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当时与荷兰人私下贸易的海船帮颇为活跃，他们正在澎湖海域上徘徊观望，副总兵俞咨皋曾就此事向南居益报告说：

“今倭夷连和，奸盗党附，我孤军渡澎，宾主倒置。利害判于斯须，胜负殊难期，必事急矣!此兵法用间时矣。”

俞咨皋所谓“用间”就是利用被监禁的违法海商许心素，劝告海商船帮头领泉州人李旦立功赎罪。

许心素是李旦的亲信，从事非法的日本贸易活动。在明朝的海禁政策下，这些人都被定性为倭寇的同伙。俞咨皋认为李旦若我用，荷兰人势必孤立。南居益最后同意了俞咨皋的用间法，结果是“倭船果稍稍引去，寇盗皆乌散，夷孑立寡援。”就因李旦的合作，使荷兰人更加孤立。

但是，荷兰人仍然没有离开的计划，南居益已感到不用兵绝不能解决问题。

2、开战——荷兰人为何秒怂？

六月十五日(7月29日)，明军誓师进攻：

“分道并进，据其要害，发火舟乘风疾赴，陞兵继之，夷舟皆披靡，直逼其巢，诸勾引接济者皆绝，不得通，夷窘甚。不能支，乃归所虏商人三百余。”

明军已迫向风柜仔的红毛城，当时南居益：

“又授方略，齐火药火器接应，即日运火登陆，令守备王梦熊等趋中墩扎营，分布要害绝其汲道，禁其登岸击其统城夷舟，又令把总洪际元等移策应兵船泊镇海营前海洋，直逼夷城，候风、水陆齐进。”

这时，南路副总兵俞咨皋坐镇澎湖石城督战，巡抚南居益及总兵谢弘仪则在厦门支援。

战争已迫在眉睫，此时新司令官孙克刚在8月3日抵达澎湖，他发现中荷危机正在扩大，形势已十分严峻。

《巴达维亚日记》记载了当时的局面：

白沙岛驻有中国军约四千人与兵船一百五十艘，以后兵数逐渐增加，至是月(指8月)中旬，增至一万。进出澎湖岛，荷兰人虽将台窝湾之岩破坏，调回其守备兵，然白人不过八百五十人，其中少年兵有一百十一人，病人亦属不少，到底难以对抗。

当时明军一战的决心已使孙克对局势有更深刻的认识，他承认：

中国人不但拥有一万人，及包括战船、击沉船，火船等合计戎克船二百艘。而且中国对我方有令人难以置信之戎克船兵士等大量准备，盖战争系奉中国国王之特命所行；福州、广东各省，奉旨从澎湖岛将我方驱逐，如不遵行，必受严罚云。

所以，孙克认为必须要考虑“中国人坚固的决心”，在形势比人强的情况下·他决定与明军谈判，希望争取更有利的撤离条件。

不过，他已意识到：

“依照协定形式，因彼等可用武力收复，故我方决心忍受耻辱、损失及侮蔑，退而让步，盖以公司全力亦不能充分对抗中国兵力，而且断定我方如果在澎湖与中国人抗争，必不能开始贸易。”

事实上，当孙克来到澎湖接任后，更明白过去二年荷兰人在中国沿海所犯的错误，他以十分后悔的语气向巴达维亚总督报告：

“我们在中国沿海的行为使中国人更加反对我们，把我们看作无异于谋杀犯、暴君和海盗，我们对待中国人确实是凶狠和残酷的，而且依我看来，凭这些行为是决不可能达到同中国通商的目的。”

由此可见，孙克已下决心撤离澎湖不再与中国抗争了。

3、第五次谈判

因此，中、荷有关澎湖的的第五次谈判又告展开，《明熹宗实录》记载：

七月初二(8月15日)，夷计无复之，令夷目同通事赴镇海营面见，求开一路，孙海道同刘游击严责夷目，回催速还信地。

这次谈判是由荷方首先提出，声言荷方代表将与二位中国使者前来镇海营谈判，这两位使者即6月12日随司令官孙克由巴达维亚回来的福建使者Wang san和Taug swan两人，荷方还要求与握有全权的副总兵俞咨皋会面，并要求签订友谊协定。

可是，俞咨皋以十分傲慢的态度接见荷方代表，并语气强硬的警告荷方“非确实约定先行破坏城砦而退出澎湖岛，不必再来，如无意承诺此事，可回城致力防御。”福建当局表达了不惜一战的决心，显然，荷兰人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

第二天(8月16日)，明军兵分三路齐进，摆出进攻姿态，司令官孙克在8月18日向大评议会建议说：

“如离开澎湖岛，而以福摩萨岛台窝湾(安平)定为居处，则在该地及公司职员所驻在之其他场所准许贸易。由此可以占有比较澎湖岛更肥沃而适于健康且有丰富清水之岛屿。”

但是，他的建议似没有得到大评议会的通过，从他们没有实时拆城离去可知，大评议会是这次远征澎湖的权力核心，共有七人：即司令官一人、船队中船长一人，士兵队长一人和商务员四人等组成。相信商务员对于就此撤离澎湖必然心有不甘，他们并未放弃与中国订定贸易条约。

4、海盗的斡旋

从8月18至8月26日拆城运米下船，共有八天的时间，中、荷双方为了避免战争仍作最后努力，谈判持续进行，而在这关键时刻海商李旦再次发挥重要作用。

据《巴达维亚日记》记载：

“此时称为中国人甲必丹即日本华侨头人，从台窝湾(安平)前来澎湖岛，彼似对我方抱有同情，而声言愿为我方与中国人之间尽力斡旋(据他所言，彼为此事中止日本旅行)。

这位甲必丹即李旦。他在8月17日刚从台湾抵达澎湖，现时没有资料显示李旦是受中方所托从事斡旋的工作，从他突然中断回航日本的行程来判断，这是有可能的。

明朝最终目的是迫使荷兰人撤出澎湖，且尽可能避免战争的爆发，俞咨皋再度利用李旦进行游说，可说是最佳的选择。当时，李旦可说是中荷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斡旋者。

孙克说：

我方除了李旦之外，别无其他中国人可用。其后又有点后悔的说：我方要是还有其他人可用，就不至于如此信任李旦了。

也许孙克已感觉到李旦的立场倾向中国，如李旦建议荷兰人不应提出要求中国禁止船只开往马尼拉，他似乎是在替中国进行游说而不是为荷兰人争取利益。

无论如何，荷兰人只能依靠李旦，中、荷交涉再度展开，李旦已取得荷兰人愿意撤离澎湖的承诺，唯一的条件是中国允许商船前往台湾和巴达维亚与荷兰人进行贸易。

8月22日，李旦带着孙克的信函前往厦门会见总兵谢弘仪，要求中国派一名代表前往澎湖进行谈判，但谢弘仪回信孙克指责荷兰人“想年复一年的拖下去，而不愿找机会拆城离开澎湖”，并重申“目前在澎湖的总兵(俞咨皋) 拥有我们的完全授权， 阁下与他定的条约我们将完全的确认。”

5、荷兰人从澎湖撤到台湾

李旦确认了澎湖中国军主将的谈判权后即日赶回，并展开与副总兵俞咨皋的谈判，表明荷兰人愿意撤离澎湖，在这次会见中有了较具体的成果：俞咨皋向荷兰人“保证退出澎湖岛以后之贸易”。荷兰人希望通过更严肃的交涉与中国签订正式的贸易协定，8月24日指派专人前往签署文书。不过，这一要求被俞咨皋拒绝并向荷兰代表发出最后通牒，《巴达维亚日记》转述了俞咨皋的说话：

“如果对彼所言不能放心，则请退去守其船舶，并言彼业以信件约诺在台窝湾(安平)及巴达维亚永久自由贸易，故我方应以此为满足，现在中国已大加准备，最近可至澎湖岛，倘如再迁延，则于我方将有危险云。”

荷兰人对于俞咨皋的警告再不能轻视，因为明军已“直逼夷城”，所以，孙克在报告中无奈的表示：

“我国人已不能再有奢求，且不可能冀得更佳之协定，故即以总爷及都督之假定约言为满足。”

因此，荷兰人在1624年8月26日，破坏澎湖一切设备，退往台湾。

荷兰人开始拆城的日期与中国史料所记吻合，《明熹宗录》记载：

“(七)十三日(8月26日)，拆起运米下船，止东门大楼三层为旧高文律(司令官)所居，倘留恋不忍。乃督王梦熊等直抵风柜子，尽行拆毁，夷船十三只，俱向东番遁去。”

荷兰人拆城及运米下船等迁居准备或持续数天，于9月初旬，开始迁移，在台窝湾(安平)即北线尾岛开设商馆，而在鲲身之旧址筑城。

至此，荷兰人怀抱屈辱离开占领2年的澎湖，虽然这是荷兰人自1602年设立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来最大的挫折，但是荷兰人入据台湾后，台湾的历史发展注入一股新的动力，并继续扩展在东亚的贸易活动。

（正文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