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全集•前言》之一:黄兴其人其事(二)

原标题:《黄兴全集•前言》之一:黄兴其人其事(二)

黄兴(1874-1916)

三、同盟会时期 抵日后,黄兴继续探讨革命的道路,从事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1905年7月下旬,经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介绍,黄兴与孙中山会见于东京凤乐园,纵谈天下大势及革命方法,一致认为“各方革命团体须统一组织起来,才能步调一致,力量雄厚”,因而主张联合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组建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此时,留日学生中虽有不少革命小团体,但影响最大的是华兴会。因此,革命力量能否实现大联合,华兴会的态度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为了统一思想,7月29日,黄兴专门召集在日本的华兴会会员进行商议,带头主张与兴中会等团体联合组建全国性的革命团体。在黄兴的带领下,在东京的华兴会会员后来不仅几乎全部加入同盟会,而且许多人还成了同盟会的骨干。7月30日,黄兴邀集各省留日革命志士70余人在日本友人内田良平的住宅聚会。孙中山、黄兴等相继发表演说后,由孙中山主持讨论新团体的名称和宗旨,最后确定新团体名为“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接着,经孙中山起草,黄兴、陈天华润色,确定了誓词,举行了加盟仪式,并推选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8人为起草员,负责起草同盟会章程,提交成立大会讨论。据核查,参加此次会议的70多人中,属于孙中山的旧相识只10人,还包括宫崎寅藏等三位日本友人,其余多是与黄兴一道加入过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和华兴会等爱国革命团体或受黄兴影响的留学生,单是两湖地区就占41人。这说明,正是由于黄兴的带头响应,大批留学生加入革命力量大联合,为同盟会的成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进一步扩大孙中山在留日学生中的影响,黄兴与宋教仁等又策划于8月13日召开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到会一千三百余人。孙中山在大会上作了近两个小时的长篇演说,以饱满的热情和雄伟的气魄描绘了中国的光明前途,号召摒弃改良主义道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改变积弱的国势,使中国跃居世界先进国家之林。孙中山的演说打动了青年学生的心弦,博得了一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此次大会盛况空前,意义重大,增进了广大留日学生对孙中山及其革命理想的认识,也为同盟会的成立和发展作了很好的铺垫。

8月20日下午2时,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正式举行。会议讨论和通过了由黄兴等人起草的《同盟会章程》,章程规定设本部于东京,设支部于各地,在组织机构上设总理一名,总理之下,本部分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执行部人员由总理指定,其余由全体会员选举。黄兴在开始选举前提议:公推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不必经过选举手续。全体举手赞成。孙中山则指定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庶务实居协理之职。总理缺席时,有权主持会务”,接着又确定了各部成员和各省分会的负责人。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成立,把全国的革命志士集结起来,使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此有了共同的章程和纲领,共同的宗旨,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的领袖和统一的指挥中心,为推动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正如黄兴所说,“革命事业至此稍有头绪”。同盟会在孙中山到达日本仅一个月就得以正式成立,与黄兴在其中所做的一系列有为、有力、有效的策划、联络和组织工作密不可分。

同盟会成立不久,孙中山即离日去东南亚各地活动。日本当局后又应清政府请求,禁止孙中山在日本居留。所以,此后同盟会本部的工作实际上主要由黄兴主持。在主持本部工作期间,黄兴对于同盟会的发展壮大和各项工作的开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是高度重视会员的发展和基层组织的建设工作。首先,注重在加盟的留学生中按省区组织分会,管理本省留学生的入会主盟事务,并负责派遣人员归国活动,发展组织。据1905~1906年的同盟会会员名册统计,注明主盟人的入会会员计有532人,其中由黄兴主盟者为47人,地区涉及10个省,其中著名人物除秋瑾、禹之谟外,还有阎锡山、李烈钧、孙传芳、尹昌衡、谭人凤等人。其次,注意在在日本学习军事的留学生中发展会员,先后发展李根源、李烈钧、唐继尧等100多名陆军士官生入会,并亲自保管他们的入党证件,以培植同盟会军事人才。第三,亲赴各地发展会员,建立组织。1906年6月,黄兴趁赴广西策动起义之机,主盟赵声、林虎、郭人漳、梅蔚南、曾广轼等人加入同盟会,并组织同盟会桂林分会。稍后又前往新加坡,协助孙中山建立南洋各埠同盟会分会。经过以上努力,同盟会成立之后不到一年,海内外会员总数迅速扩展到1万人以上,“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里,其进度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二是加强革命理论的宣传工作。在积极组织和发展反清革命团体的同时,黄兴认为“运动革命非有言论鼓吹不足以动人”,高度重视反清革命的宣传工作。不仅支持宋教仁、陈天华等华兴会主要成员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宣传反清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还亲自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同盟会机关刊物,获得大家的赞成,并被推举主持接收及改办为《民报》等事宜。《民报》正式出刊后,黄兴“总其成”,不仅操劳编辑、出版方面事务,还指导其在国内外的发行、推销工作,使之迅速流传到全国各地,发行量也不断增加,至第四号,即销行至万份;至第七号,其发行量达到一万七千份,不少号一版、再版、三版仍满足不了需求。1908年10月, 日本政府以《民报》第24号上刊载了伯夔写的《革命心理》一文,违反《新闻纸条例》第23条为由,下令停止销售并封禁《民报》。黄兴随即向日本内务省提起申诉并委托宫崎寅藏延聘辩护律师。申诉不幸败诉后,黄兴继续多方联系,四处奔走,在林时爽等人的帮助下,筹措到经费,并邀汪精卫出任《民报》编辑,从而使《民报》第25、26号终于1910年又与读者见面。《民报》在续存期间,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同改良派展开了大论战,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力地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为辛亥革命的发动作了充分的思想和舆论准备,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正如孙中山所说:“《民报》成立,一方为同盟会之喉舌,以宣传主义;一方则力辟当时保皇党们劝告开明专制,要求立宪之谬说,使革命主义,如日中天。”

三是努力维护同盟会内部的团结。同盟会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多个反清革命团体的成员和其他革命志士组成,其内部的思想分歧与派系争斗在所难免。因此,同盟会成立后,黄兴十分重视同盟会内部的团结问题,妥善处理了辛亥革命之前几次内部发生的大风潮,有力维护了孙中山的领袖威望和领导地位,保证了同盟会领导核心的团结,有效避免了分裂的危险。第一次是1906年冬,黄兴与孙中山在讨论中华民国国旗问题时,发生激烈争论,以致黄兴“忽言欲退会,断绝关系”。但不久,为了维护内部团结,黄兴最终接受了孙中山的方案。第二次是1907年潮惠起义失败后,章炳麟、张继、陶成章等就潮惠起义失败及孙中山分配馈款事,向孙中山发起攻击,催逼代理庶务刘揆一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继任。正在广西运动武装起义的黄兴闻讯后,立即致函刘揆一等人表示:“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由于黄兴维护孙中山的威信,坚决拒绝出任同盟会总理,东京倒孙风潮遂告平息。第三次是1909年秋,陶成章、章炳麟在南洋纠合李燮和、柳聘农、陈方度、胡国梁等人,以七省同志名义,起草一份《孙文罪状》,指责孙中山犯有罪状三种十四条,要求东京总会“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并恢复光复会名义,由章炳麟、陶成章分任正、副会长,在南洋一带展开活动,造成公开分裂局面。陶成章还带着这份“罪状”赶到东京,找到黄兴,要挟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对此,黄兴坚决“拒绝之,将公函详细解释,以促南洋诸人之反省”,并一方面致函孙中山,详细报告事情的经过,表示自己“当以身力拒之”,请孙中山“毋以为念”;一方面以中国同盟会庶务名义,致函美洲各埠中文报社说明情况,为孙中山赴美活动扫除障碍。由于黄兴采取的措施及时、有力、有效,陶成章等的分裂破坏活动没有恶化到危害大局的地步。

四是组织发动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同盟会成立后,黄兴就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武装反清起义上。1906年秋,他与孙中山、章太炎等及时制订《革命方略》,用以作为指导各地举行武装起义的纲领性文件。与此同时,他积极投身武装起义实践,几乎是无役不与。1906年春,他派刘道一、蔡绍南等回国策动武装起义并作了详细而具体的指示。萍浏醴起义爆发后,他又命谭人凤、周震鳞、胡瑛、宁调元等归国谋响应。此后至武昌起义前,黄兴策动和领导的武装起义计有:1907年的防城起义和镇南关起义,1908年的钦廉上思之役与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在这些起义中,黄兴每次都是身先士卒,视死如归。在防城起义中,黄兴亲往郭人漳营中活动,争取郭人漳、赵声两人反正;在镇南关起义中,黄兴与孙中山赶赴前线、指挥作战。在钦廉上思之役,黄兴亲任总司令,“以二百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闻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在河口起义中,黄兴被孙中山任命为云南革命军总司令,赴前线督师,并亲领一军前往袭取蒙自。在广州新军起义中,黄兴应同盟会南方分会之邀,由日本赴香港与胡汉民、赵声、倪映典策划了起义的详细计划。起义失败后,黄兴又偕胡汉民、赵声赴新加坡筹款处理善后事宜。在黄花岗之役,黄兴亲任领导起义总机关统筹部部长,对起义作了周密的部署。战斗打响后,他亲率一百二、三十名革命党人,足蹬黑胶鞋,臂缠白毛巾,持枪负弹,吹响螺号,由小东营五号机关出发,直扑两广总督衙门。战斗中,黄兴伤右手,断两指,但仍然坚持指挥,且战且前,直到最后剩下他一个人才避入一家小店,改装出城。黄花岗之役是中国同盟会集中全党人力、财力而发动的一次大规模起义,也是在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进行的一次最为悲壮惨烈的战斗。这次起义虽然也告失败,但孙中山曾给予极高的评价:“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毛泽东说:“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

黄兴发动和指挥的持续不断的武装反清起义尽管屡举屡败,但是黄兴“失败一次,即奋进一次”,表现出屡仆屡起、愈挫愈勇的革命精神,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动摇了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积累了斗争的经验,扩大了革命影响,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因此,黄兴也被誉为“中国革命之拿破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敲响清政府封建统治的丧钟,奠定中华民国基础的最关键、也是最后的一役。作为这次起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黄兴在香港获悉武昌发难消息后,精神大振,迅即离港,辗转于是月28日抵达武汉。黄兴抵达武汉之际,正值汉口战事最紧张而前线统帅无人,三军无主的关键时刻。黎元洪得知黄兴到来的消息后,喜出望外,立即下令做一面大旗,上书“黄兴到”三个醒目大字,命骑兵擎着大旗在武昌城内和汉口尚未被清军攻陷之处跑了一圈,借以安定人心。黄兴则与黎元洪会商军事后,立即赴汉口前线督师,与清军浴血鏖战一个月,为保卫汉口、汉阳竭尽了全力。虽然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汉口、汉阳先后失守,但黄兴指挥的汉口、汉阳之战重创了清军,并把清军大部分精锐部队吸引在京汉线一带,为各省的响应和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赢得了时间,为中华民国的创建立下了卓越的功勋。诚如居正所说:“自黄克强坚守汉阳以后,各省得趁机大举,次第响应,俾革命军声威日壮,基础日固,不可谓非克强之力也。……故克强之功,不在守汉阳之孤城,而在其大无畏之精神,以未经教练之乌合残卒,含辛茹苦,抵抗冯国璋北洋熟练之雄师,因此稳定起义之武昌,促各省革命之崛起”。冯自由也认为,黄兴“坚守汉阳,以促各省革命党之响应,则关系民国之兴亡尤巨。其后汉阳虽以势孤失守,然克强固已血战逾月,心力交瘁,则非战之罪也。……世称孙、黄为开国二杰,克强诚当之无愧矣。”

汉阳失陷后,黄兴应上海革命党人电邀离汉赴沪,与陈其美等人策划北伐大计,以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取南京。在上海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举行会议,决定临时政府暂设南京,公举黄兴为大元帅,负责组织临时政府。后因黎元洪的反对、黄兴的谦让,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又于17日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议决由副元帅代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是月23日,黄兴获悉孙中山即将归国,遂推辞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静待其归,主持一切”。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革命派为之精神更为振奋。黄兴适时主张推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然后再由总统组织政府”。次日在欢迎孙中山宴会上,黄兴特邀在沪各省都督府代表及相关人士作陪,分途向各代表示意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并商请马君武利用《民立报》为孙中山造舆论,使孙中山最终成功当选临时大总统。 (未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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