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清朝总督出身而担任民国总统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袁世凯，一个是徐世昌。徐世昌和袁世凯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候，徐世昌在旁协助；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的时候，徐世昌担任他的国务卿。两人身后的名声差别甚大。袁世凯背负了不少恶名，而徐世昌，却似乎没受什么牵连。
徐世昌1854年出生于河南卫辉府（今卫辉市）曹营街，家境贫寒，但他却从一个寒门士子，官至清朝政府的协理大臣，再到民国总统。他的成功，靠的就是对时局的敏锐感觉，以致人送外号“水晶狐狸”。
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能重出江湖，与徐世昌关系紧密。
1911年5月，清廷预备立宪，成立责任内阁，徐世昌被任命为协理大臣，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然而，徐世昌坚辞不就，和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唱起了双簧。
那桐上条陈保举袁世凯，徐世昌则以体弱多病为由，坚决请辞，并毫无顾忌地在政治官报上为袁世凯摇旗呐喊：“其（袁世凯）才胜臣十倍，若蒙特予起用，必可宏济艰难。”
虽然此番袁世凯重新起用的目的并未立即实现，但经徐世昌费尽心思多方奔走，无形之中也给朝廷诸多压力。半年后，辛亥革命爆发了，袁世凯终于东山再起。而出面邀请袁世凯出山的，正是徐世昌。
最终，袁世凯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指挥各路大军开始南下镇压革命。不过为了节制袁世凯、徐世昌二人，清政府同时派出了摄政王兼陆海军大元帅载涛。为了把载涛剔除，徐世昌可谓煞费苦心。他发现载涛胆小怕死，因此让袁世凯命令派他上前线，结果这一举动，直接把载涛吓得退休回家。
不过，徐世昌也并不是完全死心塌地与袁世凯并肩战斗的，他还是藏了私心。1912年，袁世凯接替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个时候，“大哥”徐世昌并没有马上随着袁世凯就任，而是隐居到了青岛。在他看来，当时的时局还不明朗，需要继续等待。
1914年，袁世凯根据新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袁世凯再次邀请他出任民国政府的国务卿，据史料记载，面对袁世凯的邀请，徐世昌的表现是“喜而不寐”。一是国务卿的职位不低，二是他也看出来，袁世凯已经站稳了脚跟，自己不会站错队。
然而，鉴于局势的变化，徐世昌最终还是与袁世凯背道而驰。
1912年，袁世凯在终于登上权力巅峰后，不再满足于做一个大总统，也开始梦想千秋万代的“家天下”。可是，当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递交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他称帝的先决条件时，袁世凯还是倒吸一口冷气。
袁世凯向徐世昌问计。徐世昌建议袁世凯采用东北张作霖对日本人惯用的手法久拖不决，静待外援。袁世凯采纳了，但是，由于日本人的武力威胁，加之急于称帝的私心作祟，这个计策最终流产。1915年5月25日，中日正式签订“二十一条”，消息传出，全国上下一片愤怒。
徐世昌也愤懑至极，干脆一连十多天闭门不出。后来，袁世凯屈尊降纡，主动上门，好话说尽，徐世昌才悻悻回到国务院办公，但两人的分歧已初露端倪。
为了探明“大哥”对自己称帝的真实想法，袁世凯派奕勖之子载振前去打探。徐世昌开始一直打哈哈，不表态。于是，载振直言“特来请您带这个头，一起鼓动项城（即袁世凯，袁出生于项城）。”徐世昌当即脸色一变“你们父子怕宗人笑话，难道我就不怕别人笑话了？”
有人说，徐世昌之所以不支持袁世凯，是因为一旦袁世凯称帝成功，他作为老大哥还得给皇上下跪，所以内心不平衡。事实上，这是很肤浅的理解。实际上，徐世昌对当时的局势洞若观火。徐世昌曾对袁世凯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恢复帝制，一旦出事，将来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在袁世凯称帝后，徐世昌还在日记里发出了如下感慨“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乡者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
可见，在袁世凯称帝的过程中，徐世昌对政局的认识是何等的准确。即使是老朋友，他也不偏袒，丝毫没有狭隘的哥们义气。这，或许才是徐世昌“苟全性命于乱世”，甚至官运亨通的秘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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