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朴（ 1902— 1946），是中国现代著名民主战士，“七君子事件”和“李闻血案”是其光辉人生的充分阐释。史量才（ 1880— 1934），《申报》总经理、上海报界巨子，在中国新闻界乃至于世界新闻界均享有一定声誉。两人短暂的交往、合作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只能算作一瞬间，但这当中两人联手创办的社会教育，在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史上均 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李公朴，祖籍江苏武进，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杰出的社会教育家、“爱国七君子”之一
一、李、史相识于《申报》全面改革之际
20世纪 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处于动荡和战火之中。外有日本强邻窥视，内有军阀你争我夺，更有甚者，国民党政府在面对日本发动军事进攻之际，不优先考虑解决民族生存的外部环境问题，反而调集军队对欲救民于水火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再三发动军事“围剿”。国民党当政者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激起无数有识之士的反感和反思。在这种大背景下，有着共同志趣的仁人志士必然会走到一起，从而激起历史的浪花。
1930年 11月，李公朴在美国留学两年后学成归国，回到上海。李公朴急欲以所学知识报效国家。对于时局，他主张抗日，不满意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但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抱有幻想。然而，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作为使得民族危机日见深重，民族危亡日趋严重。李公朴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剖析了当时的心路历程：“一·二八事变后，是我从美国回来第二年。那时中华民族已遭遇着空前的噩运，东北四省已被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而国内的形势还是四分五裂的状态。‘团结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我虽有着这样的一个薄弱的概念，但还不是一个事实。”李公朴毫不掩饰自己当时彷徨苦闷的心情。
关于李公朴与史量才的相识，杨金达在文章中有着细致的描述。
李公朴回国后，看到社会上有不少因生活所迫而辍学的学徒、店员、职工等社会青年，就想办一个流通图书馆，帮助他们从读书中明理，提高自身素质。 1932年 11月的一天下午，黄炎培（ 1878— 1965，中国近现代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带着他去找《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希望史量才能提供经费支持。
史量才在得知黄炎培所陪同前来的人是李公朴时，当即背诵李公朴《潼西道上》的句子，并盛赞其文字痛快淋漓，字字见血。李公朴遂向史量才说明自己的来意，希望史量才资助 2000元作启动图书馆之资，其余经费由他和黄炎培再设法筹凑。史量才听罢便慷慨地全盘接下，把图书馆纳入《申报》馆，聘请李公朴主管图书馆，所需工作人员也由《申报》馆派，工资由《申报》馆发给。就这样，两人初次正式会面就在这样一种轻松愉悦的气氛下顺利完成。
李、史相见前，《申报》刚刚经历了“禁邮事件”。该事件的远因在于“九一八”事变后《申报》对国民政府日趋激烈的批评态度，近因是 1932年 6月 30日至 7月 4日，《申报》时评栏目连续刊文批评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因此《申报》被国民党当局于 7月 16日到 8月 20日禁止邮递，时间长达 35天。史量才为保存《申报》的生计，在与黄炎培、陶行知商量后，征求宋庆龄意见，最终被迫妥协：按蒋介石要求改变时评态度，缓和批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语气；时评总主笔陈彬龢离职，张蕴和接任总主编，黄炎培辞职。
史量才在宣布对《申报》进行改革时，就明确希望“获当世贤哲之指导与扶助”。黄炎培此时推荐李公朴无疑正合史量才广求贤才的心意，遂能一见倾心，定下共图发展之良谋。
这时，《申报·时评》舆论力度较之前已大为缓和，相关人员已经安排就位，故史量才无法将李公朴安排到《时评》这样重要的栏目工作。对此，李并不在意，欣然接受另外一个不太惹眼的工作，主持并主编《业余周刊》。
1932年 12月 1日，在史量才的资助下，《申报》流通图书馆在上海市南京路大陆商场（又名慈淑大楼） 3楼 345号正式开馆，李公朴任馆长，负责全馆事务。图书馆设总务、编审、流通及读书指导（ 1932年 8月创设）四部。创办宗旨是“以改良业余生活，灌输常识，引导失学之成人与青年对读书发生兴趣，增进其工作之技能与服务之效率”。
同年 12月 4日，《申报·本埠增刊·业余周刊》创刊。李公朴在发刊词《本刊的使命》中强调，店员、学徒虽然社会地位低下，但是，正是他们的工作才使得社会继续向前发展，他们是真正的社会中坚分子。由于各自的经济状况极差，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不高，只能从事那些不太被看重的工作，而且工作场所极为分散，缺乏有效的组织，因而不能形成巨大的团体组织，也不能形成强大的合力。因此，只有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提高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并且将他们有效地组织起来，才能形成强大的团结力量。
▲史量才，名家修，字量才，今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杰出的商人、报人、教育家和报业巨子，近代中国出色的报业经营者
“同情、关心普通群众”，“探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出路”及“积极征求民主权利”是李公朴早期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这为他后来在抗战时期的爱国民主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公朴在这一方小天地铺陈了其早期的民主思想，努力为现代中国寻求一剂救世良方。就这样，《业余周刊》成了一个发表政见、传播民主思想的阵地。有很多读者在来信中表示，因为受到文章观点、思想的感召与影响，许多人走上了革命道路。这是当初开办《业余周刊》这个栏目时，并没有预料到的。
二、“一馆两校”，开启社会教育新局面
1933年 1月 10日，《申报》流通图书馆开始对外借书，主要服务对象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店员、工人、职员和中学生。李公朴在《申报》开辟读书问答栏、店员通信、业余周刊等专刊，其中“读书问答栏”专刊后改为《读书生活》半月刊。这些专刊也帮助了流通图书馆的迅速发展。第一个月就有 365名读者注册，一年后，增加到 2700余人。到 1934年底，“参加本馆借书的读者已达万人（经常性读者五千以上），平均每日来馆借书者七百余人，来馆阅览者三百余人”。由于读者人数不断增加，图书馆工作人员也从最初的 4人增加到 28人。
1933年 2月，李公朴在史量才的支持下创办《申报》业余补习学校， 6月又创办了《申报》业余妇女补习学校， 8月增设分校。创设业余补习学校的动机与流通图书馆宗旨相类似，皆是“利用失学者的闲暇，创设条件，引导他们对读书发生兴趣，使他们在纸醉金迷的上海，不致因从事不正当的娱乐而走向堕落的陷阱”。
不到两年时间，业余补习学校就由一所发展到六所，分布在上海市各区。共有 101个教学班级，学生达到 3000余人，连同妇女业余补习学校的学生，总数上万。
早在支持李公朴创办图书馆与补习社之前，史量才就热衷开设各种实业、开展社会救济、开办各种社会教育活动，其中，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方面，史量才用力颇深。 1904年，年仅 24岁的史量才创办了上海女子蚕业学校，开创我国近现代女子学科学、学技术之先河。 1905年，史量才与《时报》朋友们成立了江苏学务总会（ 1906年该会更名为江苏教育总会），既承担组织业界交流促进办学经验之责，又附设法政讲习所，开展教育实践。 1912年，史量才接办《申报》之后，更加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他认为：“报馆之责在明辨是非，是非苟稍颠倒，即罪过也；报馆之责在提倡公道，公道苟不伸张，即罪过也……报之威权愈大，造成罪过愈大。年来余尝思所以忏悔之……因想在社会上做些文化建设等事业。”
史量才是随后诞生的中华职业学校、人文社的发起人之一。 1923年后，他还担任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暨南大学、中山大学、之江大学等多所学校的校董，参与文化教育事业的管理和推进。
20世纪 30年代，上海已经发展成为东方大都市。但是，百姓大众中许多工商学徒、店员、工友等青年普遍知识层次不高，有着强烈的求学愿望和需求，尽管上海学校林立，但高额的学费成为求知路上难以逾越的鸿沟。史量才敏锐地看到了这种巨大的需求，发现了开拓《申报》事业的又一个空间，便积极思索为这些有需要的人们开办学校，鼓励他们读书，提高文化水平和学习兴趣。他和李公朴的想法惊人一致，于是就有了史量才出资，李公朴主持开办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的大手笔，也是神来之笔。
▲《申报》于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创办，是旧中国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
1933年 12月，史量才为李公朴所作《本馆（申报流通图书馆）一周年纪念册》作序，对创办文化教育事业所抱宗旨进行较为深刻的阐述，他说：
且必使好学深思之士，聚于斗室之中势所不可能，则又俾读者假（即借）之而归，流通之名所由昉也……逆臆他年，馆藏日富，读者日多，由此而学人辈出，声施灿烂，以与申报殊途同源。一则以史事为经，一则以学艺为纬，俾合力于文化，庶民智因而日进，民德因而日立，以抵于国家富强之域，则量才所以企伫而颂祷之者，宁有涯耶！
三、相知相助、相敬相佩之交谊
1934年 11月 13日，史量才于杭州返回上海途中，遭国民党特务刺杀身亡，时年 54岁。消息传来，社会一片哗然。 11月 27日，十日缉凶破案令限期已满，但仍未缉凶破案。
为寄托哀思和悲痛，社会各界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追悼会，敦促政府继续尽快缉凶破案。女子蚕业学校的学生、无锡薛李毓珍发来的唁函说：“阅报惊悉量师噩耗，伤悼莫名，天厄吾师，梁木其坏，衷心菀结，故不特为一家一乡悲也，然丰功伟德，自存党国，玉树临难，终获神助，箕裘有人，当可自慰。”可见，女子蚕业学校的学生对校长史量才的感激之情，盛赞女子蚕业学校的开办不只是一家一乡之事，史量才的遇难也不只是一家一乡的悲凄之事，而是“丰功伟德，自存党国”，影响遍及国内各地。受惠于申报流通图书馆的读者也对史量才的遇难万分悲痛，评价说，流通图书馆不仅是史量才“心血的结晶”，也是他“从事于社会教育最后的一桩事业”。
1934年 12月 11日，因骑马摔折臂膀的李公朴作为主席组织召开《申报》附属文化团体追悼史量才大会。流通图书馆、业余补习学校、妇女补习学校三团体在宁波同乡会举行大会，到会者 1000余人。
李公朴在主持大会时说：“我们今天来追悼史先生，应当如何集中我们的意志，来继承史先生的遗意，把文化事业发扬光大起来。”
李公朴在 1934年申报流通图书馆第二年工作报告《纪念创办人史量才先生》一文中，对于史量才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功绩进行了高度概括和评价：“史先生为国家为人类做事情，创办流通图书馆补习学校等等文化事业，处处为我们青年利益国家前途设想……史先生绝不是想利用它在他个人方面得到什么利益，他完全是为了社会大众的福利着想”，“根据这种标准去做，很可以养成一个高贵的人格。”
史量才遇害之后，李公朴勉力维持，继续开办一馆二校，将两人共同的志趣和理想继续推向前进。 1935年 11月 13日，为纪念史量才遇难一周年，李公朴将一馆两校分别改名为量才流通图书馆、量才业余补习学校、量才妇女业余补习学校，并使业余补习学校发展到八所。李公朴以踏实的接续工作告慰史量才的英灵。
李、史两位历史名人的交谊核心就是相知相助，相敬相佩。
首先，单从流通图书馆的创办可以看出，史量才在总体上提出了其文化教育思想，而李公朴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完善，并着手实际操作。“一馆两校”正是史量才和李公朴开办文化教育思想的具体实践和丰富延伸。
其次，李公朴和史量才相互尊重和钦佩。两人初见，史量才便随口背诵李公朴《潼西道上》的重要内容，便表达了对李公朴才华的钦佩。此后，史量才非常放心地将《申报》文化教育事业交予李公朴，给予足够的经费支持，不加任何掣肘。李公朴也是在随后开办社会文化教育过程中，日益增加了对史量才的感佩与尊重。在史量才遇难之后，李公朴不吝笔墨盛赞他创办文化教育事业，是为青年利益、为国家前途利益着想的有着高贵人格的人。
显然，他们二人的交往模式超出一般意义上的上下级和聘用关系，用惺惺相惜的英雄之交来形容更为妥帖。两位志存高远的志士仁人在时代风云的感召和呼唤下，尽管合作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这当中所产生的成果，在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史上均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对后世人们的交往也树立了一个值得仰视的标杆。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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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刘 丹 刘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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