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门海战：中国与西方首战，大明水师凭啥击败不可一世的葡萄牙？

贸易完成后便得坐船离开，等待下次贸易季节再来，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贸易形态应是船船贸易；即当外国船抵达抛锚后，中国官员随即登船检查并进行抽税。之后是中国商人与外国商人进行船对船的贸易。因此，在外国船湾泊的海澳并没有码头或仓库等设施，外国商人也不必上岸便可满足贸易所需。广东地方官员对外国贸易船进行抽税已有一段相当的日子，初期的抽税可能由官僚随意决定。

这些收入将成为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之一，地方官僚会利用职权收受利益或中饱私囊，这种未经中央政府认可的行为必然惹来关注。到了正德年间抽分制日趋规范化，可以说是中央与地方共同瓜分海上贸易利益的结果。关于抽分制度化似与太监刘瑾当权颇有关系。

正德二年(1507)十月，刘瑾差遣司礼少监常彬同科道官员到广东查帐，当时梧州盐粮军赏银四十万七千两：广东布政司库贮银三十七万四千两，即共有银七十八万一千两。总督两广军务右都御使陈金奏请量留以备急用。“正德三年(1508)，武宗有旨：“止解五十万两入京”。

但是，当太监常彬将粮银二十八万两押解运抵北京时，竟奏说“广东库贮银，视前多二十七万。”因此，刘瑾再度命常彬“于已解之外，仍解五十万两。”也就是说把广东政府全部的粮银储备全数上缴。

这件事当然反映刘瑾的弄权，但也显示出广东近年的富庶。当时刘瑾以改革财政之名，派亲信到处查核库银，广东经刘瑾一查财源便得摊在阳光下。当然对外贸易的所得利权已经不能由广东独享，巡抚陈金在正德四年(1509)正式奏请对番舶“以十分抽三为率，贵细解京，粗重变卖，留备军饷。应是广东与中央平分番舶贸易利权的结果。

到了正德五年(1510)七月，市舶太监毕真在刘瑾的指示下企图完全操控海贸利权，可是不出一个月，刘瑾便因“寘鐇之乱”， 的牵连而下狱死，广东市舶管理权仍在地方官手中，而抽分制度便在这一转折中确立，十分抽三也成为一项制度。

2、葡萄牙人的反应

葡萄牙人在1514年初来屯门所见到的情境已经是制度化了的海关及海港管理。

当时珠江口的海港管理已十分有秩序，各国商船抵达后，便被安排靠泊指定的湾澳：如来自马六甲的停泊在屯门，来自暹罗的停泊在葵涌。这比起成化、弘治时期“湾泊不一”的情况已大有改善，当外国船泊港后，来自广州的市舶官和中国商船随即到来，由官方认可的人组成估价者登上外船对商品进行估算，当时市舶官员在场监督，税率是胡椒20%、苏木和乌木50%、其他商品10%；估算完毕。外国商船便按税率向市舶官员交纳大笔税金，然后，估价者才以商人身份把广州带来的商品跟外商进行船船贸易。

正德中叶以前贸易是在和平而有秩序的气氛下进行。外商、官僚和华商三方都得到好处和满足，初期关系亦算良好，由于贸易被允许，人民得到满足，也不必冒险。当时在广州海口沿海一带走私贸易并不活跃。不过，这种和谐的海口贸易，因着抽分制度的出现，以及贸易量的增加，再加上葡萄牙人到来的刺激而受到冲击与挑战。

成化二十三年(1486)占城国王古来回国，就是由东莞海商张宣驾海舟二十艘护送回国。这反映出当时海商与地方政府的密切关系。有理由相信张宣所率领的二十艘海船将继续南下马六甲等地贸易，就好像前往占城的册封使冯义、张瑾一样，受贿册立了安南人的傀儡提婆苔为占城国王后，又继续转往马六甲“尽货其私物以归”。

也就是说，趁着公干出差的机会或由官员包庇的贸易，甚至是走私贸易在成化、弘治年间(1488-1505)已十分活跃。中国人的海船已遍布在南海从事贸易活动。托梅·皮雷斯在《东方诸国记》提及在马六甲，中国帆船带来丰富而多姿多彩的大批中国货，中国帆船抵达马六甲后，中国人无须交纳关税，只要献上一份礼物便可进行贸易。他又听说中国有上千艘帆船前往各自认筹合适的地方进行贸易。

由此可见，沿海的贸易活动已不可能遏止。特别是抽分制度确立后更引起热潮，海口贸易一片繁荣。屯门海面至广州城，帆樯林立。然而，明朝官僚并未想到新来贸易的葡萄牙人将对中国掀起一场灾难。

3、屯门海战

1517年(正德十二年)8月15日，葡萄牙舰队司令安德拉德率领的八艘船抵达屯门，他此行的重要任务是把葡萄牙国王使者托梅·皮雷斯送入中国。安德拉德抵达后随即向备倭都指挥申请前往广州。但是广州当局迟迟未有回复，安德拉德按捺不住要硬闯珠江，备倭司命不得已派出领航员带水。葡萄牙舰队驶抵广州城，在怀远抛锚停泊，安德拉德显得很兴奋。

下令鸣放礼炮。在桅杆上升起葡萄牙旗帜，市舶提举吴洪对于葡萄牙人的行极震惊。随即通知兼管海道的广东按察使顾应祥，他们从来没有遇见如此不懂规矩的外夷。而佛朗机又非朝贡国故即转知梧州总督，在梧州的镇守太监宁诚、总兵官武定侯郭勋和总督陈金先后赶到广州处理。

陈金以“其头目远迎，具不拜跪……将通事责治二十棍……着他们去光孝寺习礼三日方见。”其后，总督陈金愿意转奏朝廷有关佛朗机求贡的事。并安置托梅·皮雷斯等人在怀远等候消息。这时，安德拉德已收到有关屯门澳葡萄牙船被海盗攻击的消息。他留下使团返航屯门，继续进行贸易。1518年9月，他离开中国回航马六甲。

由于佛朗机非朝贡国，托梅·皮雷斯求封请贡的事，广东当局必将转北京决定，礼部在正德十三年(1518)正月已对此事讨论完毕。明武宗旨示：“令论还国，其方物给与之。“也就是说，拒绝了葡萄牙使团进京。而他们带来的方物则给价收购，这是北京认为最稳妥的解决办法。不过，这件事还有变量，那就是明武宗在正德十四年(1519)八月，决定南下平定朱宸濠叛乱，目的是游江南。

停留在广州的佛朗机使团一直在寻找北上朝贡的机会，他们最后得以进京。似是贿赂太监联系上皇帝身边的红人江彬有关，“奉旨许令进贡”的消息终于传抵广州，1520年(正德十五年)1月23日，托梅·皮雷斯等人由通事火者亚三的陪同下出发。5月抵达南京并觐见明武宗，然后继续前往北京。事实上，就在托梅·皮雷斯离开广州北上进贡之前，新来广东南头(珠江河口右岸)的葡萄牙人有些不安本份。

这是葡萄牙人自1514年抵达中国海域以来的新发展，本来，安德拉德在中国的活动算是成功的。中国人对葡萄牙人一点戒心也没有，但是他的亲兄弟西芒·德·安德拉德却是一位狂妄而粗野的人，就是他把中葡刚开始的关系给破坏。

1519年(正德十四年)，西芒奉命率领三艘帆船前往中国，同年的8月抵达屯门，“后来因为“擅违则例，不服抽分“而干起海盗行为。

《东莞县志》记录了西芒等人的犯罪行为：

“正德改元，忽有不隶贡数，号佛郎机者，与诸狡猾凑集屯门、葵涌等处海澳，设立营寨，大造火铳，为攻战具，杀人抢船，势甚猖獗，志在吞并，图形立石，管辖诸番。”

“正德改元，忽有不隶贡数，号佛郎机者，与诸狡猾凑集屯门、葵涌等处海澳，设立营寨，大造火铳，为攻战具，杀人抢船，势甚猖獗，志在吞并，图形立石，管辖诸番。”

正德十五年(1520)，西芒仍接受抽分的安排，其后便开始不服抽分，私筑室于湾澳者以便交易，每房一间，更替价至数百金。葡萄牙人完全违反海口船船贸易的规定，竟在湾澳岸上设立贸易区并进行抽税。对于不合作的他国海商，则进行武力骚扰，向暹罗人收取关税，将他们拘留。包围他们的船只，置以守卫，不让作买卖。

这样的行为不但破坏行之有年的抽分制，也将广州海口贸易的格局打破，往后的日子是动荡不安的年代。

当时明海军火力有限，不敢贸然对葡萄牙人采取行动，汪鋐到白沙巡检司视察，就是想方设法对付葡萄牙人，他得知杨三等人懂得造佛朗机炮，随即命何儒秘密遣人谕令杨三等归化，其后杨三等真的如式制造出佛朗机炮，这对其后打败西芒有极大帮助。

是否因为杨三叛离之故，在1521年的夏季，“佛朗机人谋据南头，众思弃庐墓避之?”，副使汪鋐召募海舟反攻，亲自用佛朗机炮轰葡萄牙人营寨，又利用南风纵火。战事从正德辛已(1521)出师至嘉靖壬午(1522)凯还，葡萄牙人全被杀败，无一孑遗。”这是中葡第一次开战，刚好是正德改元。

有史料为证的广州海口贸易，至迟在成化二十二年(1486)便开始，及至正德十五年(1520)超过三十多年，珠江口附近的湾澳是在有秩序的、繁荣的、和谐的环境中发展着。然而经这么一战，海口贸易就改变了格局。

4、屯门海战后续影响

其实，中葡屯门澳海战仍未开打时，在北京的佛朗机使团正面临被遣返的命运。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己丑(1521/1/13)，当时明武宗已带病回到北京，有关葡萄牙人侵占满剌加、在屯门澳设寨及虏掠小儿的罪行报告也陆续传抵北京，朝廷正展开激烈的讨论。

这时正在北京的佛朗机使团倚仗江彬颇为嚣张跋扈，引起朝廷大臣的不满和反感。曾任广东顺德县令的监察御史丘道隆及顺德县籍的御史何鳌更大肆声讨葡萄牙人罪行，又指责首倡抽分制的前广东布政使吴廷举应负政治责任，礼部经过讨论议决“夷人留驿者，不得往来私通贸易，番舶非当贡年，驱逐远去，勿与抽盘。廷举倡开事端，仍行户部查例停革。”大病在身而行将驾崩的明武宗下诏：“悉如议行之”。

这样，托梅·皮雷斯出使中国的任务宣告失败，而自成化以来逐渐形成的海口贸易与抽分制就因佛朗机的干扰而废止。

正德十六年三月乙丑(1521/4/19)明武宗逝世，大学士杨廷和当权，革去一切弊政，并将在京朝贡使节给赏后遣还，而佛朗机使团成员中除了通事火者亚三因是华人身份伏法外，托梅·皮雷斯一行人等于1521年5月22日离开北京前往广州。

当时朝廷没有拘留使团的指示，但当他们在9月22日抵达广州后随即被收押。这是因为广东副使汪鋐准备向盘据在屯门澳的佛朗机人发动攻击，日后中葡关系更加恶劣，葡国使团人员全被监押在广州监狱。而托梅·皮雷斯终于在1524年(嘉靖三年)5月死于狱中。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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