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8月，已经停止工作10年之久的黄火青，接到通知，任命他为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看了通知，他却没有上任，认为这份任命带有“歧视”。
黄火青是党内的老资格，战争年代与和平时长期在地方工作。解放后，先后主政天津、辽宁，成为一名封疆大吏。
1965年，他因胃疾到北京治疗，做了一场手术。术后才知道自己得了胃癌，医生建议他休养2年。此后，他虽然还继续担任辽宁省第一书记，可已经不负责具体工作，省里的工作由东北书记宋任穷与第二书记黄东欧负责。
在北京休养三个月后，回到沈阳休养。可很多下面干部依然找他谈工作。他觉得不妥，因为自己现在是挂职，工作请示需要找宋、黄。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离开沈阳到其他地方休养。
没想到，此后大运动爆发，事态的发展也是他无法预料的。当《我的一张大字报》传达不久，一个会计贴出大字报，说他在宾馆大吃大喝，费用让公家报销。
1967年一月，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央打算把各省一把手接到北京保护起来，黄火青对事情打仗估计不足，打算在农村转转就行，等这阵风头过去。没成想回到沈阳，造反派得知把他抓到农学院监护起来。
如果不是求助宋任穷，他此后的人生很难预料。
因为做完手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静养，被监护起来身体上受到折磨，甚至会危及生命。为避免危险发生，写信给宋任穷。当时，他的处境也不是很好，不过还是给中央通话后得到允许。
去之前，先接受批判，批了就可以走了。
可是去北京时，辽宁派一个人同他一起前往，其实就是监护他。他走到哪，监视的人也跟到哪里。到了北京中组部安排的招待所，看到不少高级干部，如江渭清、廖志高、江华、张华平、谭启龙等等，按照省委书记规格，一人一屋，他就在北京住下了，在1969年之前时没有受到冲击的。
1969年，所谓一号命令，在京的老干部纷纷被疏散到全国各地，黄火青被安置到辽宁小市监护起来。在这里生活上自由一些，每月60元生活费，闲来无事可以种种菜，种种粮食。在这里居住三、四年时间。
1975年，他以检查身为为由，回到沈阳住下。实际没有工作十年了，上级领导曾过问过他的情况，没有问题应该让其出来工作。可他口中辽宁最大走资派的帽子，就是不肯“解放”他。
同年，因多次对他批斗，使得身体越来越差。当时中央正把一批高级干部集中到北京，他也要去来京。辽宁省革委或许迫于某种压力，通知他为省革委会副主任。
与他一起被任命的还有好几个，看到人家都是写得中央“任命”，自己写得“同意”。这显然是“歧视”。如果解读出来，就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面对如此通知，出现两种形式，他有点倔强，没有去上任，有人说他上，不应该计较那么多。
当然，拒绝的后果就是推迟3年工作，等于说他在京赋闲三年，直到1978年才被重新任命职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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