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1905年，日俄为争夺对中国东北问题的控制，而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了日俄战争，结果是沙皇的俄国惨败于君主立宪的日本。
日本人将日俄战争，看作是东方国家战胜非东方强国的历史性胜利。
而中国人却从日俄胜败中，看出了国体不同的启示意义。朝野上下普遍将日俄战争，看作是宪政与专制之战，诸如“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等言论大行其道。
如著名绅商张謇（1853－1926年），就致书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促请清廷立宪：
“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亦知国家之危，非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尔。”①
一个奇怪莫名的逻辑就此成立，似乎只要实现了立宪，中国危局即刻可以化解。
虽然立宪一途已经不可阻挡，但赞同立宪者，大多数赋予立宪的功利性价值，表明他们对宪政的误解是多么普遍。
既连孙文等革命者，也只是将宪政作为革命的工具而已，清廷则更是视立宪为维系皇权的工具，慈禧认为：“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远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涡灭，候调查结果后，若果无妨碍，则必决意实行”。②
舆论既成，朝中大臣亲贵和各省督抚，赞同立宪者也不在少数，相继奏请变更国体，实行宪政以挽危局，而满清皇室对于立宪，到此也是难于推托了。
1905年7月初，袁世凯、张之洞、周馥联衔奏请12年后（1917年）实行立宪政体，获清廷认可，形成了“救危亡之方只在立宪”的满汉共识。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立宪？立宪程序是什么？采用什么样的宪法？
一旦准备立宪了，才发现这些问题，实际上并不清楚。
而惟一对这些问题比较清楚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人则流亡在外。
不得已，清廷只能按照张之洞、刘坤一1901年提出的多派士人出洋游学以识育才强国之道的方法，下达了《派载泽等分赴东西洋考察政治谕》，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人，考求各国一切政治，以备立宪借鉴。
此谕说：“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请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③
甲午中日之战10年后，中国终于正式迈出了立宪变制的步伐。
不期想，这第一步，在起步时便遭遇不顺。
五大臣（增派绍英共5人）行前，于8月20日被召见，26日登车首途之际，在北京正阳门外遭到了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袭击。
袭击迟延了五大臣的行程，一直到11月11日才分两路启程出京。
端方、戴鸿慈一行，12月19日由上海出发，经日本，先后到达美国（停留35天）、德国（2次共停留67天）、丹麦、瑞典、挪威、奥国（停留10天）、俄国（停留10天）、荷兰、瑞士、比利时、意大利（停留10天）等国，对美国、德国、奥国、意大利和俄国作政治考察，于1906年6月4日结束考察行程，8月10日回京复命。
载泽、李盛铎、尚其亨（替换徐世昌、绍英）一行，1906年1月14日从上海出发，1906年6月10日离开法国，期间重点对日（停留29天）、英（停留45天）、法（2次共停留52天）、比（停留16天）4国进行政治考察。
载泽、端方等考察归国后，对改行立宪政体自然不持疑义。
但他们亦深知，如何处理君权与民权关系、满汉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和满清君主的宪法地位等，事涉立宪改制关键，不得不谨慎以对。
是故载泽和端方均以尊崇君权的日本政体为中国立宪之参考。
载泽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1906年8月26日）中，详列了日本君主的17条权力，之后说：
“以此言之，凡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论其君权之完全严密，而无有丝毫下移，盖有过于中国者矣。”④
载泽并提出了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的立宪三大好处。
为促使慈禧早下决心推行立宪，载泽还告诫慈禧：“今日宜宣布立宪明诏，不可以程度不到为之阻挠也。”这显然是革命党的态度了。
除此之外，针对另一令慈禧产生疑虑的满族利益问题，载泽明说，今日之情形与满人入关时已然不同，在列强逼迫面前，应合中国全体之力，至于计较满、汉利益差缺、权力大小，是不知大体。这又与康梁满汉融合意见相同。
而端方在同日上奏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中，详细综述了西方政体种类、民权、议会、内阁以及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制衡关系，并细致论述了专制政体与立宪政体对国家富强和贫弱的影响，然后得出结论说：
“中国今日正处于世界各国竞争之中心点，土地之大，人民之众，天然财产之富，尤各国之所垂涎，视之为商战、兵战之场。苟内政不修，专制政体不改，立宪政体不成，则富强之效将永无所望。……盖商战恃乎民智，兵战恃乎民力，欲民智、民力之发达，而以专制政体临之，无异欲南行而北其辙，必不济也。由此论之，欲国富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⑤
端方是满族正白旗人，之所以会被选派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是因为在此之前，他即以思想开明、主张立宪而著名。
他的奏折，几等于对10多年来各种师法西方政治制度的意见进行了综合。
郑观应的议院、商战之说，严复的竞争、民智、民力之说，梁启超的专制政体与立宪政体不同之说等，悉被拿来佐证立宪之必需。
而梁启超在《立宪法议》中提出的立宪之程序亦被采纳，作为奏折请定立宪国是的基本原则。他说：
“我皇太后、皇上如欲使中国列入于世界各文明国，而采其立宪之政体，则日本所行预定立宪之年，而先下定国是之诏，使官吏、人民预为之备者，乃至良甚美之方法，可以采而仿行之者也。”⑥
综合载泽和端方意见，其结论是应采纳日本的君主立宪方案，即以皇帝饬令颁行宪法以及由皇帝授权臣民包括舆论权在内的自由权利，可切实加强皇权，求得君民一体和富国强兵。
五大臣考察各国政治，其行程着实，了解各国政制也细。然推荐日本君主立宪，则不出国考察，亦是如此。此表明，改制已是趋势。但他们，也如同郑观应、严复、梁启超一样，将列强之强大归于政制，殊不知列强之所以强大，非政制也，乃另有其因。
日本例外。例外不在于它是因行君主立宪而强大，而是采欧洲商业－军事体系而强大。日本由维新而学欧洲，将商业－军事体系之精髓引入国体，遂成西方文明之肌体，甲午之战、日俄之战，以及战而割台湾、殖民朝鲜、殖民我东北，无不承袭欧洲列强之方法。
若我民族果真向日本学习，这些学不学？不学，乃谋其皮不谋其里也；学，又焉能成为日本那样的国家？
【本文完】
注释
①转引自：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第 208 页。
②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③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④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⑤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⑥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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