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把开展工人运动作为重要任务之一，邵力子的《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回忆：“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以工人运动为主”；陈望道的《回忆党成立初期的一些情况》说：“初期的工运，主要是启发和培养工人的阶级觉悟，支持他们搞经济斗争”。为了唤起劳动界的觉悟，很快着手创办面向工人群众的通俗刊物。1920年8月15日，《劳动界》在沪创刊，《李达自传》说“组织工人的工作，是由李汉俊主持的”。李汉俊在主编《劳动界》期间，常深入工厂开展情况调查，不分昼夜地埋头苦干，以一种执着的忘我精神使刊物成为党组织团结工人群众的纽带。
老渔阳里弄口（现为南昌路100弄）
《劳动界》编辑部设于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总经售处”设于上海法大马路247号新青年社总发行所（今金陵东路近河南南路处），陈望道、沈玄庐等参与编辑工作。李汉俊写的发刊词《为甚么要印这个报？》指出：“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甚么道理呢？就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8月17日，李汉俊与陈独秀共同署名在上海《民国日报》登载《〈劳动界〉出版告白》：“同人发起这个周报，宗旨在改良劳动阶级的境遇。第一册已经出版，在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新青年社发卖。希望劳动界诸君对于投稿及推销两事，大家出力帮忙，也好叫本报成一个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
《劳动界》第一册
《劳动界》系三十六开本，每周出版一册，定价仅“铜子二枚”；主要辟有“演说”“国外劳动界”“国内劳动界”“本埠劳动界”“国外时事”“国内时事”等栏目，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袁振英、李达、李中、邵力子、陈为人等。为了便于工人群众接受，各种文章多语言浅显易懂，很少使用专业术语，如陈独秀在第一册发表的《两个工人的疑问》，对相关名词这样解释：“劳动是什么？就是做工。劳动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世界上若是没有人工，全靠天然生出来的粮食，我们早已饿死了”；李汉俊在第二册发表的《金钱和劳动》，形象地宣传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如果我们工人农夫，个个都晓得钱是代表劳力的东西，个个都晓得做了几多工就要几多钱，使做东家、有钱的人，不能够来把我们劳力做出来的钱拿去，来压制我们了，我们工人农夫就不会没有钱用，被人轻视了。这是我们工人农夫好好记着不要忘记的”；袁振英发表于第十四册的《无工无食》，简炼概括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社会上什么东西，都是劳动做出来，没有劳动，便没有现在的社会”；非梦在第十八册发表的《快些起来奋斗》，对“剩余价值”这样解释：“资本家仗着金钱的势力，放出严厉的手段，来压制我们，出了少的工资，要我们做十余点钟的工作……倘若不愿意，就该赶快起来和资本家奋斗”。
在《劳动界》中，陈独秀发表于第四册的《此时中国劳工运动底意思》首先提到“社会主义”一词。接着，陆续有多篇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稿件，如张赤发表于第六册的《打破现状才有进步》说：“现状不打破，绝不会有进步来。经济的不平等，不公道的现状不打破，待遇的平等，男女的平等，教育的平等，知识的平等，等等都是没影的事”；李中发表于第七册的《一个工人的宣言》说：“十二点钟的工作，十四点钟的工作”，“角多钱一天，两三角钱一天。弄得我们吃的是臭的，穿的是臭的，住的是臭的，处处是一个痛苦到了极点的”，“工人的运动，就是比黄河水还厉害还迅速的一种潮流。将来的社会，要使他变个工人的社会；将来的中国，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中国；将来的世界，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世界”；李达发表于第十六册的《劳动者与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把一切工厂一切机器一切原料都归劳动者手中管理，由劳动者自由组织联合会，共同制造货物。制造出来的货物，一部分作为下次再行制造的原料；一部分作为社会的财产；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生活资料大家享用。这时候大家都要作工，都能得饭吃得衣穿，资本家也变为劳动者了。大家都享自由，都得平等。这是劳动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法”。
《劳动界》大量报道国内外工人运动，特别注重报道各地工人成立工会、开展罢工的情况，号召工人群众团结起来，求得自身的解放。该刊对上海工运动态尤为关注，并给予有力声援。陈独秀在第六册发表的《无理的要求》，对资本家进行辛辣讽刺，驳斥其荒唐谬论：“三新纱厂底工人因为上海百物昂贵已经不能活命，厂主还要减少工钱，他们罢工反抗这本是分所当然的事。然而厂主说是工人无理的要求。不错不错，牛替主人种了田，主人还要吃它底肉，牛也不曾罢工。如今厂主并没有直接吃工人底肉，工人倒罢起工来，怎么不是无理的要求！”李汉俊在第八册发表的《工人如何对付米贵？》，及时提醒抗争中的工人群众：“工人对付米价的办法，只有要求东家增加工钱，其余的什么平粜什么临时加薪都骗人的，从前我们已被他们骗了一回，我们就应该牢记在心，不要再受他们的骗。”在第七册，登载了俞秀松、李汉俊、陈独秀署名的支持筹办《店员周刊》的信；第九册，发表《上海机器工会开发起会纪略》；第二十册，发表陈为人记录的《上海工人游艺会成立大会记》；第二十二册，还专门发表《一九二〇年上海底劳动运动大事记》，对当年的工运情况进行综合反映，其中指出：“这一年来，单是罢工运动，共有四十次。”
1952年8月，毛泽东为李汉俊家属签发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劳动界》非常重视与读者的互动，在第二册刊首便发布“本报欢迎工人投稿”的启事：“本报宗旨，是要改良劳工阶级的境遇的，我们很欢迎工人将自己要说的话任意投稿到本报来，本报决计赶快登载。”随后，陆续发表了不少工人来稿。在第三册，发表了店员幕凝花的《读陈望道先生〈平安〉的感想》，其中说：“我读了陈望道先生那篇《平安》，也不晓得发生了多少感想。因为我们的生活，没有一时一刻不在‘平安’这两个字的反面进行”，“我的商店里，越不做事的人，他的出息反而越大；推而至于老板，或经理，有好些竟至一点事也不做，现现成成地拿比我们多好些倍数的工钱”，“我们一年到头，都是吃那碗忍着一肚皮气换来的粗菜饭”；陈望道看到此稿很高兴，他在文末写“附记”巧妙隐喻受压迫者将觉醒：“前期我匆匆忙忙地做了一篇，居然引出这么一篇写实的鸣苦的文字，足见悲苦已极，解决的时期就在眼前了”。在第五册，登载了杨树浦电灯厂（杨树浦发电厂前身）工人陈文焕的来信：“你们所刊行一种出版物，叫做《劳动界》，已出版三册了，我买了几份，送给我们同伴的工人；我们同伴的工人，多欢喜看你们所办的《劳动界》。唉！先生呀，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们苦恼的工人，多是劳动界的一分子，从前受资本家的压迫，不晓得有多少年了！他们要我们工人长，不敢不长；要我们工人短，不敢不短；要我们东就东，要我们西就西；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伸！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呵！我代表我们一班很苦恼，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伸的工人，祝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万岁！”这两位读者的稿件，也吐露了工人群众的心里话。
1920年夏，李汉俊、李书城（后排左二、左三）与家人在沪合影
值得一提，《劳动界》作为党组织创办的第一份工人刊物，不仅影响大，流传也广。此后，广州“共产党”于1920年10月创办周刊《劳动者》，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11月创办周刊《劳动音》，这两份工人刊物与《劳动界》遥相呼应。
目前所见，《劳动界》最后一期为1921年1月23日出版的第二十四册。中国共产党诞生前，该刊在存世的近六个月中，努力做好“工人的喉舌”，积极向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在推动工运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