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和中国大学的现代性格

（选自《再思大学之道：大学与中国的现代文明》，2020年6月）

金耀基

浙江天台县人。台湾大学法学士，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硕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讲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曾于英国剑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德国海德堡大学等校访问研究。主要著作有：《现代人的梦魇》《从传统到现代》《剑桥语丝》《海德堡语丝》《敦煌语丝》《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国民本思想史》《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中国的现代转向》《社会学与中国研究》。

01

倡导学术研究，为大学定性

蔡元培（1868-1940），字孑民，浙江绍兴人。教育家、思想家、民主主义革命家。曾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

蔡先生的大学理念中最突出与强调的是“研究”二字，这也是他以研究学问作为大学之定性的原因。他说：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诸君须知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诸君须知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大学应以研究学问为核心功能，所以蔡先生说：“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研究所。”1917年，北大的文、理、法三科的各个学门分别成立了研究所。

国人中，把大学之目的定为“研究学问”“研究学术”“研究学理”的，蔡先生是第一人。

吕思勉在《蔡孑民论》一文中说：

“在他主持北京大学以前，全国的出版界，几乎没有说得上研究二字的。”（梁著第177页）

“在他主持北京大学以前，全国的出版界，几乎没有说得上研究二字的。”（梁著第177页）

这里，我要特别指出，把大学的目的定性为“研究学术”，而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那就超越了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范畴，而把重点放在创新知识、发展知识上了。

蔡先生之特别重视“研究”，很显然是他留学德国时受到德国大学强调“研究”风气的影响。诚然，自19世纪中叶之后，德国大学在研究上领先世界，成功地进入科学世纪，德国大学遂也成为英、美大学模仿的对象。

之后，美国的主要大学在大学部外建立研究院，可说是结合英国大学（特别是牛津、剑桥的大学本科教育）和德国大学（重科学研究，设立研究中心）的模式而成。美国这一大学新模式在20世纪俨然成为世界各国大学的范典，也是今日所称“研究型大学”的滥觞。

蔡先生早在1917年北大改革时，就提倡“研究”，把大学定性为“研究学术的机关”，真正把握到现代大学的精神性格。20世纪后出现“知识经济”“知识社会”之说，大学更成为创新知识、发展知识最主要的重地。

对当代大学之功能最有洞见的美国加州大学前校长克尔（Clark Kerr）在1966年指出，今日的大学已成为国家成长发展的焦点，正因为大学已是“知识产业”（knowledge industry）的重地。

02

“教育独立论”与新知识谱系

1917年，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首届学生毕业留影

哲学门第二次毕业摄影（1928）前排左起：康宝忠、崔适、陈映璜、马叙伦、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陈汉章；中排左四冯友兰、左七胡鸣盛；后排左二黄文弼、左五孙本文。

谈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念，自然不能不谈他的“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的主张，而这正是我在1978年所写《蔡元培先生象征的学术世界》一文着墨最多之处。在这里，我只想讲他在倡导“思想自由”之外提出的“教育独立”的观点。

蔡先生在1922年初发表了《教育独立议》一文，提出了教育独立的主张，他说：

“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就如梁柱在《蔡元培与北京大学》一书中所说，蔡先生之教育独立主张，在当时他反对的是军阀的黑暗政治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蔡先生说：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出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出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

所以， 他倡导的是“超然的教育”，是超然独立于政治和宗教的教育。

蔡元培先生在《教育独立议》中反对政治与宗教干预教育的立场是很容易了解的，但他要把宗教排除在教育之外，其实还有更深一层的理由，我认为这涉及他对知识之定性问题。

他提出大学不必设神学科，但在哲学科中设宗教史、比较宗教学。

同样地，他反对把孔教定为国教，且在他民初任教育总长时制定的《大学令》中，确定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而且 以文、理二科为主，而把经学科取消掉了。

他认为原来京师大学堂规定的经学十四门，其中《周易》《论语》《孟子》等已归入哲学门；《诗》《尔雅》已归入文学门；《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归入史学门，故已不必再设经学科了。

蔡先生指出，把经科并于文科，“与德国新大学不设神学科相类”。

应指出，德国新大学的新知识谱系是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是根于理性、求真的科学的范典，现代大学成为社会学家帕森斯所说的“认知复合体”。这与欧洲的中世纪大学以《圣经》为知识的主要来源迥然不同。粗略地说，欧洲中世纪大学是求“善”，现代大学是求“真”。

以中国的学问之性质言，传统学问的中心亦可说是求“善”。简言之，传统的学问主要是学做人，钱穆先生说中国学问有三系统，即人统、事统与学统，其中以人统最为重要，他说：“第一系统是‘人统’。其系统中心是一人。中国人说：‘学者所以学做人也。’”无可疑的， 中国传统教育所讲授的四书五经，是倾向于“人统”的学问，而中国传统学问中虽亦讲事统与学统，但相对而言，三统中的学统是较薄弱的。

反之， 现代大学教育则是突出学统，以科学为核心，学统是最重要的。

社会家贝拉等指出，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中，科学在知识之位序上已据主要地位，他们指此为“知识的科学范典”。人统则边缘化，甚至在知识谱系中失去了位置。

德国柏林大学之不设神学科，北京大学之取消经学科，其意义是完全相同的。一点也不夸大地说， 这是大学的知识谱系的变换。蔡先生对中国大学的改革，实际上也是知识范典的变革。

在这里，我想指出，蔡元培先生像那个时代新文化的倡导者胡适一样，对科学理性有一种绝对的乐观的信念，他的知识观是实证主义的，故他的知识范典是“知识的科学范典”。

03

“以美育代宗教”与价值教育问题

蔡校长提倡美育，发起成立画法研究会，聘请陈师曾、徐悲鸿等为导师

在西方，把神学科从大学学科中排除；在中国，把经学科从大学学科中取消：这是中西教育史上极重要的大事，但这恰恰也是现代大学以科学为知识范典所产生的结果。

蔡先生主张把教育从宗教中独立出来，或者说把宗教从教育中排除出去，这对于欧洲中世纪大学（亦是今日大学的源头）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中世纪大学，如前所指出，是以《圣经》为知识主要来源，中世纪大学本身即是教会大学，是以“信仰”为中心的。

而中国传统学校，自汉以来，即以经学为核心内涵。二者之最高目的都可说是求“止于至善”，故二者所重的学问都在道德教育、伦理教育或价值教育。

无可讳言，道德教育在现代大学中的地位已变得暧昧、边缘化，甚至消失了。在今天的现代大学中，道德教育已被排除在“学科”之外，甚或成为课外活动的部分了。在一定的意义上，今天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常被批评“精神失落”“缺乏性格培育”之类，与现代大学中价值教育之失位是有关的。

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念对于道德教育与价值教育是怎么看、怎么处理的呢？

蔡先生标举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构，但他却从未忽略大学的教育职能，也即培育学生的职能。讲到大学的教育，蔡先生是对德育与智育同样看重的。他认为大学是为共和培育有“完全人格”的人才。

不过，我们注意到，蔡先生虽然不止一次地强调德育的重要，但他并没有在大学的知识范畴中为“道德教育”安顿一个重要位置。十分有意思的是，1918年，蔡先生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北大进德会旨趣书》一文，并亲自发起组织进德会。进德会以培养个人高尚道德为宗旨，但应注意的是，进德会是一种课外推动德育的组织活动，而并非以“知识”或“学问”作为大学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中最具创意的，无疑是蔡先生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

“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是蔡先生远在出任北大校长前就提出过的。在他担任北大校长后，北大文科就开设了“美学”和“美术史”的课程，而 “美学”也是蔡先生主持北大期间亲身讲授的唯一一门课。

把美育列入文科里，就是说美学是大学的“科学的知识范典”所认可的“知识”，也就是说美育的科目在现代大学的知识谱系中占有它的位置。那么， 美育在蔡先生的心目中是怎样的一种教育，怎样的一种知识呢？

蔡先生说：

“教育的方面，虽也很多，他的内容，不外乎科学与美术。”

“教育的方面，虽也很多，他的内容，不外乎科学与美术。”

他认为科学与美术二者是新教育的要纲，也即他赋予了美育与智育在新教育中最重要的位序。

蔡先生强调美的普遍性与超越性，他说：

“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学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

“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学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

蔡先生对“美育”发表过不少文字，当时学界有很多回响。他的美育亦称美感教育，而美感教育最重要的作用是

“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

“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

梁柱认为蔡先生的美育

“是要通过美感教育，激发、陶冶和完美人们的高尚感情，达到美与善的和谐的统一”。

“是要通过美感教育，激发、陶冶和完美人们的高尚感情，达到美与善的和谐的统一”。

这是对蔡先生美育观很贴切的诠释。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到蔡先生的“以美育代宗教”包含了一层“以美育作为德育”的意义。

美育与德育属于美与善两个范畴，蔡先生显然认识到美与善是两个范畴，但二者是相通的。当代的李泽厚对美与善有很深刻的认识，他指出， 在中国文化中，美与善有密切关系；以此，他有 “以美储善”的说法。

李泽厚说：

“中国传统是通过审美代替宗教，以建立这种人生最高境界。正是这个潜在的超道德的审美本体境界储备了能跨越生死不计利害的道德实现的可能性，这就叫‘以美储善’。”

“中国传统是通过审美代替宗教，以建立这种人生最高境界。正是这个潜在的超道德的审美本体境界储备了能跨越生死不计利害的道德实现的可能性，这就叫‘以美储善’。”

诚然，美与善在西方哲学中，也有被视作二而为一的。亚里士多德说：

“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是善。”

“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是善。”

康德也说：

“美是道德观念的象征。”

“美是道德观念的象征。”

芝加哥大学的著名哲学家阿德勒（Mortimer J. Adler）在《六大观念》一书中，曾讨论美与善及美与真的关系。他特别指出美有同时接连真与善的特性。他说：

“所以美是一种适合于知识领域（我们从中发现真的领域）之内的价值，也是一种适合于欲求领域（我们从中发现善的领域）之内的价值。”

“所以美是一种适合于知识领域（我们从中发现真的领域）之内的价值，也是一种适合于欲求领域（我们从中发现善的领域）之内的价值。”

由于美有这样的特性，我们或可理解蔡先生为何在大学中不设神学科与经学科，而设美学课程。

讲到美与善的关系，我注意到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与西梅尔（Georg Simmel）对美学与伦理学的看法，他们与同时代的蔡先生的美育观（“以美育代宗教”及“以美育作为德育”）有一定的亲和性。

韦伯曾表示现代人倾向把道德的判断转变为品味（taste）的判断，并认为：

“对行为的道德评估转为美学的评估，是知识性时代一个共同的特征。”

“对行为的道德评估转为美学的评估，是知识性时代一个共同的特征。”

西梅尔的社会学著作更是以美学为中心。在他看来，社会问题是一个伦理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美学问题。论者甚至认为，西梅尔对于社会世界，是以美学取代了伦理的观点。

总之，蔡先生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是有心在以科学知识观为基调的现代大学中，为价值教育（美学）安顿一个位置，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进一步去探讨的现代大学的教育问题。

04

“他是一位极具现代意识的文化人”

1920年，北大历史上最早的三位女生

蔡先生在大学知识谱系的建构方面，可以说是为中国学术文化提示了一个“现代转向”。他是一位极具现代意识的文化人。他所建立的中国现代大学的范典，其意义不只是知识性的，也是文化性的。其中极具代表性意义的，是1920年蔡先生在北大开始招收女生入学这桩事。

诚然，在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前，自清末以来的现代化思潮已经逐步向中国传统礼教中男尊女卑的体制发出挑战。事实上，五四运动以前，西方教会已创办了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又称燕京女子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及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19年4月，一所国立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成立。但北京大学自建校以来一直只有男生，没有女生。

蔡先生向来是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在教育上，他主张教育普及与男女平权，力图破除男女界限，矫正轻视女子的恶习，尊重妇女的人格。在1917年，他还成为一所孔德学校的名誉校长，校中一百多位学生，女生比男生还多。所以，在1920年秋季，蔡先生主持的北大就正式招收女生，录取了九名本科女生，这并不是偶然的。

北大当时虽然受到守旧势力教育部的压力，但蔡先生非常智慧地不把北大招收女生看作是“开女禁”的问题，他说：

“其实学制上并没有专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时有女生来报名，可即著录；如考试及格，可准其就学；请从北大始。”

“其实学制上并没有专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时有女生来报名，可即著录；如考试及格，可准其就学；请从北大始。”

蔡先生这一“请从北大始”便形成万山响应的效果，全国各地的公私立大学都一一跟着招收女生了。

一个世纪过去了。今日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大学，可以说没有例外地，男女青年都享有接受教育的平等机会。

不夸大地说， 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其中最成功的就是妇女地位的升立，男女平等的思想已彻底改变了男尊女卑的旧观念，中国文化变化之大与变得更好者亦莫过于此。

（文章为节选）

注：

〔1〕Clark Kerr, 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6, p. 58.

〔2〕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台北：学生书局，1975，第 225 页。

〔3〕Robert N. Bellah et al., The Goo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1, pp. 153-163.

〔4〕 梁柱：《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及其在北京大学的践行》，《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 11 月第 40 卷第 6 期，第 6 页。

〔5〕 王生平：《李泽厚美学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第 50—51 页。

〔6〕 周宪：《美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 68 页。

〔7〕 Mortimer J. Adler, Six Great Ideas, New York: Macmillam, 1981. 中译本为蔡坤鸿译：《六大观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第 116 页。

〔8〕 Max Weber, “Religious Rejections of the World and Their Directions”, in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lated,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9〕 David Frisby, Sociological Impressionism (Routledge Revivals): A Reassessment of Georg Simmel’s Social Theory, London: Heirmann, 1981, p.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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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知识经济时代，大学作为发展知识主要的地方，已经成为社会中最重要的一种机体。大学变得越重要，就越需要对大学之理念与功能进行反思。何谓反思？知识是否一种或一型？大学又是否只是求真，而与美、善无涉？不夸大地说，大学之发展方向关乎到一个国家的文明之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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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者《大学之理念》的姊妹篇。《大学之理念》写“大学之为大学”，出版三十多年来，在华语文化圈内一再重印，迄今仍多有读者。《再思大学之道》则不只写“大学之为大学”，更是作者四十年来中国现代化与现代性论述的一个环节，它论述了一百五十年来中国的大学从“经学”到“科学”的转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国学术文化之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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