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2007年1月8日，杭州城里一条名叫“耶稣堂弄”的巷子里，出现了一座外国人铜像，引起关注。
这个外国人就是生长在杭州、接受美国教育、北京大学前身（燕京大学)创办人、民国最后一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先生。
由于这篇《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从此司徒雷登在一代代学生的脑海中被定型了。
殊不知，同样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闻一多在其《最后一篇演讲》的原文中有一段话：“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 ......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
不可否认的是，从小生长在中国土地上的司徒雷登，纵观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可以称之为有一颗热爱中国的心。
此番杭州之行，小编要完成一个心愿——寻觅司徒雷登在杭州的踪迹。
跟几年前比，杭州堵车更严重了。七弯八绕才找到那条叫“耶稣堂弄”的小巷。杭州市已经把司徒雷登的故居，作为杭州城市化进程中重要的历史记忆。
同时，司徒雷登父亲创办的杭州基督教堂——天水堂也得到重建。天水堂位于中山北路与体育场路交叉处的耶稣堂弄2号，是杭州最早的一所基督教教堂，也是杭州目前五所对外开放的教堂之一。
天水堂的历史可追溯到1860年，当时美国一批传教士来杭州传教。当地政府拨给天水桥畔（现耶稣堂弄）荒地10亩，作为老外们的布道团活动场地。
司徒雷登就出生在耶稣堂弄3号，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他在中国度过五十年，其中在杭州就有十四年多时间。
1887年司徒雷登11岁时，随父母回美国探亲，并留在那里读完中学和大学。到了1904年，司徒雷登又回到了阔别17年的杭州。37岁那年，他到南京金陵神学院教书，后到北京筹办燕京大学，出任校长。
抗日战争中，他蹲过日本人的监狱。由马歇尔特使推荐，当了美国驻华大使。
杭州市政府将中山路一带划为文化保护区，以商贸、旅游、宗教文化为一体的城市新景区。
天水堂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中西文化在杭州的美好见证，外宾络绎不绝来天水堂访问参观，颇有影响。
天水堂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文景点。
司徒雷登是一个出生在杭州的美国人，广阔、美丽的中华大地，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司徒雷登首先会说的语言是杭州话。以至于他11岁那年回到美国时，邻居的小孩都视他为异类。
司徒雷登的故居现在只剩下一座230多平米的二层小楼，里边有司徒雷登一九四六年获赠的杭州市“荣誉公民”的金钥匙。还有许多友人在他过生日时赠送的字画，以及国民政府的褒奖令等等。
司徒雷登故居曾被杭州体育局用作职工宿舍，1985年被政府收回。
2001年，当地政府出资进行维修，按能够找到关于故居的所有图片文献资料，仿制了每一件家具，尽量还原当时传教士家庭生活的原貌。尽管被居民楼环绕，但从白的墙体、朱红的门窗、高挑的房檐及门廊上的柱子，还是能够看出当年的气派。
据说，这幢占地239.4平方米的建筑是1878年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尔来杭传教时建造的，是目前杭州最古老的传教士住宅。两岁时，司徒雷登迁居此地。
这就是坐落在花木丛中的司徒雷登雕像。
迈进司徒雷登先生故居，宽敞的厅堂，暗红色的地板，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历史的厚重感。走进一楼左手边起居室，对面墙上一个近1.5米高的灰色壁炉和上方挂着的大幅油画格外醒目。壁炉上还摆放着一个银质烛台和一盏古朴的座钟。
尚未燃尽的蜡烛头、嘀哒嘀哒的钟摆声，让人依稀触摸到幼年司徒雷登在此玩耍的场景。
司徒雷登的父母是来杭州的传教士，悬挂在起居室里的司徒雷登父母的照片。
司徒雷登一家在杭州时的合影，站在父母之后面的是司徒雷登，另外三位是他的弟弟。
关于司徒雷登对中国的熟悉程度和说中国话的水平，有一本介绍他的书上说了一个故事：一次，司徒雷登请几位美国来的朋友，大家一起来到位于西湖畔的河坊街吃饭。进入餐馆，他热情招呼朋友们坐下，然后操着流利的杭州土话对送菜单的大堂经理说：“件儿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
一个外国人竟然操着标准的杭州方言点菜，还提出具体要求，直听得大堂经理瞠目结舌——呆掉了。
后来，司徒雷登还学会了南京话、苏州话和上海话。
至于北京话，用他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京腔儿？咱说起来纯小菜一碟儿”。尤其是最后那个儿化音，惟妙惟肖，令人叫绝。
目前，司徒雷登故居仅开放了一层的房间，除了正门旁右手边的书房，靠近后门的两间分别布置成餐厅和卧室。
在开放的四个房间中，墙壁上分别展示了司徒雷登早年在杭州的生平事迹、在北京创办燕京大学和他在华做大使期间的一些珍贵老照片等图文资料。
司徒雷登在自传《在华五十年》写道：“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位老人，晚年在他心底仍执拗地以中国为家。哪怕这个国家如此深地误解着他甚至伤害着他。
他精心地保存着所有跟中国有关的物件，卧室墙壁上四处挂着燕京大学的照片......
为还原当时司徒雷登生活的原貌，修复时按照当时典型传教士家庭的布置，仿制了每一件家具。无论是餐厅里的桌椅，还是卧室中的床榻橱柜，每个细节都务求尽善尽美。
解放南京前夕，司徒雷登本人留在南京，等着解放军进城。他甚至计划好前往北京，与周恩来接触。但是，由于当时中国“一边倒”向苏联，司徒雷登谋求中美和解的努力，没有成功的可能。
但是，他在那个历史转折关头，力图避免使中国与美国乃至西方完全隔绝所作的努力，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理性的选择。
司徒雷登做大学校长27年，当驻华大使只有2年，其实他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是个教育家。
司徒雷登，一个在中国现代史被书写为“声名不佳”的人，一个虔诚的传教士，一个生活中西文化边缘里的人。
司徒雷登同情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燕京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高呼口号，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关进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
1945年，获释后的司徒雷登继任燕大校长（后为校务长），直到离开中国。
1949年8月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将他作为美国的象征而极尽讽刺，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这篇文章还被收入了中学语文教材。
从此，“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新中国便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
1874年，司徒雷登的父亲，一个名叫约翰.林顿年轻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带着他的新婚妻子，远涉重洋来到了中国杭州。
夫妇俩在杭州传教长达半个世纪，直到去世，两人都葬在杭州。
这是当年司徒雷登在亲人的墓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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