清令韦昌辉所部“稍息数日，即分路攻扑浦六营盘”，韦接受了新的指令。被俘的旅帅谭盛际专供北王行踪并对其军事行动和战略意图非常清楚，他的供词当可靠。另外，“分路攻扑浦六营盘”的战略在其他太平军口供等资料中得到印证，德兴阿又奏：七月二十八日，清军在观音门外与太平军交火，“阵擒活贼五名，余解送六合县审讯。据供：杨逆定计分起先破浦口观音门水师，即便顺流逼扰六合、仪征，以通北岸瓜州往来之路”。(47)时人刘贵曾于咸丰六年被太平军掳去，随军在镇江、扬州、仪征等地活动，据其口述而成的《余生纪略》载：“(咸丰六年六月十七日)军帅随伪将军赴丹阳，将军之子不识字，凡有安徽等处文书，皆迫予读。是日接伪总制咨文，自安徽来，上有攻陷丹阳，分兵再陷扬州之语。午后又接伪东王羽檄，云如丹阳不下，则将二十四丞相正法，丹阳既下，即长驱苏、杭，分兵攻扬州，以联络声势。”(48)浦口、六合、仪征、瓜州、扬州皆江北重镇，天京北面锁钥。可见在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杨秀清又制订了“规取江北，长驱苏杭”的战略计划。肯能口述称：“我们听说东王已下令北王将其部队从原来的驻地分调到不同的地点”，(49)韦昌辉返回天京可能即与杨秀清的这一战略规划有关。

另外，若韦昌辉是秘密回京，他仅带本部人马悄然行动即可，又怎会带着二百余艘战船，3 000多名将士浩浩荡荡沿江而下，岂非有公然带重兵围攻天京之嫌？坐镇京门的杨秀清又怎能没有得到任何情报，他又怎会对此坐视不顾？所以，传统上认为韦昌辉秘密回京的观点值得商榷，最有可能是奉了杨秀清的调令；杨不但知道韦回京，还给他下达了“稍息数日，攻打浦六营盘”的命令。这些都属于杨秀清正常的军事部署，是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韦昌辉没有任何违规之处。

在攻破江南大营后，石达开督师赴援武汉。咸丰六年八月初六日(1856年9月4日)，湘军李续宾所部在鲁家巷发动进攻，太平军“不敢出壁垒半步，惟放枪炮以御之”；(50)是夜三更，石达开率军自鲁家巷撤退，次日黎明遭湘军追击，太平军后队损失颇重，遗弃大批军资、武器。石达开率军万余自大冶、兴国东返，他的岳父卫天侯黄玉崑率军自江西临江至兴国与之会合，后同至安庆停驻。石达开突然从武汉前线撤军，连湖广总督官文都略感莫名，他奏称“贼情诡秘，尚宜严防”，(51)过去学界认为石达开接到了洪秀全的密诏或者听到了天京内讧的消息。

传统上认为，天京事变于八月初四日(9月2日)凌晨发生。在不足三天的时间里，事变爆发的消息不可能传到湖北。据方玉润《星烈日记》记载，天京事变的消息传到武汉前线是在公历10月下旬，方玉润亲历戎间，是武汉战事的当事人，所记应该无误。他在咸丰六年十月初七日(1856年11月4日)的日记中说：“中丞(胡林翼)前数日射书入武昌、汉阳城，劝贼归降。贼亦复书云：‘我东王之所以被杀也，乃其有篡弑之心，故北王讨之，戮其全家。今翼王与北王已除大憝，南京已定，不日大兵将来救援，尔等妖兵，死无日矣！’”(52)

左宗棠后来认为石达开突然撤兵是因“其时亦正值金陵内变，石逆急于回顾”，(53)这是左宗棠根据既成事实的推测。就算突然接到密诏，此时尚以大局为重的石达开会不会立即撤兵还需考虑。我们不能以石达开突然撤兵作为石接到密诏的依据，这样颠倒了历史事件的因果。石达开同时从湖北和江西两个方向调遣军团，如此大规模军事行动，在杨秀清时代如没有天京方面的军令是很难顺利执行的。

八月初七日(9月5日)，湘军将领李续宾获悉，“据生擒扬州被掳文生胡光汉供称：石逆与林启荣均已调赴南京”；这一口供被清军情报证实，“近日报探亦然”。(54)天京事变发生后，石达开在宁国主持军务，派大批船队“蔽江而下”，“筹议攻打浦口、六合”；据署江浦县袁瑞麟探报：“江浦城内贼党近接首逆伪檄，令其诱攻浦口营盘，即便乘隙直扰六合。”(55)这仍是事变前杨秀清“规取江北”战略的继续执行。因此，石达开很有可能是被杨秀清调去参与新的战略计划。当石达开率军进至安庆时，应该接到了事变消息，于是停止向天京进发，选择在赣皖间逗留观望；但同时他并未将精力全部用来注视内讧，仍然多次组织有生力量上济武汉，足见其此时顾全大局。(56)

秦日纲在攻破江南大营后，奉令攻打丹阳、金坛。两江总督怡良奏陈：“惟目前之急，尤在金坛。攸关下窜常苏、内犯浙杭之路，且与溧阳紧相接壤，于东坝、溧水一带贼势尤易联络沟通。上至江镇两城，亦更可肆行无阻。”(57)可见太平军攻打金坛也是杨秀清“规取江北，长驱苏杭”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又据怡良奏，八月初五日(9月3日)夜间，太平军自金坛撤围，“一走向句容，一由茅山南路旁窜”，(58)传统观点认为秦日纲此时正在天京城中挥舞屠刀，参与内讧。但事实上，秦日纲提前离开前线，私自赶赴天京的可能性不大。

就在撤围金坛的当日，太平军还出动五六千人，“分作三股前来攻扑”，“有黄衣贼目骑马往来左右指挥，其势甚属凶悍”；失利后，太平军仍“恃其墙高濠阔，负隅死守，垒内打出炮石如雨……兵勇之受伤者亦复不少”。(59)清方战报多讳败为胜，很少记载损失“不少”，怡良所奏应该属实。在主帅秦日纲带领精兵前赴天京的情况下，三军无主的太平军在撤围金坛前很难保持如此高涨的声势。太平军以强攻掩护撤军的实际军事行动也说明撤围金坛是有计划、有准备的军事部署。

李秀成在自述中多自诩己才，宣扬他力挽狂澜之功，如太平军确在无统帅无军令的情形下安然撤退，岂非李秀成自诩的优选案例？秦日纲也不可能只身回京，他必从金坛前线的部队中挑选精兵带走，(60)李秀成身为统兵大将，又岂能对此重要军情一无所知？但他在自述中完全没有提及。关键是秦日纲本人在八月初五日(9月3日)还在金坛现身。怡良根据20名被俘太平军口供确指：八月初五日“巨逆秦日纲在望楼被我兵火箭射死”。(61)秦日纲战死虽不符实情，但可知秦在八月初五日仍在金坛露面，并且在战斗中负伤，为众多普通士兵所见所知。

对撤围金坛的军事行动，在杨秀清时期“令行禁止”“臂指自如”的军政体制下，(62)若无东王诰谕，几乎无法成行，秦日纲亦不能服众，毕竟他手下还节制有陈玉成、李秀成、陈仕章、余正兴、周胜坤五丞相的数万将士，(63)这些不全是秦的势力。另据肯能口述，东王“命令驻扎在丹阳(实为金坛——笔者按)的秦日纲开往安徽”。(64)所以秦日纲很可能是在接到杨秀清调令之后回京的，一方面述职，一方面参与战区指挥调动；同时又因金坛久攻不下，杨秀清对金坛前线太平军下达撤军命令，以备新的作战任务。而怡良所奏金坛之战后“一走向句容”的太平军应是李秀成等五丞相兵马，李秀成也自述撤围后太平军“移营回扎丁角村，离句容廿五里所屯”；(65)而“一由茅山南路旁窜”的太平军当是秦日纲所率亲兵。秦日纲是在完成了撤围金坛的战略任务后返回天京的，并非是置大军于不顾的秘密行动。

综上，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三人率军同时向天京方向移动，最大可能是接受了杨秀清的调令。杨秀清惯于对重要将领分而治之。攻破江南大营后，他唯恐石达开在江西形成稳固的实力集团，所以调动石赴湖北前线，而派地位高于石达开的韦昌辉去江西督师；他又不放心韦昌辉，继而派国宗杨辅清、杨宜清带兵进入江西；他担心久据武昌的韦昌辉亲弟韦俊在湖北形成实力集团，派石达开入鄂亦有监督韦俊之意；秦日纲全权负责天京东线镇江、句容一带的战事，但他能力有限，不但没有肃清江北清军，彻底打垮江南大营残部，就连小小的金坛县城也没有拿下，严重阻滞了杨秀清“长驱苏杭”的战略计划。所以，在事变前，杨秀清再次调整了全局的战略规划：调遣作战能力颇强的石达开兵团负责东线战事——石达开兵团应是开辟苏南的主力；韦昌辉兵团规取江北、配合石达开兵团，并重新负责天京防务；秦日纲兵团开赴上游防守安徽，支援赣、鄂。杨秀清的主要目的在于集中力量攻取苏南，可以想见，如果天京事变没有发生，太平军有可能兵锋直逼苏浙了。

四 “诛杨密诏”

韦、石、秦三王是否可能在接到杨秀清调令的同时也接到了洪秀全的靖难密诏呢？在杨秀清逼封万岁和陈承瑢密告杨欲弑君之后，洪秀全如坐针毡，无时无刻不在设法寻找勤王靖难的生力军，但他不会分别给远在江西、湖北、金坛的韦、石、秦投书，这种做法太冒险且不可靠，毕竟三王正在前线浴血拼杀，战争时空不断转换，密诏如何准确下达？远在天京深宫中的洪秀全又如何能得知三王所在的确切位置？倘事情败露反而会引来灾难。

韦昌辉的到来使洪秀全看到了希望。对杨秀清芥蒂颇深的韦昌辉如今带兵驻扎城外，讯息旦夕可达，又有掌握天京通信的朝内官领袖佐天侯陈承瑢接应，此时密令韦昌辉入城诛杨最现实也较妥善。张汝南所撰《金陵省难纪略》记：“时北贼寇江西败回，亦不准入，颇怀愤怒，得洪贼函，即晚率三千余人遽入南门，趋围东贼宅。”(66)张汝南所述洪秀全给韦昌辉下达的是“密函”而非“密诏”。英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某位颇知太平天国内情的太平军官员供词《粤匪起首根由》证实了这一点：“天王回府即写蜜(密)文一封，一道付北王韦子敬(昌辉)吊(调)回。”(67)这份“密函”一定存在，否则韦昌辉不敢贸然行动。

需要补充的是，天王诏旨极不易伪造，从起草到颁布都有一套严格的规则和程序，印玺及供书写用的黄缎都是天王专用之物，密诏亦同，一旦事泄，洪秀全无以自保，难以辩解。张德坚《贼情汇纂》记：天王诏旨“用数尺黄稠画朱格，首行列天王诏旨四字，余系洪逆亲书天王诏曰云云，虽钦此二字，亦系自写。其黄稠长三尺，横幅朱丝，天王二字出格双抬。……句读则如俚曲盲词，大都费解。……但伪诏甚多，此外仍有秘而不传，以及外人不得而见者”。(68)再佐之以现存天王诏旨原件参看，可知“天王诏旨”形制独特繁琐，以诏旨形式寄送，从规制上来说不甚方便。所以过去认为存在的“密诏”很可能仅是洪秀全的一封“密函”而已。

“密诏”“密函”一字之差，所反映的事件内涵发生了变化。盖向来所谓代表君上旨意的“密诏”，因“密函”的取代形式，使诛杨实践进行的正式度和天京事变发生的必然性降低。对洪秀全来说，非正式的密函大大减少了诛杨实践的风险，倘若事情败露——可能来自对杨秀清和韦昌辉双方的担忧，较易被人伪造的“密函”便可有多元解释，表现了洪秀全对诛杨实践实现手段的高度谨慎，以及洪的政治权术；对韦昌辉来说，因公调动，“非诏入京”，在天京城下休整队伍时突然仅以一封来路未明的天王密函便祭起屠刀，显示了韦昌辉当时孤注一掷的心态、对杨秀清的仇恨情结，以及他对诛杨抱有极高的积极性。也正因韦仅有一封“密函”，才在当时就在“天国”军民中流传着韦是“奉诏”还是“矫诏”之争，最终洪秀全一方反戈，“矫诏”说占上风，形成了极端不利于韦的舆论风向，加速了他的灭亡。同时，“密函”的事实存在和接下来在不确定因素中引发的血案，增加了认定韦昌辉对天京事变应付责任的分量，尽管洪秀全仍扮演着主导者。

诸多时人著述证实洪秀全只是密召韦昌辉一人诛杨。《金陵省难纪略》载“急以情事遣使达北贼”。(69)《金陵杂记》载“遣腹贼至江西调北贼韦昌辉回金陵”。(70)《中兴别记》载“伪北王韦昌辉承伪天王洪秀全伪诏”。(71)《乙丙日记》载“伪天王洪秀全令伪北王韦昌辉将伪东王杨秀清杀了”。(72)裨治文关于东王北王内讧的通讯报道称“天王立即诏谕他的心腹盟弟北王韦昌辉火速班师勤王”。(73)雷诺兹报道肯能口述：秦遇到了韦，韦对秦说：“你应随我回天京，因为我收到了天王的信函，你并不知道此事。天王命令我杀掉东王”，(74)可知韦昌辉接到了天王“密函”，而秦日纲未有且非为参加事变回京，肯能关于韦昌辉动员秦日纲参加事变的口述较为可信。档案史料亦如是记载，怡良奏报称“洪逆将韦逆调回，杀死杨逆及其亲属”，(75)曾国藩奏称“自韦昌辉在瑞州战败，窜回金陵，被杨秀清斥责，洪、韦二贼谋杀杨秀清”。(76)这些史料都没有明确提出翼王石达开也接到了密信。前文已分析石达开远在湖北，回师不易，洪秀全诛杨急切，自以性命攸关，不会舍近求远，况且杨秀清全无防备，有韦昌辉足矣。石达开被俘后在供词中称洪秀全对韦昌辉请求诛杨一事“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如果石达开真的接到了洪秀全欲诛杨秀清的密信，那他就不会再赘述洪秀全“口中不肯”和“故意加封”的权诈，而直陈“洪秀全指使韦昌辉杀杨”即可，可知石本人并不知道密信之事。

韦昌辉最早可能在八月初二日返回天京的当晚即接到洪秀全的密信，但他似不能像张汝南记载的那样立即杀入城中。诛杨重任非同小可，韦昌辉很难在短短几个时辰内作出周密部署，而从后来诛杨实践事发突然且进展顺利的事实看，韦必在天京城下进行过周密的筹划和分工。

五 “东升日”

天京事变被认定于八月初四日(9月2日)凌晨即已发生，而韦昌辉在这之前需要有一段更长的时间进行筹划和分工。又如前述，秦日纲在八月初五日(9月3日)夜间方才离开金坛，秦日纲是否参与事变？

据德兴阿奏报，八月初六日(9月4日)，清兵在江浦县境内“擒获割稻贼首伪旅帅谭盛际一名”。谭盛际的身份有三种可能：江北太平军守军(江浦或九洑洲)、天京太平军驻军、北王韦昌辉部下。当时江北和天京当局均有大规模军事运作，在谭被擒的前数日，天京当局就有“船四五十号由燕子矶而来”，试图突破清军观音门水师防线；(77)江浦、九洑洲则“为江皖咽喉”，(78)大战在即，蓄势待发。这两个方向的军事信息应该更为清方重视，但谭盛际没有交代任何一点来自江北和天京方面的讯息。如果他来自江北或天京，作为军需官，理应清楚江浦或天京城中的军需储备情况，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其重要性不亚于北王所部的动向，可是他没有提供。从谭的口供分析，他专供北王韦昌辉所部行踪，明了其战略意图，甚至知道北王船队有“二百余只”，“八月初二日”“由金陵登岸”，“稍息数日”，“分路攻扑”这些具体细节，谭盛际应是北王从江西带回的部队中的一员。在北王所部驻扎京外休整期间，因长途行军所带军需不足或天京方面供给不够，谭盛际奉命前往江北割稻于是成为可能；北王所部的军需补给及谭割稻事宜的来龙去脉因远不及北王所部的战略部署更具情报价值，清方也就无需再在奏报中赘述。

直到所谓事变发生两日后的八月初六日(9月4日)，北王部下旅帅谭盛际仍然不知道天京事变“已经发生”的消息，他们当日白天还前往清军和团练设防的江浦县境内割稻。他在供词中连“分路攻扑浦六营盘”的战略都全盘托出，自然不会隐瞒天京事变这样重要的信息。再结合秦日纲八月初五日还在金坛露面的实际情况，说明八月初六日之前的天京，一切可能仍旧风平浪静，事变尚未发生。

在有关天京事变的大量官私著述、文人笔记中，明确记载事变发生日期的有三份史料——王韬《瓮牖余谈》、李滨《中兴别记》和李圭《金陵兵事汇略》。这三份文献均为时人记载，王韬、李圭为太平天国战争的亲历者，与太平天国多有接触；李滨所著自序“采录官私资料约二百余种”，言之有据，他们对天京事变发生的日期均作“八月初六日(9月4日)”。(79)如果事变是在八月初六日(9月4日)深夜爆发，金坛距天京200余里，快马一天行程，秦日纲在八月初五日(9月3日)夜间金坛撤围后赶赴天京则完全有可能参加事变。

李秀成也曾委婉地交代了天京事变的日期。他自述：自金坛撤围后，李部“移营回扎丁角村，离句容廿五里所屯。杀东王即此时之间”。(80)丁角村距金坛约130里，李秀成所部至“离句容廿五里”驻扎的时间应在八月初六日(9月4日)。他同时指出“杀东王即此时之间”。李秀成之所以不直陈杀东王的时间，而是模糊地讲“此时之间”四字，是因为他既不相信“东升日”的准确性，又确实不知事变发生的具体日期，他是根据推断秦日纲离开队伍到达天京的日期推断杨秀清被杀的时间，李秀成后来则知道了“秦日昌(纲)因韦昌辉与东王相杀，秦日昌(纲)亦死在其内”的事实。(81)

杨秀清被杀的日期是洪秀全在咸丰九年(太平天国己未九年，1859)十月二十二日颁布的《天历每四十年一斡旋诏》中确认的，洪秀全首次公布了天历六节的名称，其中“七月二十七日是东王升天节”。(82)天历丙辰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即咸丰六年八月初四日(1856年9月2日)。后人也是据此推断天京事变的日期。天历六节中其他五个节日的具体日期都是洪秀全自己设定的。“爷降节”、“哥降节”分别指杨秀清首次代“天父”传言、萧朝贵首次代“天兄”传言。《天兄圣旨》在记录“天兄”第一次下凡传言时，仅注明时间为“戊申年九月间”，而未详细标明“九月初九日”。又据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当时拜上帝会内有不少人假托神灵附体传言，会中有人记录下较为重要的词句供洪秀全鉴定。(83)也就是说，这些记录既不正式，也不详细，待杨、萧代“天父”“天兄”传言的地位经事后确认，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对他们的传言才有正式记载。洪秀全之所以将三月初三定为“爷降节”，将九月初九定为“哥降节”，一方面是因为他本人并不知道“天父”“天兄”下凡的确切日期，“天父”“天兄”首次下凡时洪秀全并不在场；另一方面，这与三月初三(上巳节)和九月初九(重阳节)是中国传统节日有关。而二月初二“报爷节”则是传统的龙头节，这一节日亦非实指具体事件。

正月十三“哥升节”、二月廿一“太兄暨朕登极节”的日期也不准确。据《新约·马太福音》第26、27章记载，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在逾越节(犹太教逾越节在犹太历尼撒月14日)的次日，“太兄登极”是指耶稣遇难后第40日升天——洪秀全将《新约》中的“升天”理解为“登极”。洪秀全亦知逾越节在十四日，只不过等同于太平天国的天历，在《长谢爷哥福久长诏》中，洪秀全讲“逾越十四升十三，登极同日排由父”。(84)洪秀全既然认定逾越节是天历的正月十四日，那“哥升节”应在正月十五日，“太兄登极”在天历二月二十四日。洪秀全却硬性规定“哥升节”是正月十三，这可能是因为“十”“三”可以组成“王”字，又能与耶稣(“十字架”“三日复活”)、天王(“十全大吉”“三点是洪，三日是洪日”)相比附。二月廿一这个时间，洪仁玕解释“二”“十”“一”可以组成“主”字。(85)至于“七月念七”(天历)的划定，相较于事件更可能发生的日期“七月三十”(天历)，或是洪秀全人为地取了一个月日数字重叠的临近时间，以附和神圣之意；或与洪秀全厌恶农历七月三十为佛教地藏节有关；但在宣布天历六节时，许多经历天京事变的人尚健在，人为改变日期，可能还有其他更加重要的目的，其中奥妙或许只有洪秀全知道了。

因此可初步得出如下看法：咸丰六年八月初二日(1856年8月31日)，韦昌辉被杨秀清调回天京，杨不许韦部入城，令在城外休整待命；八月初六日(9月4日)深夜，韦昌辉下达入城命令，八月初七日(9月5日)凌晨，血洗东王府。

八月初六日深夜，陈承瑢打开城门，秘密接应韦昌辉所部进入天京。南京文人王虹饮在《涵性斋笔记》中转述其友太平天国内医衙医官哈文台所言：事变前夕，哈文台正在北王府供奉。韦部进城后在北府中院集结，进行战前动员和北府必要的防御部署。部队出发前，洪秀全的女婿“天二驸马”钟万信亲到北王府宣读天王诏旨，哈文台跪在现场众亲兵中间，四周戒备森严，诏书言：“天王诏令：千祈遵天令，同心诛魔逆，永保天朝万世太平……朕实情谕尔等：东逆干犯天条，蓄意谋反，罪在千刀万剐，尔等同心同力同向前……”(86)诏书的后半部分，可能因钟万信(广东人)的方言问题，哈文台(南京人)没有听清。钟万信宣读完动员令，韦昌辉亲自披挂上马带队出发，直扑汉西门黄泥岗附近的东王府，喋血天京。

洪秀全派亲信到北王府进行战前动员，下达明诏，说明诛杨实践已由“密议”“密函”发展到“公开声讨”，洪秀全此时也是孤注一掷，并非学界过去认为的洪在事变中一直是暗处操控。诛杨实践，对“诛杨”一方来说，经历了从“同盟密议”“靖难密函”到“诛杨明诏”这样一个复杂的酝酿。整个过程既有必然性，也存在很大的突发性、偶然性，不像学界过去强调的“诛杨”的一切行动和进展都是在阴谋之下有条不紊地推进：“密议”并未促成诛杨实践，却形成了稳固的隐性同盟，各王彼此心照不宣，“诛杨”目标取得一致；“密函”因韦昌辉的奉调回京而事发仓促，且使“诛杨”的书面动员不具正式形式，却又因“密议”的存在具有了可行性，同时使得“诛杨”大事在不稳定因素中开始付诸实践；“明诏”使诛杨实践的暗流正式发展为公开的政潮。三个环节层层相扣，不可或缺。诛杨实践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完成酝酿，而它的成型却是在5天之中瞬间完就的。这一切使得事变的历史表征具有了突发性和偶然性。天京事变就是在必然因素与可变因素的交织下呈现于后人的历史记忆中的。所以美国学者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将“导致杨秀清和数千名太平军丧生”的原因笼统地归结于“一连串的事”，并指出“这个变化的时机与动机并不清楚”。(87)另一位美国学者裴士锋(Stephen R.Platt)也称天京事变是“一场情况浑沌不明的流血政变”。(88)

六 “盛衰分水岭”

长期以来，天京事变被视作太平天国的盛衰分水岭。而实际上，关于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分水岭”的定性，并未在西方学界产生共鸣。由于中外学者在历史价值论上的差异，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没有必要对历史上的著名事件或人物进行类似的评价。当然直陈内讧的严重影响，这不等同于为事件定性，如梅尔清(Tobie Meyer-Fong)就认为“内耗几乎毁灭了太平天国自身”，但她所讲“内耗”的时间范畴是整个天京政权时期，即11年多的时间内，并非专指天京政变。(89)美国学者孔飞力(Philip A.Kuhn)在陈述“1856年下半年至1858年年中，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颓势终以战略要地九江的易手和清军重建其对南京的包围圈而达到顶点”这一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指出“尽管太平军的中央已陷入混乱，但这运动在普通士兵中仍保有旺盛的活力”。(90)他显然未持太平天国因事变而衰的看法。在孔飞力的另一部著作中，他更倾向于把1860年后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失败看作它的重要失误。(91)

关于天京事变的具体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量的细化：

第一是在兵员方面。李秀成在自述中指出“北王杀东王之后，尽将东王统下亲戚属员文武大小男妇尽行杀净”，(92)这也说明大屠杀并没有涉及太平天国各馆衙及城防部队，韦昌辉所杀为东王“亲戚属员”，大多是“老弱妇孺”。就算妇孺也非全杀，《金陵杂记》记载：“并杀其(杨秀清)亲丁廿七口，其被掳奸淫为伪王娘者五十四口同时并杀，以及掳禁服侍被奸有孕者亦皆杀讫，余掳妇女未害。”东王被杀后，只有东殿尚书傅学贤率众进行了短暂抵抗，“韦贼出东巢，与傅贼巷战三日”，(93)考虑到东府牌刀手总共只有1 600人，(94)且多数已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杀，所以此次巷战对参加大屠杀的北府、燕府亲兵来说兵员损失不大。据《贼情汇纂》统计，东王府共有大小属员3564人，(95)加上被株连的妇孺老幼总数也不会超过万人。镇江某塾馆教师孙某于咸丰六年八月十六日听闻“(江宁)贼众自相屠杀，已将杨秀清杀了，死者万余人”，(96)《金陵杂记》称“计在内东党为北贼杀者约万人”，(97)当可信。

在地方上，手握兵权的杨姓国宗被株连仅有安庆一例，《乙丙日记》载：“安庆省伪右四检点张(潮爵)奉伪天王令将杨国宗(秀清之兄)杀了，并杨姓三人皆杀之。”(98)杨秀清安插在地方上的心腹将领，如驻军湖口的东殿十二承宣胡鼎文、东殿左三十一承宣黄文金，驻军孤山的东殿七十一承宣赖桂英，驻军东西梁山的东殿五十二承宣陈某，驻军芜湖的东殿五十四承宣陈承瑚，驻军湖北武穴的东殿工部一尚书莫思兴，驻军安庆的东殿吏部二尚书侯淑钱等，都幸免于难。(99)

韦昌辉屠翼王府，“将翼王全家杀了”，(100)所杀者主要为石达开家眷，石部下将士大多出征在外。韦昌辉伏诛，总共才有两百余人被杀，(101)“北贼所属皆不问”，(102)北王旧部根本没有受到株连。曾参加太平军的英国人呤唎(A.F.Lindley)也认为：“北王、东王以及他们的部下亲信这么许多人都被处死的报导，是十分夸大的。”(103)所以殁于内讧的太平军骨干将士数目应较少。

有学者根据《李秀成自述》认为，石达开率十余万太平军精锐出走给太平天国造成了致命打击。李秀成讲：“翼王将天朝之兵尽行带去”，“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104)在囚笼中的李秀成，多自诩挽狂澜于既倒，夸大己功，所述有妄诞之处。咸丰七年(1857)闰五月初六日安徽巡抚福济奏报：“兹据无为州在籍教谕邾煐等禀称：五月十八日石逆由金陵带其党与数千，道经该州，前往上游，到处张贴伪示，传谕各贼察其词意，因洪逆疑忌过甚，惧害脱逃。”(105)据清方档案，石达开自天京出走，途经无为州时只带有数千将士，这不过是他的亲兵卫队。又据咸丰七年闰五月十二日署两江总督何桂清奏报军情折所附《金陵城中著名逆首职衔姓名清单》共记19位重要人物，(106)其中仅有夏官丞相蔡子贤离京远征，可知天京城中鲜有高级官员随石出走。

石达开于咸丰七年九月率军离开安庆前赴江西，据西安将军福兴探报，由皖入赣的太平军“分股突至者前后六起，计数实有三四万众”。(107)这支部队一直都是由石达开统帅，他由江西赴天京破围，自安庆赴援武汉，由安庆靖难诛韦，带领的都是这支队伍，而且石达开在离开天京之后还将自己在宁国的驻军交给陈玉成指挥。(108)所以石达开由皖入赣时只带走了三四万人。根据曾国藩的奏报，江西太平军总数原来约有7万，其中包括二三万入赣投军的天地会部队——花旗军。(109)石达开入赣后，江西太平军总数约有10万—11万。但在江西也有不少太平军不服调遣，甚至与石部火并；(110)几千名吉安太平军也未弃城出走，他们坚守城池直至咸丰八年八月十五日(1858年9月21日)，此时石达开大军已离开江西近半年了。(111)石达开后来进入浙江时只有5万—7万人跟随，(112)这也不全是太平天国的精锐，其中天地会部队的素质较低，清方官员曾嘲讽江西太平军“并无悍贼，不过游匪”。(113)石达开到广西时，随行的将士又大多弃他而去，重新返回太平天国主战场。(114)

第二是在疆域方面。武汉失守不能完全归因内讧。在事变前，石达开率四万太平军援军与湘军鏖战，都不能取得优势；下赴安庆停驻，石达开组织由水陆两路上济武汉，也未奏效。战事失利的重要原因是湘军水师远居优势，而在鄂太平军战力较差。石达开援鄂兵团士卒多为临时抽调，“其凶悍老贼不满二千；其上年从江西新附粤匪(天地会)二万甘心作贼”，(115)缺乏实战经验。所以船少兵弱的太平军很难突破湘军的江面封锁而取得制江权，(116)这便严重限制了对武汉城防太平军的军需接济。事变前，太平天国在武汉前线投入的兵力已达六七万人，这是太平天国当局在鄂可用兵力的最大化，太平军却在长期的武汉消耗战中渐处下风，敌对双方的实力决定了太平军弃守武汉的必然。

江西失守的主因也非石达开出走。咸丰六年春，太平军占据江西大部州县，但各地守军因力量分散而株守各城，未能再有大的军事进展，这同时给了湘军集中兵力，攻坚拒援，徐图恢复的时机。(117)天京事变发生前，太平军在江西已持防御态势，石达开谕令各地将领“谨守江西”。(118)韦昌辉、石达开、黄玉崑各率大队太平军援赣，仍然不能改变与清军的相持战局，江西战场的力量对比正在悄然变化。武汉失守后，湖北湘军水陆东向，湖南湘军和粤军也先后组织重点进攻，太平军在江西的占领区不断被蚕食，势力范围被压缩到几个军事据点，但太平天国当局却因战线太长，兵力不敷调派，无力再组织大规模机动兵团援赣。事变发生后，石达开率数万太平军由安徽进入江西，力图挽救自己辛苦开辟的根据地和嫡系部队，结果在江西转战半年屡战屡败，瑞州、临江、抚州三重镇相继失守，吉安也被曾国荃完全围困。(119)太平军在江西败局已定，战略转移反而有利于有生力量的保存。

可以说，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湖北和江西根据地的丧失，是敌对双方长期鏖战、力量消长的结果，天京事变只存在一定的催化作用，如九江的最终失守与石达开近在咫尺却不施援救不无关系；但即便石达开率军前往，也没有完胜的把握。(120)

石达开出走前，在安庆向洪秀全上奏了一份援京计划本章，被清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探得：“令贼党李寿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贼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德兴阿认为，“书中之意似与洪逆各树党援，不相附丽”。(121)石达开在本章中列举的名单的确都是不愿随他出走者，意在婉拒洪秀全请其回京辅政的恳求，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天京方面此时还有其他机动兵力可调。如按石达开的提议，由石部入浙牵制江南大营，由陈玉成、李秀成联合捻军经略江北、东援天京，太平天国大局并非不可为——事实证明，太平天国二破江南大营的战略计划即是石达开在三年前所提方略的复本。

石达开出走后，安徽二十余府县还在太平军手中，陈玉成在皖北、李秀成在六安、李世贤在南陵、张潮爵和陈得才在安庆、韦俊在池州、陈坤书在芜湖、朱凤魁在宁国、梁立泰在桐城、叶芸来在潜山、赖桂英在当涂、赖文鸿和古隆贤在青阳，安徽太平天国的局势尚算可观。九江失守，黄文金、洪春元等率领上游太平军撤入安徽境内，主要集结在芜湖、繁昌一带，“上游逆党又缘官兵恢复九江，纷纷下窜。其屯聚之处，大率以芜湖、繁昌为巢域，而分踞奎潭、石峗、峨桥等处，往来扑扰，飘忽靡常……凶焰未尝少息”，(122)这极大地增强了安徽太平军的力量。安徽太平天国战局的实际状况并非急转直下，而主要是各地处于相对分散状态，缺乏统一有效的战略指挥和部署，(123)这种状态在咸丰八年六月太平军枞阳会议之后得以结束。

天京事变的确与这一时期太平天国暂时的战略退却有关，但是没有造成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事变后不久，太平天国迅速地再破江北、江南大营和开辟苏南、浙江疆土说明了这点——新的统一的领导核心对“天国中兴”发挥了作用。太平军二克江北大营，开创局部战略进攻的新局面，时在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上距石达开由安庆出走之咸丰七年八月十八日仅一年的时间。此外，被誉为太平天国史上闪光点的洪仁玕新政、《资政新篇》和李秀成的地方建设新思维恰恰是在天京事变后的所谓太平天国后期诞生。

天京事变的影响主要在信念方面。石达开率部出走后，在江西与反对分裂的太平军火并，民间遂有“江西贼杀贼，南京王杀王”的谚语，(125)苏州一带还流传着“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之类的打油诗。(126)天父福音的终止和东王升天，对上帝神话来说，无疑是莫大的讽刺，太平军军民在精神上的迷茫演变为政治分裂的关键因素，这对极端依靠上帝信仰维系国运军心的太平天国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而事变发生不久，太平军中出现了中高级官员自立旗号之事。尚书段立刚曾奉杨秀清军令赴上江(因长江从安徽流入江苏，故旧称安徽为上江，江苏为下江)一带招兵。杨秀清被杀后，段在安庆以北的桐城孙家坂小街聚众集盟，自号“代天都招讨大将军”，准备起事，后被李鼎新为首的地方团练扑灭。(127)还有部分太平军丧失信心，出城投降，在瓜州，“外间射书招降，贼中业已周知，人心悉散，时有乘间出投者”。(128)

但总体来讲，太平天国的信仰危机不是由天京事变一个历史事件造成的，还与政局紊乱、政治腐败、政权体制、宗教的局限性和时效性等因素有关，这是积重难返的恶果，而且精神上的影响需要经过一定时空的积聚方能完全显现。天京事变的消息传到武汉前线，清军立即射书入武昌、汉阳劝降，太平军却不为所动，严词拒之。官文失望地向咸丰奏报：“老贼过以死拒，意在溃窜，别图滋扰”，“自来逆贼沉迷邪教，妄言生为地狱，死乐天堂，逆心至死不变”。(129)即使到咸丰十一年，在普通太平军身上仍然可以看到拜上帝教义的强大力量。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访问南京时，与一位即将出征的士兵谈话：

“不怕受伤或被杀死吗？”他回答说：“不！天父会保佑我。”

“如果你会被杀死，怎么办？”“无所谓，我的灵魂将升入天堂。”

“你有什么功劳可以上天堂？”“不，不是我自己的功劳，完全是通过天兄的功劳才能升天。”

我又问：“基督做了什么神圣的事情？”这位年轻人准确地讲述了救世主为世人所付出的辛劳，诸如他降临世间，受尽磨难，并死在罪人之所，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苦难。

我问他是否相信这一切，他回答说：“确实相信。”(130)

可见在1860年代，部分普通士兵对上帝信仰仍然充满着激情。托马斯·H.赖利(Thomas H.Reilly)在他的著作中通过对太平天国占领区民众的信仰实践、太平军地域来源和社会组织结构的观察，驳斥了“仅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最初的一批核心成员里的狂热分子自愿实践这种信仰”的成见。(131)李秀成虽然在国破被俘后所写的自述中表现出对洪秀全“言天说地”“靠实于天”的不屑和不满，(132)但他自己却是个地道的太平信仰实践者，“他在每个城市都为最近取得的重大胜利举行感恩礼拜”；(133)每逢战事，李会在大兵所到之处，“择一空阔地方”，“率众官兵大齐欢呼，敬拜天父”。(134)再如，同治三年(1864)六月二十三日，官文、曾国藩等奏陈南京破城情形：“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135)天京太平军将士的坚定信念可见一斑。

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在太平军开辟苏南、浙江基地之后，在盲目扩招来的许多“新兄弟”(有不少游民和降兵)身上，他们的宗教感淡漠，上帝信念的实践因他们的普遍存在而愈发苍白无力。(136)只不过，这是由腐败、盲目扩军、疏于教育、立政无章等多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导致的结果，并非事变之直接影响。

结合相关史实和上述论证可知，天京事变对太平天国虽然造成了一定影响，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影响尚不能以“盛衰分水岭”定性。

天京事变虽不足以作为太平天国的盛衰分水岭，但它是太平天国权力斗争最惨烈、最血腥的一环，而太平天国贯穿始终的权力斗争是“天国”陨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天京事变惊雷过后，太平天国的领导人非但没有在这场血腥屠杀中汲取教训，反而继续醉心于权谋诡谲。事变后不久，天京朝内党争死灰复燃，且愈演愈烈，以洪仁玕、洪仁发、洪仁达、蒙得恩为首的中央亲贵和以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为首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大有不可调和之势。太平天国覆灭前的政局就是处于中央与地方、中央内部、地方内部等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之中。(137)太平天国内部的乱象，亦被敌方探闻。同治元年(1862)九月，浙江巡抚左宗棠奏称：“查贼中伪王可数者共三十余，惟伪忠王李秀成、伪章王林绍璋与李世贤相投合，余则彼此猜忌，势不相下，金陵逆首洪秀全之兄伪勇王洪仁达尤为各贼所恨，似从前杨、韦两逆互相吞噬之事不久必将复见。”(138)天京中央政权的权力倾轧虽未像左宗棠预测的那样再次迅速趋于白热化，但上行下效，蔓延地方，太平军各地方势力之间内斗成风，付出了惨重代价。

如咸丰九年(1859)八月，为躲避杨辅清、杨宜清兄弟的寻衅，时任太平天国右军主将的韦俊率军由池州渡江，意欲投靠李秀成而另寻地盘。结果为陈玉成所不容，双方“彼此忿争，于和州地界两相杀戮”，李秀成部支持韦俊，与陈玉成部械斗，“杀毙数千人”，韦俊最终决意降清。(139)咸丰十年(1860)五月，英王陈玉成专程由天京赴苏州，与忠王李秀成会谈苏南地盘划分问题。陈玉成因在“江南无立足之地”，“意欲提兵赴浙江上游一带”，与李秀成发生争执，迫使干王洪仁玕前往苏州“调停忠英二酋之误会”，(140)最终陈玉成只在苏南要得唯一据点丹阳。(141)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驻军苏州的陈坤书与驻守石门的陈炳文为争地盘在嘉兴城下火并。(142)再如同治元年(1862)二月，归王邓光明与保王童容海在杭州内讧，童容海部“先攻大关，与邓为难。焚掠数日，闯入城内，欲劫其珍宝财物，并毁其居”，(143)邓光明率众据柴垛桥相抗，经李秀成出面调解，邓光明付万金予童，童方“拔队出城”。(144)同治二年(1863)七月二十日，嘉兴守将荣王廖发寿与乌镇守将何培章突然率军占领桐乡和濮院，“以通妖为罪案，逮钟拷掠”，驻守在此的筱天义钟某所部三千人被消灭。(145)到了天京陷落后将近一年，即同治四年(1865)初夏，侍王李世贤所部与清军战于闽西南的永定，全军数万人溃败，李世贤“带伤从十数贼策马过河”，生死未卜。(146)六月二十八日，死里逃生的李世贤前往镇平投奔康王汪海洋，汪恐李夺其权，于七月初三日夜将李世贤杀死，并杀其旧党5人，诬以“已降官军，兹入镇平复结党图为内应”。(147)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汪海洋在广东嘉应州作战时中弹身亡，传闻死于李世贤心腹的报复仇杀。(148)仅一个月后，太平军余部谭体元所部亦败，南方太平军宣告覆灭。(149)

以上所列举的，仅是太平天国地方权力斗争中见诸史册之较有代表性者，仅同治元年一年内就闹出数十起规模较大的内斗，至于地方各太平军部队之间攻夺“馆卡”的大小事件则数不胜数。太平天国权力斗争的影响很明显，长期内耗是太平天国覆灭的重要原因，而地方内耗的影响因子尤为不可忽视。该论断也支持了不宜将天京事变视作太平天国盛衰转折点这一观点的立论。一方面，大多数地方将领株守畛域，坐视太平天国中央政权覆灭而不顾，他们“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150)对中央调派援京的指令置若罔闻；另一方面，忙于享乐和内争的施政者，全然不记得起兵伊始对百姓的许诺，他们的《天朝田亩制度》成为一纸空文，土地分配制度从来就没有施行过，却代之以严刑峻法、苛捐杂税，太平军进而失去农民的支持，甚至激变田野。(151)正如美国学者蒲乐安(Roxann Prazniak)所言：“叛乱者定都南京后，由于在常年战争条件下协作进行社会运动埋下的隐患，叛乱领导人之间的分裂削弱了叛乱者实现其革命目标的努力，这些目标包括平均分配土地和废除官方把持、维护统治的中国传统经典。”(152)与良性社会政治背道而驰的是，互相劫掠和内斗成为太平天国地方行政的风潮。曾国藩和李鸿章都观察到“各贼不能相统，此贼所踞，难免彼贼劫掠”的现象。(153)金华文人方芬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下因广西籍太平军和广东籍太平军(前身是天地会部队)在浙江金华自相攻杀而殃及无辜百姓的凄惨场景：

雀鼠争雄未肯降，五花旗帜舞猖狂。

频驱士女充军数，尽废田园作战场。

两广锋交黄石岭，八方火起白沙庄。

村墟寥落成乌有，一望无垠百里长。(154)

民间甚至针对据守太平军和过境太平军内斗一事，区别称之为“卡贼”“野贼”或“野长毛”。(155)可以说，太平天国日益失去民心，注定了它最终陨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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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忠王李秀成自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续编》)(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7页。

②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考》，《太平天国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39—316页；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中)，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9页。国内、国外学界关于天京事变的论作，多与上述主流观点大同小异，不一一赘列。

③参见郭毅生：《如何评价杨秀清？——太平天国的“五主”、“八位万岁”与“天京事变”的考察》，《历史研究》1978年第6期；史式：《“逼封万岁”说考谬》，《太平天国史实考》，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157页。

④参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8、91、114、179、180、299页。

⑤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三)，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45—46、102页。

⑥杨秀清曾两次假天父传言欲打洪秀全，分别见《天父下凡诏书》(二)，《太平天国》(一)，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30—32页；王庆成校订《重校〈天兄圣旨〉、〈天父圣旨〉》(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9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页。

⑦王庆成校订《重校〈天兄圣旨〉、〈天父圣旨〉》(下)，《近代史资料》总90号，第113页。有学者认为，此段记载不实，系洪秀全为杨秀清平反后，于《天父圣旨》刊印时的增改，由“天父”之口点出二人“帮妖”，可为洪秀全诛杀秦、陈寻找依据，并开脱责任(姜涛、卞修跃：《中国近代通史》第2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9—470页)。秦、陈死于内讧。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德兴阿奏报：“逆首洪秀全因韦逆杀戮太多，于十月初五日计擒韦逆极刑致毙。十一月初一日，石达开复将韦逆之党伪燕王秦日纲、伪佐天侯陈承瑢等诛死。”(转引自赫治清：《陈承瑢之死史实考辨》，《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3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页)石达开于十月十七日自宁国回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四]，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秦、陈被处死显系石达开促成，洪秀全完全可以将责任推到石身上。此外，秦、陈是韦昌辉帮凶，洪秀全在诛韦后保全他们，一因“韦逆之党杀韦逆”之功(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8页)，一为保存制衡石达开的力量。但此时洪已为杨秀清平反，韦、秦、陈“谋害东王，特诛戮以安东王部下之心”(民国《芜湖县志》卷41“庙祀志·寺观·明珠庵”，第8页a)，所以洪秀全诛杀他们也在情理法理之中，无需伪造《天父圣旨》行事。杨在宣布秦、陈“帮妖”后没有采取任何举动比较反常，这不足以证伪“天父”之言，天父传言至为神圣，又有诸多见证者，是可删减而不可伪造的。杨秀清的“反常”，可能有三方面考虑：一、敲山震虎，引而不发，日后却可随时发难；二、二人位高权重，不宜轻动，杨尚需倚仗；三、罪而不杀，使之感恩戴德，更加效忠。然适得其反，树立了两个死敌。

⑧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48页。

⑨《忠王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续编》(二)，第350页。

⑩有学者认为《石达开供词》是骆秉章邀功伪造，见孟彭兴：《石达开“自述”质疑》，《史林》1994年第2期。该文本非石达开亲笔，乃其口述，由官吏笔录而成。石达开操客家话，记录者或有误记；供词又被清方删改，所以有不合原意之处，然其真实性毋庸置疑。

(11)毛祥麟《三略汇编》，成书于同治五年(1866)，本文所引采自刘永翔等整理《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骆文忠公奏议》中的自述，见《太平天国》(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780—786页)；余鸿观《蜀燹述略》，成书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本文所引采自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07)(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

(12)有学者认为《三略汇编·粤逆记略》中的“石达开自述”是毛祥麟根据《骆文忠公奏议》中《生擒石逆疏》附件《石达开原供》增删改造而成的一个错讹兼备的别本(孟彭兴、周元高：《关于〈三略汇编·粤逆记略〉》，《史学月刊》1981年第6期)。毛祥麟版《石达开供词》的刊印时间略晚于骆秉章具奏日(同治二年六月)，却早于《骆文忠公奏议(川中稿)》(同治十年)，仍属原始资料。且尚无充分证据证明毛祥麟版供词以骆秉章奏折为母本，从语言和内容分析，毛祥麟版供词更像是骆秉章所奏供词的原始记录。而毛祥麟版供词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如洪秀全对诛杨一事的心态；若干细节的描述更为具体合理，如诛杨后洪、韦、石三王政治利益的再分配和权力斗争。考虑到三个版本在主要内容上大致相同，所以使用《三略汇编》的版本，同时参照《骆文忠公奏议》辑录的供词才较稳妥。

(13)毛祥麟：《三略汇编》，《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第935页。骆秉章所奏供词称“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转加杨秀清伪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清杀死”，这不合史实也违背逻辑。洪秀全可以拒绝韦的请求，但他权欲极强，不会也无必要再愚蠢地主动加重杨的权柄；从“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清杀死”看，这表述的仍是毛祥麟版供词“洪秀全欲擒故纵，故意加封杨秀清以激怒韦昌辉”的意思。

(14)《忠王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续编》(二)，第350页。

(15)毛祥麟：《三略汇编》，《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第935页。骆秉章所奏《石达开供词》记为“转加杨秀清伪号”，未直陈是“万岁”称号。据咸丰八年《颁行历书》(形成于咸丰七年十月)，杨秀清(已故)的头衔是“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颁行历书》[八年]，《太平天国》(一)，第193页)，比其生前称号多了“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一处。这仅是洪秀全对杨秀清生前持有的天父代言人身份的重新确认，无新的实质性封赐。所以“伪号”应为“万岁”，在皇权社会里，“万岁”是皇帝专享，骆秉章不便直陈上奏而改为贬称。

(16)《两江总督怡良奏覆金陵内讧实情并拟派间谍设法离散情形片》(咸丰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以下简称《镇压档》)第18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56页。

(17)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7—78页。

(18)两书成书之时事变尚未结束，史料价值颇高。两位作者都曾在天京生活过，但所录天京事变诸情节是“闻之于遇难播迁之人及被掳脱逃之辈”或“访闻确切得以附入”，并非亲身经历。参见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四)，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640、685页。

(19)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四)，第703页。

(20)涤浮道人(知非子)：《金陵杂记》，《太平天国》(四)，第640页。

(21)王庆成校订《重校〈天兄圣旨〉、〈天父圣旨〉》(下)，《近代史资料》总90号，第113页。

(23)后人对洪秀全的心态亦有洞察。王韬记“洪逆佯喜，许之，期以八月”(王韬：《瓮牖余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606]，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年版，第230页)；李滨记“洪逆佯许之，期以远日，密召……”(李滨：《中兴别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2册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59页)；李圭记“洪逆佯喜，许之，期以八月东贼生日为始”(李圭：《金陵兵事汇略》，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8页)。一个“佯”字很能说明问题。

(24)王庆成指出：“从《天兄圣旨》卷首的‘诏书总目’二十九部，可推知此册《天兄圣旨》当印行于1860年。但两书均有铲版痕迹，初刻始于何时，现难确知。”王庆成：《记几种新发现的太平天国文献》，《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1年第1期(总359期)，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gjzl/gJ364/gJ_02.htm，2001年6月27日。

(25)参郭毅生：《如何评价杨秀清？——太平天国的“五主”、“八位万岁”与“天京事变”的考察》，《历史研究》1978年第6期。

(26)《吴熙致吴煦函》(1856年10月18日)，《吴煦档案选编》(四)，第116页。

(27)李圭：《金陵兵事汇略》，《太平天国续编》(四)，第269页。

(28)咸丰十一年二月，洪秀全颁布《永定印衔诏》，杨秀清衔号为：“传天父上主真神真圣旨圣神上帝之风雷劝慰师后师左辅正军师顶天扶朝纲东王”。(《天王永定印衔诏》，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29)香港《中国陆上之友》(The Overland Friend of China)和上海《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所刊肯能的口述，已为众多史家证实作伪。笔者认为，由于肯能文化水平不高，爱慕虚名，在口述时难免夸大情节，抬高身价，但也不能以伪书视之而熟视无睹，毕竟变乱之中误记难免，尚可为其他史料之佐证。

(30)裨治文：《关于东王北王内讧的通讯报道》，章克生译，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4页。

(31)麦高文：《东王北王内讧事件始末》，章克生译，《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第85页。

(32)“牧马人事件”，见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四)，第671页；陈承瑢遭杨秀清惩处，见王庆成校订《重校〈天兄圣旨〉、〈天父圣旨〉》(下)，《近代史资料》总90号，第92、113页。

(33)《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2页。

(34)王韬：《瓮牖余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606)，第230页。

(35)方玉润：《星烈日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9页。

(36)李滨：《中兴别记》，《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2册上，第459—460页。

(37)王庆成校订《重校〈天兄圣旨〉、〈天父圣旨〉》(下)，《近代史资料》总90号，第113页。

(38)天王亲至东王府的细节非常特殊，也经肯能确认：“从可靠方面得知定都天京后，天王曾经有一次驾临东王府。”(麦高文：《东王北王内讧事件始末》，《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第84页)肯能也向雷诺兹口述此事：“有一次，第一位为解决一些争议而来到第二位的宫殿，当时我们也在场。”(《“在南京生活数月的两名欧洲人”的叙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但据肯能接下来所述颇具戏剧性的情境，并比照他对麦高文转述是“从可靠方面得知”的消息，肯能“当时我们也在场”这句话是为提高可信度而说的谎话。

(39)小岛晋治：《洪秀全と太平天国》，岩波书店2001年版，第216页。

(40)菊池秀明：《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马晓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页。

(41)李滨：《中兴别记》，《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2册上，第452页。

(42)《忠王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续编》(二)，第350页。

(43)《钦差大臣德兴阿等奏报观音门水师截击获胜并浦口六合防剿情形折》(咸丰六年八月十五日)，《镇压档》第18册，第587页。

(44)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四)，第703页。

(45)"A Letter from H.N.Lay," in Prescott Clarke and J.S.Gregory(eds.),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A Selection of the Documents,London:Groom Helm Ltd.,1982,pp.179—180.

(46)王韬也记：“北贼先二日得书，乃于八月初六日回金陵，东贼不许入城。再三请命，以轻骑入，随从毋得过十人。”王韬：《瓮牖余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606]，第260页。

(47)《钦差大臣德兴阿等奏报观音门水师截击获胜并浦口六合防剿情形折》(咸丰六年八月十五日)，《镇压档》第18册，第587页。

(48)刘贵曾口述，刘寿曾编录《余生纪略》，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4页。

(49)"A Narrative by 'two Europeans who for several months have been living at Nanking'," in Prescott Clarke and J.S.Gregory(eds.),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p.188.

(50)李续宾：《上曾涤生侍郎》，《李忠武公遗书·李忠武公书牍》卷上，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270—271页。

(51)《湖广总督官文等奏报水陆分攻鲁家巷等处获胜情形折》(咸丰六年八月十五日)，《镇压档》第18册，第593页；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中)，第38页。

(52)方玉润：《星烈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三)，第99页。

(53)《左宗棠致曾国藩书》，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六)，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15页。

(54)李续宾：《上曾涤生侍郎》，《李忠武公遗书·李忠武公书牍》卷上，第271页。

(55)《钦差大臣德兴阿等奏报浦六军情喫重飞调蕴秀带兵回扬备御折》(咸丰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镇压档》第19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56)《署理湖北巡抚胡林翼奏报击毁股船直抵田家镇并咸宁剿敌获胜折》(咸丰六年十月初八日)，《镇压档》第18册，第680—681页。

(57)《两江总督怡良奏为暂署钦差大臣关防谢恩事》，咸丰六年八月初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03-4277-0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8)《两江总督怡良奏报剿办金坛获胜重围立解力图进取折》(咸丰六年八月十一日)，《镇压档》第18册，第584页。

(59)《两江总督怡良奏报剿办金坛获胜重围立解力图进取折》(咸丰六年八月十一日)，《镇压档》第18册，第583—584页。

(60)史景迁也认为：“他(秦日纲)随身带着精兵，是从夏天在镇江和南京城外战役中大获全胜的部队里精心挑选出来的。”史景迁：《太平天国》，朱庆葆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7页。

(61)《两江总督怡良奏报剿办金坛获胜重围立解力图进取折》(咸丰六年八月十一日)，《镇压档》第18册，第584页。

(62)《干王洪仁玕立法制諠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94页。

(63)涤浮道人：《金陵杂记·续记》，《太平天国》(四)，第644—645页。

(64)"A Narrative by 'two Europeans who for several months have been living at Nanking'," in Prescott Clarke and J.S.Gregory(eds.),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p.188.

(65)《忠王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续编》(二)，第357页。

(66)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四)，第703页。

(67)佚名：《粤匪起首根由》，金毓黻、田余庆等编《太平天国史料》，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462页。

(68)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190页。

(69)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四)，第703页。

(70)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太平天国》(四)，第640页。

(71)李滨：《中兴别记》，《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2册上，第466页。

(72)汪士铎：《汪悔翁(士铎)乙丙日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26)，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44页。

(73)裨治文：《关于东王北王内讧的通讯报道》，《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第74页。

(74)"A Narrative by 'two Europeans who for several months have been living at Nanking'," in Prescott Clarke and J.S.Gregory(eds.),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p.188.

(75)《两江总督怡良奏覆金陵内讧实情并拟派间谍设法离散情形片》(咸丰六年九月二十四日)，《镇压档》第18册，第656页。

(76)曾国藩：《江西近日军情据实复奏折》(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曾国藩全集》第2册，“奏稿之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59页。

(77)《钦差大臣德兴阿等奏报观音门水师截击获胜并浦口六合防剿情形折》(咸丰六年八月十五日)，《镇压档》第18册，第586—587页。

(78)《钦差大臣德兴阿等奏报水陆并攻金山及会攻江浦等情折》(咸丰六年五月二十一日)，《镇压档》第18册，第423页。

(79)分别见王韬：《瓮牖余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606)，第260页；李滨：《中兴别记》，《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2册上，第46页；李圭：《金陵兵事汇略》，《太平天国续编》(四)，第268页。

(80)《忠王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续编》(二)，第357页。

(81)《忠王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续编》(二)，第352页。

(82)《天历每四十年一斡旋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7页。

(83)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简又文译，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866页。

(84)《长谢爷哥福久长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4页。

(85)"A Report by Rev.Joseph Edkins:Questions Recently Addressed to the Kan Wang,with the Answers," in Prescott Clarke and J.S.Gregory(eds.),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p.243.

(86)王虹饮：《涵性斋笔记》，金陵书局民国6年(1917)刻本，转引自周勇、王炳毅：《洪秀全确有“密诏”杀死杨秀清》，《社会科学报》(上海)1989年1月12日，第2版。按，王虹饮为道光年间举人，太平军占南京后，王隐姓埋名，目睹了太平军的许多事情，周、王二人误将“王虹饮”作“王冬饮”。又，“千祈遵天令”“朕实情谕尔”“同心同力同向前”等句，常见于洪秀全诏书，符合洪的语言语气，参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1、32、33、34、36、37页。诏书以“天王诏令”起始亦符合太平天国文书制度。根据洪秀全现存诏书及张德坚《贼情汇纂》所述天王诏旨形制、语言特征，哈文台口碑是可信的。

(87)史景迁：《太平天国》，第276页。

(88)裴士锋：《天国之秋》，黄中宪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1页。

(89)Tobie Meyer-Fong,What Remains: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5.

(92)《忠王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续编》(二)，第350页。

(93)涤浮道人：《金陵杂记·续记》，《太平天国》(四)，第640—641页。

(94)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102页。

(95)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第102页。

(96)佚名：《苹湖笔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近代史资料》总5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97)涤浮道人：《金陵杂记·续记》，《太平天国》(四)，第641页。

(98)汪士铎：《汪悔翁(士铎)乙丙日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26)，第144页。

(99)涤浮道人：《金陵杂记·续记》，《太平天国》(四)，第643—644页。

(100)《忠王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续编》(二)，第351页。

(101)麦高文：《东王北王内讧事件始末》，《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第88页。

(102)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四)，第704页。

(103)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王维周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

(104)《忠王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续编》(二)，第359、397页。

(105)《安徽巡抚福济等奏陈金陵内讧石达开出走请饬湖北江西防剿折》(咸丰七年闰五月初六日)，《镇压档》第19册，第420页。

(106)《署两江总督何桂清奏报溧水善后并各路军情折》(咸丰七年闰五月十二日)，《镇压档》第19册，第429—430页。

(107)《西安将军福兴奏报皖敌进犯贵溪现督兵扼剿并陈敌众兵单折》(咸丰七年九月十八日)，《镇压档》第19册，第655页。

(108)《忠王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续编》(二)，第353页。

(109)曾国藩奏称：“统计江西境内广西满发老贼与广东、湖南新附之贼约在四万以外，本省甘心从逆之匪约在三万以外，而皖鄂两省上下往来之贼不在此数。”(《兵部右侍郎曾国藩等奏覆专弁咨催崑寿赴江南并陈江西近日军情片》[咸丰六年八月初七日]，《镇压档》第18册，第578页)胡林翼在《复皖抚翁祖庚》中说：“自五年冬，石逆从义宁入江西，与粤东之匪二三万合并。”(《胡林翼全集》中册，《胡林翼书牍》卷13，上海大东书局民国25年[1936]刻本，第15页)

(110)石达开入赣后，“大不放心，乃将其家眷资财留在抚州城中，自往吉安，欲援临江”，结果抚州太平军“杀其眷而夺其财”(《何桂清致自娱主人函》，苏州博物馆等编《何桂清等书札》，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62页)。左宗棠也得到了“石逆眷属被抚州广码劫杀”的消息，石达开甚至“调太和、万安各贼同回抚州”处理此事。(左宗棠：《与刘荫渠萧濬川》，《左宗棠全集》第10册“书信一”，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256页)可见石达开在江西并非一呼百应，甚至有不少反对者(特别是原为天地会的太平军部队)。

(111)《江西巡抚耆龄奏报官军克复吉安府城情形折》(咸丰八年八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镇压档》第20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50—552页。

(112)Ian Heath and illustrated by Michael Perry,The Taiping Rebellion 1851-66,Oxford:Osprey Publishing Ltd.,1994,p.5.

(113)《何桂清致自娱主人函》，《何桂清等书札》，第61页。

(114)《吉庆元朱衣点等六十七将领缕陈军情请准暂居原职共图报效本章》，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168页。

(115)《湖广总督官文等奏报水陆分攻鲁家巷等处获胜情形折》(咸丰六年八月十五日)，《镇压档》第18册，第588页。

(116)太平军始终无法完全控制长江天堑，以及最终败于湘军，都与太平军水师战力较差有关。

(117)《江西学政廉兆纶奏报江省大势难支请速简大员督办赣浙军务折》(咸丰六年四月十四日)，《镇压档》第18册，第337页。

(118)曾国藩：《江西近日军情据实复奏折》(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曾国藩全集》第2册，第159页。

(119)参见《镇压档》第19册，第544—547页；《镇压档》第20册，第119—123页，第323—325、550—552页。

(120)《江西巡抚耆龄奏报官军克复九江并派大员前往督办善后事宜折》(咸丰八年四月初十日)，《镇压档》第20册，第270—271页。

(121)《钦差大臣德兴阿等奏报金陵镇江敌情现饬加意防剿折》(咸丰七年九月十六日)，《镇压档》第19册，第639页。

(122)《钦差大臣和春奏报官军截剿金陵获胜及上游接仗情形折》(咸丰八年六月二十日)，《镇压档》第20册，第443页。

(125)《何桂清致自娱主人函》，《何桂清等书札》，第62页。

(126)沧浪钓徒：《劫余灰录》，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3页。

(127)《安徽巡抚福济等奏报拿获桐城首犯段立刚解巢营讯明正法片》(咸丰六年十月初二日)，《镇压档》第18册，第668页。

(128)《钦差大臣德兴阿等奏报射书招降瓜州股众情形片》(咸丰六年十月初四日)，《镇压档》第18册，第670页。

(129)《钦差大臣官文等奏覆飞咨确查金陵内讧实情并筹攻武汉情形片》(咸丰六年十月二十五日)，《镇压档》第19册，第40页。

(130)"A Letter from Rev.W.Muirhead," in Prescott Clarke and J.S.Gregory(eds.),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p.260.

(131)托马斯·H.赖利：《上帝与皇帝之争：太平天国的宗教与政治》，李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124页。

(132)《忠王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续编》(二)，第387、388页。

(133)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王维周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05页。

(134)《忠王李秀成给宿卫军大佐将陆顺德谆谕》，《太平天国续编》(三)，第70页。

(135)《湖广总督官文等奏报攻克金陵详细情形折》(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镇压档》第26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136)参见Rudolf G.Wanger,Reenacting in Heavenly Vision: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Taiping Rebellion,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82,pp.67—101; Vincent Y.C.Shih,The Taiping Ideology:Its Sources,Interpretation,and Influence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7,pp.85—104.

(137)参见刘晨：《萧朝贵研究》，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88—190页。

(138)《督办军务左宗棠奏报官兵攻剿龙游等处获胜并攻克寿昌折》(同治元年九月初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镇压档》第24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05页。

(139)《钦差大臣胜保奏报陈玉成韦志俊互相仇杀宜趁机攻金陵片》(咸丰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镇压档》第21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35页。

(140)华翼纶：《锡金团练始末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太平天国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页。

(141)李鸿章：《丹阳克复派兵接守句容东坝折》(同治三年四月十一日)，《李鸿章全集》第1册“奏议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6页。

(142)龚又村：《自怡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

(143)佚名：《寇难琐记》，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3页。

(144)丁葆和：《归里杂诗》，《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六)，第462页。

(145)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页。

(146)《闽浙总督左宗棠等奏官军收复诏安及截剿云霄漳浦逸敌获胜等情折》(同治四年五月十二日)，《镇压档》第26册，第428页。

(147)《闽浙总督左宗棠奏报李世贤被汪海洋暗杀情由片》(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三日)，《镇压档》第26册，第533页。

(148)朱用孚：《摩盾余谈》，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34页。

(149)《闽浙总督左宗棠等奏报官军收复嘉应大获全胜并请奖恤出力人员折》(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镇压档》第26册，第620—625页；左宗棠：《陈明谭体元伏诛缘由片》(同治五年三月初十日)，《左宗棠全集》第3册“奏稿三”，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15—16页。

(150)《昭王黄文英在江西巡抚衙门供词》，《太平天国续编》(二)，第442页。

(151)咸丰十一年十月，浙江诸暨包村爆发了农民包立身领导的数万人反对太平军的事件，详见Jame H.Cole,The People Versus the Taipings:Bao Lisheng's "Righteous Army of Dongan",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81,pp.9—21；刘晨：《太平天国与地方势力的较量——咸同之交诸暨包村之战探微》，《军事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又如1860年代太平天国江南统治区抗粮抗税抗租民变频发，参见刘晨：《太平天国统治区民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6年。

(152)蒲乐安：《骆驼王的故事：清末民变研究》，刘平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8页。

(153)《曾国藩李鸿章奏为苏松太三属岁征浮额积弊太深请比较近年完数酌减定额等事》，同治二年五月十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03-4846-04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54)方芬：《书诗志恨六十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近代史资料》总7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7页。

(155)张乃修：《如梦录》，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四)，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16、609页。

原文出处：史林2017年10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