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1年以前鄂尔多斯部与陕西三边的关系第一节佚名蒙古文史书《阿勒坦汗传》其中记载：“其后土谢图阿勒坦彻辰汗于白羊年四月间······分别授名号于维护无垢和平之诺延与官员。”
所谓“白羊年”是指隆庆五年，“札格勒哈勒噶”，原文荣嘎先生认为格勒意为“家”，哈勒噶意为“门”札格勒，哈勒噶，盖指“张家口”。
蒙古文史书记录是“白羊年四月间”，这与明朝的记录相吻合。
这段韵文给我们一个总的印象：漠南蒙古右翼诸部似乎是在在同一时间“授职封贡”的，并无先后之别。但是，正如河套鄂尔多斯部并不是与土默特等部一起受封赏的，而是在俺答受封后两个月之后，才单独被“授职封赏”的。
与宣大边外的“东虏”诸部相比，鄂尔多斯部最后搭上“便车”并不容易，其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
如果没有宣大总督王崇古等人的支持和推动，鄂尔多斯部加入贡市之事，极有可能胎死腹中。我们要提出并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唯独鄂尔多斯部加入“贡市”之事遇到重重阻力？阻止力来自与鄂尔多斯毗邻的陕西三边。那么，为什么陕西三边会反对鄂尔多斯部加入“贡市”？
陕西三边反对鄂尔多斯部“贡市”的直接原因是，陕西三边将帅家丁的“捣巢”“赶马”使得鄂尔多斯蒙古的处境异常狼狈，在互相盗抢杀掠，挑衅与报复的恶性循环中，鄂尔多斯蒙古是弱势的一方。
反观明朝陕西三边延绥镇和宁夏镇，通过“捣巢”“赶马”大获其利，是强势的一方。陕西三边当然不愿放弃自己的优势地位，自降身段去和弱势的鄂尔多斯部谈和。
除了地方官，在北京积极推动并一手促成“隆庆封贡”的张居正非常了解鄂尔多斯与其他诸部的不同，他说：
款贡之议，始于顺义，故事每优假······盖方以得请为幸，而无复横觊于望外耳。
陕西三边的“捣巢”“赶马”己经给鄂尔多斯蒙古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因此求贡“甚急”。
张居正说“甚急”的潜台词是鄂尔多斯部己经不能承受“捣巢”、“赶马”的“厉政”，因此“甚急”，于是“固未之许也”。
后来，只因为俺答为其求情，才勉强同意。同时，对授职封赏的一切标准都与土默特等部不同，鄂尔多斯部能够搭上“便东”与明朝实现“贡市”已属幸运，能够使延绥边兵停止“捣巢”、“赶马”，鄂尔多斯就算获利了，当然不会有“横觊于望外”了。
虽然这是张居正在“隆庆封贡”之后所说的话，但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实情。隆庆四年以后的前后两任总督与内阁首辅张居正的观点迥然不同。
他们的奏疏都强调嘉靖三十年的明蒙互市使得鄂尔多斯转弱为强，认为不能轻信鄂尔多斯部的承诺，请求明朝拒绝其“贡市”请求，这些地方官员的话可不可信？
答案是否定的，明朝方面对陕西三边以及陕西三边边外的鄂尔多斯部最为了解的人，应该是隆庆四年正月从陕西三边总督调到宣大总督的王崇古，我们应该看他怎么说。
首先，王崇古指出王之诘所谓的鄂尔多斯部因嘉靖年间开马市而“转弱为强”的说法毫无道理，认为是王之诘听信了“诸将狡饰之议”。嘉靖年间蒙古对明朝宣大、陕西边境造成重大威胁以致明朝“九边骚动，损将陷兵”，鄂尔多斯部当时也“无岁不逞，强横己极。”
但是嘉靖二十年，吉囊死后，鄂尔多斯部与陕西三边对抗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吉囊诸子势力分散，各部之间互相残杀。更加凶险的是，陕西三边将帅家丁频繁出边“捣巢”、“赶马”，鄂尔多斯连年遭受打击，己经到了“终岁不能安居”的狼狈境地。
相比任职不到一年的王之诰，多年致力于组织对鄂尔多斯部“捣巢”、“赶马”的王崇古所言应该更为可信。
明朝官方的记录可以证明，上引王崇古所说的话是完全可信的，陕西三边将帅家丁连年对鄂尔多斯部的出击，使得鄂尔多斯部元气大伤，伤亡惨重隆庆四年十月以后，鄂尔多斯部多次主动派遣使者加入土默特部的使团，在宣大与王崇古见面。
他们在与明朝使臣的谈话中，首先提到本部的境况，说鄂尔多斯连年遭到陕西三边的“捣巢”、“赶马”，很多家庭都被“杀穷了”，“不得安生”。
在“隆庆封贡”之际，就双方的势力而言，鄂尔多斯部很明显处于劣势，处境很狼狈，赖以生存的牲畜被抢走了，老弱妇孺被杀了，河套鄂尔多斯部被“杀穷了”，部众“不得安生。”
甚至可以说，鄂尔多斯已经不能承受陕西三边的“捣巢”“赶马”，迫切希望明朝“厉政”停下来，以获得喘息之机。
在长期互相杀掠的对抗态势中，陕西三边长期处于强势地位，当然不愿意与弱势对手的鄂尔多斯部进行“贡市”。
反观鄂尔多斯部，处于弱势且不利的地位，却要搭上明蒙“贡市”的顺风车，与陕西三边实现“贡市”，用王崇古的话讲，这是“匪茹之情”，“资本”和实力不对称，却要与强势对手平等“贡市”，是不自量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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