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岁的陈伯达,从苏联回到厦门后,为何过得惶恐不安

原标题:26岁的陈伯达,从苏联回到厦门后,为何过得惶恐不安

引言

陈伯达,原名陈建相,“伯达”是其笔名,他是伟人的五大秘书之一,建国后曾一度位列“第四号人物”的位置。

这篇文章,我就和你简单聊聊,年轻时候的陈伯达,从苏联回来后在厦门的经历。

正文

陈伯达也算是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家里三代都吃过墨水,不过在仕途上都没有混到功名,余生皆在福建惠安老家当私塾先生。

到了陈伯达这一代,才算是混出了个大名堂。

1927年,23岁的陈伯达加入了我党。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正是老蒋大搞白色恐怖的时期,我党很多同志都遭到了惨烈的大屠杀,而他能在这个时候申请入党,不仅免了他的入党候补期,也说明他意志和信仰是坚定的。

这一个经历,也成了他心里的一个自豪,在往后的岁月里,在文章和闲聊当中,也被他不断的提及。

不得不说,他也是幸运的,1927年是腥风血雨的一年,陈伯达同年也被选派去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他被安排在一年级二班,算是躲过了国内严酷的斗争。

1930年的年底,26岁的陈伯达完成了学业,因为他是福建人,因此组织上给他分配到了厦门工作。毕业后的陈伯达,踏上了归国的路程。

从莫斯科回国,一路上要先坐火车,顺着西伯利亚铁路,哐哧哐哧的碾碎着苏联冬季的寒冷;铁路的路途结束后,就得上轮渡,摇晃着一路风浪,这才回到了故土。

虽然陈伯达避开了1927年的腥风血雨,但是,1930年的中国,也是不太平的一年,斗争依旧尖锐。

1930年的中国,处于老蒋的统治之下,他正在全力对我根据地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围剿。

这严酷的斗争环境,让刚回国的陈伯达很不适应,甚至于有些惊慌。

毕竟,他没有经历过刀光剑影的场面,在莫斯科,他能正大光明的走在大街上,也时常在宿舍、学校、公共场合,和旁人肆无忌惮的大谈自己的理想,评论时局。

而在厦门,这些他已经习惯了的生活,必须得纠正过来;每次外出,都得小心翼翼的观察四周,看看有没有“尾巴”跟着;每次接头的时候,也得万分小心,悄悄说着暗语。

而这种地下工作的方式,显然令他很不适应。

虽然,冬天的厦门,温度比莫斯科高了很多,但对于陈伯达而言,这里犹如冰窟一般寒冷。

这时候才26岁的陈伯达,显得很是稚嫩,组织上也是知晓这个秀才的能力,显然是不能从事残酷的地下工作,只能是把人才放在他合适的位置上。

因此,陈伯达到厦门后,被安排去创办刊物。创办刊物,对于他而言,是轻车熟路的一件事,本不是什么麻烦事。

不过,此时残酷的斗争环境,却是让这个刚留学归国的秀才犯了难。

1930年的厦门,是张贞说了算。

出生于光绪年间的张贞,虽说不是老蒋的嫡系,但此人却甚是卖力,指哪打哪,而且不藏着掖着,能出十分力,绝不灌水。

就凭这一点,老蒋就很赏识他,1946年授予他上将军衔。

1930年3月,针对闽西根据地,老蒋搞了一个“三省围剿”,也就是调集了福建的张贞、江西的金汉鼎、广东的陈维远,浩浩荡荡的进发闽西。

其他两个人能划水就划水,唯独张贞很是卖力,居然还搞出了一个“人头奖”,不管是谁,哪怕是个老百姓,只要能献上红军首级一个的,就赏十元大洋。

1930年的年底,26岁的陈伯达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回到了厦门。

彼时的他整日惶恐不安,总觉得自己的人头要被人拿去换了大洋。

其实吧,客观的说来,也不能说他胆小懦弱,谁让他在厦门这地混得太熟。

15岁的时候,陈伯达就考进厦门的集美师范学院,上了两年半的学后,毕业后回了惠安老家,当了一名小学老师。随后不久,他又回到了厦门,在厦门小学当老师。

而且啊,陈伯达和张贞也是老熟人,他曾经是张贞的秘书,还曾试图劝降过张贞,你说在这种环境下,他能不过得惶恐不安嘛。

在厦门的生活,让陈伯达活得够呛,每次上街遇到了熟人,对方也怕引祸上身,一看到就躲了开去。

直到遇到了张达卿,才让陈伯达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得离开厦门。

这张达卿是张贞的叔父,在张贞的部队里当军需官的他,和陈伯达这个曾经的秘书,自然十分相熟。

1931年春季的某一天,两人就这么在大街上遇到了,张达卿也没有回避,直接上前和陈伯达寒暄,吓得陈伯达赶紧把他拉到僻静处。

张达卿自然是知晓对方身份的,那么,这个干瘦的老头,为啥没有当街就抓了陈伯达呢?

其实,这个老头是有私心的,他和陈伯达虽说多年不见,但也曾共事过,对其印象不错,这老头心里是想劝说陈伯达反水。

张达卿热情的拉着陈伯达的手,硬拽进了附近的一家馆子。

面对菜肴,陈伯达自然是无心下咽的,他此刻心里还不知道对方的意图,还以为对方是想拖延时间。

“你可知晓张觉觉在哪里吗?”

当张达卿说出这话的时候,陈伯达心下就大感不好,几乎就要失态了。

这张觉觉可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啊!

随后,张达卿接着说的话,更是炸了雷:

“他现在可是在张师长手底下当官哩!”

张贞当时担任陆军第四十九师的师长,故而张达卿嘴里的“张师长”说的就是张贞了。

陈伯达也是没想到,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居然反了水。

张达卿之所以提及张觉觉,就是以此规劝陈伯达,让他也学着点,重新回到张贞身边工作。

两人吃完饭食后,分别之际,张达卿塞给陈伯达五十元钱,还嘱咐他,说让他好好考虑几天,自己还会来找他。

和张达卿的会面,让陈伯达冒了不少冷汗,这张达卿回去后,肯定会把自己回到厦门的消息,告知张贞。

厦门,是一刻也不能待了。

陈伯达和张达卿分别后,急匆匆的就去找罗明。

罗明是他在厦门的直属领导,听了汇报,罗明也是眉头紧皱,当下就同意陈伯达请求离开的要求。

当天,陈伯达就用张达卿给他的那五十元钱,买了船票,离开了厦门,去到了上海。

从苏联回国,在厦门待的那短暂的几个月,也算是陈伯达正式踏入严酷斗争环境的第一步;彼时的他还年轻,显得很稚嫩,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斗争经验。

到了上海后,他也逐渐积累了一些斗争经验。

1936年,陈伯达在北方局担任宣传部长,这时候32岁的他,逐渐开始崭露头角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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